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卷中 11、致其良知:此信為一陽一明先生與聶文蔚的第二封論學書信。 此書於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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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習錄》卷中 11、致其良知

傳習錄

卷中 11、致其良知

·致其良知·

此信為一陽一明先生與聶文蔚的第二封論學書信。

此書於嘉靖七年(1528年)十月寫於廣西,為王一陽一明的絕筆書信。

【原文】

得書,見近來所學之驟進,喜慰不可言。

諦視數過,其間雖亦有一二未瑩徹處,卻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純熟,到純熟時自無此矣。

譬之驅車,既已由於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乃馬性未調,銜勒不齊之故,然已只在康莊大道中,決不賺入旁踩曲徑矣。

近時海內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見,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賤軀舊有咳嗽畏熱之病,近入炎方,輒復大作。

主上聖明洞察,責付甚重,不敢遽辭。

地方軍務冗沓,皆輿疾從事。

今卻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病,得在林下稍就清涼,或可廖耳。

人還,伏枕草草,不盡傾企。

外惟浚一簡幸達致之。

【譯文】

來信已收到,得知您最近在學問上大有進步,欣喜難以言表。

認真閱覽數遍,其中呈還有一兩處不太透徹,那僅是因為致良知的功夫尚未純熟,當功夫純熟時,這種現象自然會不復存在。

例如趕馬車,已經行走在康莊大道上,有時出現的迂迴曲折,那是由於馬性還未調養好,或者是韁繩馬勒還不夠整齊,但已經在康莊大道之上,拐到小道上的情況絕對是不會有的。

最近,海內諸多朋友中達到您這一步的尚不多見,我甚感欣慰。

這正是聖道的一大幸事。

從前我就有咳嗽怕熱的疾病,近來在炎熱的地方,病情復發得更厲害。

皇上英明洞察,托付的責任重大,又不敢推辭。

地方上的眾多軍務,均是帶病處理的,好在如今動亂已經平定,並向皇上呈請回家養病,若能在家鄉避暑,也許能夠痊癒。

我即將返鄉,伏枕寫信,訴不盡傾慕和企盼。

另外,捎給惟浚(陳九川)的書信請代為轉達。

〔評析〕

這封信是王一陽一明給好友聶文蔚(名豹,一江一 西永豐人,官至兵部尚書)的第二封信,也是王一陽一明的絕筆書信。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十月寫於廣西。

其時王一陽一明肺病再度加劇,遂上疏告歸故里,十一月二十九日,歸途中卒於一江一 西南安。

【原文】

來書所詢,草草奉復一二。

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

問之,則雲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

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個甚麼?助是助個甚麼?」

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

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卻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

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

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

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

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

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

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

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個「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個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

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

終日懸空去做個勿忘,又懸空去做個勿助,渀渀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個沉空守寂,學成一個癡呆漢。

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

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擱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

【譯文】

來信所問的問題,草草略作答覆。

近年來山上講學的人,常常說勿忘勿助的工夫很艱難。

向他們詢問箇中原由,他們以為剛用了一點心意就是助、稍不用心就是志,所以很難掌握。

我接著問他們:「忘是忘個甚麼?助是助個甚麼?」

他們不能作答,反過來問我。

我對他們說,我在這裡講學只說一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就是每時每刻去「集義」。

若時刻都用「必有事」的工夫,有時又出現間斷,這就是忘,就必須「勿忘」。

時刻都用「必有事」的工夫,有時又想求速效,這就是助,就必須「勿助」。

這種工夫都在「必有事焉」上用。

「勿忘勿助」只在其中起著提醒警覺的作用。

如果工夫本來沒有間斷,就不用說「勿忘」;本來不想求速效,就不用說「勿助」。

這工夫是何等的明白簡易、何等的灑脫自在!此刻不到「必有事」上下功夫,則空守著一個「勿忘勿助」,這就有如生火做飯,鍋裡還未燒水下來,而一味去添柴加火,最終不知能燒出個什麼名堂?只怕還沒調好火候,灶上的鍋早已先行破裂了。

最近,那些專門在「勿忘勿助」上用功的人,他們犯的毛病正是如此。

成天憑空去做一個勿忘的工夫,又憑空去做一個勿助的工夫,無邊無際,完全沒有切實的下手處,到頭來工夫也只做個死守空寂,變成一個癡呆漢。

剛碰到一點難題,就心煩意亂,不能妥善應付,及時作處理。

這些人都是志士仁人,但是憂勞困苦,錯過了一生時光,這都是學術耽誤了他們,太可悲了!

〔評析〕

《荀子·勸學》中有這樣一段話:「蚯蚓沒有銳利的爪牙,沒有強勁的筋骨,在地上層吃泥土,在地下層喝泉水,它的用心是一致的。

螃蟹八隻腳,兩個螯,沒有魚、鱔魚的窩,它就無處藏身,它的用心是浮躁的。

所以,沒有沉默的意志的,就沒有光明的智慧;沒有隱微的行為,就沒有顯著的功勳。」

【原文】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

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功。

故區區專說致其良知。

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

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

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

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

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個忘助。

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

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

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

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一精一一簡易,為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

【譯文】

「必有事焉」僅為「集義」,「集義」僅為「致良知」。

說到集義時,或許一時還把握不住關鍵所在。

說到致良知,那麼一時間就可實地用功了。

所以我只說致良知,隨時在事上致良知,就是格物。

實實在在地去致良知,就是誠意。

實實在在地致良知而無絲毫的意、必、固、我,就是正心。

實實在在地致良知,自然不會有忘的毛病;無絲毫的意、必、固、我,也自然不會有助的毛病。

因此,說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時,也就不用再說勿忘勿助了。

孟子主張勿忘勿助,也是就告子的毛病而言的。

告子主張強制人心,這是犯了助的毛病,所以孟子只談助長的危害。

告子的助長,亦是因為他以為義是外在的,不懂得在自己的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所以才有了助長的毛病。

若時時從己心上去「集義」,那以,良知本體自會洞明,自會明辨是非,絲毫也不能逃脫。

又怎麼會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的毛病呢?孟子「集義」、「養氣」的主張,對後來的學問固然有很大貢獻,但他也是因病施藥,說個大約,不比《大學》中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功夫,十分一精一一簡煉,徹頭徹尾,永無弊病。

〔評析〕

王一陽一明為了論證「致良知」說,強調《大學》、《中庸》的宗旨是合一的。

他認為,《中庸》的「慎獨」就是《大學》的「致知」,「慎」就是「致」,就是個人的內心省察和主觀努力;「獨」就是「良知」,是主宰天地萬物的絕對本體。

所以,「慎獨」即「致其良知」,也就是求得本體的工夫。

與孟子「集義」說大同小異。

【原文】

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

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

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吻合貫通者。

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

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個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

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

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個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

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適足以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

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一精一,而去之愈遠。

文蔚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卻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矣。

【譯文】

聖賢講學,常常是因時事而發。

他們所說的好像各不相同,但其中工夫的根本卻是一致的。

在天地之間,原本僅有這個性,僅有這個理,僅有這良知,僅有這件事。

因此,只要是就古人論學上說工夫,就不用摻雜搭配,自然地吻合貫通。

若認為需要摻雜搭配地講解,那是因為自己的工夫不夠純熟。

近來,有人認為集義的功夫必須搭配良知後才能完備,這是他們對集義工夫的理解還不透徹。

集義的功夫還不透徹,正好成了致良知的負擔。

主張致良知這一功夫必須與勿忘勿助搭配起來才能明白,這是因為致良知的功夫還不純熟,致良知的功夫不純熟,又正好成了勿忘勿助的負擔。

這些都是在文義上勉強地解釋,以求融匯貫通,還未曾就自己實在的工夫上體悟,所以說得越細緻,就會相差得越遠。

您的觀點,在「大本達道」上不存問題。

至於致知、窮理、勿忘勿助等觀點,有時也有摻雜搭配之處,但這正好是我上面講的,在康莊大道上出現的迂迴曲折的情況。

等到功夫純熟後,這種情況自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評析〕

聖賢們的學說,雖說法不一,其中的內涵是一致的;人所處的環境天各有別,但本性、智能沒有什麼兩樣。

本性,雖是我們所不能造作的,然而是可以轉化的;致知、窮理的功夫,雖是我們原本沒有的,然而可以造作。

所以,道,不是天道,也不是地道,終歸還是人道。

人道,就是「良知」。

【原文】

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

但以此自為不妨,自有得力處。

以此遂為定說教人,卻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

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

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

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使是忠,只是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

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

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卻從兄的良知。

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卻事親的良知。

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卻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

如此,又是脫卻本原,著在支節上求了。

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

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

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個。

雖則只是一個,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

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即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

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

【譯文】

你認為致知的主張,從孝親敬兄中尋求就感覺到有所依循。

從這裡可看出您近來的真切篤實的工夫。

然而,您從此處下功夫自然無妨,但也得有著力之處。

若認為這是可以用來教導別人的定論,難免又會出現吃藥而生病的情況,在這裡不得不對此作個辯說。

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的顯現處,唯有一個真誠懇切,這就是良知本體。

所以,推致這良知的真誠懇切去侍奉父母就是孝,推知這良知的真誠懇切去尊敬兄長就是悌,推知這良知的真誠懇切去輔佐君主就是忠。

這唯一個良知,唯一個真誠懇切。

如果尊敬兄長的良知不能推致其真誠懇切,也就是侍奉父母的良知不能推致其真誠懇切。

如果輔佐君主的良知不能推致其真誠懇切,也就是尊敬兄長的良知不能推致其真誠懇切。

因此,能致輔佐君主的良知,就是能致尊敬兄長的良知。

能致尊敬兄長的良知,就是能致侍奉父母的良知。

但並不是說如果不能致輔佐君主的良知,就必須從侍奉父母的良知上去延伸出輔佐君主的良知來。

若如此,就又脫離了根本,而局限於細枝末節上了。

良知只是一個,隨著良知的顯現和作用,它本身就是完善的,不用再去尋求,也不用到別處轉借。

然而,良知的顯現與作用處,自然有重輕厚薄的區別,不客絲毫的增減。

這正是程頤所謂的「天然自有之中」。

其中的重輕厚薄雖不容增減分毫,但良知本體只是一個。

雖本體只是一個,但其中的重輕厚薄又不容增減分毫。

若能增減,能求借,也就不是真誠懇切的本體了。

之所以良知的妙用無方位、無形體,無窮無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其原因正在此。

〔評析〕

明代初期,程朱理學確定了思想、學術上的統治地位。

到明代中期,社會統治秩序的極端動盪、朝政的日益腐敗,已使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發生了動搖。

於是,王一陽一明便將是非標準移植到人的內心,認為心不僅生化天生萬物、倫理綱常,即便是六經學術也只是「吾心之常道」;良知具足而完滿無缺,因此就成為是非善惡的唯一準則。

【原文】

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即自然無不是道。

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

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個良知故也是。

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得者。

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此所以為「惟一精一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

文蔚云:「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

就自己用功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

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無不可也。

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

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

其說是矣。

【譯文】

孟子認為「堯舜之道,孝悌而已」,這是從人的良知最真切篤實、不容隱藏的地方提醒人,讓人在輔佐君主、結一交一 朋友、仁愛百姓、喜愛事物和動靜語默中,都只是一心地去推致他那孝親敬兄的真誠懇切的良知,如此就自然會處處大道。

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乃至無窮無盡,但只要推致這孝親敬兄的真誠懇切的良知去應付千變萬化,就不存在疏漏的問題,這正是因為只有一個良知的原因。

除了一心孝親敬兄的良知外,再別無其它的良知可致。

因此,孟子才說了「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的話。

這正是「惟一精一唯一」的學問,放之四海而皆准,在後世施行也無一例外。

您說:「想在孝親敬兄之間,尋求良知的學問」,就自己用功的著手處而言,亦無不可。

若說要從致其良知的真誠懇切中求得盡到孝親敬兄之道,也未嘗不可。

程顥說:「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少,謂是仁之本則不可。」

這句話說的十分正確(其實,在《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中,這句話應為程頤所言)。

〔評析〕

凡是治理國家,必先從事於治本,然後才去治末。

所謂本,不是指的耕耘種植,而指的從事於治人。

所謂從事於治人,不是指的讓貧窮的人變富,而是指的致力於根本。

致力於根本,沒有比孝道更重要的了,儒家的仁、義就是以孝為本。

【原文】

「臆」、「逆」、「先覺」之說,文蔚謂「誠則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

甚善甚善!間有攙搭處,則前已言之矣。

惟浚之言,亦未為不是。

在文蔚須有取於惟浚之言而後盡,在惟浚又須有取於文蔚之言而後明。

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著之病也。

舜察邇言而詢芻蕘,非是以邇言當察,芻蕘當詢,而後如此。

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掛礙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

才有執著意必,其知便小矣。

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著實用工夫,卻須如此方是。

【譯文】

諸如「不臆不信」、「不逆詐」、「先覺」等主張,您認為只要能誠,即便是羊腸小道、迂曲防禦,也均為致良知的作用。

這種觀點很正確,對於其中的有些摻雜搭配的問題,我在前面已經作了解釋。

惟浚(陳九川)所言,也不能說是錯誤的。

就您而言,應該汲取惟浚的主張才完備,而就惟浚而言,又必須汲取您的主張才能更明白,不然,難免有各執一詞的偏執毛病。

虞舜愛思考淺近的話,並且向樵夫請教。

這並非淺近的話應當去思考,而是舜認為當向樵夫請教,所以他才這樣做。

這正是舜的良知顯現作用,其良知光明圓淨,沒有一點障礙和遮蔽,所以他被稱為「大知」。

只要舜沾了一點執著和意、必,他的「知」就小了。

在講學中,自然有取捨和分辨,但是,在心地上切實用功,只有這樣才算可以了。

〔評析〕

一天,有個學生問孔夫子:「先生,你的學問是怎麼來的?」

孔子回答道:「我也沒有特殊之處,只因從小愛好學習 ,後來知識積累漸漸多了,終於明白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整套道理,我的眼界從此便開闊了。」

舜的大知也是這樣得來的。

【原文】

「盡心」三節,區區曾有生知、學知、困知之說。

頗已明白,無可疑者。

蓋盡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說「夭壽不二、修身以俟」。

而存心、養性與「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

存心、養性、事天者,雖未到得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裡做個求到盡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說「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

譬之行路,盡心、知天者,如年力壯健之人,既能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間者也。

存心、事天者,如童稚之年,使之學習 步趨於庭除之間者也。

「夭壽不二、修身以俟」者,如襁褓之孩,方使之扶牆傍壁,而漸學起立移步者也。

既已能奔走往來於千里之間者,則不必更使之於庭除之間而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之間,自無弗能矣。

既已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牆傍壁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

然學起立移步,便是學步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是學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絕矣。

心也,性也,天也,一也。

故及其知之成功則一。

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躐等而能也。

細觀文蔚之論,其意以恐盡心、知天者,廢卻存心、修身之功,而反為盡心、知天之病。

是蓋為聖人憂工夫之或間斷,而不知為自己憂工夫之未真切也。

吾儕用工,卻須專心致志,在「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工夫始。

正如學期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里之始。

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其不能奔走千里,又況為奔走千里者而慮其或遺忘於起立移步之一習一 哉?文蔚識見本自超絕邁往,而所論云然者,亦是未能脫去舊時解說文義之一習一 ,是為此三段書分疏比合,以求融合貫通,而自添許多意見纏繞,反使用功不專一也。

近時懸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耽誤人,不可不滌除耳。

【譯文】

「盡心」等三個方面(參見《徐愛錄》有關內容),我曾經用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和困而知之的觀點來說明,已經十分清楚了,沒有什麼可懷疑的。

對於盡心、知性、知天的人,不需再講存心、養性、事天,也不需再講「夭壽不二,修身以俟」。

因為,存心、養性和「修身以俟」的功夫已在盡心、知性、知天中間了。

能夠存心、養性、事天的人,雖沒有達到盡心、知天的程度,但已是在用盡心、知天的功夫,也就不用說「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了。

因為「夭壽不二,修身以俟」的功夫已在存心、養性、事天之中了。

例如行路這件事,盡心、知天的人,彷彿年輕力壯的人,能夠在上千里的路程中來回奔跑。

存心、事天的人,彷彿年少的兒童,僅能在院子中學習 走路。

「夭壽不二,修身以俟」的人,彷彿襁褓中的嬰孩,只可讓他扶著牆壁慢慢學習 站立移步。

既然已經能在數千里的路上來回奔跑,就不必再要他在院子中學習 走路,因為在院子中走路已不成問題。

既然已經能在院子中走路,就不必再要他扶著牆壁學習 站立移步,因為站立移步已不成問題。

然而,學習 站立移步是在院子中學習 走路的基礎;在院子中學習 走路,是數千里來回奔跑的基礎,兩者之間原本是一回事,但其間工夫的難易程度卻相差甚遠。

就心、性、天而言,其本質是相同的,所以它們的效果也相同。

但是,盡心、知性、知天三種人的人品與才力有高低之分,不能超越等級而行動。

認真琢磨您的觀點後,我認為,您是擔心盡心、知天的人,會因摒棄了存心、修身的工夫,相反會對盡心、知天有所損害。

這是憂慮聖人的工夫會有間斷,而不懂得應該為自己的工夫還不夠真切而憂慮。

我們的工夫,必須一心一意地在「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上做,如此就是盡心、知天工夫的開端。

正如學習 站立移步,是學習 奔走千里的開端。

如今,我憂慮的是不能站立移步,又怎會去憂慮不能奔走千里呢?又怎會為那些已能奔走千里的人去憂慮他會忘掉站立移步的本領呢?您的見識本來超然出眾,但就您所說而言,還是不能擺脫從前解說文義的習慣,因此您才把知天、事天、夭壽不二看成三部分,並加以分析、比較、綜合,以求融匯貫通,而又增加了許多自己模稜兩可的意見,反而使工夫不能專一。

近來,憑空去做勿忘勿助工夫的人,他們也是犯了同樣的毛病,這毛病誤人匪淺,不能不徹底剔除。

〔評析〕

孔子《論語》開篇就說:「學而時一習一 之。」

對於學過的功課、讀過的書,必須不間斷地反覆一溫一 一習一 ,才能加深理解,鍛煉記憶,產生新知,所以孔夫子把它放在一交一 友切磋、道德學問之首,以示對之重視。

朱熹說過:「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一習一 。」

又說:此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

可見其貴。

【原文】

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

此便是文蔚曾著實用功,然後能為此言。

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尚有纖翳潛伏。

若除去此纖翳,即自無不洞然 矣。

已作書後,移臥簷間,偶遇無事,遂復答此。

文蔚之學既已得其大者,此等處久當釋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

但承相愛之厚,千里差人遠及,諄諄下問,而竟虛來意,又自不能已於言也。

然直戇煩縷已甚,恃在信愛,當不為罪。

惟浚處及謙之、崇一處,各得轉錄一通寄視之,尤承一體之好也。

右南大吉靈錄

【譯文】

您所講的尊德性和道問學這一節,認為其間是恰當統一的,再無可疑之處。

這便是您曾切實用功後才能作如是說。

這原本不是艱澀難懂的道理。

有的人持不同意見,主要是因為其良知中還隱藏著細微的塵埃。

若將這些塵埃蕩滌乾淨,良知自會洞然光明了。

信寫完後,移臥屋簷下,偶爾無別的事,就又添了幾句。

您的學問已將關鍵問題抓住了,這些問題待天長日久後自會理解,原本無需作如此的瑣細講解。

然而,承蒙您的關愛,不遠千里派人趕來虛心請教,為了不辜負您的一片心意,當然不可不說。

但是,我又說得過於直率、瑣碎了。

依仗您對我的厚愛,我想不會得罪於您的。

我這一封信請轉錄幾份,分別寄給惟浚、謙之、崇一等人閱覽,尤承一體之好。

以上為南元善摘錄

〔評析〕

良知如水性。

水性是想清澈的,然而沙土、石子使它變得污穢了;人性是想平正的,嗜欲使它受到傷害,只有聖人能夠遺忘萬物而反歸本性。

所以,聖人不用智慧來役使萬物,不用欲一望 來惑亂平和。

然而,不聞道,不致知,就無以返歸本性;不通達於事物,就不能清靜。

分類:未分類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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