商君書
更法第一
題記：此篇記載了秦國實行變法之前革新派與守舊派圍繞該不該變法，為什麼要變法的問題展開的爭論。
原文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
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
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
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
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驁於民。
語曰：「愚者暗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
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
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
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
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孝公曰：「善！」
甘龍曰：「不然。
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
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一習一 而民安。
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孰察之。」
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
夫常人安於故一習一 ，學者溺於所聞。
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
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
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製法之人不足與論變。
君無疑矣。」
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
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
君其圖之！」
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
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
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
湯、武之王也，不脩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
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
君無疑矣。」
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多辯。
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
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
於是遂出墾草令。
譯文
秦孝公同大臣研討強國大計,公孫鞅、甘龍、杜摯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們分析社會形勢的變化，探討整頓法制的根本原則，尋求統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說："接替先君位置做國君後不能忘記國家，這是國君應當奉行的原則。
實施變法務必顯示出國君的權威，這是做臣子的行動原則。
現在我想要通過變更法度來治理國家，改變禮制用來教化百姓，卻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議我。
"
公孫鞅說："我聽過這樣一句話：行動遲疑一定不會有什麼成就，辦事猶豫不決就不會有功效。
國君應當盡快下定變法的決心，不要顧用天下人怎麼議論您。
何況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來就會被世俗社會所非議，獨一無二見識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
俗語說：'愚笨的人在辦成事情之後還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對那些還沒有顯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預測到。
'百姓，不可以同他們討論開始創新，卻能夠同他們一起歡慶事業的成功。
郭偃的法書上說：'講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見。
成就大事業的人不去同民眾商量。
'法度，是用來愛護百姓的。
禮制，是為了方便辦事的。
所以聖明的人治理國家，如果能夠使國家富強，就不必去沿用舊有的法度。
如果能夠是百姓得到益處，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禮制。
"
孝公說："好！"
甘龍說："不對，臣也聽說這樣一句話：'聖明的人不去改變百姓的舊一習一 俗來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變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
'順應百姓舊有的一習一 俗來實施教化的，不用費什麼辛苦就能成就功業；根據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的人，官吏熟悉禮法，百姓也安樂。
現在如果改變法度，不遵循秦國舊有的法制，要更改禮制教化百姓，臣擔心天下人要非議國君了。
希望國君認真考慮這樣的事。
"
公孫鞅說："您所說的這些話，正是社會上俗人說的話。
平庸的人守舊的一習一 俗，讀死書的人局限在他們聽說過的事情上。
這兩種人，只能用來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卻不能同他們在舊有法度之外討論變革法制的事。
夏、商、周這三個朝代禮制不相同卻都能稱王於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卻能先後稱霸諸侯。
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創製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約束。
賢能的人變革禮制，而沒有才能的只能受禮制的束縛。
受舊的禮制制約的人，不能夠同他商討國家大事。
被舊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討論變法。
國君不要遲疑不定了。
"
杜摯說："臣聽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沒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變法度，如果沒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換使用工具。
臣聽說傚法古代法制沒有什麼過錯，遵循舊的禮制不會有偏差。
國君應該對這件事仔細思考。
"
公孫鞅說："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應該去傚法哪個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襲，又有什麼禮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農教化不施行誅殺，黃帝、堯、舜雖然實行誅殺但卻不過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時代，他們各自順應時勢而建立法度，根據國家的具體情況制定禮制，禮制和法度都要根據時勢來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順應當時的社會事宜，兵器、鎧甲、器具、裝備的製造都要方便使用。
所以臣說：治理國家不一定用一種方式，只要對國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傚法古代。
商湯、周武王稱王於天下，並不是因為他們遵循古代法度才興旺，殷朝和夏朝的滅亡，也不是因為他們更改舊的禮制才覆亡的。
既然如此，違反舊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應當遭責難；遵循舊的禮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
國君對變法的事就不要遲疑了。
"
孝公說："好。
我聽說從偏僻小巷走出來的人愛少見多怪，學識淺陋的人多喜歡詭辯，愚昧的人所譏笑的事，正是聰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
狂妄的人高興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擔憂的。
那些拘泥於世俗偏見的議論言詞，我不再因它們而疑惑了。
"
於是，孝公頒布了關於開墾荒地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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