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卷中 7、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另一封此篇為「答陸原靜」的又一封論學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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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習錄》卷中 7、良知即是未發之中

傳習錄

卷中 7、良知即是未發之中

·良知即是未發之中·

另一封

此篇為「答陸原靜」的又一封論學書信。

【原文】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即所謂性善也,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何常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邪?中也,寂也,公也,既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

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 ,而中、寂、大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 。

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

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慾,故須學以去其昏蔽。

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

知無不良 ,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

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譯文】

來信寫道:「良知是心的本體,也就是所謂的性善、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廓然大公之類。

為何普通的人都不能做到而一定要經過學習 呢?中、寂、公,既然是心的本體,那麼,也就是良知。

此時到心中去省察體驗,可見知無不良 ,而中、寂、大公實際上是沒有的。

如此一來,良知豈不是超然於體用之外?」

性無不善,因此知無不良 。

良知即未發之中,即廓然大公、寂然不動的本體,為人人所共有。

但是,良知不可能不遭受物慾的蒙蔽。

所以就需要通過修一習一 來剔除蒙蔽。

然而這麼做,對於良知的本體是不會有絲毫的損傷。

知無不良 ,而中、寂、大公不能徹底顯現是由於沒有完全剔除蒙蔽,保養得還不夠純潔。

體,即良知的體;用,即良知的用,又怎麼會有超然於體用之外的良知呢?

〔評析〕

嘉靖年間,聶豹在《困辨錄》一書中提出了「歸寂」一說,表現出不同於一陽一明心學的又一特色,即徑直從「寂」、「靜」、「未發」中體認良知。

他認為作為萬物本源的良知是靜止不變、澄明不動的,所謂「良知本寂」就是「不睹不聞」和「未發之中」;同時良知不同於知,前者是靜止的本體,後者是體感物而動的結果,二者之間是體和用的關係,不同意王一陽一明「致知」、「良知」、「心之本體」視為同一回事的觀點。

【原文】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睹不聞、無思無為之謂。

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

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邪?」

理無動者也。

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睹不聞、無思無為之謂也。

不睹不聞、無思無為,非槁木死灰之謂也。

睹聞思為一於理,而未深有所睹聞思為,即是動而未嘗動也。

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譯文】

來信寫道:「周濂溪主張「主靜」,程顥主張「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您主張「定者,心之本體」。

所謂的靜定,絕不是指不看不聽、無思無為。

它是指常知、常存、常主於理。

但是,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顯是動的,是已發,又怎麼稱為靜呢?又怎麼稱為本體呢?這個靜定難道是貫通於心的動靜嗎?」

理是靜止不動的。

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就是指不看不聽、無思無為。

不看不聽、無思無為,並不是如同槁木死灰一般,看、聽、思、為全部依循理,而未曾有其他的看、聽、思、為,這也就是動而未曾動,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就是指體用一源。

〔評析〕

朱學認為太極含動靜之理,是動靜的根本;太極流行於氣才顯出動靜,而不是「太極便會動靜」,朱熹把太極與動靜、理與氣看作二物。

一陽一明先生的觀點則是動靜本為「體用一源」,而不是二。

【原文】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為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之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為靜,從欲為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

若以有事而感通為動,無事而寂然為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

若謂未發在己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

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為靜而已發為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

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

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

動靜者,所遇之時。

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

理無動者也,動即為欲。

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

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

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

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

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

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

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

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一陽一,靜而生一陰一」說來。

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

太極之生生,即一陰一陽一之生生。

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一陽一之生,非謂動而後生一陽一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一陰一之生,非謂靜而後生一陰一也。

若果靜而後生一陰一,動而後生一陽一,則是一陰一陽一、動靜,截然各自為一物矣。

一陰一陽一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為一陰一陽一。

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為動靜。

春夏可以為一陽一為動,而未嘗無一陰一與靜也;秋冬可以為一陰一為靜,而未嘗無一陽一與動也。

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一陽一、謂之動也。

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一陰一、謂之靜也。

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

所謂動靜無端,一陰一陽一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

若只牽文泥句,此擬仿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譯文】

來信寫道:「此心未發之體,具體是指在已發之前呢?還是在已發之中並主宰著已發呢?還是不分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呢?如今,所說的心的動靜,主要是針對有事無事說的,還是針對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說的,還是針對循理、從欲來說的呢?如果認為循理是靜、從欲是動,那麼,所謂的「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無靜,靜極無動」,也就說不過去了。

如果認為有事而感通是動,無事而寂然是靜,那麼,所謂的「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也就說不過去了。

如果認為未發在已發之前,靜而生動,那麼,至誠就要停息,聖人也需要復性了。

然而,這種認為是錯誤的。

如果認為未發在已發之中,那麼,不知道是未發已發都當主宰靜呢?還是未發是靜,而已發是動呢?還是未發已發均沒有動與靜,或者均有動與靜呢?以上疑惑,還望不吝賜教。」

未發之中亦即良知,它渾然一體,沒有前後內外之別。

就有事、無事而言可以分動、靜,但是良知不能分為有事和無事。

就寂然、感通而言可以分動、靜,但是良知不能分為寂然和感通。

動靜是因時而異的。

心的本體,原本就沒有動靜之分。

理是靜止不動的,若動,就會變為欲。

只要遵循理,即使酬酢萬變也未曾動。

如果依從欲,即使死心無念也未必靜。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這還有什麼地方值得懷疑?遇事時的感通固然可以說是動,但是,其寂然不動者並未增加什麼;無事時寂然固然可以說是靜,但是,其感而遂通者並未減少什麼。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這還有什麼地方值得懷疑?良知是渾然一體的,它是沒有前後內外之分的,那麼,關於至誠有停息的疑問也就不解自明瞭。

未發在己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另有一個未發存在。

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另有一個已發存在。

這裡未嘗無動靜,只是不能用動靜來區別未發已發。

大凡讀古人的言論,關鍵是用心去斟酌其中的意思,從而明白其主旨。

如果一味局於文義,那麼,「靡有孑遺」豈不是說周朝真的沒有遺民嗎?周濂溪的「靜極而動」之說,若不作正確理解,毛病也就在所難免。

所以,他的意思是就太極「動而生一陽一,靜而生一陰一」來說的。

太極的生生之理,既妙用不息而又常體不易。

太極的生生,也就是一陰一陽一的生生。

在生生之中,指其妙用不息的方面叫動,這是一陽一的產生,並不是說在動之後才產生一陽一;在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變的方面叫靜,這是一陰一的產生,並不是說在靜之後才產生一陰一。

若真是靜之後產生一陰一,動之後產生一陽一,那麼,一陰一陽一動靜又迥然不同,各為一物了。

一陰一陽一是一個氣,因氣的屈伸而產生一陰一陽一。

動靜同指一個理,因理的潛伏與顯現而產生動靜。

春夏可以說是一陽一、是動,但未嘗沒有一陰一和靜;秋冬可以說是一陰一、是靜,但未嘗沒有一陽一和動。

春夏這樣生生不息,秋冬也這樣生生不息,卻同時可稱為一陽一,都同時可稱為動。

春夏有這不變的常體,秋冬也有這不變的常體,都同時可稱為一陰一,都同時可稱為靜。

從無、會、運、世、歲、月、日、時至刻、分、秒、忽、微,無不如此。

程頤所講的「動靜無端,一陰一陽一無始」,它需要深諳道的人默然體認,非言語不能表。

若只局限於文句,摹擬倣傚,那麼,正是所謂的《法華》轉心,而非心轉《法華》了。

〔評析〕

「動、靜」是歷代名家學者的共同課題。

儒家學者中也各持己見。

朱熹認為,無動無靜的是太極,太極是萬事萬物的根源;然而,一切事物的動靜,生滅又都是太極作用的結果。

他還認為,「動靜無端,一陰一陽一無始」,「那動以前又是靜,靜以前又是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猶如白晝與黑夜;動與靜是互相聯繫的,彼此不能孤立。

「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太極動而生一陽一,靜而生一陰一,動靜與一陰一陽一不可分;太極是本然之妙(自然之理),動靜是所乘之機(理乘氣而行)。

【原文】

來書云:「嘗試於心,喜、怒、憂、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即惘然消阻,或遏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

然則良知常若居優閒無事之地而為之主,於喜、怒、憂、懼若不與焉者,何歟?」

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

然謂良知常若居於優閒無事之地,語尚有病。

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憂、懼,而喜、怒、憂、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譯文】

來信寫道:「我曾經在心中體驗證明,喜怒憂懼的情感產生了,即便憤怒到極點,只要我心的良知覺醒了,就能緩解或消失,偶爾在開始時被遏止,偶爾在發作中被扼制,偶爾在發作後才後悔。

但是,良知往往似在清閒無事之處主宰著情感,與喜怒憂懼好像無關,這是怎麼回事?」

理解這一點,就明白由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有感而遂通之奇妙。

然而,你說良知往往似在清閒無事之處主宰著情感,這句話好像還存在缺點。

因為,良知雖不停滯在喜怒憂懼的情感上,但喜怒憂懼也不在良知之外。

〔評析〕

學生說:「良知往往似在清閒無事處主宰著情感,與喜怒憂懼好像無關。」

先生說:「良知雖不停滯在喜怒憂懼的情感上,但喜怒憂懼也不在良知之外。」

一陽一明先生歷來認為,良知是心的主宰,心是身體的主宰。

眼睛看上去很美,心裡的良知認為著它不正當,就不敢看;嘴裡吃起來味道很好,心裡面認為吃它不正當,就不敢吃;耳朵聽起來很舒服,心裡認為聽它不正當,就不敢聽……這就是心裡的良知的主宰作用。

【原文】

來書云:「夫子昨以良知為照心。

竊謂良知,心之本體也。

照心,人所用功, 乃戒慎恐懼之心也, 猶思也。

而遂以戒慎恐懼為良知, 何歟?」

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

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妄心亦照也。」

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且既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

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啟蒙。」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

有所動即妄矣。

「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

無所動即照矣。

無妄、無照,非以妄為照,以照為妄也。

照心為照,妄心為妄,是猶有妄、有照也。

有妄、有照,則猶二也,二則息矣。

無妄、無照則不二,不二則不息矣。

【譯文】

來信寫道:「先生,您從前認為良知就是照心。

我以為,良知是心的本體。

照心,是人所用的功夫,就是戒懼恐懼之心。

和「思」相類似。

而您直接認為戒慎恐懼即為良知,這是為何?」

能夠讓人戒慎恐懼的,即為良知。

來信又寫道:「您又認為「照心非動也」,這難道是因為照心遵從天理才是靜的嗎?「妄心亦照也」,這難道是因為良知未曾不在妄心中,又未曾不在妄心中明細體察,而人的視聽言動符合準則的全是天理呢?既然說是妄心,那麼,良知在妄心上可稱照,而在照心上則可以稱妄了。

妄與息有什麼區別?如今把妄心有照與至誠無息結合起來,我仍不能理解,敬請再指教。」

「照心非動」,因為它起源於本體天然的明覺,所以不曾有所動。

有所動即為妥了。

「妄心亦照」,因為本體天然的明覺未曾不在妄心中,只是有所動而已,無所動就是照心了。

無妄無照,並不是把妄看成照,把照看成妄。

如果說照心為照,妄心為妄,這還是有妄有照。

有妄有照,就依然還是兩個心。

一心分為二,就會停息。

無妄無照就不是兩個心,心為一,從而也就運動不止了。

〔評析〕

水靜止就清,水清水面就平靜,水面平靜就可以察見水底的物體。

心亦如此。

心靜就氣和,氣和就能正確體察事理,事理察則心體澄明不動,心明便是良知主宰。

良知是心靈的府庫,良知平正心就平正。

【原文】

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慾為要。

夫清心寡慾,作聖之功畢矣。

然欲寡則心自清,清心非捨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

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

今欲為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

若欲刊剝洗蕩於眾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

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遂之也,愈不可矣。」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人萌之際不能也。

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

捨此之外,無別功矣。

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為患也。

今曰養生以清心寡慾為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

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譯文】

來信寫道:「說養生,關鍵的就是清心寡慾。

倘能清心寡慾,作聖人的功夫也就完成了。

然而,人的欲一望 少了,心自然會清明,清心並不是要遠離塵世而獨求寧靜,而是使這心純為天理,沒有絲毫的人欲之私念。

如今,想要清心寡慾,但若就私慾產生處去加以克制,那麼,病根依舊存在,不免會有更於東而生於西之舉。

如果說想在私慾還未萌芽之前就消除乾淨,卻又沒有什麼可用力之處,反而使這心不清明,而且,私慾未萌生就去尋找並以求剷除它,這好比引犬入室而又驅趕它,如此更講不通了。」

如你所言,一定要此心純乎天理,無絲毫的私慾,這是作聖人的功夫。

要想此心純是天理,無絲毫的私慾,就要在私慾未萌生之前加以防範,在私慾萌生時加以扼制。

在私慾萌生之前就加以防範,在私慾萌生時加以扼制,正是《中庸》中「戒慎恐懼」、《大學》中「致知格物」的功夫。

除此而外,再無其他的功夫。

你所說的私慾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入室再驅趕的現象,是被自私自利、將、迎、意、必所牽累的結果,而並非由克治蕩滌造成的。

如今說養生最關鍵的是清心寡慾,這「養生」二字,就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的本源。

有這個病根隱藏在心中,如你所說的私慾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入室又驅趕的弊病,也就在所難免。

〔評析〕

既然憂慮私慾滅於東而生於西,不如私慾原本就沒有出現,即使私慾在萌生,就及時將它扼制在未萌之先。

這只有聖人才能做到啊!

【原文】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

吾若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于思善矣。

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惟有寐而方醒之時耳。

斯正孟子「夜氣」之說。

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

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慾念無生,則念愈生。

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者游乎?」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

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

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

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說矣。

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

體段工夫大略相似。

但佛氏有個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

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于思善」之患。

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為失其良心之人,指出個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

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說「夜氣」。

卻是得兔後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將復失之矣。

欲求寧靜,慾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

良知只是一個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卻又添一個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卻又添一個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

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

今卻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譯文】

來信寫道:「佛教認為「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這不同於我們儒家所說的隨物而格的功夫。

我若在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的功夫,那麼,也就已經想到善了。

如果善惡不思,而心的良知又清靜自在,那只有早晨剛睡醒時。

這正是孟子所謂的「夜氣」,但這樣的現象不能持續很久,轉眼之間思慮就會產生。

不懂得常用的人,能常常像剛睡醒而思慮還未產生時那樣嗎?如今,我想求得寧靜卻更加不能寧靜,想沒有雜念而雜念叢生。

如果要使此心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有良知顯露,與造物者同樣,又該怎麼做呢?」

在不思善不思惡時認識本來面目,這是佛教針對那些不識本來面目的人講的簡便方法。

所謂本來面目,即為我們儒家講的良知。

現在,既然能夠清楚地理解良知,就不必這樣說了。

隨物而格,是致知的功夫。

佛教所說的「常惺惺」,是佛教要求常存他的本來面目。

由此可知,佛儒的格物與功夫大致相同,但佛教有個自私自利的心,因此就有了不同之處。

如今,你想做到善惡不思,所以才有了「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于思善」的缺點。

孟子講「夜氣」,也只是為那些喪失了良心的人指出一個良心萌動的地方,使他能從這裡著手並加以培育。

現在已經清楚地理解了良知,又常用致知的功夫,就不用談「夜氣」了。

不然,將會是得到兔子卻不知道去守著兔子,反而得死守著樹株,如此,兔子就會再次失去。

想求得寧靜,想沒有私念,這正是自私自利、將、近、意、必的弊端,所以雜念更多而愈加不能寧靜。

良知唯有一個,有良知自然能辨別善惡,還有什麼善惡可想?良知的本體原本就是寧靜的,現在卻又添加一個去求寧靜,良知的本體原本就是生生不息的,現在卻又添加一個心要無生。

不但儒學致知的功夫不是這樣,即便佛教也不是這樣將、迎、意、必。

只要一心在良知上,徹首徹尾,無始無終,就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如今,你卻要前念易滅後念不生,這是佛教所謂的「斷滅種性」,如此就同槁木死灰差不多了。

〔評析〕

晉代的慧遠大師認為,佛教教義和儒家經典並不矛盾。

他們的目的和實質是相同的,只不過論述方式以及起作用的範圍有所不同而已,如果能結合兩者的一精一義去體會教義的話,就不會為兩者表面上的差異而震驚。

【原文】

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即「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

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

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

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慾客氣之動而始,忽然驚醒而後提,其放而未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

今欲日一精一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即全功乎?抑於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慾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又為「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間也。

如之何則可?」

戒懼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邪?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末後卻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及有本來面目未達一間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病,去此病自無此疑矣。

【譯文】

來信寫道:「佛教還有常提念頭的現點,這與孟子講的「必有事」、您說的致良知是一回事嗎?這是不是「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呢?

當這個念頭提起時,應付諸多事物一定會有正確的辦法。

但只怕這念頭提起的時候少而放失的時候多,那麼工夫就有間斷了。

並且,這念頭的放失,多是因為私慾和氣的萌動引起的,猛然驚醒之後又可提起,但在放失而未提起時,由於心的昏暗與雜亂自己往往不能感覺到。

今天,要想念頭日益一精一進光明、常提不放,又使用什麼方法呢?只要這念頭常提不放就是全部功夫了嗎?還是在這常提不放中,更應該有省察克治的功夫呢?雖然這念頭常提不放,然而,若不再有戒懼克治的功夫,私慾只怕還是不能剔除。

如果有戒懼克治的功夫,又成為「思善」的事情,這和本來面目又不相符,到底怎樣做才算正確呢?」

戒懼克治就是常提不放的功夫,就是「必有事焉」,這豈能當兩回事看待?關於你這一段問的問題,前面我已說得十分清楚。

這裡卻是你自我迷惑,言語說得支離破碎,零亂不堪。

至於與本來面目不相符的疑問,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的毛病引起的,剔除這個毛病,這個疑問也就迎刃而解了。

〔評析〕

中國禪宗中有許多這樣的故事,弟子向師父請教,「什麼是佛?」

「祖師西來意是什麼?」

等問題時,師父往往是即景發凡,應機施教,如:「祖師西來意?」

答:「門前柏樹子。」

問:「什麼是佛?」

答:(豎起食持不語)等。

此種教法實在是機鋒作略,大闡真諦。

【原文】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

如何謂明得盡?如何而能便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

氣質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

質美者,渣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渣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

此本不甚難曉,原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

向曾面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譯文】

來信寫道:「前人說「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

明得盡指的是什麼?怎樣才能渾化?

良知原本就是純淨的。

氣質差的人,不但渣滓多,遮蔽也厚,他的良知就不能光明顯現。

氣質好的人,本來渣滓少,遮蔽也薄,稍加致知的功夫,他的良知就能晶瑩透徹,些許渣滓彷彿沸水中的浮雪,怎麼能成為障礙呢?這本來不怎麼難懂,這個問題你之所以存在疑問,大概是因為對「明」字不理解,其中也夾有欲速之心思。

從前,我曾與你當面探討過明善的問題,「明則誠矣」,並不是像後世儒生所講的明善那樣簡單、淺陋。

〔評析〕

孟子認為,萬物的特點都具備於我的心中,反省我心而達到與萬物相通的「誠」的境界,是人生莫大的樂趣。

這一結論,是他將仁義道德從內心世界擴大到人的社會生活,又進而擴大到宇宙萬物而總結出來的。

「萬物皆備於我之心,就是「明」,與萬物相通的境界則是「誠」。」

【原文】

來書云:「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慾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韓、范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於學知、困勉者乎?愚者竅雲,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

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

仁、義、禮、知,性之性也。

聰、明、睿、知,性之質也。

喜、怒、哀、樂,性之情也。

私慾、客氣,性之蔽也。

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

私慾、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

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違道不遠者也。

使其聞學知道,即伊、傅、周、召矣。

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則亦居然可見。

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

若無有物慾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無不是道。

但在常人多為物慾牽蔽,不能循得良知。

如數公者,天質既自清明,自少物慾為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違道不遠。

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

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

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氾濫於多歧,疑迷於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

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

後儒嘗以數子者尚皆是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一習一 不察。

此亦未為過論。

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狃於聞見之狹,蔽於沿一習一 之非,而依擬仿像於影響形跡之間,尚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

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說。

若是知行本體,即是良知良能。

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

「知行」二字更宜一精一察。

【譯文】

來信寫道:「聰明睿智的確是人天生的資質嗎?仁義禮智的確是人的本性嗎?喜怒哀樂的確是人的情感嗎?私慾與虛偽,究竟是一回事還是兩碼事呢?古代許多偉大的人物,諸如張良、董仲舒、黃憲、諸葛亮、王通、韓愈、范仲淹等,他們功德卓著,其中,他們的良知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然而,又不能講他們是通曉道的人,這是怎麼回事?若說這僅是他們天生的資質好,那麼,生知安行的人豈不比學知利行、困知勉行的人更好嗎?我以為,說他們所見的道不完全還可以,說他們完全不通曉道,大概是後世儒生因推崇記誦訓詁,對他們產生了錯誤的看法,我們這種理解是否正確呢?」

性唯有一個。

仁義禮智是人性的本質,聰明睿智是人性的資質,喜怒哀樂是人性的情感,私慾虛偽是人性的障蔽。

資質有清濁之分,因此,情有過與不及,而蒙蔽也就有了深淺之別。

私慾和虛偽是一種病,兩處痛,並非兩回事。

古代的張良、董仲舒、諸葛亮、王通等人,天資極佳,自然與神妙的道多有符合。

雖不能說他們是完全聞道知學的人,但是,他們也自有其學與道相隔不遠之處。

如果他們完全聞道知學了,就成為伊尹、傅說、周公、召公了。

比如文中子王通,不能認為他是不知學的人,他的書雖大部分出自於他門人弟子之手,也有很多錯誤的地方,但也能看出其大概。

只是時代相隔久遠,今天沒有確切的憑證,不能妄斷他的學與道到底達到了什麼火候。

良知,即為道,它就在人的心中,不僅聖賢,就是平常人都是如此。

若沒有物慾牽累蒙蔽,只靠良知去發揮作用,那將會無處無時不是道。

然而,平常人一大多被物慾牽累蒙蔽,不能遵從良知。

就像上述諸位人物,資質已十分清明,自然很少有物慾的牽累蒙蔽,那麼,他們的良知產生作用的地方自然會多一些,自然離道較近。

學者就是學遵從良知。

說知學,只是能知道專一地去學習 遵從良知。

上述的人物,他們不知道專門在良知上下功夫,有的興趣太濃,受到影響和迷惑,因此,他們對於道就時偏時合,沒有達到純正的境界。

若他們明白了這一點,也就是聖人了。

後世儒生曾認為上述諸位都是憑天生的資質行事,不免會「行不著」、「一習一 不察」,這種說法並不為過。

但是,後世儒生所說的著和察,也只拘泥於狹小的見聞中,遭受不良 風氣的蒙蔽,只是把似是而非的現象加以模仿,還不是聖人所講的著和察。

那麼,這又怎麼能以己之昏昏而使他人昭昭呢?所謂生知安行,這「知行」二字也是就用功而言的。

至於知行的本體,就是良知良能。

即便是困知勉行的人,也都能說是生知安行的。

「知行」這兩個字,就更應該細心體察了。

〔評析〕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都是五帝時治國的辦法。

用仁引導,用義安定,用禮行事……。

但是,用仁能廣泛地教化、引導人,同時也能產生偏私;用義可以樹立節行,同時也能形成虛偽;用禮可以使行為恭謹,同時也能造成怠惰;……所以,一陽一明先生一再強調在「知行」上下功夫,認真體察知行的本體。

【原文】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

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澄平生多悶,未嘗見真樂之趣,今切願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

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

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

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尚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蔽也。

【譯文】

來信寫道:「過去,周敦頤經常要求程顥搜尋孔子與顏回的樂處。

請問先生,這種樂趣是否與七情之樂相同?如若相同,普通人滿足了欲一望 都能快樂,又何須作聖賢呢?如果另有真正的樂,那麼聖賢碰到大憂、大怒、大驚、大懼的事情,這個樂還存在嗎?更何況君子的心是常懷戒懼的,此為終身憂患,又何嘗能樂?我平素有很多的煩惱,還未曾體會到真正的樂趣,現在,我真急切希望能找到這種樂趣。」

樂是心的本體,雖與七情的樂不同,但也不在七情的樂之外。

聖賢雖有真正的樂,然也是普通人所共同具有的,只是普通人有了這種樂,自己卻不知道,相反,他們還要自我尋求煩惱憂苦,自己糊里糊塗地捨棄了這種樂。

即便在煩惱迷棄之中,這種樂也未曾消失。

只要一念頓悟,返求自身,與本體相同,那麼,就能體會到這種樂。

每次和你談論的都是這個意思,而你則仍要詢問,能用什麼方法可以得到這種樂,這就不免有一種騎驢覓驢的感覺了。

〔評析〕

音樂的由來已經很久遠,它從度量的法則中產生,在原始宇宙的太一狀態中起源。

凡是古代君王們重視音樂的情況,都是為了使人快樂,他們用鐘鼓來引導意志,用琴瑟來愉悅心情。

君子之樂,樂在能得到自已所追求的道義,而小人之樂,則樂在得到自己所追求的欲一望 。

用道義來制止欲一望 ,就能樂而不亂,是真正的君子之樂;在欲一望 中追求娛樂,就會使人傷感而忘卻道義,終歸是樂的反面。

所以說,音樂的本身反映出了天地的和諧、一陰一陽一的協調,領略到了這個就是君子之真樂。

【原文】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懥、憂患、恐懼為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

所謂有者,《傳一習一 錄》中以病瘧譬之,極一精一切矣。

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

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

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

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略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

「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

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

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

病瘧之喻,既已見其一精一切,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

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

致知之功,無閒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發邪?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於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祟。

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將冰消霧釋,有不待於問辨者矣。

【譯文】

來信寫道:「《大學》中認為心有好樂、忿恨、憂患、恐懼等情感,心就不能平靜,程顥也說過:「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

所謂的有情,《傳一習一 錄》中的病症作比喻,特別的貼切一精一當。

若象程顥所說,那麼,聖人的情是產生於物而非產生於心了。

為何作如是說呢?如果隨著遇到的事而產生了相應的情,那麼,其中的是非對錯可以去格了。

但是,在事情未來之時,說有情,它並未顯露;說無情,可情就像病根一樣存在著,若有若無,它怎麼來致知呢?學要致力求得無情,這樣,煩惱雖少了,但又是出儒而入佛了。

請問,人若無情,行嗎?」

聖人致知的功夫是至誠不息的。

聖人的良知本體,光亮如鏡,沒有一絲灰塵,在鏡子前面,美,醜的原貌畢露,過後,鏡子上並未留下什麼。

此正是所謂的情順適萬事而無情。

「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教這句話,說的很正確。

明鏡照物,美的呈現為美醜的呈現為丑,一照就是它的真實面目,也就是「生其心」。

美的為美,醜的為丑,照過之後一切都不留下,這就是「無所住」。

有關病瘧的比喻,既然你認為貼切一精一當,那麼,這一段的問題可以解決了。

患瘧疾的人,病雖未發作,可病根仍在,怎麼能因為瘧疾未發作而不去服藥調治呢?如果一定要等到瘧疾發作之後才服藥調治,為時已晚矣。

致知的功夫不分有事與否,怎能和是否發病同日而語呢?你的主要疑慮,雖然前後不相同,但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在作怪,這個病根一旦除去,那麼,你的諸多疑問,自然會冰消水釋、雲破天開,再也無需去問辨了。

〔評析〕

《荀子·非相》中說,「相察形貌,不如評論思想;評論思想,不如選擇行為。」

行為純正,思想善良,形貌雖然醜惡,也不妨礙他成就君子之德。

所以,對於一切事物,不論美醜、長短、輕重、大小,都要以修飾自己的意志為本份。

【原文】

答原靜書出,讀者皆喜澄善問,師善答,皆得聞所未聞。

師曰:「原靜所問只是知解上轉,不得已與逐節分疏。

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工,雖千經萬典無不吻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何必如此節節分解?佛家有撲入逐塊之喻,見塊撲人,則得人矣,見塊逐塊,於塊奚得哉?」

在座諸友聞之,惕然皆有惺悟。

此學貴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譯文】

答陸原靜的信公開於世後,天下的讀者都很滿意,認為陸澄問得漂亮,先生答得一精一彩,均是他們沒有聽說過的內容。

先生說:「陸澄的問題只是在知解問題上轉悠,無奈之下只得給他逐段講解,若真的相信良知,僅在良知上下功夫,即使千經萬典也會與之相符合,異端邪說將會不攻自破,又何必如此逐段解釋呢?佛教有狗不咬人而追石塊的比喻。

狗,看見石塊而撲向人,這樣也才能咬住人,若看到石塊去追趕石塊,從石塊那裡又能得到什麼呢?」

其時,在座的各位同志聽了這番話後,心感警覺,並各有所悟。

致良知,先生的這一學問貴在返身自求,並不是從知解上就那麼隨便獲得的。

〔評析〕

在王一陽一明同代學者中,有人認為:「良知」即禪宗的「明心見性」,就是以心為理,一切都在心中,只要心下自省,就是致「良知」;心下自省的功夫就是禪宗的「頓悟」。

因此,「致良知」一說的源頭「只在禪」。

分類:未分類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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