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別裁
泰伯第八
薄帝王而不為
《泰伯》第八這一篇，等於是第二篇《為政》的個人學問修養的引申註解。
第八篇的題目《泰伯》，也就是這一篇裡所記載的，孔子經常標榜的聖人——吳泰伯。
泰伯是什麼人呢？我們現在說中國文化，如果嚴格地說應該是周代文化。
是周公把過去的中國文化，集其大成；而孔子是將周公集其大成的中國文化加以整理。
所以中國文化，也就是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所傳承的文化總稱。
講到中國的文化歷史，就聯想起一本有關中國歷史哲學的書，在清代是禁書，但是我們還是把它保存了下來，也許大家沒有看過——賈應一寵一（字鳧西，是明崇禎末年人）寫的《木皮散客鼓詞》，是用歌謠的體裁，以彈唱的方式來敘述我國歷史。
這本書是明末清初時期的作品，其中充滿了反清復明的民族意識，也包含一著高深的歷史哲學意味及文學境界。
講中國的歷史哲學，以朝代來計算，春秋、戰國這兩個時代，還是屬於周朝的。
周朝統治天下約八百年，漢朝約四百年，唐代約三百年，元朝八十多年。
明朝約三百多年，清朝統治也兩百多年。
說亂世，魏晉南北朝亂了兩百多年。
其中歷史最長的朝代，源遠流長的是周朝有八百年。
民間的小說上說，姜太公八十歲遇文王。
要知道周武王比姜太公只不過小幾歲，當年跟周武王統一中國的都八、九十歲了。
當時的文化，老成謀國，越老成經驗越豐富、越穩重，和今天情形大有出入。
不過這個出入不必去擔心，時代在變，歷史也在輪轉返復，將來會恢復敬老尊賢也不一定。
因為年輕人有衝勁，卻沒有高度智慧與經驗，而老年人衝勁又太小。
兩個一配合就完整了，不能偏向的。
小說上說姜太公八十遇文王，老先生還擺架子，不肯出來。
結果由文王推車，推了八百步推不動了，姜太公就說保佑他的子孫八百年天下。
這是小說寫的，但代表了一種思想。
把神話的、小說的外衣剝了以後，真的思想就出來了。
這是小說家和民間文學的一種手法。
周朝能統治天下長達八百年，真不簡單，歷史上寫他祖德深厚——所謂祖德，不是迷信，而是說他祖先開始，歷代培養歷史的根基。
要培養歷史的根基，是不容易的。
我們再看秦始皇統一天下，他也是祖宗好幾代培養下來的。
不過秦國走的路子，比不上周朝。
周代一開始就走道德的路子；秦國的祖先一開始就以法治為基礎。
周以道德為基礎，就是德治、禮治。
在教育文化這一方面，秦的法治也培養了好幾代，兩三百年以後，才有秦始皇這個結果。
周代的祖先，到周文王不是結果，到周武王統一天下才是結果。
泰伯是個什麼人呢？是周文王的大伯父，周武王的大伯公。
周文王的祖父為大王。
大王有三個兒子，大兒子為泰伯，次子名虞仲，第三子名季歷。
季歷的長子就是周文王，名姬昌。
大王當時看到殷商已經快完了，政治太糟糕了，有意革命。
照中國古代的規矩，大王一定是傳位給長子泰伯。
大王就告訴泰伯好好努力，將來可以把殷商腐敗的政治推翻。
但是泰伯依照傳統的觀念，認為殷商的政治儘管敗壞，而周終歸是殷商的諸侯，不應該去推翻它。
對於他父親大王這個思想，在家族中為孝道，不能不聽父親的話；為天下的公道，則礙難聽父親的話；處於兩難之間。
泰伯於思想、見解、學問、道德，沒有不好的地方，卻難於接受大王的想法。
大王看到第三個兒子季歷的長子——就是周文王，認為他將來會有辦法，將來可以統一中國。
所以大王認為，泰伯既然這樣清高——他當然不能說大兒子不對，泰伯是對的，他也欣賞大兒子——只好將位子傳給三子季歷。
古代宗法社會，有長兄在，傳位給小兒子是不可以的。
泰伯處在這種左右為難的狀況中，知道了父親的意思以後，於是自己逃掉了，不願當帝王。
所以後來大王傳位給季歷，季歷死了傳給周文王。
一代一代都是道德的政治。
後來周文王受冤枉坐牢，他並沒有起來革命。
到了武王的時候，才和姜太公起來革命，推翻殷商。
這樣幾代下來，數百年間，周朝的德政已深入人心。
我們古代就講立德立功，後來佛教引用，稱為功德，是功與德聯合起來用。
一個道德行為，使全國的人都受到恩惠——政治上的恩惠、公的恩惠、私的恩惠，加上對社會的功勞，合起來為功德。
周朝就做到了這一步。
但是泰伯歸隱了，逃到南方，就是後來的江蘇。
在古代，這些地方都是蠻荒之地，沒有開發、沒有文化。
所以他一逃就逃到這最野蠻的地方。
後來他的子孫落籍了，就是在南方的吳國。
春秋戰國時的吳國，就是他的後代。
最初是武王統一天下以後，才把泰伯這一支宗族清理出來，封為吳國。
在周武王沒有封他以前，泰伯連王侯都不當。
以現代的話來說，為了正義，為了信仰，帝王可以不當，人格不能有損，真理的思想不能動搖，因此走掉。
我們有時說「連皇帝都不想當！」那是吹牛，沒有機會而已。
給你當也當不好，除非在電一影上、電視上，演戲當當還可以，真給你上去，不把你嚇昏了，就被你弄壞了，那不行的。
泰伯是真的有帝王可做而不為，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孔子思想中最推崇這種人，並不把功名富貴放在第一位；把真理、道德放在第一位。
窮死餓死，那是另外的問題，並不在乎。
所以孔子最尊重的人是泰伯、伯夷、叔齊等人。
這一篇開頭就講泰伯。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這是引用孔子平常講的話，當作這一篇的第一節。
孔子說，如果講人生的道德——公德，政治的道德；私德，個人的道德——像泰伯這個人，隨便公私兩方面的道德、修養都到了最高點。
他三次推讓天下，最後還是逃掉。
後世的老百姓，不曉得歷史上這件事。
這事後來流傳下來，完全靠《左傳》詳細的記載。
而他自己帝王都不要作，當然更不會要一個虛名，讓老百姓去稱道他了。
所以孔子特別尊重他。
這也就是中國後來所講的道家思想（我們前面曾提過，在當時是儒道不分的）。
一個人道德修養，真要做到「君子坦蕩蕩」，必須修養到什麼程度呢？要做到「棄天下如敝屣，薄帝王將相而不為。」
把皇帝的位置丟掉像丟掉破鞋子一樣：為了道德，為了自己終身的信仰，人格的建立，皇帝可以不當，出將入相富貴功名可以不要。
孔子所標榜的人格的修養，到了這地步，那自然會真正「坦蕩蕩」。
也是前面提到過的，人有所求則不剛。
曾子也說：「求於人者畏於人。」
對人有所要求，就會怕人。
如向人借錢，總是畏畏縮縮的。
求是很痛苦的。
所謂「人到無求品自高」。
所以要做到「君子坦蕩蕩」，養成「棄天下如敝屣」，然後可以擔當天下大任了。
因為擔當這個職務的時候，並不以個人當帝王將相為榮耀，硬是視為一個重任到了身上來，不能不盡心力。
但隋煬帝另有一種狂妄的說法，他說：「我本無心求富貴，誰知富貴迫人來。」
能說這種狂妄的話，自有他的氣魄。
這是反派的。
到他自己曉得快要失敗了，被困江都的時刻，對著鏡子，拍拍自己的後腦：「好頭顱，誰能砍之？」
後來果然被老百姓殺掉了。
這是反面的，不是道德的思想。
但是我們引用他的話，當「誰知富貴迫人來」的時候，能不被富貴所迷惑的就是泰伯。
貴為天子而友布衣
下面是孔子說明人生修養的境界。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
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這一節我們要深入研究，意義包括很多。
大而言之，就是政治領導哲學；小而言之，是個人的人生修養道理。
恭就是恭敬。
有的人天生就是態度拘謹，對人對事很恭敬；有的人生來就昂頭翹首，蠻不服氣的樣子。
有的長官對這種人的印象很壞，其實大可不必，這種態度，是他的秉賦，他內心並不一定這樣。
所以我們判斷一個人的好壞，不要隨便被外在的態度左右，盡量要客觀。
孔子所說的恭而無禮，這個禮不是指禮貌，是指禮的一精一神、思想文化的內涵。
所以不要認為態度上恭敬就是道德，如果有恭敬態度而沒有禮的內涵則「勞」。
換句話說，外型禮貌固然重要，如果內在沒有禮的一精一神，碰到人一味的禮貌，則很辛苦、很不安詳。
「慎而無禮則葸」，有些人做事很謹慎，非常小心。
小心固然好，過分的小心就變成無能、窩囊，什麼都不敢動手了。
我們土話說「樹葉掉下來怕打破頭」，確有這種人。
「勇而無禮則亂」，有些人有勇氣、有衝勁，容易下決心，有事情就干了，這就是勇。
如果內在沒有好的修養，就容易出亂子，把事情搞壞。
「直而無禮則絞」，有些人個一性一直率、坦白，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
當長官的或當長輩的，有時候遇到這種人，實在難受，常叫你下不了台。
老實說這種陽一性一人，心地非常好，很坦誠。
但是學問上要經過磨練、修養，否則就絞，絞得太過分了就斷，誤了事情。
這四點：恭、慎、勇、直，都是人的美德，很好的四種個一性一。
但必須要經過文化教育來中和它，不得中和就成為偏激了，這四點也成了大一毛一病，並不一定對。
太恭敬了，變成勞。
我們中國人說：「禮多必詐」，像王莽就很多禮。
太謹慎了變成窩囊。
太勇敢了，容易決斷，成為衝動，有時誤了事情。
太直了，有時不但不能成事，反而僨事。
項羽的個一性一就是太勇太直這兩個反面的缺點。
清代詩人王曇說他「誤讀兵書負項梁」，很有道理。
所以教育文化，非常重要，自己要曉得中和。
懂得了這四點，就是每一個人反省自己個一性一的標準。
孔子接著說：「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
我們中國人講孝道，如果對於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沒有感情，親情不篤，而要他一愛一天下，一愛一國家、一愛一社會，那是空洞的口號，是不可能的。
說他真的有一愛一心，他連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沒有一愛一過，怎會一愛一天下、國家、社會？或者說私事不一愛一而一愛一公眾，事實上沒有這回事。
一愛一天下國家，就是一愛一父母兄弟的發揮。
所以說篤於親者，不怕人自私一愛一自己的父母兄弟。
儒家講一愛一是由近處逐漸向外擴充的，所以先篤於親，然後民興於仁。
從親一親之義出發，整個風氣就是仁一愛一，人人都會相一愛一。
下面「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故舊有兩個意義。
過去的解釋是老朋友、老前輩。
像古人說的「念舊」，老朋友的交情，始終惦念他，即所謂「滴水之恩，湧一泉相報。」
如韓信一飯難忘的故事，他倒楣的時候，餓得不得了，在溪邊吃了一個洗衣服老太婆的飯，匆匆忙忙，沒有問清姓名就走了。
後來他封了王，想找這個老太婆報答，找不到，只好將千金放在水裡。
古人就有這個一精一神。
漢光武當了皇帝以後，找老同學嚴光來敘舊；朱元璋當了皇帝以後，要找年輕時和他一起種田的老朋友田興出來，找不到就下令全國找這個人。
田興卻硬不肯出來做官，只是到處在做好事。
後來有人報告，一個縣裡，有五隻老虎出來吃人，厲害得很，而有一個人把那五隻老虎都打死了。
朱元璋接到這封公文，知道一定是他的老朋友田興做的好事。
於是找來翰林院的進士們，都是文學修養非常高的，以現在來說，都是研究院中的博士。
朱元璋要他們趕快寫信去把田興找來。
於是翰林先生們之乎者也矣焉哉、孔子曰、孟子曰的，咬文嚼字。
朱元璋看了半天，皺皺眉、搖搖頭，還是自己動手寫。
他寫的是白話，內容大要說：皇帝是皇帝，朱元璋是朱元璋。
你不要以為我做了皇帝就不要老朋友。
你不來，就沒有種。
我們兩兄弟還是好兄弟，我今天不是以皇帝身份找你來。
我們兩兄弟見面，皇帝是皇帝，朱元璋是朱元璋，有種的你過河來吧！和當年兩個人放牛時，打架對罵的口吻一樣。
田興看了這封信來了，來了但還是不做官，玩了一陣子走了。
這就是說歷史上的念舊。
可是今天的社會，這種事就很少了。
有的人環境好了，看到老朋友，要問貴姓了。
古人說富貴不可驕人，只有貧賤可以驕人。
窮人氣大，我反正窮，不看你就不看你。
這是故舊的第一個觀念。
故舊的另外一個意義就是傳統，故舊不遺就是傳統觀念不要放棄。
如果你要推翻傳統，最好先推翻你自己，因為你是父母生的，祖宗傳統而來的。
沒有父母這個傳統，就傳不下來你這個統，萬事總有個來源。
所以孔子說「故舊不遺」，一個偉大的人物，一定有真感情，可以做英雄，可以做烈士，有真感情才肯犧牲，才付得出來，有這種血氣，「則民不偷。」
偷是偷巧。
不偷巧，社會風氣就穩了。
孔子這一段為什麼放在《泰伯》下面？就是講政治哲學的風氣問題，儒家主張的道德政治，個人修養首在道德的一精一神。
道德的一精一神要堅定的思想和真實的感情，才能夠發揮出來。
上面是孔子的教育思想，也是第二篇《為政》的發揮。
接下去看這書上的文字，可見是孔子的門人所記載的。
前面曾提過，在中國古代的習慣，直接的學生稱弟子，再隔一代以後的學生稱門人。
到後來才慢慢混合稱用，凡是學生輩，都稱弟子，也可以稱為門人。
無愧平生事大難
這篇下面差不多都是門人的記載。
下一節是講曾子。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這一節最後的「小子」，現在是罵人的——你這個小子——過去的意思就是「年輕人」。
等於現在說的，「你們這些年輕人」，這是他對學生的稱呼。
這一節話，為什麼加在《泰伯》篇裡？這是顏回死後，傳承孔子道統的曾子，對學問修養的經驗談。
我們在第一篇裡就讀過曾子所提出的，每天以三件事反省自己的學養——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現在他有病快要死的時候，「召門弟子」，這裡門人與弟子連起來用，就是曾子把學生乃至他的徒孫們，叫到前面來，吩咐後事。
他說：「啟予足，啟予手。」
根據這六個字，就知道曾子已經病得手腳都麻痺了。
說到這裡，我們要曉得，通常一個人生機的消逝，往往從腳部開始。
試看嬰兒，躺在小一床一上玩，最早期是用兩腳蹬著玩，手不大動，這時候生命力在腳部，腳就是根。
到了幼兒時期，小孩子是坐不住的，兩隻腳總要跑，因為他生命的活力，在不斷的生長。
到中年以上，漸漸腳不想動，而動手、動腦筋。
年紀再大一點，一坐下，「二郎腿」翹一起來了。
再到晚年，「二郎腿」都不翹，最好是身一子一仰，靠在椅背上，兩隻腳架到寫字檯上去了，因為腳上沒有力氣了。
所以中國以前看相的說，老年人到冬天而腳心還發一熱的，是長壽之相，其實是生理上兩腳還有生命的活力。
且看老人，腳活動不靈活，走路吃力，腳已近死亡。
越老下面越僵化，生命力沒有了，最後手也懶得動，只用腦筋。
到了臨死的時候，除了少數的例外，一般正常的情形，是腳先失去知覺。
現在西方正在研究「死亡的科學」，死亡成為了一種專門學問。
這也是受了東方古老文化的影響之一。
所以曾子說「啟予足，啟予手。」
因為他的病嚴重到快要死了。
連自己的手腳在哪裡，都不知道，自己不能指揮了。
只有叫學生們，替他把手腳擺擺好。
他這時快要斷氣了，只有用頭腦。
等學生們替他把手腳放端正了，然後他引用《詩經·小雅·小旻篇》的句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意思是作人作一輩子，常常提心吊膽，尤其是注重道德修養的人更難。
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話「蓋棺論定」，一個人好與壞，要在棺材蓋下去的時候才可以作結論。
不過我經常告訴朋友，據我的經驗，世界上有許多事情，蓋棺並不能論定。
我就發現許多人，帶著冤枉進到棺材裡走了。
絕對的好人，行善一生，到進棺材作結論的時候，人們對他的評論並不見得好。
或者做某一件事，在蓋棺的時候覺得他錯了，將來也許又發現他並沒有錯，但已經太晚了。
所以在我的看法，「蓋棺論定」這句話有時候也值得懷疑，有時蓋棺還不能論定。
馮道的故事
我們舉出一個人來做例子，這是講到這裡，順便討論歷史。
在此要特別聲明，馮道這個人，是不能隨便傚法的。
現在只是就學理上，作客觀的研究而已。
唐末五代時，中國亂了八十多年當中，這個當皇帝、那個當皇帝，換來換去，非常的亂。
而且都是邊疆民族。
我們現在所稱的邊疆民族，在古代都稱為胡人。
當時，是由外國人來統治中國。
這時有一個人名叫馮道，他活了七十三歲才死。
在五代那樣亂的時候，每一個朝代變動，都要請他去輔政，他成了不倒翁。
後來到了宋朝，歐陽修寫歷史罵他，說中國讀書人的氣節都被他喪盡了。
他曾事四姓、相六帝，所謂「有一奶一便是一娘一」，沒有氣節！看歷史都知道馮道是這樣一個人，也可以說馮道是讀書人中非常混蛋的。
我讀了歷史以後，由人生的經驗，再加以體會，我覺得這個人太奇怪。
如果說太平時代，這個人能夠在政治風一浪一中屹立不搖，倒還不足為奇。
但是，在那麼一個大變亂的八十餘年中，他能始終不倒，這確實不是個簡單的人物。
第一點，可以想見此人，至少做到不貪一污，使人家無法攻擊他；而且其他的品格行為方面，也一定是爐火純青，以致無懈可擊。
古今中外的政治總是非常現實的，政治圈中的是非紛爭也總是不可避免的。
可是當時沒有一個人攻擊他。
如從這一個角度來看他，可太不簡單。
而且最後活到那麼大年紀，自稱「長樂老人」，牛真吹大了。
歷史上只有兩個人敢這麼吹牛，其中一個是當皇帝的——清朝的乾隆皇帝——自稱「十全老人」，做了六十幾年皇帝，活到八十幾歲死，樣樣都好，所以自稱人生已經十全了。
做人臣的只有馮道，自稱「長樂老人」，這個老人真不簡單。
後來儒家罵他喪盡氣節，站在這個角度看，的確是軟骨頭。
但從另一角度來看，歷史上、社會上，凡是被人攻擊的，歸納起來，不外財、色兩類，馮道這個人一大概這兩種一毛一病都沒有。
他的文字著作非常少，幾乎可以說沒有什麼東西留下來，他的文學好不好不知道。
後來慢慢找，在別的地方找到他幾首詩，其中有幾首很好的，像：
天道
窮達皆由命，何勞發歎聲。
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
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
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
偶作
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須知海岳歸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
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
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北使還京作
去年今日奉皇華，只為朝廷不為家。
殿上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
龍荒冬往時時雪，兔苑春歸處處花。
上下一行如骨肉，幾人身死掩風沙。
像他「偶作」中的最後兩句，就是說自己只要心地好，站得正，思想行為光明磊落，那麼「狼虎叢中也立身」，就是在一群野獸當中，也可以屹然而立，不怕被野獸吃掉。
我看到這裡，覺得馮道這個人，的確有常人不及之處。
儘管許多人如歐陽修等，批評他誰當皇帝來找他，他都出來。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個人有他的了不起處。
在五代這八十年大亂中，他對於保存文化、保留國家的元氣，都有不可磨滅的功績。
為了顧全大局，背上千秋不忠的罪名。
由他的著作上看起來，他當時的觀念是：向誰去盡忠？這些傢伙都是外國人，打到中國來，個個當會兒皇帝，要向他們去盡忠？那才不幹哩！我是中國人啊！所以他說「狼虎叢中也立身」，他並沒有把五代時的那些皇帝當皇帝，他對那些皇帝們視如虎狼。
再看他的一生，可以說是清廉、嚴肅、淳厚，度量當然也很寬宏，能夠包涵仇人，能夠感化了仇人。
所以後來我同少數幾個朋友，談到歷史哲學的時候，我說這個人的立身修養，值得注意。
從另外一面看他政治上的態度，作人的態度，並不算壞。
幾十年後文化之所以保存，在我認為他有相當的功勞。
不過在歷史上，他受到沒有氣節的千古罵名。
所以講這一件事，可見人有許多隱情，蓋棺不能論定。
說到這裡，我們要注意，今天我們是關起門來討論學問，可絕不能學馮道。
老實說，後世的人要學馮道也學不到，因為沒有他的學養，也沒有他的氣節。
且看他能包容敵人、感化敵人，可見他幾乎沒有發過脾氣。
有些笨人，一生也沒有脾氣，但那不是修養，是他不敢發脾氣。
馮道能夠在如此大風大一浪一中站得住，實在是值得研究的。
這是講歷史上比較大的事。
我們看社會上許多小人物，一旦死了，他這一生到底是好人，或者是壞人，我們到殯儀館中去仔細推詳看，也很難斷定。
所以曾子特別提出來，一輩子作人都「戰戰兢兢」。
「戰戰」是發一抖的樣子，「兢兢」就是腳都不敢踩實的樣子。
「如臨深淵」，好像站在懸崖邊緣，腳下是萬丈深潭，偶然一不小心，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如履薄冰」，初冬剛結薄冰，或早春要解凍時，走在河面上，要有功夫、有本事，一個疏忽，掉下去就沒命。
作人一輩子，要想修養到死都沒有遺憾，如孟子所說「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實在是偉大功夫。
人騙人是常事，最妙的是人還都喜歡騙自己。
可是到了自己要死的時候，仍騙不過自己。
要想做到對人內心沒有虧欠，就「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了。
這三句話是曾子病到手腳都不能動了，然後告訴學生，人生是如此之困難，尤其是利害關頭，能不能為忠臣，能不能為孝子，就在這麼一念。
如果怕自己吃虧，就掉下去了。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
他說我現在告訴你們，我手腳都失去知覺了，已經死了一半了，到這個地步，我才敢說大話，我不會再犯錯了。
這就證明，學問並不在文章寫得好或知識淵博，而在作人處世的修養，孔門是最注意這一點的。
這裡前後三節是緊密相連的。
也就是曾子有病，快要死的時候，魯國的一個大夫孟敬子來問他。
問什麼問題，書上沒有說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
正顏色，斯近信矣。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這個話怎麼講呢？曾子答覆他說，我告訴你，鳥將死的時候，它叫的聲音一定很悲哀，（這是自然界的現象，不但是鳥，所有的動物，將死的時候，叫的聲音都很淒涼。
）人類將死的時候，所講的話，多半是好話。
（要注意，不是完全。
像以前有些土匪，被拉去槍斃，臨死的時候，還要講狠話，「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並不是好話。
）一個普通人，在快要死的時候，對人生的看法，往往比較冷靜，吩咐的話也多半是善言。
為什麼曾子要把這兩句話說在前面呢？這就可見曾子的教育態度。
換言之就是他說，我快要死了，你平常不大聽話，我現在最後的話是很誠懇的、很嚴肅的對你說，希望你要注意。
所以曾子把這兩句話說在前面，以加重語氣。
於是曾子告訴他「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這個「道」是儒家的、孔門的人生之道。
就是說人之學道——作學問、受教育有三個重點。
曾子在這裡所講的三個重點，我們的確要注意。
第一點「動容貌，斯遠暴慢矣。」
就是人的儀態、風度，要從學問修養來慢慢改變自己，並不一定是天生的。
前面說過的「色難」就是這個道理。
暴是粗一暴，慢是傲慢看不起人，人的這兩種一毛一病，差不多是天生的。
尤其是慢，人都有自我崇高的心理，講好聽一點就是自尊心，但過分了就是傲慢。
傲慢的結果就會覺得什麼都是自己對。
這些都是很難改過來的。
經過學問修養的熏陶，粗一暴傲慢的氣息，自然化為謙和、安詳的氣質。
第二點「正顏色，斯近信矣。」
顏色就是神情。
前面所說的儀態，包括了一舉手、一投足等站姿、坐一姿，一切動作所表現的氣質；「正顏色」則是對人的態度。
例如同樣答覆別人一句話，態度上要誠懇，至少面帶笑容，不要擺出一副冷面孔。
「正顏色，斯近信矣。」
講起來容易，做起來可不容易。
社會上幾乎都是討債的面孔。
要想做到一一團一和氣，就必須內心修養得好，慢慢改變過來。
第三點「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所謂「出辭氣」就是談吐，善於言談。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這是學問修養的自然流露，做到這一步，當然就「遠鄙倍」了。
這是記載孟敬子問曾子，他問的什麼問題不知道，可是曾子答覆的話我們看到了。
再從下文連起來看，可知孟敬子所問的，並不是前面曾子所講的這三個問題。
從文章中我們可以猜想得到，孟敬子這位魯國的大夫，一定問他，對於處理國家大事，還有什麼秘訣？而曾子不管那些，把問題撇開了，只教他作人做事的道理。
因此下面一句話說「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所謂「籩豆」是古代的祭器，用竹製成。
在這句話裡代表了「執政」之事。
古代政治上的朝圭、朝服都有不同的標記，尤其如執法施政的文物，對此更注重。
像以前憲兵的臂章圖案，有人以為是獅子，其實不是獅子，是狴，古代執法的標誌。
相傳古代有這種野獸，非常靈敏，能辨別好人壞人，遇見壞人一定用角去刺，對好人不刺。
這些都是古代的標誌。
曾子在這裡是告訴孟敬子，我只能貢獻你作人處事的修養。
至於你所問的政治司法上的事，不必來問我，自然有管理這些事的人在那裡，你可以去問他們。
後來漢文帝問丞相陳平天下錢谷出入方面的某些問題，陳平對以「有主者」；以及漢宣帝時的「丙吉問牛」都是同一道理。
由此可知孟敬子所問的是籩豆一類的事，而曾子所答覆他的，還是在教育他，要他注重作人，從內心基本的道德修養去做。
學問好、德行高以後，不論從政或者做別的事，都能得心應手。
這是一個基本問題，而不是技術問題，有關技術問題可以去問那些專家。
學問深時意氣平
下一節是門人們記載曾子平常所教誨的。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這是曾子提出他同學顏回的美德：「以能問於不能」。
凡是所謂天才、聰明有才具的人，容易犯一個錯誤——慢，就是很自滿，不肯向人請教。
而顏回雖然高人一等，卻唯恐自己懂得不多，唯恐自己沒有看清楚，還要向不如自己的人請教一番。
這也是諸葛亮之所以成功的條件，他的名言「集思廣益」，就是善於集中人家的學問思想，增加自己的知識見解。
對自己非常有利益。
這也就是以能問於不能的道理。
但是有才具的人，往往不肯向人請教，尤其是不肯向不如自己的人請教。
儒家標榜虞舜「好察邇言」，所以能為聖人。
雖然淺近的話，但往往能給我們深遠的啟發。
「以多問於寡」的多指知識淵博。
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學生，知識非常淵博。
「問於寡」，就是問於知識不如自己淵博的人。
這是一種解釋。
另一種解釋是說從政的人，多半是通才，什麼都懂；而「寡」可以說是專家，他專門研究一點，而這一點並不是學問淵博的人所能夠知道的。
淵博的人知其大概，不能深入；專家則對某一點有深入研究。
所以淵博的人，一定要向專家請教。
「有若無」，他學問非常淵博，而在待人處世上表現得很平常，好像什麼都不懂似的。
「實若虛」，內涵深厚，表面上看起來卻很空洞，普普通通。
「犯而不校」，不如他的人對不起他——下面的人對上面的人不敬為「犯」——從來不計較、不記恨。
這五點看起來很容易，但是如果以自己待人處世的經驗來體會，幾乎每一句話我們都沒有做到。
曾子說，我的朋友顏回，對這五點都做到了。
孔子所讚歎的顏回，他學問的火候優點，在此可見一斑了。
臨大節而不可奪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人的學問修養做到在朋友之間，「可以托六尺之孤」，托妻寄子的，非常非常難，簡直沒有。
歷史上講義氣的人很多，而托孤的人很少。
政治上有名的托孤，是劉備白帝城托孤給諸葛亮。
劉備的兒子劉禪，誰都知道的阿斗。
以前罵笨頭笨腦沒有出息的年輕人，就罵「阿斗」。
劉備在臨死前托孤給諸葛亮說：「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而代之。」
這就是劉備。
諸葛亮是很亮，五十支光，劉備大概一百支光，比他更亮。
他這句話可把諸葛亮嚇住了，立即跪下來：「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就是說，你放心吧！我把這條命賣給你了，不管你兒子可扶不可扶，我一定幫忙到底。
於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八個字，等於他自己為自己算了命，就定案了，後來也就真的做到了。
這是從歷史上說大的托孤。
個人的托孤，尤其現在這個社會，假使朋友死了，還能照顧朋友的家庭，尤其照顧朋友孩子的，別人會說「瘋子人與？瘋子人也。」
絕不會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現在的社會風氣就這樣的。
但是照中國文化的大義，可以托六尺之孤的人，就「可以寄百里之命」。
「百里」擴而充之也代表了天下。
過去，唐以後所謂百里侯是稱縣長；春秋戰國時代的百里，在政治制度上相當於現在的一個省。
古代稱縣長為父母官，就是說對於百姓而言，有如父母般的關懷、照顧。
「可以寄百里之命」，就是可以真正成為一個好的地方首長，將地方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都交給這種人負責保障了。
這兩點都很困難。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小事糊塗沒關係，面臨大節當頭時，怎麼都變動不了才行。
歷史上許多忠臣義士，臨大節而不可奪，最有名的如文天祥、陸秀夫，可以說是儒家的光榮人物。
但是研究文天祥的生平，上半生風一流放誕，花花公子，他做太守的時候，歌姬如林，一天到晚喝酒聽歌。
可是當國家大難來臨的時候，連與太太兒女們告別的時間都沒有。
尤其難得的是從容就義。
所謂「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
而且他從容到什麼程度呢？元朝的忽必烈，對他十分尊崇、十分重視，硬是空著宰相的位置等了他三年，只要他一點頭，就可以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忽必烈和他談過好幾次，口口聲聲尊稱他文先生，推崇他，要請他出來，他就是不答應。
這樣坐了幾年牢，最後一次和忽必烈談話時，他對忽必烈說，你這樣對我，推崇我，我非常感謝你，也可以說你是我一個知己，既然是知己，那你就要成全我。
忽必烈見他在牢裡三年，始終如此，知道實在沒有辦法了，於是答應他說，好吧！那就明天吧！文天祥聽了這句話，馬上就跪下來說，謝了！謝了！
在他三年坐牢的時候，他的一個學生，恐怕他受不了而變節，備辦了三牲祭品，並寫了一篇祭文去生祭他。
文天祥照樣吃了祭品，看了那篇祭文，然後讓人轉告他的學生，要他們放心，他絕不會做對不起宋朝的事情。
他的上半生，吃、喝、玩、樂，什麼都來，可是「臨大節而不可奪」。
所以我們平時看到一些人好像吊兒郎當的，但是不要因此而輕視他們。
我們就曾看到，平時好像很隨便，私生活不太檢點的人，臨危時，卻絕對不馬虎。
所以看人要看大節。
曾子說，這樣的人是君子吧？的確是真正的君子了。
由此我們更可以看出孔孟思想所謂的學問，並不是讀死書，不是之乎者也矣焉哉的文言文，同時也不是的呢嗎呀吧的白話文。
儒家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求這一節書上所提的這種人，這也就是真正儒家的學問所在。
怎樣才算知識分子
這幾節都是記載曾子所講的孔門學問的一精一華，下面等於是兩個小結論。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我國上古文化，兩三千年前的士，有點類似現在的兵役制度，這是上古的政治制度，也是社會制度：每十個青年中，推選一人出來為公家服務的，就是士。
所以士是十字下面加一橫。
被選為士的人，要受政治教育，學習法令規章。
士出來做官，執行任務做公務員，就叫出仕。
所以古代的士，並不是普普通通一個讀書的青年就可以叫士。
士的教育都是政一府主辦，一個士要想知道法律政治，須向官方學習。
平民教育是由孔子開始的，不過當時沒有這個名稱。
曾子這裡所講的士，已經不是上古時代的士，而是讀書人知識分子的通稱。
所以他是說一個讀書人有讀書人的風格。
「不可以不弘毅」，「弘」就是弘大，胸襟大，氣度大，眼光大。
「毅」就是剛毅，有決斷，要看得準、拿得穩，對事情處理有見解。
有些人有見解，但請他當主管，卻搞得一塌糊塗，因為他下不了決斷；有人很容易下決心，但眼光不遠，見解有限。
所以把眼光、見解、果斷、決心加起來的「弘毅」，而且中間還要有正氣，立場公正。
他說一個知識分子，要養成弘與毅是基本的條件。
為什麼要養成這兩個基本條件呢？因為一個知識分子，為國家、為社會挑一起了很重的責任。
「任重而道遠」，這個道是領導，也是指道路。
責任擔得重，前面人生的道路、歷史的道路是遙遠的、漫長的。
社會國家許多事，要去挑一起來，走這歷史無窮的路。
所以中國過去教育目的，在養成一人的弘毅，挑一起國家社會的責任。
我們現在的教育，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於是「生活就是教育」，由此一變而成「現實就是教育」了。
換言之，「知識就是鈔票」，學一樣東西，先問學了以後能賺多少錢。
所以我國文化中古代的教育一精一神，和現在是兩回事，兩者處於矛盾狀況。
當然，這只是一個過渡時期。
在我看來，是要變的，要回轉過來的。
不過在變、在回轉過程夾縫中的我們這一代，幾十年來實在很可憐。
但是我們對未來的還是要認識清楚，將來還是要走上這條路，這是教育的基本目的。
下面的話是引申，一個知識分子，為什麼要對國家社會挑那麼重的責任？為什麼要為歷史、為人生走那麼遠的路？因為一個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仁」就是他的責任。
什麼是仁？一愛一人、一愛一社會、一愛一國家、一愛一世界、一愛一天下。
儒家的道統一精一神所在，親一親、仁民、一愛一物，由個人的一愛一發展到一愛一別人、一愛一世界、乃至一愛一物、一愛一一切東西。
西方文化的一愛一，往往流於狹義；仁則是廣義的一愛一。
所以知識分子，以救世救人作為自己的責任，這擔子是挑得非常重的。
那麼，這個責任，在人生的路途上，歷史的道路上，要挑到什麼時候？有沒有得退休呢？這是沒有退休的時候，一直到死為止。
所以這個路途是非常遙遠的。
當然，要挑一起這樣重的擔子，走這樣遠的路，就必須要養成偉大的胸襟、恢宏的氣魄和真正的決心、果敢的決斷、深遠的眼光，以及正確的見解等形成的「弘」、「毅」兩個條件。
上面幾節連起來，是用曾子所講的學問修養，來說明孔門所傳學問的道理、方法與目的。
下面又是文章的另一波瀾起伏。
文章自己的好
說到寫文章，我曾和年輕的同學們談到，為什麼寫不好文章：一開頭面對稿紙，已經害怕了一半，手裡拿起筆又害怕了一半。
筆和稿紙齊全了，卻一個字都寫不出來。
原因是在自己心裡老想「我現在寫文章了」，那就寫不好。
其實寫文章沒有什麼道理，拿到紙筆先不要當作自己寫文章，當自己放屁好了，一愛一放什麼儘管放，想到就寫。
完稿以後，放下筆，自己再看，對與不對再作修正。
就像房屋中的傢俱一樣，椅子放得不對，把它搬一搬，桌子的位置不好，搬一搬，幾次一搬就對頭了。
各個都會寫文章，大家都說怕寫文章，或說你的文章好，我的文章不好。
寫不好文章，都是自己把自己嚇壞的，沒有自信，也就是不弘毅，這也要有點傲氣，你的文章有你的味道，我的文章有我的味道，我不好有不好的味道，也是文章，不能說不是文章。
一定要養成自己這種弘毅的氣派，多寫幾回就成了，有什麼難處？尤其現在寫白話文章，更好寫了。
至於說要成為一個文學家，那是另外一回事。
平心而論這要有天才，和藝術家一樣。
不會畫畫的，哭也哭不出一張畫來。
叫我畫人物，鼻子會像大蒜，眼睛會成鳳梨。
但是畫家隨便一塗，就對。
這是天才。
現在我們看到這篇文章，孔門弟子的編排，要來個波瀾起伏了。
上面講了一大篇高一潮，用曾子的話來說明孔門學問。
接著下面是一段平路了。
老是高一潮上去，像演戲，也演不下去的。
下面是引用孔子的話。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這是孔門教育，作學問的內容。
第一個是興於詩，強調詩的教育之重要。
興於詩的興念去聲，讀如興趣的興。
所興的是人的情感，人都有情感，如果壓抑在內心，要變成病態心理，所以一定要發揮。
情感最好的發揮，是透過藝術與文學，詩即其一。
古代所謂的詩，就包括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等。
古代詩與音樂是不可分的，而且詩也就是文學的藝術。
所以孔子說人的基本修養，要會詩。
關於這一點我常想到，從事嚴肅工作的，如政治的、經濟的，乃至於作醫生的人要注意。
我常常勸一些醫生朋友學畫，一個真正的名醫，生活好可憐。
我認為醫生的太太都很偉大，醫生幾乎沒有私生活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忙到晚，一天與上百病人接觸，每個人都愁眉苦臉的，一直下去，自己都要病了，尤其一精一神科的醫生為然。
我對一位一精一神科的醫生開玩笑說：「你也差不多了。」
有一位榮民總醫院的一精一神科醫生說：「你這話是對的。
我當年做學生學這科時，那位教我們的老師，看起來就像一精一神病的樣子。
一精一神科醫生病人看多了，自然就變成一精一神病似的。」
有人說官僚氣，我說這沒有什麼希奇，官做久了就自然是那個樣子，習慣了；醫生就是醫生氣，見到朋友說人血壓高了；商人一定市儈氣。
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這都是現代心理學上所說的職業病。
某一行干久了，看人看事的觀點，都慣於從這一角度出發。
所以凡從事嚴肅工作的人都要注意，過去這種生活上的調劑就靠詩，以藝術的修養作調劑。
所以過去的官做得大，文集也留得多，詩也作得多，這絕不是他故意這麼做，而是閒下來，有許多感情無法發揮，只好寄托在這上面。
所以孔子說「興於詩」。
例如王安石的詩與政治生活，幾乎成為兩種完全不同的風格。
但學藝術、學文學久了的人，有一一毛一病，就是所謂「文人無行」。
一般說來，認為真正純粹的文人，品行都不大好，吊兒郎當，恃才傲物，看不起人。
還有一個最大的一毛一病，千古以來，文人相輕，文章都是自己的好，看人家的文章看不上。
以前有一個笑話，說有人作詩一首吹道：「天下文章在三江，三江文章唯我鄉，我鄉文章數舍弟，舍弟跟我學文章。」
說來說去，轉了一個大彎，最後還是自己文章好。
所以中和藝術的修養，就要「立於禮」。
我們一般人將學者文人連起來，事實上學者是學者，學術專家是學者；文人是文章寫得好，不一定是學者。
有些人文章寫得好，如果和他討論某一學問思想，如談經濟學、心理學等等，他就不懂了。
曾經有一次，各種專家學者和某大文豪在一起閒談，那位大文豪聽得不大耐煩，就問科學家說：「你說電腦好，電腦會不會作詩？」
使在坐無人答話。
當然那位科學家也不好怎麼答，我出來代他答了，我說電腦也可以作詩，不過作得好不好是另一問題。
「一二三四五，東西南北中」，也未必不是詩。
抗戰期間的汽車常拋錨，就有人改了古人一首詩加以描寫道：「一去二三里，拋錨四五回，前行六七步，八九十人推。」
那也是詩，一個文人，光是文章好，沒有哲學修養，不懂科學，一毛一病就大了。
所以光「興於詩」還不行，要「立於禮」，立腳點要站在「禮」上，這個「禮」就是《禮記》的一精一神，包括了哲學的思想與科學的一精一神。
「成於樂」，最後的完成在樂。
古代孔子修訂的《樂經》，沒有傳下來，失傳了。
《樂經》大致是發揮康樂的一精一神，也就是整個民生育樂的境界。
愚民政策
講了孔子教育的方法、目標與內容以後，下面所說的一節，是另一個問題了。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五四運動」的時候，他們打倒孔家店，這句話也是孔子的「罪狀」之一；現在一些人批孔，可能這個「罪狀」也很大，他們認為這是孔子的專制思想，不民一主。
照字面上講，「民」就是一般人，老百姓。
「可使由之」，叫他做就是了。
等於軍隊下命令，目標正前方，距離若干，限幾分鐘到達。
只下命令叫他去。
「不可使知之」，不可以叫他知道理由，絕對的服從。
到了民國以來，「五四運動」前後，有好幾個人改這兩句話。
康有為、梁啟超他們說，孔子絕對民一主，古人對這兩句書，圈點句讀錯了，應該是「民可使，由之。」
老百姓各個知識都高了，可以公開選擇投票，給他們政治自一由。
「不可使，知之。」
老百姓還沒有到達水準，「知之」，教育他，訓練他，先使他知。
改得好像是非常好。
但又有人不同意，說康、梁的句讀也錯了，應該是「民可，使由之。」
看看這個社會、老百姓可以民一主了，給他民一主。
「不可，使知之。」
看看老百姓還不可以民一主的時候，「使知之」，要教育他。
但不管他們怎樣圈點，反正都是好心幫我們孔夫子的忙，都是主張孔子是絕對民一主，不要打倒孔家店，不必要亂批評。
但在我個人，早年也認為他們這樣圈來圈去有道理。
現在老了，有時腦子很頑固，認為不必要另外圈點，就是原來那個樣子。
事實上對於一般人，有時候只可以要他去做，無法教他知道所以這麼做的原因，這是我根據幾十年的經驗來的。
到今天為止，我是這樣的看法，也許明天更聰明一點，再改變也說不定。
不過到今天為止，據我所瞭解，有些人如果要他去做事，先把一切計劃理由告訴他，他去做起來一定很糟糕。
好像帶部隊，下命令，三百公尺，限五十秒跑到，跑得到有獎，跑不到處罰。
結果跑到了，獎賞他就是了，他一定非常高興。
假如先告訴他理由，什麼政治學、什麼心理學、什麼學什麼學的，結果他跑到半路上研究起心理學、政治學來了，目標達不到了。
據此回轉來一想，孔子的話絕對的對，並不是一般人所說的愚民政策。
事實上有些人的頭腦、程度、才具，只能夠聽命於人，當然有些人是天生的領一導一人才。
曾有兩位同盟會的老先生告訴我，國父孫總理很會說笑話，有一次在上海，大家坐下來談天，他問大家能夠做些什麼？大家說了後，回過來問他。
總理說，我想了半天，除了當領導以外，一無所能。
這個話聽來蠻妙的，實際上是老實話。
大家仔細一想，總理這句話絕對是對的，他就是天生的領袖人才，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
相反的，有些人就是天生聽命於人的，能成為非常好的幹部。
這種人如果去做領一導一人，下命令，一定做不好。
碰到這樣的人只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另外，我還有一個體會，天下的事業，都是渾小子闖出來的。
到年紀大懂得多了，經驗豐富，別說去創業，趕公共汽車都怕被汽車碾了。
懂是懂得多，可什麼都做不成。
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這也是一句名言，不必去另外圈點了。
社會動亂之源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孔子說「好勇」，動不動一愛一打架，衝動。
以國家而言，如過去有許多軍閥好戰，那是好勇。
「疾貧」，討厭貧窮，受不了貧窮的苦。
這兩點就是社會動亂的根源。
也可以連起來說，一個社會到了貧窮的時候，人就不要命，好勇了，是亂源。
以社會的觀點來看歷史，一個時代好動亂，一定是在社會貧窮、經濟衰落的時候，這就是所謂的「饑寒起盜心」。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社會教育沒落，道德衰微，所有的人，心中沒有一愛一人的心，大家自私，對失敗、失足的人沒有同情心，不能包容，這是社會的大病態，時積日久，時代就亂了。
如果研究社會、政治演變的歷史，都逃不出孔子這兩句話的範圍。
一個普通人，要叫他只顧一精一神的修養，不受物質上貧困的影響，發揮出堅強崇高的人格，這是做不到的。
可以如此要求少數人，不能要求一般的人。
所以一到了整個社會貧窮，再加上教育的堤防崩潰，動輒好勇，這樣的社會，非變亂不可。
到了「人而不仁」，以殺人、以消滅別人為樂，這就是社會很深的病態了。
有時以政治、宗教、社會、哲學的觀點來看，好殺人的人，是一種心理變一態。
如研究軍事思想史時，同時也要研究許多人一性一。
如在現代史料中，有許多人研究希特勒，他就有一性一心理變一態，這些都是亂源。
知人於微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上面講了許多孔門教育的大原則。
這裡提出來，孔子對於個人教育的觀點。
也是銜接上文之「疾之已甚」的註解。
已好幾次提過才、德、學三者都周全具備的人並不多。
以前政治上有個大秘密，歷史上聰明的帝王，喜歡用貪而能者。
即使明知其品德不大好而才高的，派出來做官，有時還睜隻眼閉只眼，上面不大管，但這種人真能替國家社會做好事。
有的人非常廉潔，品格非常好，學問也好，可是笨得要死，不能做事。
那就派到翰林院去，地位高高的，可是搞了半天，在那裡喝西北風。
再舉一個例子：宋太祖趙匡胤平定天下，當了皇帝以後，有一個年輕時的同學趙普，他自己說沒有讀過多少書，後來當了宰相，自稱以半部《論語》治天下。
他一抽一屜裡放的也是《論語》，有政治問題解決不了，就翻翻《論語》，好像現在信宗教的人查經一樣。
宋太祖喜歡晚上穿了便衣到大臣的家中走走，因為以前與趙普的家人都認識，所以尤其喜歡到他家中。
有一個冬天下大雪的晚上，趙普夫妻倆以為這樣冷的天氣，大概皇帝不會來，不料後來有人敲門，皇帝還是來了。
這一下可把趙普夫婦嚇壞了，因為當時南方還沒有平定，當天下午進貢送來一批東西，他還沒有向上報，趕快跪下來接駕，奏明原因。
宋太祖安慰他說沒有關係，公事明天早上再說。
他仍在客廳轉來轉去。
突然看見貢品中有一個大瓶子，上面寫好送趙普的，宋太祖大感希奇，打開來看看，連趙普在內誰也沒料到裡面都是瓜子金。
趙普夫婦嚇死了，立刻又跪下來奏明實在還沒有仔細看過，並不知道是黃金。
宋太祖說：「你身為一個宰相，別人不知道，以為天下事決定在你書生之手。
外邦既要送你這麼一點東西，算得了什麼？你收了，照收不誤！」不論宋太祖的動機是什麼，都是了不起的。
但另外一個人曹彬，原來與趙匡胤是同僚，也是好朋友，他是五代時周朝的外戚。
趙匡胤常常約他去喝酒，他卻堅持不肯，始終中立不倚，守住崗位。
後來趙匡胤當了皇帝，認為他人品好，和趙普一樣重用。
有人在趙匡胤面前打這人的小報告都打不進去，這就是趙匡胤識人於微的地方。
這些故事，就是說才德俱全的人，就是國家的大臣，是社會上了不起的人物。
現在孔子也是說到才與德不能相配合的問題。
中國文化經過周公整理集中起來，孔子不過繼承他的道統。
周公從事政治，做國家的首相，有名的「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
就是他的典故。
洗一次頭，三次握起頭發來；吃一餐飯，三次把飯吐出來，去接見客人，處理公事。
一國的首相，內政、外交都要他辦，所有來見他的人，又從不拒絕，是如此的忙。
不只是忙，他對於下面的人，所有的事務，如此盡心，如此好的態度，這就是周公的才能與美德。
如果真具有周公的才能與美德，但驕傲看不起人，慳吝得連同情包容都不肯付出，又捨不得花錢，捨不得幫忙別人，勉勵別人，捨不得給人家一紙獎狀的話，那也免談了，他做出來的成績，一定沒有什麼可看的了。
這也就是說，一個人有了才能而且很努力，還要修養弘毅的胸襟，深厚的美德，要不驕不吝。
不驕傲就是謙虛，不慳吝就是同情、包容和氣魄。
求學的目的為什麼
下面開始是第二篇的呼應，也就是為政之道的發揮，與學問修養達到外用的一個重點。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谷，不易得也。
這是當時孔子的感歎。
一般人跟他求學的目的，不是為了本身學問，而是為了職業。
跟著他求學三年，所為的只是「谷」，也就是「俸祿」。
俸和祿是兩回事，前面「子張學干祿」中也曾講過，「俸」是薪俸，就是現在的薪水，以官位的高低，發給相當的代價；「祿」，則等於現在的實物配給，不過制度不同。
如前清，一個學生「十年寒窗無人問」，為什麼要苦苦急於考取功名？中秀才是第一步最起碼的功名，考中了就有祿，得到實物配給，可以維持生活。
這是功名的方面，不問官位。
假使有功名再去做官，「俸」與「祿」加起來，數字就相當可觀了。
孔子當時這個「谷」字就代表了功名和利祿。
他說來我這裡求學的學生，目的都在找職業，假使求學三年而目的不在找職業，為學問而學問的人，實在是太難得了。
孔子距現在兩千多年，可見古今中外，求學的目的，都為了待遇，講好聽一點，為了前程。
提到教育問題，感慨很多，很多人說現在的教育成了問題。
我說中國的教育，三千年來都是問題，也可以說世界上人類的教育問題，本來就存在。
為什麼呢？三千年來的觀念都是重男輕女，為什麼重男輕女？男孩將來長大可以光耀門楣，光宗耀祖，因此就望子成龍。
而古代望子成龍最好的出路是讀書，古人於是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這是我們幾千年來的傳統。
當然現在不同了，這副對聯要改作：「萬般皆上品，唯有讀書低。」
這是我個人觀察現代化社會的感受。
過去「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因為所有職業，以做官這個職業最好。
「十年窗下無人問，一旦成名天下知。」
讀書可以做官，做官可以發財，一連串來的，幾千年都是這個觀念。
包括我們大家在內，當年在家開始讀書，有沒有這種觀念作祟？在我個人反省，不能說沒有。
如果嚴格講學問的道理，有了這種觀念的成分，就很不純潔了。
到現在，因為西方文化一來，教育制度變了，教育的一精一神、方法都在變，變了以後如何？看了幾十年的情形，據我瞭解，與以前並沒有兩樣，不過換了一個名稱。
「生活即教育」，教育就是為了生活，這和我們所講過去的觀念，沒有兩樣。
所以現在大專聯考選科系，最好考上醫科，將來當醫生，不求人。
因此教育的目的一直是為了生活，由生活的觀念一變，就是為了賺錢。
除此以外，說是自己真正為了學問而學問，為了求真理而求學問的，實在很少。
並不是每個時代絕對沒有這種人，而是太少，這種人往往能影響整個時代的，東西方都是如此。
試看每個時代的動亂，他真正的原動力是思想。
而改變時代思想的人，往往當時默默無聞，乃至窮死、餓死，可是後來他的思想卻影響了整個時代。
例如因滿清入關而引發的民族觀念，是受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李二曲幾個人的思想所影響。
一直發展下來，也就形成了現代的民族思想。
在西方文化中，影響本世紀最大的馬克思，還不是窮死餓死的。
當時他也沒想到自己的思想，竟會擾亂了整個世界。
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出思想問題的嚴重一性一了。
像孔子也是一個例子，在生時那麼可憐，死後影響千秋萬代，沒有空間的範圍，也沒有時間的界限，這就是真正的學問。
可是一個讀書人開始唸書時，說是立志為這種學問而學問的，那就太少了。
孔子當年已有這個感歎，更何況現在？我們要瞭解思想的道理，就要從這個角度去體會、去研究。
入山唯恐不深的隱士
下一節孔子接著講學問的道理與個人的修養。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這個觀念要配合《禮記》的《學記》和《儒行》兩篇書來研究。
《學記》就是講學問的目的是什麼，這是中國文化傳統一精一神。
《儒行》是說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怎樣訓練自己，成為自己的人格。
人有很多種型態，形成各種不同的「人格」，並不要求各個一律。
可是哪一種個一性一，適合哪一種學問，要怎樣培養自己，都有一個標準。
現在孔子所講的這一節，也等於《禮記》中《學記》和《儒行》兩篇所講的個人問題。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就是一個思想、一個信仰的問題。
服從真理，要絕對篤信，還要好學。
真理是不變的，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不受區域環境的影響，也不受物質環境的影響。
所謂「守死善道」就是守住這個信仰、這個主義，「善道」就是最好的道路，最好的思想原則。
下面說到個人有了守死善道的抱負，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這並不是滑頭，而是保持文化的一精一神。
危亂的時候，要有出世的修養，危險的地方不要去，因為這個地方的思想一定有問題，最好不去。
動亂中的社會，不可以停留。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這兩句話是中國人的隱士思想。
說到這裡，有個值得討論的大問題。
中國的歷史文化，素來認為儒家、道家是分途的，絕對不能合流。
道家多半趨向於當隱士。
說到隱士，問題就大得很。
假使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就會感覺到一件事很古怪：學問越高，道德越高的人，多半是退隱了，不願出名，乃至於最後隱姓埋名，連自己的真姓名都不要了。
我們都知道張良的老師是黃石公，而黃石公只是一個代號，究竟是誰？沒有人知道。
因為他連姓名都不要了，對名利更看得毫無道理。
可是這一類隱士思想，在中國古代，自上古以來，一直存在。
這是道家走的路子。
孔孟以後的儒家，則絕對反對隱士思想，而講究用世之道，所謂學以致用。
學問那麼好，對社會國家要有貢獻，認為退下來做隱士是不對的，這是後世的儒家思想。
而後世儒家這種思想的依據，多半是提出孔孟的思想來反對隱士。
事實上最能影響歷代政治的，是隱士的思想。
如果以西洋文化的政治思想來說，中國的隱士思想有點像所謂「不同意」的主張，但並不是「不合作」，「不合作」又是另外一個觀念。
西方文化現在還保留這一思想形態，如民一主社會的投票，不投同意票，也沒有投反對票，可就是不同意的意思，先保持自己的立場，這還只是勉強的比喻，可是中國歷代政治受隱士思想影響非常巨大。
歷史上有名的故事，如漢高祖時代的商山四皓。
所謂皓是頭髮都白了的老頭子。
從秦始皇時候就當隱士不出來的四個老頭子，學問很好，名氣很大，道德很高，可是不出來。
到了漢高祖的時候，年紀很大，鬚髮都白了，被尊為四老。
漢高祖當了皇帝，請他們出來，他們認為漢高祖不會禮賢下士。
因為漢高祖好謾罵，喜歡開口說粗話，他還沒有得天下以前，對跟著他的那些知識分子，看見他們就討厭，把人家的博士帽子拿來當便器。
陸賈勸他要尊重讀書人，他說：「乃翁天下馬上得之。」
照現代的白話：「老子的天下是打來的，你們囉嗦什麼？」
後來天下太平了，知識分子出來替他擺一布了一下，他才尊重讀書人。
這也是陸賈告訴他：「乃翁天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的善意結果。
漢高祖是絕頂聰明的，他問該怎麼辦？告訴他要建立制度等。
制度建立以後，第一次上朝，他坐在上面當皇帝，這個味道很好，這時才認為讀書人有道理。
於是禮請商山四皓出山，他們不答應。
後來他要立太子傳位時，宮廷中發生了一個大問題，漢高祖幾乎要把呂後所生的孝惠帝——當時的太子——廢掉，改立他所喜歡的戚姬所生的兒子——如意為太子。
呂後問計於張良。
張良就告訴呂後，只要孝惠帝——當時的太子把商山四皓請來，漢高祖就不敢廢太子了。
呂後果然教孝惠帝以卑辭厚禮把商山四皓請來為上賓。
漢高祖見到這情形，就告訴戚姬，太子一黨一羽已成，連自己請不到的商山四皓都請來了，改立如意為太子的事免談了。
這就看到政體問題、社會的思想問題，為什麼學說思想對政治發生如此的影響，同時也說明了隱士的重要。
隱士們後來到魏晉被稱為高士。
有一本書名《高士傳》。
高士即高尚之士，學問很好，才幹也高，也許出來可為治國的大才，可是一輩子絕不出來做事。
當然，不出來也有好處，否則出來萬一做不好，這一輩子英名也沒有了。
越不出來越高，有人一輩子做「高士」。
到了宋朝則稱「處士」。
當然，有的處士是怕考試考不取，故意當處士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貴，因此名氣越來越大。
有時候皇帝特別起用，不經考試還可以做做官。
當然真的處士還是有，宋代有這樣一位處士名叫楊璞，宋真宗請他，他不出來，後來硬是下命令給地方官，用各種方法，軟硬兼施一逼一他出來了。
到了京師，真宗對他很客氣。
問他說，先生一路來，一定有很多人送行，其中有好的詩吧！他說只有我的老伴送了我一首詩。
真宗說，夫人的詩一定很好。
於是要他念出那首詩：「更勿落魄耽杯酒，切莫猖狂一愛一作詩。
今日捉將宮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真宗聽了哈哈大笑，留他在京裡玩了幾天，就送他回去。
他和同時的種放一樣，都是真正的處士，硬不想出來。
另外像唐朝武則天時的盧藏用，因終南山地近京師，倡言隱居，結果被徵召入朝為官，這又是處士的另一種手段了。
所以後來成語所說的「終南捷徑」就是指這麼回事。
陸放翁曾有一首是批評也是稱揚隱士的詩：「志士棲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負初心。
不須更說嚴光輩，直自巢由錯到今。」
後世儒家認為這些「不同意」主義的隱士、高士、處士們，很可惡，不應該。
而認為有學問的人們應該對社會國家有所貢獻，為什麼一輩子作學問不肯出來？他們就說孔子是罵隱士的。
在後面的《論語》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碰到好幾個當時的隱士，都挨了罵。
那麼孔子挨了罵後怎麼講呢？下論中就講了很多。
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後世的儒家就引用這句話，解釋為孔子不同意這些人，罵他們是鳥獸。
分類：諸子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