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第十八章 南北美洲和英國自治領(下): 殖民地時期經濟領域的歐化同政治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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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第十八章 南北美洲和英國自治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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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南北美洲和英國自治領(下)

三、經濟上的歐化

殖民地時期經濟領域的歐化同政治領域的歐化一樣十分普遍。

就歐洲諸列強來說,起初他們的經濟目的和方法基本相同。

它們都信奉使殖民地經濟從屬於母國經濟的重商主義原則。

下面這一命令是1763年倫敦下達給魁北克總督默裡的,它與其他無數個由巴黎、馬德里或里斯本發出的有關這一問題的命令沒有任何差別:

……我們的明確的願望和意志是:你們不得以任何借口、不得以使我們最不愉快的痛苦,對任何一個或幾個建立任何製造業和從事任何貿易的法律表示贊同,這類法律對這個王國是有害的、不利的;你們必須盡最大的努力來阻止、反對和限制任何可能建立上述製造業或確立上述貿易的企圖。

盡避有這一共同的重商主義背景,歐洲各殖民地不久便發展了獨特的經濟;這些經濟不僅不同於歐洲的經濟,而且它們彼此間也互不相同。

我們將看到這種多樣一性一起因於幾大因素,其中包括諸母國經濟發展的不同和諸殖民地自然資源及人力資源的不同。

拉丁美洲如第六章第八節所述,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既決定於可得到大量的金銀和土著勞力這一點(金銀和土著勞力是英屬美洲和法屬美洲所缺乏的),又決定於以非洲奴隸勞力為基礎的單一經營的種植園的發展,還決定於伊比利亞諸國的經濟落後(這種落後還傳給了它們的殖民地)。

最終結果是,拉丁美洲從未取得格蘭德河以北地區所特有的平衡的經濟發展,相反,卻長期從屬於西北歐,後來又從屬於美國。

十三個殖民地和新法蘭西十三個殖民地和新法蘭西的經濟史與拉丁美洲的經濟史根本不同,因為那裡缺乏土著勞力資源和貴金屬。

這種情況迫使英國和法國移民自己勞動,根據可得到的自然資源來發展某種可行的經濟。

巴黎和倫敦政一府從一開始起就都試圖以傳統的方式影響其殖民地經濟的發展。

在聖勞倫斯河兩岸,法國人建立了以法國封建制度為模一式的莊園制。

居民必須以金錢和勞動的形式向其莊園主納稅。

同樣,在十三個殖民地,英國試圖強行建立各種僵硬的經濟制度。

弗吉尼亞和馬薩諸塞設立了與現代股份有限公司相似的公司,資金由股東們籌集,公司向股東們保證將按他們的投資額分紅。

弗吉尼亞公司著手建立一種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到弗吉尼亞來的人沒有一個人私下擁有土地,每個人都為公司工作。

生產出來的產品全都存放在一個公共倉庫裡,人們只能從公司的這個倉庫裡領取所需要的東西。

這些規定和限制在法屬和英屬殖民地證明是行不通的,因為在法屬和英屬殖民地有大量的土地可為不滿的移民所依靠。

這些殖民地不可能像拉丁美洲那樣,依靠母國提一供封建的"監護徵賦制"這種獎品,因為要實行"監護徵賦制",就必須能得到大量的土著勞力。

居民的確要向莊園主納稅,但這些稅比法國通常的賦稅較得多。

教會力圖徵收居民所獲產品的十三分之一作為什一稅,但一也只能徵收到其中的一半。

當局為防止青年人逃走、為防止他們成為非法的一毛一皮販子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在荒地的誘一惑和有利可圖的一毛一皮貿易面前失敗了。

因此,新法蘭西以自己的方式發展,大多數人經營自給自足的農業,少數人從事一毛一皮貿易;一毛一皮是唯一重要的出口商品。

同樣,在十三個殖民地,諸公司不能長期控制它們的移民。

弗吉尼亞一位總督報告說,當他到達這裡時,他發現人們"正在街上疾走,忙於日常活動"。

在土地比勞力充裕這一事實的激勵下,英國殖民者制定出自己的經濟制度和做法。

由於地理環境決定了農業這一型式和農業的成功,大多數人必須致力於農業。

在氣候溫和、土地肥沃的南部殖民地,移民們發現這裡最好的作物是煙草、稻米和靛藍。

在中部殖民地——賓西法尼亞、新澤西、特拉華——穀類作物生長得很好,因此這個地區很快成為諸殖民地的麵包籃。

新英格蘭大部分地區也曾轉向農業,但漫長的冬季和多岩石的土地是一個巨大的障礙。

因此,他們只得從事其他職業,主要是漁業、航運業和製造業。

於是,我們看到,十三個殖民地的經濟比拉丁美洲的經濟遠為多樣化,而且更有生氣,因為那裡的土著勞工被抑制在僅能勉強生存的水平上,並沒有成為當地經濟的基礎。

在十三個殖民地,航行七大洋的快速大帆船、沿河兩岸的一系列工廠以及靠槍和斧頭在荒原上建立家園、並把新拓居地的界線不斷向西推進的邊疆開發者代替了用同樣的工具和技術世世代代做苦工的印第安農奴和非洲奴隸。

革命時期十三個殖民地正因為十三個殖民地的經濟如此生氣勃勃,它才同母國發生了糾紛,使英國難以控制十三個殖民地的經濟、難以使其從屬於英國自身的經濟利益。

新英格蘭的製造業和航運業就同重商主義的法規如《航海法》相牴觸;1763年取消法屬殖民地之後,英國政一府開始對違背其法令的行為採取嚴厲措施。

為了避免同印第安人發生糾紛,他們禁止移民超過阿巴拉契亞山脈進入俄亥俄河流域。

殖民者一再大聲抗議這些限制,最後,他們訴諸武力。

美國獨立戰爭不僅是一場爭取政治獨立的鬥爭,而且是一場爭取經濟獨立的鬥爭。

為了既滿足以前由英國人提一供各種物資的市民的需要又滿足美國軍隊的需要,戰爭本身就致使殖民地製造業大大發展。

美國的航運業在獨立戰爭期間擴大了,並轉變成一支臨時的海軍;在贏得獨立之後,它繼續以擴大了的形式發展。

美國船長們在和平條約簽訂才幾年時就開始了同加利福尼亞和中國的極為有利可圖的貿易。

獨立戰爭對仍為絕大多數人所從事的農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州法令這時廢除了陳腐的土地所有權制度;這類制度體現在為使土地貴族永久存在而制定的長子繼承權和限定繼承權的法律中。

大地產,尤其是在南方,都分給了農民;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的土地則作為居留地向邊疆居民開放。

生氣勃勃的美國經濟以這些不同的方式迅速地向整個大一陸和海外擴展。

拉丁美洲經濟上的不滿除了促成英國殖民地的革命外,還促成西班牙殖民地的革命。

在出生於殖民地的西班牙人(克裡奧爾人)和出生於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半島居民)之間存在著衝突;後者在政一府職務的任命和得到某些職業的權利方面受到優待。

因此,希望結束這種不平等待遇的克裡奧爾人在許多殖民地發起並領導了革命運動。

對促進革命同樣重要的是限制殖民地與母國的貿易的西班牙重商主義法規。

這種法規尤其令人難以忍受,因為西班牙既不能吸收殖民地生產的新原料,又不能像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那樣向殖民地提一供所需的價廉物美的製成品。

因此,大規模的非法貿易發展起來了,尤其是在西班牙陷入同拿破侖法國的拚死鬥爭中、不能同其殖民地保持正常的經濟關係的那幾年裡。

戰爭結束後,西班牙企圖將其貿易限制再強加給它的殖民地,但殖民者終於拿起武器進行反抗。

他們得到了英國人的支持和援助,因為如人已同西屬美洲建立起有利可圖的貿易關係。

下面這一充滿熱情的呼籲是阿根廷牧場主的代言人在1809年時發出的,它反映了拉丁美洲革命背後的經濟動機:

因為倒霉的西班牙諸省不再能消費我們農業勞動者生產的農產品,它們就應該白白一浪一費,這合理嗎?因為西班牙海軍太無能,不能將這個國家豐富的產品運出去,它們就應該爛在我們的倉庫裡,這合理嗎?……當一個友好、慷慨的國家的國民出現在我們的港口,並向我們廉價提一供我們所需要的、西班牙所提一供不了的商品時,我們就應拒絕這個建議,從而將他們的良好意願轉變成通過非法貿易使自己統治這個國家所有進口貨物的少數幾個歐洲商人的專門利益,這合理嗎?

獨立在拉丁美洲並沒有像在美國那樣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這主要是因為拉丁美洲的經濟仍由礦山、種植場和種植園所控制;礦山、種植場和種植園是由過著僅能餬口的生活的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隸提一供勞動的。

自一由貿易的確給沿海地區帶來了更大的經濟活力,但這對靜止不變的內地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由於缺乏資本、缺乏技術、缺乏健全的社會經濟結構,獨立的拉丁美洲在世界經濟中仍處於停滯的狀態。

英屬殖民地經濟上的不滿促成了1837年加拿大大起義的爆發;促成起義的一個明顯因素是人民大眾對女王保留地和教士保留地的憤慨,因為這兩者各佔去該殖民地全部土地的七分之一。

留出這大片大片土地的目的是為了支付政一府和已確立的英國國教的費用。

人們對此極為不滿,因為它們阻礙了殖民地的發展,因為只有少數人依附擁有基金的教會。

此外,一個稱為"閥閱世家"的擁有特權的小集一團一在加拿大享有半島居民在拉丁美洲所享有的那種官方優待。

而且,加拿大諸省不像邊界那邊的美國各州那麼繁榮,許多人認為英國的統治應對這種經濟上的差別負責。

起義領袖威廉·羅耀·麥肯齊提出的以下這一指責使這一點變得十分明顯:

例如,假定密西西比河曾是上加拿大的西部邊界,那麼,密執安州、印第安納州、伊利諾斯州或威斯康星州現今會是什麼樣的呢?是否會有幾十萬居民已在短短幾年內、在西部諸州人民所特有的勤奮、熱心公益的一精一神和冒險心的驅使下密集到那裡?或者,迄今為止已使希望破滅、已阻礙我們這個管理不當的殖民地發展的那種可惡的障礙是否會已阻止這幾個州的發展,使它們失去活力?

在1837年起義時達到高一潮的那種情緒就是如此。

由於這些起義證明是無效的,在以後幾年中,加拿大並沒有發生根本的改革。

相反,這個國家平穩而又有節制地發展:人口穩步增長,新地區不斷開發為居留一團一道路和溝渠相繼建成;少數工業開始滿足當地需求——鋸木廠為建築提一供木材,磨坊供一應麵粉,梳棉廠和梳一毛一廠生產紡織用的絨線,並將絨線織成布匹,乾酪廠加工農場主剩餘的牛一奶一。

不過,加拿大不具備南面那個共和國所擁有的豐富、多樣的資源,因此,經濟發展速度上的差別在1837年以後同以前一樣繼續存在。

國家時期在歐洲人所拓居的海外殖民地大多已贏得獨立的國家時期,經濟上的歐化卻進行得極為徹底、極為驚人。

歐洲在那些年間的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和擴張主義可從根本上解釋這種自相矛盾的情況。

如前所述,這一時期是大批移民從歐洲向外遷移的時期,這種遷移不僅意味著種族上的歐化,而且意味著歐洲和海外殖民地之間更牢固的經濟關係。

科學技術的進步使歐洲能夠提一供鐵路、輪船、機槍和農業機械,而這些東西是征服和有效地開發一塊塊遼闊的大一陸所必不可少的。

歐洲除了輸出為那些耗資巨大的活動提一供資金所必需的資本外,還為來自海外的源源不絕的糧食和工業原料提一供了市場。

所有這些發展都意味著歐洲對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是對歐洲移民所移居的那些地區的空前的經濟影響。

美國美國的經濟在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之間以飛快的速度發展。

1816年採取保護關稅之後的工業尤其如此。

在紡織工業中,紗錠的數目從1810年的87000個增加到1820年的25萬個,至1860年又上升到1200多萬個,鋼鐵工業從東部沿海地區向西擴展,1860年到達蘇必利爾湖。

與此同時,道路得到改進,溝渠、鐵路得到修建。

1830年時,鐵路還不存在,到1860年時,鐵路哩數已上升到30000多哩。

不過,在南北戰爭以後的幾十年中,美國經歷了最驚人的經濟發展。

南北戰爭本身就促進了工業的大規模擴展;戰爭結束後,由於西部的開放和橫貫大一陸的鐵路的建成,這一擴展仍在繼續。

大量的糧食和各種原料通過鐵路和輪船運到美國東部和歐洲西部那些正在迅速發展的城市中心。

同時,數以百萬計的移民為美國實業家和農場主提一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進一步擴大了國內市場。

最終結果是美國經濟在19世紀後半葉以當時所不能比擬的速度突飛猛進:1860年,美國在世界工業國家中排在第四位,而到1894年時卻躍居首位。

1860年至1900年間,工業企業的數目增加了三倍,工業僱傭勞動者的人數增加了四倍,工業製成品的價值增長了七倍,工業投資的總額增長了九倍。

189O年,工業製成品的價值與農產品的價值相等,到1900年時,它卻比農產品價值多一倍。

1860年,工業基本上仍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而到1900年時,它卻擴展到大湖地區,而且還擴展到南部和西部的許多地區。

拉丁美洲如前所述,在拉丁美洲贏得獨立之後的幾十年中,其經濟仍很蕭條;然而,19世紀中葉以後,經濟開始快速發展。

在建造鐵路、輪船、冷藏船以及提一供如此裝備所必需的資本方面,歐洲所起的作幾大很量要的,同樣,歐洲對食品(如:穀物、肉、咖啡、糖及可可)和工業品(如:礦物、木材、羊一毛一及皮革)的不斷增長的需要也很重要。

表4中有關英國同阿根廷的貿易以及英國在阿根廷的投資的統計數字可說明這一點。

表4英-阿貿易及投資(單位:千鎊)

年份 英國從阿根廷的進口 英國對阿根廷的出口 英國在阿根廷的資本

1857 1574 1287 2605

1865 1014 1951 5975

1874 1271 8128 23060

1885 1879 4660 45602

1900 13080 7143 189040

1911 28933 19120 291110

對拉丁美洲其他國家如出產硝石和銅的智利、出產金和銀的墨西哥、出產咖啡和橡膠的巴西和出產錫的玻琍維亞,可提出類似的統計數字。

因此,拉丁美洲已進入世界經濟之中,而這是它以前從未有過的。

另一方面,這一經濟發展在許多方面是片面的、不健康的。

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只在一、兩種商品方面發展迅速,而其他經濟仍停滯不前。

基於土地所有權和勞資關係的半封建的大莊園制度實際上仍未改變,因此,大部分人繼續當散工過著僅能餬口的生活。

外國經濟滲透並控制了大多數有利可圖的企業,不論是飲路、公用事業還是礦山資產。

這種經濟發展的好處並不像在美國那樣廣泛傳播,而最為外國和本國的少數地主、商人和特權者所獲得,引起了一直持續到今天的社會衝突和政治動盪。

英國自治領同拉丁美洲一樣,英國自治領的經濟發展速度也落後於美國。

這倒不是因為半封建的社會制度,而是因為自然資源不如美國。

例如,加拿大確實擁有豐富的資源,但直到20世紀中葉,當航空運輸使這些資源能接近時,當美國較易得到的資源已耗盡時,它們才得到有益的利用。

而在19世紀,加拿大無法與其繁榮的鄰國競爭。

貧瘠的勞倫琴高原是殖民地發展難以逾越的障礙。

加拿大沒有與土地肥沃的中西部地區、盛產棉花的南部地區和工業發達的東部地區極相似的地區;而這三個地區各自都能補充和促進其他地區的發展。

相反,加拿大移居者所面對的是西邊1,50O哩的青苔沼澤地和北邊的北極荒地,這使他們除了穿過邊界進入美國各州外別無他法;他們成群結隊地擁進了美國。

美國的吸引力非常之大,以致在1881-1891年的十年中,有100多萬加拿大人穿過邊界進入了美國,盡避當時加拿大的總人口還不到500萬。

據估計,50年前在加拿大結婚的年輕人,其後代今天有一半生活在美國。

英國其他自治領具備的天賦有利條件甚至比加拿大更少。

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均位於南半城它們都遠離西歐人口眾多的工業中心。

佩思離倫敦9,50O哩,開普敦離倫敦6,500哩,而紐約離利物浦只有3,000哩,因而形成了巨大的差別。

另外,這三個自治領的資源都不如美國那麼豐富、多樣。

連澳大利亞都如此,它的版土同阿拉斯加除外的美國一樣大。

然而,澳大利亞大部分為乾旱地區,它的河流幾乎不適用於灌溉,而且它缺乏森林、石油礦一床一和賤金屬。

這些欠缺都是相對於得天獨厚的美國而言的,其實,英國自治領仍擁有可供經濟充分發展的豐富資源。

在加拿大,1885年建成了第一條橫穿大一陸的鐵路,1915年又敷設了兩條鐵路。

這些鐵路同大批移民一起加快了阿爾伯達、薩斯喀徹溫和馬尼托巴這三個草原省份的拓居。

1906年至1911年間,這些省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

工業也得到了相當大的發展,尤其是在1878年採取保護貿易主義的"國策"之後。

在澳大利亞,牧羊業長期以來一直是經濟的主要支柱。

羊的數目從1820年的2O萬頭猛增到1860年的2000萬頭,到1890年增至1億頭。

這個國家依靠牧羊業就像美國南部依靠棉花一樣。

生產的逐步多樣化包括昆士蘭的甘蔗種植和更為重要的金礦開採(19世紀50年代出現了巨大的淘金熱)。

在1851年到1860年的十年中,澳大利亞生產的黃金占世界黃金產量的39%(而美國占41%);而且,這個國家的人口也從1841年的431000人猛增到1860年的114萬人(而美國1860年的人口是3140萬人)。

新西蘭同澳大利亞一樣,發展了一種依靠歐洲市場的經濟。

這種經濟主要集中在牧羊業和一奶一品製造業方面,它出口的多為羊一毛一、牛肉、乾酪和黃油。

南非的經濟則以1870年在金伯利開始開來的金剛石礦和1886年在威斯沃特斯發現的采金地為基礎。

另外,到1914年時,煙、糖、茶葉和其他熱帶產品也有少量出口。

結論至1914年為止的國家時期是南北美洲和英國自治領的經濟迅速發展的時期,但我們不應忘記,這是經濟上歐化的結果。

正是歐洲,在很大程度上提一供了人力、資本、技術和市場。

歐洲對獨立國家的貢獻同對仍與母國保持關係的自治領的貢獻一樣大。

英國的資產階級為建造加拿大的橫穿大一陸的鐵路和發展南非的礦業提一供資金,這也許是不難理解的。

但是,在沒插英國國旗的國家,英國的資本和商業也同樣非常活躍。

例如,十三個殖民地在贏得獨立之後,同英國的貿易不是下降,而是急劇上升。

1765年是獨立戰爭爆發前正常貿易的最後一年,在這一年,英國向十三個殖民地出口的貨物價值為1944114英鎊。

1784年是戰後恢復正常的第一年,在這一年,英國向十三個殖民地出口的貨物價值為3679467英鎊。

1820年至1830年間,占美國總出口的36%的商品是運往英國,占美國總進口的43%的商品是來自英國。

19世紀期間,尤其是在敷設鐵路時,歐洲的資本——主要是英國、荷蘭和德國的資本——源源不斷地湧一入美國。

到1914年時,外國總投資額不少於72億美元。

在較不發達的拉丁美洲各國,歐洲的投資對民族經濟的控制程度比在美國要大得多。

四、文化上的歐化

拉丁美洲隨著種族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歐化而來的必然是文化上的歐化;仍留在英聯邦內的地區是如此,許多贏得獨立的地區幾乎也同樣如此。

在拉丁美洲,除葡萄牙人的巴西外,主要的文化形式是西班牙式;這種形式的明顯標誌是絕大多數人說西班牙語,而且他們信奉羅馬伕主教。

人們看到,它還表現在建築式樣方面,如房屋帶有庭院或院子、窗戶裝有鐵條和房屋的正面朝向人行道等。

城鎮規劃以中心廣場而不是以主要街道為基礎同樣說明了這一點。

許多服裝也是西班牙式的,其中包括男人用的寬役氈帽或草帽、婦女用的棉布遮頭物——薄頭紗、頭巾或裝飾用的一毛一巾等。

在家庭結構方面也倣傚了男子支配和嚴密監督姑一娘一——包括陪伴時期在內——的典型的西班牙形式,這是一種認為體力勞動對有身份的人是不體面、不合適的傾向。

雖然拉丁美洲的文化基本上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文化,但印第安人的影響仍然很大、很普遍,尤其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西北部地區,因為那些地區的印第安人在總人口中占很大比例。

這一影響(見第九章第五節)在烹任、服裝、建築材料和宗教習俗方面至今仍能覺察出來。

拉丁美洲由於運進了數以百萬計的、在種植園裡從事勞動的奴隸,因此,它的文化還含有相當大的非洲成分。

這種非洲的影響在大多數奴隸居住的加勒比海地區最為強烈,不過,有關這種影響的種種例子,尤其是音樂方面的例子,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區也能看到;在這裡,黑人貢獻了傳統的鼓樂。

美國美國的文化較之拉丁美洲的文化更少受到土著印第安人的影響,主要原因是美國的印第安人人數較少,也較落後。

然而,印第安人的影響也不可全然忽視:25個州是以印第安語命名的;英語中現在至少有300個印第安語詞彙;印第安人的許多發明,包括鹿皮靴、獨木舟、平底雪橇和雪鞋,都得到了普遍的利用。

同樣,美國同加勒比海地區的某些拉美國家相比也較少受到非洲文化的影響。

但這一影響在美國還是相當大的;黑人占美國總人口的10%,而印第安人僅佔0.5%。

黑人的影響主要在民間文化方面。

其一是民間故事,如《雷默斯大叔史詩集》中那些被喬爾·錢德勒·哈里斯通俗化了的故事;其二是民間音樂,包括所謂的聖歌和世俗歌曲,如勞動號子、囚歌、鐵路界和輪船界的歌曲、"弗蘭克與約翰尼"及"約翰·亨利"這樣的敘事曲和世界著名的爵士樂等。

盡避美國文化含有這些印第安文化和非洲文化的成分,它主要還是起源於歐洲,不過,它的歐洲特一性一在其移植和適應的過程中已發生了劇烈的變化。

自殖民時代以來,許多歐洲旅行者都注意到了這一點。

法國人讓·克雷夫科爾於1782年提出的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那麼,美國人,這種嶄新的人,是什麼樣的呢?"這是一個基本的問題,涉及到美國人的民族特一性一,從克雷夭科爾時代到今天,許多人曾試圖回答這個問題。

從大量相互矛盾的回答中,確現出了"這種嶄新的人"的明確形象。

生活在一個必須不斷地勞動,以便首先建立殖民地,然後征服整個大一陸的國度裡,這種人自然會認為勤勞光榮、懶惰可恥。

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就表達了這種民族感情,他說:"我覺得那些不勞動的傢伙很可憐——無論他們處於社會階梯的哪一端。

"英國的《名人錄》列舉了名人的種種嗜好,而美國的《名人錄》卻沒有;這一事實也是頗說明問題的。

美國人相信社會平等,與此密切相關的是,他們還相信社會的可變動一性一。

他們認為自己同其他人一樣好,堅決主張所有的人都應通過才能和努力,而不是靠階級出身來自一由地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

反映了美國人的農場和邊疆背景的是,美國人是積習很深的修補匠,經常從事小裝置的發明,以加快其所須完成的工作的速度。

19世紀中葉一位觀察家評論說:"除美國人外,有誰發明過擠一奶一機、攪蛋機或擦皮靴、磨刀、削蘋果和能做一百件事情的機器?而這些事情自遠古以來其他人一直是用十個指頭做的。

"

在論及自己的未來時,這種"嶄新的人"是樂觀主義者:他們堅定不移地相信事物進程的必然一性一。

那位注意到了美國人在機械上的獨創一性一的觀察家還寫道:"美國人十分自信,認為只要能找到對症的藥物,任何弊病都可醫治;他們看不出為什麼他們不應該努力去找到醫治生活中所有弊病的種種藥物。

"這種樂觀主義常常用自我吹噓的民族之一愛一來表達。

由於生活在資源極為豐富、機會完全均等的國境裡,美國人發現,讚美未來,並彷彿它已實現似的談論未來,是件很自然的事。

邊地的幽默就是基於"大話",而民間英雄則是同保爾.班楊和佩科斯·比爾一樣的超人。

在正規的文學藝術這一更為高深奧妙的領域裡,19世紀的美國人顯然感到自己不如同時代的歐洲人——這是有非常充足的理由的。

美國人忙於制一服荒原,根本無暇假裝斯文和講究美學。

此外,清教徒的傳統認為,辛勤勞動和拯救靈魂比藝術修養價值更大。

1835年,法國旅行者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寫道:"除了星期回去做禮拜外,將一周中的每一天都花在掙錢上的人們,沒有什麼可用來招待喜劇女神。

"

遲至1820年,美國還至少有8O%的書籍是從英國引進的,到1830年時,這個數字仍高達70%。

就歐洲知識分子來說,美國文化是不存在的。

英國評論家西德尼·史密斯的態度頗有代表一性一,他於1820年反問道:"在全球各地,有誰讀過一本美國的書,看過一場美國的戲,見過一幅美國的畫或一尊美國的塑像呢?"這種高高在上的態度漸漸為美國人自己所容納。

亨利·亞當斯寫道:"縱觀一生,人們已看到,美國人在文學上總是向歐洲人屈膝。

"

因此,19世紀的美國人認真地努力模仿歐洲的文化。

他們前往倫敦、巴黎、維也納和羅馬求學,建造希臘式聖堂作為公共建築物和教堂,引進歐洲的音樂家和歌唱家,幫助建立歌劇院和管絃樂一團一。

有些富豪巨頭派代理人到歐洲去購買"18世紀前歐洲大畫家的作品"。

有些人甚至購買城堡,將城堡的石頭一塊一塊拆下來,然後在美國重新建造起來。

正如預期的那樣,這些努力並沒有給歐洲大多數知識分子留下深刻印象;他們仍輕視美國人,認為美國人是一個"正在衰弱、被人唾棄、一愛一猜測、善算計、好打賭、喜毆打奴隸、一愛一淺斟慢飲的民族"。

將近19世紀末時,這種態度開始有一些明顯的轉變。

"隨著歐洲一切的衰弱,隨著封建文化最後一點殘餘的消失",瓦爾特·惠特曼和馬克·吐溫,尤其是馬克·吐溫,成為地地道道的美國作家,他們的風格"既是當地的、西方的,又是北美大一陸的"。

1888年,詹姆斯,布賴斯的頗具鑒別力的名著《美利堅共和國》的出版也具有重大意義。

隨著19世紀的結束,歐洲知識分子越來越注意到一群日益顯赫的美國明星:約翰·杜威、威廉·詹姆斯、奧利佛·溫德爾,霍姆斯、索爾斯坦·凡勃論和威廉·迪安·霍威爾斯。

然而,歐洲的監護仍難以動搖。

19世紀末,亨利·卡博特·洛奇仍能這樣寫道:"美國人開始文字生涯的第一步就是要自封是一個英國人,以便得到認可,並不是得到英國人的認可,而是得到本國人的認可。

"

英國自治領歐洲文化對英國自治領的影響比對美國或拉丁美洲的影響更大。

一個原因是保持了帝國的一團一結,從而引起了自治領與母國之間更大程度上的相互影響。

另外,除南非外,原籍歐洲的居民在自治領所佔的比例比在有著很多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美國和拉丁美洲所佔的比例大得多。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各自治領發展了相同的文化;獨特的地方環境產生了獨特的文化。

例如,加拿大文化的發展決定於兩個壓倒一切的因素:占總人口三分之一的法商加拿大人集一團一和地理上與美國的接近。

由於這一龐大的法商加拿大人少數派的存在,加拿大使用兩種官方語言;從鑄幣、紙幣、政一府公告以及由國家分配的商品的刻印文字上可瞭解到這一情況。

更重要的是法商加拿大人的觀點和民族作用。

從十分現實的意義上說,他們是一個沒有母國的民族。

1763年法國放棄加拿大之後,他們在其最強大的天主教會的教導下背棄共和主義的、非宗教的法國,並對他們認為是一操一英語的加拿大人和美國人的商業主義和唯物主義的東西加以蔑視。

因而,他們的主要願望是不受干涉,在新教徒盎格魯撒克遜人佔優勢的大一陸上保持自己的特點。

對加拿大來說,更為重要的也許是南方大國的勢不可擋的衝擊力;這種衝擊力的影響不僅如前所述導致了加拿大人力的大批外一流,而且決定一性一地導致了加拿大人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形成。

一般的加拿大人早晨通常由美國製造的鬧鐘叫醒,然後用美國生產的牙膏和牙刷刷牙,用美國生產的刮鬍膏和剃刀刮鬍子。

他在晨報上看到的新聞有四分之一是談美國的事情。

他將駕駛美國汽車去上班;走進辦公樓中的美式電梯;整天使用大多由美國製造的辦公設備工作。

回家後,他很可能收聽、收看美國廣播或電視節目,閱讀美國小說或雜誌,也可能驅車到附近的電一影一院去看美國電一影,如此來結束這一天。

所有這一切並不意味著加拿大文化就是南方文化的直接翻版。

例如,在加拿大和美國的政治會議和政治運動的形式、廣告和推銷術、法律實施以及法庭程序之間幾乎就不存在相似之處。

不過,加拿大有位著名的記者已下結論說:"加拿大是一個聯盟,而不是一個國家。

1949年,加拿大政一府任命了"國家藝術、文學和科學發展是家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的報告包括下面這段話:

美國對加拿大人生活的影響至少可以說給人以深刻印象。

不應該有任何這樣的想法:干涉所有加拿大人接受美國影響的自一由。

文化交流本身是極好的。

它們擴大了消費者的選擇範圍,刺激了生產者的競爭。

但不能否認,如果來自一個國家的物資其數量大得不成比例,那也許會窒息而不是激發我們的創造力;而且,如果沒有任何比較標準、只是消極地接受,那還有可能削弱批判能力。

我們現在正花費數百萬元來維護一個國家的獨立,而這種獨立如果沒有生氣勃勃、頗有特色的文化生活,將只是一個空殼子。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文化發展很大程度上受其種族同一一性一的影響。

這兩個自治領既不像美國那樣有佔其人口十分之一的黑人少數民族,也不像加拿大那樣有佔其人口三分之一的法裔天主教少數民族。

盡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有相當多的非英國移民,但澳大利亞仍有90%的人、新西蘭仍有98%的人是英國血統。

因此,這兩個自治領都不同尋常地與母國保持著密切的文化關係。

新西蘭人通常認為英國是他們的"家",而新西蘭只是謀生之地。

澳大利亞人則沒有如此強烈的依戀之情,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一愛一爾蘭移民占相當大的比例。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澳大利亞軍隊在加利波利和其他地方作戰時同新西蘭人一樣勇敢。

相反,在加拿大,法商加拿大人卻製造猛烈的一騷一亂,因為他們認為,除了為保衛自己的土地外,他們沒有義務為其他任何目標而作戰。

或許值得注意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澳大利亞人和新西蘭人同加拿大人一樣都對美國文化的滲透表示擔憂。

美國的影響已擴大到南太平洋,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美國近幾年的巨額投資,同時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軍隊駐紮那裡的結果。

一位年輕的澳大利亞作家羅賓·博伊德已表達了他的許多同胞的擔憂:"澳大利亞'在文化上'正沉入太平洋,一個我們也許可稱之為'澳斯特利加'的新國家正在興起。

……澳斯特利加的主要工業是仿造美國蘇打汽水飲料上的泡沫。

它的宗教信仰是'魔法',信徒們從心理角度說是難民;他們將天堂想像成拉斯韋加斯旅館的賭一場。

"

結論我們已看到,在文化領域如同在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一樣,歐洲文明的大規模移植已經發生,不過其中有許多變更。

這種文化傳播和文化適應在語言方面表現得極為明顯。

一個英國人在訪問澳大利亞、美國或加拿大時,能容易地理解他所一操一的語言在這些國家中發生的變化;不過,以下這些情況也是真實的:在澳大利亞,他可能給諸如"aboes"(土著居民)、"sheilas"(姑一娘一)、"galahs"(嘮叨多言的人)和"dills"(笨人)之類的同弄得莫名其妙;而在加拿大和美國,他很快就會瞭解到他所說的petrol(汽油)、silencer(消音器)、boot(行李箱)和demister(除霧器)這些詞已變成gas、muffler trunk和windshield wiper。

他還會發現加拿大人不受英國人和美國人影響、仍保持自己個一性一的一些例子。

如果他要"chesterfield",在英國他將得到一件男式大衣,在美國他將得到一包香煙,而在加拿大他將得到一張墊得又厚又軟的沙發。

然而,這種種差別常常被過分誇大,而忽視了其潛在的、基本的相似點。

其實,英國人即使周遊廣為分散的使用英語的世界,也極少會遇到使他費解的詞。

法國人在魁北克、葡萄牙人在巴西、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區的情況也是如此。

在海外發現的大多數特殊的慣用法都可追溯到母國的地方方言。

西班牙人能在本國找到他在國外所遇到的大多數變化,而這種情況對英國人或法國人來說也一樣。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南北美洲和英國自治領文化上的歐化既普遍又持久。

歐洲人只須訪問紐約、墨西哥城、蒙特利爾或墨爾本,然後訪問開羅、德裡、東京或北京,就會瞭解其文化在海外傳播的真實情況及其所達到的程度。

分類: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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