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語：漢文大藏經
【漢文大藏經 】
Hanwen Dazangjing
漢譯佛教典籍的叢書。佛教傳入中國後，其經典經過歷代的翻譯、流通，數量日益增多，最後彙集、編纂成「藏」，卷帙浩繁。
編次的形成 據《隋書·經籍志》和《歷代三寶記》載：梁武帝蕭衍在天監十四年（515）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由沙門僧紹撰《眾經目錄》4卷。十七年，又命寶唱改定，共1433部，3741卷。這被認為佛教經典編纂為大藏經的首次記錄。十餘年後，北朝魏孝武帝在太昌元年至永熙三年間（532～534），整理了皇家經籍，命舍人李廓編纂《魏世眾經目錄》，共427部，2053卷。在此以前，東晉寧康二年（374）雖有道安撰寫的《綜理眾經目錄》1卷和南朝宋時編纂的《眾經目錄》2卷，但只是綜集群經，列出目錄，並未進行編次，而且這兩部較早的經錄早已散佚無存，僧紹、寶唱和李廓編撰的經錄也已佚失。現在只能從《隋書》和《歷代三寶記》的片斷記載中，找到一些關於佛典編纂成藏的經過。
自南北朝至唐代，隨著譯出的佛教經典日漸增多，各家編撰的經錄繼起，總計20餘種。現除唐代的10種全存外，隋代五種失其二，北魏、北齊三種全佚，梁代五種存其一。這些經錄中，最有研究參考價值的，當推梁天監（503～519）年間僧祐編纂的《出三藏記集》15卷，隋開皇十七年（597）費長房編纂的《歷代三寶記》15卷和唐開元十八年（730）智昇編纂的《開元釋教錄》20卷及「略出」4卷。《開元釋教錄》博採各家經錄的優點，訂正疏漏，以編纂嚴謹、記載翔實和點校精細著稱。尤其是「略出」4卷首創以千字文順序進行編次，更便於尋檢；其編目方式為以後雕印大藏經的藍本。
從南北朝起至木板雕印術發明之前，佛教經典的流通，主要以抄本形式在各大寺院和佛教徒中流傳。當時寫經之風大盛，成為一種專門的行業。據統計，自南朝陳武帝下令寫「一切經」12藏起，至唐顯慶末西明寺寫一切經止的100餘年間（557～660），皇室和民間寫經達800多藏，200餘萬卷；但保存至今的為數甚微，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流失海外。近年以來，新疆等地又發現不少古代寫經，現正在整理研究中。
五代、宋初，雕版事業興起，始有佛經木刻本。自北宋太祖於開寶四年（971）命高品、張從信兩人在益州（今四川成都）雕印第一部大藏經起，至元代末年，據傳曾有各種經版20餘副。
《開寶藏》始刻於北宋開寶四年，太平興國八年（983）完成雕版13萬塊；以《開元釋教錄》入藏經目為底本，共480帙，千字文編次天字至英字，5048卷；卷軸式，每版23行，每行14字，版首刻經題、版數、帙號等；卷末有雕造年月干支題記。首刻全藏印本曾於北宋雍熙元年（984）由日本沙門大然傳入日本。此後，還經過三次比較重要的校勘修訂和不斷增入宋代新譯及《貞元釋教錄》入藏的典籍，形成三個不同的版本：１鹹平修訂本。北宋端拱二年（989）到鹹平（998～1003）年間的校訂本；２天禧修訂本。北宋天禧（1017～1021）初年校訂本，曾於乾興元年（1022）傳入契丹和高麗；３熙寧修訂本。北宋熙寧四年（1071）的校訂本，於元豐六年（1083）傳入高麗。
熙寧以後，陸續有新譯本增入，到北宋末年，已積累到653帙，6628余卷，增入173帙，1580餘卷。《開寶藏》以書法端麗嚴謹，雕刻精良著稱。現存的數卷為開寶年間雕造，並用宋代官用文書的黃麻紙精工刷印，是宋版精品之一。
《契丹藏》約在遼興宗（1031～1054）時開雕。又名遼藏。它在《開寶藏》天禧修訂本的基礎上增收了《華嚴經隨品贊》、《一切佛菩薩名集》、《隨願往生集》、《釋摩訶衍論》、《大日經義釋》、《大日經義釋演秘鈔》、《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等當時流傳於北方的特有經論譯本，先後歷時30餘年刻成。據遼鹹雍四年（1068）燕京天王寺志延所撰《陽台山清水院創造藏經記》載稱，這部藏經共579帙，千字文編次天字到滅字。以前並未發現有流傳的印本，直到1978年修理山西應縣木塔時，才在塔中發現50軸殘卷；圖卷軸本版式為每版24行，每行15～18字不等（也有每行字數較為一致的經卷，如《大法炬陀羅尼經》卷13，「靡」字號，每行均為17字）。
《崇寧藏》即福州東禪院本大藏經。福州東禪等覺禪院住持沖真發起勸募雕造。始刻於北宋元豐三年（1080），至崇寧三年（1104）竣工。全藏580函，1440部，6108卷，千字文編次由天字起至虢字止；首次採用摺裝式裝幀。版式為每版30行，折為5個半頁，每半頁6行，每行17字。此後的《毗盧藏》、《圓覺藏》、《資福藏》、《磧砂藏》、《普寧藏》、《洪武南藏》、《永樂南藏》等7種版本大藏經都按此版式不變。
《毗盧藏》福州開元寺本大藏經。由該寺僧人本明、本悟、行崇等發起勸募，並得到當地信眾蔡俊臣、陳詢、陳靖、劉漸等的贊助；北宋政和二年（1112）開雕，至南宋紹興二十一年（1151）竣工。全藏595函，1451部，6132卷，千字文編次天字至頗字。
《圓覺藏》湖州思溪圓覺禪院大藏經。密州致仕觀察使王永從全家發願捐助，比丘淨梵、宗鑒、懷深等負責勸募雕造。約在北宋末年開雕，南宋紹興二年基本刻完。全藏548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合字，共1435部，5480卷。經版後在南宋淳祐以後移藏於資福禪寺。
《資福藏》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開雕年月不詳。南宋淳熙二年（1175）竣工。全藏599函，1459部，5940卷，千字文編次天字至最字，較《圓覺藏》增多51函。圓覺、資福兩藏版式相同，所收經籍基本一致，而且圓覺版後又移藏資福禪寺，兩者印本不易區別，故有資福本繫在圓覺本的基礎上增補而成之說。這兩部藏經在南宋景定以後的印本，曾陸續傳到日本，各寺所藏甚多。清末楊守敬向天安寺（一說為近江國伊香郡菅山寺）購回一部（原缺600多卷），現藏北京圖書館。
《趙城藏》1933年首次在山西趙城縣霍山廣勝寺發現。該藏系金代民間勸募，在山西解州（治所在今山西運城西南）天寧寺刻成。又名《趙城金藏》。發起人為潞州崔進之女法珍。相傳她斷臂勸募刻經，很多佛教信眾深受感動，紛紛捐資協助，甚至有破產應募者。勸募的地區遍及晉南和秦西各州縣。約在金皇統九年（1149）以前，於天寧寺組成「開雕大藏經版會」負責刻造，金大定十三年（1173）完工。全藏刻成之後，崔法珍於大定十八年將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重視，在聖安寺設壇為崔授比丘尼戒。二十一年，崔又將經版送到燕京，刷印流通。兩年後，崔受封為宏教大師。
《趙城藏》的原刻版式除千字文編次略有更動外，基本上是《開寶藏》的復刻本；也是卷軸式裝幀，每版23行，每行14字。它保留《開寶藏》蜀版（第一部刻印本）的許多特點，在《開寶藏》和它的另一復刻本——《高麗藏》初刻印本都散失的情況下，保存了數千卷《開寶藏》蜀本的原貌，無論在版本或校勘方面，都具有較高的價值。
金末元初，《趙城藏》部分經版毀於兵火。約在元太宗窩闊台八年（1236），耶律楚材主持以半官半私的名義發動其所轄官員協助並在民間勸募，同時召集各地寺院會刻字的僧人到弘法寺補雕缺損經版。補雕後的經版基本上恢復《趙城藏》舊刻的內容；千字文編次由天字到幾字，共682帙，6900餘卷。但工作草率，字體不一，版式也不一致。每版22～30行，每行14～27字不等，而且還雜有少量書冊式經卷在內。現存的《趙城藏》系元中統二年（1261）的補雕印本，共4957卷（1952年又發現62種，162卷，此後還陸續發現過一些零散經冊，現存5100餘卷）。由於年久散失缺損，明萬曆二十年（1592），解州靜林山萬壽禪寺僧悟順曾抄補若干卷；清雍正九至十一年（1731～1733），在信徒的贊助下，廣勝寺又集僧俗進行過一次大規模的抄補。現存的補抄本200餘卷，即這兩次的補本。因系根據明代《永樂南藏》本進行抄錄，編次多見錯落重複。
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侵略軍曾發動向廣勝寺進攻，企圖劫走《趙城藏》。中共山西省委獲悉後，派出部隊進行保護，並將藏經轉移到一個山洞中保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找回。由於洞內潮濕，不少卷冊遭到毀損。經過十多年的細心修補，終於恢復原貌，現藏於北京圖書館。1959年9月，在西藏薩迦寺北寺圖書館發現31種，559卷卷軸式裝幀木刻印本佛經，其編次和《趙城藏》完全一致。從版式、字體、刻工等方面判斷，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趙城藏》輸版入燕京後的補雕印本。
20世紀30年代，北京三時學會曾把《趙城藏》中所特有而為其他各版藏經中缺少的孤本佛教經籍46種，246卷編為上、中、下三集，縮印成32開本線裝120冊，分12函發行。
《磧砂藏》平江府磧砂延聖院大藏經。延聖院在今江蘇吳縣陳湖，後改名磧砂禪寺。約在南宋寶慶至紹定年間開雕；端平元年（1234）編定並刻出天字至合字548函的目錄。寶祐六年（1258）以後，因延聖院火災和南宋垂亡，刻事曾中斷30年。元大德元年（1297），由松江府僧錄管主八主持，又繼續雕刻，到至治二年（1322）竣工。全藏編次從天字至煩字共591函，1532部，6362卷。由於經過兩個朝代的更迭和兵燹，原刻版片部分毀損，另用其他散刻本補充。因此後來的印本中夾雜元代寺院所刻的補本，甚至還附有翻刻的《普寧藏》數函在內。現存的陝西開元寺和臥龍寺的全藏（略有殘缺），是在明洪武二十三、四年（1390～1391）間刷印的。1931～1935年時，曾用這部藏經影印過500部（缺失者以資福本、普寧本、景定陸道源本、亦黑迷失本和永樂南藏本等補人）。影印本《磧砂藏》共60函，593冊（經文59函，591冊，目錄1函，2冊）。全藏中函卷不詳而經名缺佚者還有11卷尚未補入影印。後據美國普林斯敦大學的葛思德東方書店所藏的明代補抄配本《磧砂藏》和《洪武南藏》本查對，已有9卷經名核實。
《普寧藏》杭州路餘杭縣白雲宗南山大普寧寺大藏經。始刻於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至元二十七年完成。559函，千字文編次由於字至感字，1430部，6004卷。大德十年（1306），松江府僧錄管主八從弘法寺本藏經內（即《趙城藏》版輸入燕京後的元代補雕本）選出南方版本藏經所缺的秘密經約97部，315卷，刻完編為千字文武字到遵字28函，隨同《普寧藏》一同流通。最後又補入約字函的7部，6卷，收入元代沙囉巴譯的秘密經軌5種，白雲和尚初學記和白雲和尚正行集2種。除武字至遵字的28函秘密經不計外（因詳細目錄佚失），應為559函，1437部，6010卷。該藏基本上是依據《圓覺藏》復刻的，版式略小，但刻工精巧細緻，裝幀古樸典雅。
《弘法藏》相傳刻於元代官版卷軸式藏經，但至今尚未發現流傳的印本。一般認為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編定的《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即系《弘法藏》的目錄，共收經籍1644部，7182卷，數量冠於任何經錄。據至元二十六年靈隱寺住持淨伏的《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序》云：「大元天子……萬幾暇余討論教典，與帝師語，詔諸講主，以西蕃大教目錄對勘東土經藏部帙之有無，卷軸之多寡。……遂乃開大藏金經，損者完之，無者書之。……敬入梓以便披閱，庶廣流傳……。」可見元世祖時僅是補寫了金代遺留下來的《趙城藏》的元代第二次增訂本。
元代官刻本大藏經 1982年12月在雲南發現，僅存32卷，現藏雲南省圖書館。經版較現有各種大藏經為大，每版7個半頁，42行。每半頁6行，每行17字。行間疏朗，上下有外粗內細的雙欄線，每版中縫及卷首經名下刻有千字文編次，版式為摺裝本。在殘存的32卷中，有2卷卷首附有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太皇太后施印願文，字體為秀麗飄逸的趙體。卷末有詮經講主等僧人及居士23人的名錄，依北方少數民族文字行文慣例，由左起直行按僧職大小順序向右排列。另有一卷的卷末，還附有參加刻藏的38人職官名錄，也是按職位大小依次由左至右排列。這一職官名錄為進一步考證元代官刻大藏經的雕造年代和研究元代職官制度，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資料。據對殘存的32卷經冊千字文編次的初步考察，全藏至少有651函，6500餘卷，入藏內容僅次於《趙城藏》，應是當時規模最大的一部藏經。
《洪武南藏》明代刻造的3個官版中最初版本。又名《初刻南藏》。明洪武五年（1372）敕令於金陵（今江蘇南京）蔣山寺開始點校，至洪武三十一年刻完。全藏678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魚字，1600部，7000多卷。永樂六年（1408）遭火焚燬。保留下來的唯一印本，直到1934年才在四川省崇慶縣上古寺中發現，已略有殘缺，並雜有部分補抄本和坊刻本在內。
《永樂南藏》為明永樂年間據《洪武南藏》的重刻本，編次有所改動。經版57160塊。全藏636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石字，1610部，6331卷。經版藏於報恩寺，由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主管批准，供全國各地寺院請印，平均每年約刷印20藏，所以流傳的印本較多。該藏雖系根據《洪武南藏》重刻，但書寫和鏤刻都不及《洪武南藏》工整。
《永樂北藏》繼《永樂南藏》之後，永樂十九年（1421）在北京雕造的大藏經。明正統五年（1440）完成。全藏636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石字，1621部，6361卷；大批刷印分賜全國各大寺院。後在明萬曆十二年（1584）又續刻各宗著述36種，41函，410卷，併入該藏，並附《永樂南藏》4種經卷和目錄，計5種，15函，153卷，改變了摺裝本藏經的傳統版式，加大了字體和版心，成為每版25行，5個半頁，每行17字，字行也採用趙體。
《武林藏》明永樂末年在杭州刻印的大藏經。1982年發現。僅殘存17卷，為9種經籍的零散卷冊。千字文編次，摺裝本裝幀。版式為每版30行，摺為5個半頁，每半頁6行，每行17字。其中兩卷卷末刻有韋陀像，右下角鐫有「永樂二十年六月」小字一行；一卷還附粘「釋迦說法圖」扉畫一幅，近似南宋刻本《磧砂藏》所附的扉畫。經卷字體較《永樂南藏》本肥大。按其千字文編次校對，和磧砂本、洪武本完全一致，基本上可能認定為磧砂本或洪武本的復刻。其中《大寶積經》卷101，系補刊本，字體較為草率，無補刊年代；但在全卷18版中，有8版的中縫都刻有施刊人姓名，大都冠以「杭州施主」字樣。卷末還印有「杭州在城大街眾字橋北楊家經坊印行」長方形牌子。此外，有12卷的卷末，蓋有宣德已酉歲（1429）北京居民王真全家施經一藏奉福安寺傳供的6行，112字願文，從而可以認定這部藏經約在永樂二十年於杭州刻造。相傳此前曾有方冊武林本的雕造，因未見有流傳的印本，所謂方冊，要能即此摺裝本。
《萬曆藏》約在明萬曆十七年至清順治十四年（1657）刻造的私版藏經。原藏廣西全州金山寺（部分卷冊內蓋有「廣西全州金山寺常住」長方形圖記），後移藏於山西寧武縣延慶寺（具體時間無考）。1979年初移藏寧武縣文化館。這是一部比較完整而過去未見記載的大藏經版本。全藏678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魚字，共收經、律、論、集、傳等1659部，6234卷。現存660函，1563部，5997卷；缺失18整函及少數零本共96部，237卷。經過詳細比勘，此本為《永樂南藏》的復刻本，由明惠王選侍王氏發心重刊，明代高級官員陸光祖、錢謙益、周天成、吳崇宗等和其他信徒助刻。扉畫右下角有「南京橋盧巷內街口□□印造」。其中仿細明體補雕卷冊甚多，並有近40名寫經和刻經人題名。此藏在復刻《永樂南藏》的基礎上，增收《永樂北藏》本萬曆十二年續入藏經41函，36部，410卷；最後又編入魚字函的《天童密雲禪師語錄》13卷。此外，大字函中又有《大膽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2卷1冊。但未見載於目錄。
《嘉興藏》明末清初刻選的私版藏經。又名《徑山藏》。發起於明嘉靖末隆慶初。到萬曆七年基本確定。萬曆十七年在山西五台山開雕，一年內共刻500多卷。因該地氣個性寒冷，二十年遷到浙江餘杭縣的徑山繼續刊刻。後又分散在嘉興、吳江、金壇等地募刻，到清康熙十五年（1676）完工；由嘉興楞嚴寺集中經版刷印流通。全藏分正藏、續藏和又續藏三個部分。正藏210函，完全按《永樂北藏》的編次復刻，千字文編次天字至史字，末附《永樂南藏》特有的5種，153卷。續藏95函，收入藏外典籍248種，約3800卷。又續藏47函，續收藏外典籍318種，約1800卷。康熙十六年以後，抽去續藏5函、又續藏4函，收入內容也略有變動。計正藏210函，續藏90函，又續藏43函，2090部，12600餘卷。該藏除了改變歷來佛經沿用的摺裝式裝幀為輕便的線裝書冊式外，主要是在續藏和又續藏中收集了大量的藏外著述，內容包括疏釋、懺儀、語錄等。
《龍藏》清代官版藏經。又名《清藏》。清雍正十一年（1733），於北京賢良寺設立藏經館，由和碩莊親王允祿、和碩和親王弘晝及賢良寺住持超聖等主持；雍正十三年開雕，乾隆三年（1738）竣工，雕成經版79036塊。全藏724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機字，1669部，7168卷。版式和《永樂北藏》一致。全藏也分正續兩部分，正藏485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漆字，內容完全和《永樂北藏》相同；續藏239函，千字文編次由書字至機字，內容較《永樂北藏》有所增減。刷印100部，頒賜京內外各寺入藏。1935年又印過22部。經版原存宮內武殿，後移藏於柏林寺，至今尚存。
《頻伽藏》民國初年的私版鉛印本。全稱《頻伽精舍校刊大藏經》。1909～1913年出版。全藏入經1916部，8416卷，分訂為414冊（包括目錄1冊）；合40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霜字。經文用4號鉛字排印，每頁40行，每行45字，折為兩個半頁，有書口和邊框，書口印經名、頁碼等。基本上是以日本《弘教藏》為底本排印，內容略有變動，刪去部分日本著述。
《普慧藏》1943年由盛普慧出資在上海成立普慧《大藏經》刊行會，彙集南傳、北傳諸經論，校正前代印本之漏誤，改訂歷代翻譯名義之異同，廣事搜集各藏以前之遺佚等，由芝峰、黃幼希、范古農負責編輯，經過數年經營，印出100冊，內容包括部分其他各版未收的經、論、疏釋及由日譯本轉譯的南傳大藏經長部經典二十三經，中部經典根本五十經篇，小部經中的本生經第一篇150個本生故事（以上3種都未譯完）。因未編印完畢，發行面不廣。紙版現存南京金陵刻經處。
小藏 漢文大藏經卷帙繁多，刊刻不易，因此，宋元以來曾有4部僅刻般若、寶積、大集（或華嚴）、涅槃等4部諸經86種，1091卷為一「小藏」的。如南宋景定陸道元本，元建陽報恩寺萬壽堂本（即亦黑迷失本）、吳興妙嚴寺本，都是據《毗盧藏》、《資福藏》或《磧砂藏》校勘而雕造的小藏。
房山石經 隋大業（605～617）間，幽州（今北京地區）沙門靜琬，秉承其師南嶽慧思的發願，於房山雕造石刻大藏經一藏。其目的是防止佛經被焚，藉以長期保存。房山石經自靜琬始刻，歷經隋、唐、遼、金、明等五代（元代時除個別佛教徒對少數經碑作了修理外，刻造工作完全停頓）在刻造過程中，曾得到歷代皇室、官員和佛教信徒的捐施和支援。唐開元十八年（730），金仙長公主曾大力施助，奏請玄宗賜給大唐新舊譯經4000餘卷，作為石經底本，並命西崇福寺沙門智昇送往房山石經山交付。因此，房山石經中保留著不少唐代宮廷抄本佛典的原貌。但房山石經沒有按照大藏經的編次順序刻制，而施刻信徒往往憑一已之意願刻制，如《金剛經》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等流行較廣的佛經，重複刻造的較多。因此，所刻經種只有1100餘部，有的經只刻其中一部分，並且還包括幾部道教經典在內。因此，它不是一部完整的大藏經，但具有與各版木刻本大藏經不同的一些特點：１保存了50種以上的各版大藏經所沒有的經籍；２絕大部分石經鏤刻技術精湛，書法秀麗，不僅是有價值的佛教文物，也是中國書法和雕刻藝術的精品；３經文後附有約6000則施刻人題記，有明確紀年者約四分這一，這些題記反映了當時幽州、涿州、范陽等十餘州郡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和工商業發展情況；４施刻人中，有不少是歷代的文武官員，其中的職稱和官街，有的可補史籍記載所缺，有的可和史籍相互印證；５題記中所附刻人的籍貫和居住的城市、村鎮、城坊等，對研究古代幽、燕、涿等地的政治區域規劃，特別是關於燕京的城坊佈局，提供了可貴的資料。
漢文大藏經隨著佛教的傳播，先後東傳至高麗和日本。他們根據各版漢文大藏經進行復刻、排印或編纂，先後共有8個不同的版本。
《高麗藏》據現有記載，《開寶藏》刻成後，印本曾在北宋端拱（988～989）年間傳到高麗；其後的天禧修訂本和熙寧修訂本，也分別在乾興元年（1022）和元豐六年（1083）東傳。另外，契丹王朝在遼清寧九年（1063）也把新刻的《契丹藏》印本贈送給高麗王朝。高麗王朝得宋開寶初本後，即據以復刻，1025年完工，是為高麗藏初雕本。1090年又據《開寶藏》的天禧和熙寧兩個修訂本及契丹本加上高麗沙門義天所編《諸宗教藏總錄》所收章疏典籍3000餘卷，進行校勘，在興王寺開雕《高麗續藏經》4000餘卷；刻完後，和初雕本經版一同藏於符仁寺。1232年全部版本毀於戰火，印本流傳情況不詳。1236～1251年又根據印本復刻，版本原藏禪源寺，1398年遷至支天寺，次年再遷海印寺，後曾刷印50部。1960年刷印12部，70年代以後，又影印改為書冊式裝幀，共45冊。在海印寺刷印的50部中，先後有4部傳入日本。1957年日本曾將其縮印為書冊式精裝本發行。全藏共639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洞字，入經1522部，6558卷。
《弘安藏》約在日本弘安10年至乾元元年（1287～1302）間雕造。僅有極少數印本流傳，是否刻完全藏，情況不詳。
《天海藏》由德川家光發起，日本僧正天海主持，於1637～1648年在東睿山寬永寺雕造（一說為完成於1651年），又稱《寬永寺藏》、《東睿山藏》或《倭藏》。活字版式，基本上以《普寧藏》為底本續補增添。全藏665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稅字，收經1453部，6323卷，摺裝式裝幀（現存目錄千字文編次天字至最字，599函，1449部，恐有誤）。
《弘教藏》日本弘教書院於1880～1885年的鉛字排印本。又稱縮刷藏或校訂縮刻大藏經。它採用中國明代智旭《閱藏知津》據天台五時判教的分類方法編纂，以《高麗藏》、《資福藏》、《普寧藏》和《嘉興藏》4種版本相互對校，經文加句讀，經題上附4種藏經千字文編次，32開本。全藏分為25個部類，1916部，8538卷，418冊，40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霜字。
《黃檗藏》日本山城州宇治郡黃檗山寶藏禪院沙門鐵眼（道光）在1669～1678年募刻，又名《鐵眼藏》。以《嘉興藏》為底本而有所增補，版式全同。全藏分為19個部類，734函（增加57函），1618部（增加32部），7334卷（增加563卷）。其後於1706～1710年和1828～1836年兩次據《高麗藏》校勘修訂，經版現存萬福寺。
《卍正藏經》日本京都藏經書院於1902～1905年編輯鉛印。又稱日本藏經書院大藏經或校訂藏經。據《黃檗藏》校勘本，用4號鉛字排印，線裝書冊式，共37函（包括目錄和索引1函2冊）。1～35函每函10冊，第36函分為甲乙兩套：甲套2冊，乙套3冊，共357冊。內容分經、律、論、撰述4大類，18部門，1622部（不計目錄和索引），6990餘卷。全藏印完後不久，藏經書院失火，存書被焚殆盡，因此流傳甚少。
《卍續藏經》日本藏經書院於《卍正藏經》編印完畢後，在前田慧雲主持下，由中野達慧負責，廣泛搜集中國和日本歷代未入藏的佛教典籍彙編成書。又名《續藏》或《藏經書院續藏經》。內容上至六朝遺編和唐宋章疏，下迄清代著述之缺佚。在編纂過程中，曾得到金陵刻經處楊文會、蘆山寺式定和各寺院、居士們的支持。1905～1912年印行。內容包括950餘人的譯著，1659部，7143卷（總目5卷），分為十門六十三類；一編、二編、二編乙共三編151函，每函5冊（包括目錄1函1冊），24開線裝本，4號鉛字排印，版式同《卍正藏經》。全部印就後，存書和《卍正藏經》一同被焚，流傳不多。
《大正藏》全稱《大正新修大藏經》。日本大正13年（1924）由高楠順次郎和渡邊海旭發起，組織大正一切經刊行會；小野玄妙等人負責編輯校勘，1934年印行。全藏分3個部分：正藏55冊，續藏30冊，別卷15冊（內圖像12冊，總目錄3冊），共100冊。收入佛籍總數冠於各種大藏經，計正藏、續藏、圖像和總目錄共3493部，13520卷。編輯體例也別創一格，經藏分為阿含、本緣、般若、法華、華嚴、寶積、涅槃、大集、經集、密教十類；律藏包括彌沙塞部、摩訶僧祇部、曇無德部、薩婆多部、解脫戒經（迦葉遺部）和菩薩戒等；論藏分為釋經論、毗曇、中觀、瑜伽、論集等五類；雜藏分為經疏、律疏、論疏、諸宗、史傳、事匯、外教和目錄等八類。續藏30冊中除最末一冊為古逸和疑似兩類，專收敦煌古逸經、律、論疏和疑偽經外，其餘29卷收入日本著述的續經疏、律疏、論疏、諸宗四類及悉曇。圖像12冊收入日本各寺院所藏歷代有名佛教畫像和密宗明王像、金剛像及各種曼荼羅圖等363種。總目3冊收入中國歷代各版藏經目錄和日本各寺院所藏的寫本和刻本藏經目錄以及大正藏勘同錄、大正藏總目錄、總索引、譯著目錄等77種，為比較實用的版本。但校核工作粗放，排印錯字，錯句頗多。此外，大藏經用語研究會編輯出版的《大正藏索引》，為佛教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童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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