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身為一個天津人，你沒有為上海的建設作出任何貢獻，你不配做北京的好兒女，我代表廣州人民鄙視你。
2 . 開國時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風氣與今天的實際距離已經愈來愈遠了。很多問題，按理說應該運用組織上的原則予以解決，但事實上無法辦到，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調整。
3 . 如果將領當機立斷，指揮部隊迅速投入戰鬥，那是貪功輕進，好勇嗜殺；要是他們暫時按兵不動，等待有利的戰機，那又是畏葸不前，玩敵養寇。
4 . 他降諭工部，要工部如實查報，張居正在京內的住宅沒收歸官以後作何區處：是賣掉了，還是租給別人了？如果租給別人，又是租給誰了？
5 . 其實，長期的道德淪亡，即已標誌社會形態和其組織制度的脫節。
6 . 這一年陽曆7月，正當元輔張居正先生去世5週年，皇帝端坐深宮，往事又重新在心頭湧現。
7 . 所以說來說去，施政的要訣，仍不外以抽像的方針為主，以道德為一切事業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務是促進文官之間的互相信賴與和諧。此亦即鼓舞士氣，發揮精神上的力量。
8 . 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
9 . 社會物質文明（即李贄所謂「文」）往前發展，而國家的法律和組織機構不能隨之而改進，勢必發生動亂。
10 . 過去關於明史的敘述，幾乎無不有「稅重民窮」的說法。要是認為全國稅收總額過高而導致百姓貧困，則與事實有所出入。
11 . 但是迷信與非迷信，其間的分野也可能極為模糊。例如，當一個人強迫自己對一件事情、一種前途建立信念，則其與宗教式的皈依就相去極微。因為凡是一個人處於困境，他就不願放棄任何足以取得成功 的可能性，即使這種可能性極為渺茫，沒有根據，他也要把它作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
12 . 富有詩意的哲學家說，生命不過是一種想像，這種想像可以突破人世間的任何阻隔。這裡的地下玄宮，加上潮濕霉爛的絲織品和膠結的油燈所給人的感覺，卻是無法衝破的凝固和窒息。他朱翊鈞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後被稱為神宗顯皇帝，而幾百年之後他帶給人們最強烈的印象，仍然是命運的殘酷。
13 . 大凡高度的概括，總帶有想像的成分。
14 . 有時他們身上的自私苟且，還遠過於不識字的愚氓。這種不安，或者由此發展而來的內心交戰，需要有一種適當的方式來緩解排除。志趣相投的研究討論，可以觸發彼此的靈感，深入探索人生的真諦，俾使內心的不安渙然冰釋。
15 . 這種經驗，使他深知我們這個帝國有一個特點：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後或成或敗，全靠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擾，否則理論上的完美，仍不過是空中樓閣。
16 . 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禍。然而禍來又不即來，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歎塵世苦海之難逃也。可如何！
17 . 在他執政的時代，在名義上說，文官還是人民的公僕，實際上則已包羅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為權力的源泉，也是這一大帝國的實際主人。
18 . 這些官員之間關係複雜，各有他們的後台老闆以及提拔的後進。他們又無一不有千絲萬縷的家族與社會關係，因之得罪了一個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國。
19 . 這一帝國既無崇功的趨向，也沒有改造社會、提高生活程度的宏願，它的宗旨，只是在於使大批人民不為饑荒所窘迫，即在「四書」所謂「黎民不饑不寒」的低標準下以維持長治久安。
20 . 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
21 . 富有詩意的哲學家說，生命不過是一種想像，這種想像可以突破人世間的任何阻隔。
22 . 另一類人物則乾脆是為了爭權奪利，他們利用道德上的辭藻作為裝飾，聲稱只有他們才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及力量來暴露張馮集團的本質。而張馮被劾之後在朝廷上空出來的大批職務，他們就當仁不讓，安排親友。
23 . 萬曆的看法是，鄒元標和其他諍諫者並非對他盡忠，而是出於自私自利，即所謂「訕君賣直」。這些人把正直當做商品，甚至不惜用誹謗訕議人君的方法做本錢，然後招搖販賣他正直的聲望。
24 . 因之我們的政事，注重體制的安定，而不計較對一人一事的絕對公允。犧牲少數人，正是維持大局的辦法。
25 . 我們的軍官在長期訓練中所培養的嚴格和精確，退伍以後竟毫無用武之地。他會發現在軍隊以外，人們所重視的是安詳的儀表、華麗的文辭、口若懸河的辯才以及圓通無礙的機智。——總而言之，和他已經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26 . 在王朝制度下，很難把個人玩忽職守和制度的失敗分開。個人應盡最大努力 ，用自己的才幹和自我犧牲來掩蓋制度上的弱點。
27 . 這樣的人不會相信為人處世該有陰陽的分別，他肯定會用他自己古怪的標準要求部下和上司。對他應該怎麼分派呢？看來比較穩妥的辦法是讓他陞官而不讓他負實際的責任。
28 . 例如經過皇帝批准，人事有所任免，文淵閣公佈其原因，總是用道德的名義去掩飾實際的利害。因為本朝法令缺乏對具體問題評斷是非的準則，即令有時對爭執加以裁處，也只能引用經典中抽像道德的名目作為依據。
29 . 簡而言之，帝國的官僚們一意保持傳統與穩定，從而喪失了主動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