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安危第二十五: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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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子》安危第二十五

韓非子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

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一愛一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斷削於繩之內;二曰,斷割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於所安;六曰,所一愛一不親,所惡不疏。

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

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

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一愛一身於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

故社稷常立,國家久安。

左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

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

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

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

先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

今使人饑寒去衣食,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

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

上以無厭責已盡。

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

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

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

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

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

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

壽安之術也。

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

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此干,則上不失,下不亡。

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

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

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

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

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

存亡在虛實,不在於眾寡。

故齊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

殺,天子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偽為貴;誅於無罪,使傴以天一性一剖背。

以詐偽為是,天一性一為非,小得勝大。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

失之近而不亡於遠者無有。

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

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

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

能立道於往古而重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譯文:

使國家安定的方法有七種,使國家危亂的途徑有六種。

安定的方法:一是賞罰根據是非;二是福禍根據善惡;三是生死根據法律;四是人賢和不賢是實際存在的,但不能根據個人的好惡進行判斷;五是愚和智是客觀存在的,但不能根據別人的誹謗或讚美來確定;六是衡量事物有客觀標準而不憑主觀猜想;七是守信用而不欺詐。

危亂的途徑:一是砍削木材偏到準線以內,即循私枉法;二是任意裁決,不依據法令;三是用別人的禍害謀劃;四是用別人的災禍取樂;五是危害別人的平安生活;六是喜歡的人不親近,厭惡的人不疏遠。

如果這樣,人們就失去了樂於生存的前提,失去了害怕死亡的條件。

人們不樂於生存,君主就受不到尊重;不害怕死亡,法令就不能實行。

假使天下人都能在法令範圍內充分發揮智慧和才能,在法令範圍內竭盡力量,用來打仗就能取勝,用來治國就能安定。

太平社會使人樂於生存去幹好事,一愛一惜身一體不做壞事,小人少而君子多。

所以江山長存,國家久安。

在狂跑的車子上不會產生孔子那樣的智者,在倒扣的船隻下不會產生伯夷那樣的廉者。

所以法令就是國家的船和車,平安時智慧和清廉的人才能出現,危亂時爭奪和貪鄙的人就會蜂起。

所以給國家帶來安定的法律,像餓了要吃飯、冷了要穿衣一樣,是不用命令而自然需要的。

先王把法令書寫在竹帛上,它的道理順應了客觀規律,所以後人都能信服。

如果讓人們去掉饑寒時吃飯穿衣的自然需要,即使孟賁、夏育那樣的勇士也做不到;違背客觀規律,即使沿用先王之道也行不通。

強制人們去做勇士也做不到的事,君主就得不到安寧。

君主以永不滿足的貪慾去搜括已被搜括盡的民眾,民眾就會回答說「再也沒有了」;民眾一無所有,就會輕視法令。

法令是用來治國的,一旦被輕視了,君主的功業就不能建立,名聲就不能獲得。

聽說古代名醫扁鵲療治疾病時,插一入刺骨的刀子;聖人挽救危國時,進獻逆耳的忠言。

刀子刺骨,所以身上一時疼痛,自己卻能得到長遠好處;忠言逆耳,所以心裡暫且難受,國家卻能得到長遠利益。

因些,危重病人從疼痛中得到好處,勇一猛剛毅的君主為得福不怕進言的逆耳。

病人忍住疼痛,所以扁鵲能竭盡技巧;君主不怕進言的逆耳,就不會失去伍子胥那樣的忠臣;這是長治久安的方法。

生病了卻不能忍住疼痛,扁鵲的技巧就無法施展;危險了卻害怕進言的逆耳,聖人的忠心就無法進獻。

這樣一來,長遠利益就不能傳留後世,功名就不能永久建立。

君主不要求自己像堯,卻要求臣下都像伍子胥,這好比巴望殷人都像忠直的比幹那樣,都像比幹那樣,君主自然就不會有什麼過失,臣下自然不會背棄君主。

君主不能正確估計自己的力量,下面又有田成子那樣圖謀篡權的臣子,還要巴望他們都像比干,所以國家得不到一點安寧。

假如聖君被廢,暴君得立,那麼人們就不可能發揮長處,卻要時常為短處所憂慮。

失掉了長處,國家就建不起功業;拘束在短處裡,民眾就不再樂於生存。

用沒有功業的國君駕馭不樂於生存的民眾,這在全國百姓中是行不通的。

像這樣的話,君主就無法役使臣下,臣下就無法侍奉君主。

國家的安危在於君主能否分清是非,而不在於強弱。

國家的存亡在於君主是徒有虛名還是握有實權,而不在於臣屬的多少。

所以,齊國是大國,但由於名不符實,君主在國內被架空了,名位和實權都已旁落,所以臣下得以篡奪君位。

桀是天子,但沒有是非觀念;對無功的人給予獎賞,使阿諛奉承的人憑著欺詐手段得以尊貴起來;對無辜的人橫加刑戮,使駝背的人因為先天不足而被剖背。

把欺詐當成正確的,把大生缺陷當成錯誤的,所以小商得以戰勝大夏。

明君鞏固內部政權,所以不會被別國所滅亡。

如果國家內部治理得不好,卻又不被別國所滅亡的,從來不曾有過。

所以周朝奪取殷朝的政權,就像在庭院內撿到別人的東西一樣容易。

假使殷不在朝廷上丟失了什麼,那麼周人連殷境內的一根毫一毛一也不敢覬覦,何況敢於改變君位呢?

明君的治國原則是適合法制的,這種法制適合民心。

所以,貫徹法制,國家就能治理好;脫離法制,民眾就會思念。

堯和當時的國民並沒有訂立牢靠的盟約,但治國原則能夠行得通;舜沒有立錐之地留給後代,卻結下了恩德。

能夠把古代堯舜作為榜樣來確定治國原則,並把恩德永久留傳給後代的君主,就叫做英明的君主。

分類:諸子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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