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
孟子旁通(五)
孟子的策略——規之以正
從這段記載看來，戰國時代雖然已經很亂了，但是比起現在世界各國，用武力征服了人家，接著就併吞佔為己有的情形要好些。
所以齊宣王也還是蠻可一愛一的，竟然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問。
這件事發生在周顯王三十六年，齊宣王十年之間，也正是蘇秦身佩六國相印的後期。
燕國的國君文公死了，他的兒子易王繼位，齊宣王是乘人國喪而去趁火打劫的。
齊國派兵去打燕國，在短期間內，齊國很快就把燕國打敗了，齊國獲得全勝，佔領了燕國十個城池。
齊宣王徵求孟子的意見，問孟子說，有人建議我到此為止，不要把燕國併吞。
也有人建議我，現在就把燕國併吞下來算了。
以我這萬乘之國的齊國，而去攻打萬乘之國的燕國。
在相等的國力之下，竟然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把燕國打敗了。
這種勝利，似乎非人力所能為，看樣子是天命。
假如不把燕國拿下來，就是違背了天意，上天會降下災難的。
我看還是把燕國拿下的好。
你孟老先生以為怎樣？聽聽你的高見如何。
孟子告訴他說，假如你把燕國佔領了，燕國的老百姓很高興、很願意的話，就不妨佔領下來。
古代曾經有這樣的例子，那就是周武王。
假如你佔領了燕國，而燕國的老百姓不高興，不願意的話，那就不要佔領，古代也有這樣的歷史經驗，像周文王就始終沒有起兵伐紂。
後世的說話，標榜文王是「不忍心也」。
假如暫且推開王道一精一神不談，只從謀略的觀點來看，實際上是文王看得很準，在他那個時候，時機還沒有成熟，在他自己手裡來不及了。
況且姜尚（太公）七十多歲才遇文王，而文王那時已經九十多歲，步入退暮了。
等到他兒子手裡，紂王還不能反省轉變的話，那麼，一切的機緣成熟，才能一舉成功。
所以他把這個事業，留給兒子去完成。
這個歷史故事被曹一操一「翻了版」，有人向曹一操一勸進，取漢獻帝而代之，曹一操一說： 「我其為文王乎！」下面意思就是說，讓我兒子去幹吧！
孟子接著又針對這次齊國伐燕國的戰役對齊宣王說，如果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在相等的國力下，只有五十天的時間，就打敗了對方。
而對方的老百姓們，拿了吃的、喝的，來歡迎你的部隊。
沒有別的原因，只因為他們的內政大亂了，老百姓們一心想要避開水深火熱般的暴政，所以歡迎你去解救他們。
假如你去了，老百姓生活得更痛苦，那怎麼行呢？原來的統治是暴虐的，而你又更暴虐。
這樣，只不過是換一個暴虐的「手」而已。
——這個「運而已矣」的「運」字用得很妙，可以作「換一手」解釋，也可以解釋為「也會輪到你遭遇同樣的失敗下場」。
這「運」 是運轉，有如佛家說的輪迴果報。
這一件事，在另外有些史書上的記載，孟子當時卻是另外一種說法。
因此，這件事成為歷史上的一個大疑案了。
據《戰國策》的《燕策》記載，孟子對齊宣王所說取不取燕國的話是：「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
但是《史記·燕世家》卻說，孟子這些話是對齊宣王的兒子齊湣王說的。
蘇秦口辯輕取十城
但據後世考證，本書上這一次的對話，應該是孟子對齊宣王說的話。
至於「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的話，大致確定是孟子對齊清王說的話。
孟子第二次再到齊國，也就齊宣王當政的時代，而且居留在齊國的時間也比較前一次長久，或者有此一說？
燕齊兩國之爭，也是歷史上的大事。
這一次的戰役，齊宣王雖然也徵詢了孟子的意見，但到底沒有採用，結果還是取了燕國十城。
燕易王沒有辦法，就來找蘇秦理論了。
他說：「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燕文公）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親），今齊先伐趙，次伐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
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
蘇秦被燕易王這一責問，慚愧難受到了萬分，他便很肯定地說：「請為王取之。」
——我一定可以為你燕國收復這十個城市的失地。
於是蘇秦便轉到齊國來見齊宣王。
他首先向齊宣王朝拜，慶祝他打燕國的勝利。
隨後站起身來，便仰起頭，對著齊宣王故做弔喪式的悲悼狀態。
齊宣王看了他的舉動，莫名其妙，就說：你何以這樣舉止失常，一忽兒向我慶祝，一忽兒又那麼悲傷？
蘇秦說：燕國雖然弱小，但也是秦王的少婿呢，你齊宣王只顧眼前的利益，侵略了他十個城市。
可是你知不知道，這樣一來，你便與西陲的強鄰秦國，結了不解之仇了。
「今使弱燕為雁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一精一兵，是食烏啄之類也。」
燕國好比一隻飛行的孤雁，獵人看了，當然忍不住要射擊，殊不知這只孤雁的後面，就跟著一隻強有力的大猛鷲。
你在前面射下了孤雁，它就趁機以保護弱小為名，來侵略你了。
你這樣做，不是太危險了嗎？
齊宣王一聽，臉都變青了，趕緊請教，該怎麼辦？
蘇秦說：「古之善判事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
你肯採納我的意見，馬上歸還從燕國搶來的那十城失地，燕國無故而收復你慷慨還他的十城，必然歡喜得不得了。
同時秦國心裡也很明白，知道你是為秦、燕有岳婿的關係，而賣了一個面子給他，所以歸還了燕國的失地，當然也很高興你作得漂亮。
此是所謂「棄強仇而立厚交也」。
齊宣王立刻接受蘇秦的意見，甘願吞下這包瀉藥，馬上歸還了燕國的失地。
其實孟子的意見，比起蘇秦的理由來，崇高而偉大，深謀而遠慮，只有更好，沒有更壞。
為什麼齊宣王聽不進去？蘇秦一說，就立刻變色呢？因為孟子說的目標，是要齊宣王光明正大，施行大仁大義的王道一精一神，所以齊宣王聽了，認為是讀書人的迂腐之見而已。
蘇秦說的，是動之以眼前的利害，懼之以可怕的後果，人的眼光見地到底是短視的，眼前的利害容易看得到，長遠的大利實在無法去想像。
不過，由此也可見兩個要點：一是辯士、說客的作風，與真儒聖賢的態度，截然不同。
二是無論善惡、是非的動機如何，要想說得動人，聽得進去，臨機應變的妙用，實在是不簡單。
所以韓非子一再強調「說難」，說話不容易啊！
其實，孔孟聖人的仁義是正道、是正理，好比一個人的頭腦。
而利害權謀的運用，好比手足（手段）的運用，所以蘇秦之輩，在當時的遊說策辯，也非偶然，不是只憑一張嘴隨便說說的。
後來宋代司馬光論史，曾經說過：
齊地廣而民眾，負滄海以臨中夏，重以威宣之賢，國家富強。
及潘王驕汰，不可盈厭，自取顛沛。
苟無田單，齊不國矣。
凡游士言從橫者，雖更相傾覆，要之合者從，六國之利也。
齊為三晉，燕楚之根抵。
三晉燕楚為齊之藩籬。
秦雖強一暴，百有餘年，不能一諸侯者，以其表裡相鉤帶也。
及齊王建用後勝之謀，信秦間之言，拱手以事秦，不救五國，五國已亡，而齊並為虜，理勢然也。
燕齊之戰
為了研究孟子的學術思想，這裡僅就流傳較廣的《史記》、《戰國策》等資料，先約略瞭解孟子答覆齊宣王取燕與否的時代大勢。
然後，便須瞭解孟子後來對齊湣王的一段話。
在《史記·燕世家》裡，說是燕王噲讀書，中了「書毒」，很想自己當堯舜，學堯舜的禪位，把國家讓給別人。
當時燕國有一位叫子之的一奸一臣，是一個大壞蛋，知道他這位寶貝老闆，有如此的想法，就佈置了一個局面，由燕王噲把政權讓給他。
這個時候，燕國國內已經亂得不得了。
正在這個時候，蘇秦在齊國被刺了，受了重傷。
當時齊宣王聽到蘇秦被刺，非常生氣，他因為一愛一才，特地親自去慰問蘇秦，並且追問兇手是誰。
蘇秦這個人真是高明，他很清楚，受傷太重，已經沒有希望了，但臨死時，還想出死後報仇的方法。
他告訴齊宣王，查兇手的方法很簡單，只要在他死了以後，對外宣稱，蘇秦本來就是為燕國到齊國來作間諜的，現在把他刺死了，對國家的貢獻非常大。
兇手有這樣的大功，應該給予獎賞。
齊宣王在蘇秦死後，照他的話做，果然那名刺殺蘇秦的兇手，出面來領賞，齊宣王把這名兇手殺掉，替蘇秦報了仇。
蘇秦過後，他的弟弟蘇代起來了。
蘇秦讀了幾年書，連弟弟都能教得出來遊說諸侯。
現代的基辛格，只能一個人玩，還玩得並不十分高明。
而蘇秦兄弟兩人，都能夠把各國放在自己手掌擺來擺去地玩一弄。
最初，蘇代到齊國、燕國，都不大受歡迎。
可是不知道蘇秦寫了或讀了一本什麼秘笈，這秘笈後來可以被燒掉了，或失傳了。
而當時竟然教會了他弟弟，所以蘇代儘管最初不受歡迎，但經他三言兩語一說，那些君主們又聽他的，相信他而任用他了。
這時蘇代奉了燕王之命，也到了齊國。
而《史記·燕世家》及《戰國策》記載，燕王噲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恐，構難數月，老百姓死者數萬。
在當時的人口，幾個月死了數萬人，用現代人口數字類比，就好像一個國家在幾個月以內死了幾百萬人，這數字是不得了的。
齊國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攻擊燕國。
這就是為齊、燕之間的仇恨，種下的一個因。
後來燕國的昭王即位以後，為了要復國中興，就廣求天下良才，交接賢能才智之士，集中人才，共謀大事。
這時有一個名叫郭魄的策士，抓到了機會，去對燕昭王說，你如果要招納天下賢士，就先把我這個並不見得有特殊本領的人高抬起來，那麼天下的賢能之才，自然就都到你燕國來效力了。
燕昭王問他，這是什麼道理？他說，從前有位喜歡千里馬的國君，出千金的高價去找。
後來派去買的人，花五百金買了一具千里馬的骨骼回來。
這位國君起初很生氣，但派去買馬的人解釋說，連死馬都花高價買了來，更何況活馬呢！這個風聲一傳出去，千里馬很快就會來了。
果然，他一愛一馬的名聲傳出去了，不到一年，就有了三匹千里馬。
現在你燕昭王把我供在這裡，自然天下賢能之士，都投奔到你燕國來了。
燕昭王聽了他的建議，用了他，後來果然許多知名之士都到了燕國。
最後昭王用了樂毅，很快就把齊國打敗，連下七十餘城，只剩下即墨、宮兩城未下。
後來齊國又用田單，以火牛陣反攻，打敗了燕國而復國。
這些戰役，都是齊湣王在燕王噲讓國而內政大亂時，乘人之危，攻打燕國所種下的禍因。
根據《戰國策》和《孟子》的記載，好像齊國在攻伐燕國之前，齊宣王（《史記》則說是齊宣王的兒子齊湣王）曾經問孟子，可不可以佔領。
而《戰國策》與《史記》上記載，孟子說，「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
意思是說，你現在去打燕國，和古代武王代紂，完成文王的事業一樣，正是時候，你可以去打。
假如孟子真的是這樣說法，那麼孟子和蘇秦、張儀也差不多了。
如果孟子沒有說，那麼司馬遷和《戰國策》的作者，就犯了誹謗罪，就要像最近報紙上為了韓愈的一篇文章，要打官司了。
總之，這已經為孟子上了一點顏色，有了一個小小污點。
因為這句話等於鼓勵齊國去侵略，這是很嚴重的。
《孟子》本書上記載，當時便有人問孟子是不是曾經鼓勵齊宣王去打燕國。
孟子說，這是沈同問起，像燕國目前這樣，燕王噲糊里糊塗地讓國給子之，而子之把內政弄得亂七八糟，死了好幾萬人，燕國的老百姓這樣痛苦，可不可以去攻伐。
我告訴他，可以。
但是我說的可以，是指順天應人，弔民伐罪的出兵，而不是說侵略一性一的攻伐。
正如有人問起，某人殺了人，犯了罪，可不可以處以死刑。
我說可以，但並不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去殺這個犯人。
而是要執法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去判處他的死刑。
但這些話，對齊宣王說的也罷，對齊湣王說的也罷，對別人解釋也好，到底孟子說了沒有？是怎麼說的？在《孟子·公孫丑下》，便有對沈同一段話，可作說明。
接下來第二部分疑案，是年代問題。
本來孟子的年代，以及那時候許多事情的年代，是很難確定的。
據《史記》記載，孟子這段話是對齊湣王說的，是孟子去過魏國，見了梁襄王，不投機，就回魯國去住了一段時間，然後再次回到齊國來，見了齊湣王，湣王正好出兵攻打燕國。
反正《孟子》這本書，不論是孟子自己作的筆記，或者門人根據資料寫的，在文字上總會有多少修飾。
但在語氣之間，還是贊成有此「弔民伐罪」的一戰，只是不像《戰國策》式說得那麼激烈而已。
蘇代評論齊王
在當時的國際背景，還有一段有趣的事。
原來燕國是派蘇代去齊國做間諜的，蘇代到了齊國，齊湣王本來認為他是一個政客，兩邊跑的，不太理他。
可是蘇代很厲害，最後還是說服了齊湣王，暗中幫了燕國的忙，甚至於齊國要他帶兵去打燕國，結果打了敗仗，齊湣王還是相信他，他又利用當時的國際情勢，使齊王派他出使到燕國。
燕王噲看見自己派往齊國的間諜回來了，就問蘇代說，齊王可能稱霸天下嗎？蘇代說，不可能。
燕王噲問，這是什麼道理呢？蘇代說：「不信其臣。」
這四個字是不是實在呢？這也是實情。
我說過，齊宣王是相當有器量的。
那時候天下賢能之士，如孟子、鄒衍等名賢，都集中在齊國，而齊宣王也很尊敬他們。
這些人講的話，他也聽，但接納不接納是另外一回事。
他等於設立了一所研究院，用很高的待遇養著這些人。
你們講演也好，開座談會也好，你們盡量去吹你們的，我有我自己的一套，並不偏一愛一某一人，也不專采某一人的建議。
結果他的兒子齊湣王也和他的父親宣王一樣，但更有甚焉， 「不信其臣」。
蘇代把這情形報告了燕王噲以後，燕王噲知道齊國已不能稱霸天下，於是放心了，同時聽了別人「不信其臣」的弊端，便專任子之，讓他負更多的權責。
最後讓位給子之，終於導致了燕國內部的大動亂。
但是還有更深一層的秘密，原來子之早就看出蘇秦是一個很厲害的角色。
所以就教他的兒子，積極追求蘇代的女兒。
兩個年輕人結了婚，子之和蘇秦、蘇代之間，早已成為兒女親家，而且在蘇代奉燕王之命到齊國去做間諜以前，是有深交，蘇代自然要幫忙親戚。
所以又是寥寥「不信其臣」四個字，不著痕跡地種下了燕王噲讓國的前因。
再加鹿一毛一壽說的「人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
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
於是就演出了一幕食古不化的醜劇。
瞭解了當時的國際情勢和人事的背景，權臣謀士們心術品格的卑劣，再來看《孟子》這一段書就更有味道了。
雖然孟子說的是可取之道，與不可取之道，談的是理論。
但是以孟子談話的氣勢、口吻，和當時國際情勢配合起來看，那麼孟子的話，和當時的謀略家，縱橫家們沒有兩樣，他的態度是贊成的了。
其實在一精一神內涵上，還是大有不同。
前面已經講述，齊宣王時期出兵攻伐燕國，打了勝仗，佔領了若乾土地與城市。
但仍有下文：
齊人伐燕，取之。
諸侯將謀救燕。
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
何以待之？」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
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
天下信之。
「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
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
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徯我後，後來其蘇。」
」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罩食壺漿，以迎五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王速出令，反其訖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上也。」
前文講到齊國打燕國，把燕國拿下來了。
可是國際上不同意，看不過去了。
諸侯之間，計劃組織一個聯合陣線，要打齊國。
這時，齊宣王問孟子，現在諸侯們要聯合起來，替燕國打抱不平，攻擊我們齊國了。
孟先生，你看我應該怎麼辦？
孟子說，就我所知，我只聽說過以方圓七十里領土，而領導了天下，像南湯當年就是這樣興起的。
可還沒有聽說過，擁有方圓千里的一個大國，竟然還會畏首畏尾的。
從孟子這段話的論調，可以看到，戰國時代終歸是戰亂的時代。
不管你聖人高明到什麼程度，時代的趨勢，國際政治風氣的力量，畢竟很大，個人的思想觀念終究還是會受到影響，所以這時孟子就以力的大小來立論了。
孟子又繼續引經據典，用《尚書·商書》上仲虺誥文「湯一征，自葛始」的一段話對齊宣王說，《尚書》上仲虺制的誥文上記載，商湯為了除暴安良，從「葛」 這個小國開始了他的統一大業，天下的人都信服他。
當商湯向東面征伐的時候，西面的夷人就抱怨，向南面征伐的時候，北方的狄族也在抱怨。
他們都抱怨說，為什麼不先來我們這裡，而把我們擺在後面呢？
孟子說那時各方面的老百姓們，盼望商湯的王師，像久處大旱的農民，對著萬里無雲的晴空，盼望著能有雲霓的湧現一樣。
不過歷史上湯武那個時候，是不是這樣，就不知道了。
也許是仲扈這位左丞相，在制誥時對商湯仁義的強調宣揚。
孟子繼續描寫商湯征伐時，部隊紀律良好的情形說，當商湯的部隊打來了，當地的老百姓，做生意的還可以照常做生意，種田的也照常種田，一點也不受影響。
像這樣的情形是不是真的也有呢？在我們的歷史上，像這樣好的部隊，像這樣不擾民的戰爭，曾經發生過很多次。
問題全在於這位指揮部隊的司令官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仁將——曹彬
如歷史上有名的仁厚將軍，宋朝初興時的曹彬。
他奉命攻打江南，征服南唐後主——就是那位被俘解送到汴京途中、船上吟詩填詞「四十年來家園，三千里地山河」的李煜。
當時曹彬圍攻南京半年多，連秦淮河、白露洲、西門水寨都佔領了。
到最後，只要一仗就可以輕易攻進金陵——南京城了。
李煜也準備要投降了。
在這緊要關頭，總司令曹彬突然生病了。
生的什麼病呢？大家都著急，都監——副總司令兼政治部主任潘美，先鋒——前敵指揮曹翰等都到總司令部去探病問起生的是什麼病，曹彬說是心病於是大家紛紛主張找醫生，還要找名醫。
曹彬說，不必找醫生，我的病醫生治不好，只有你們各位能醫好。
大家問什麼辦法。
曹彬說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打進南京的時候，不許隨便殺一個人，也不許任何人一奸一婬一擄掠，做不做得到？這時一班將領們只好說，你命令下來就好了嘛！曹彬說，不行，要先發誓。
於是大家就發誓。
發過誓後，立刻下攻擊令，打進了南京城，而城裡的老百姓還不知道呢！
潘美的難以控制，曹翰的好殺，都是事實。
當宋太祖趙匡胤授命曹彬去打江南的時候，曾告誡曹彬最好不要多殺人，對李煜一家人，更是要加以保全。
曹彬當下遲疑不答，既不抗拒命令，也沒有明確的答覆。
他只問副將——副司令要派誰來負責。
趙匡胤馬上懂了他的意思，立刻召見了潘美、曹翰等人，發表他們作副司令。
不過，當著他們，交給曹彬他平日用的一把寶劍，告訴他說，你拿著這把劍，「如朕親臨」，等於我本人在場一樣，凡是副將以下不聽命的，我授權給你，你只管照軍法辦理，先斬後奏，一切由你全權作主。
他一面對曹彬說，一面眼角看著潘美、曹翰。
嚇得這些人汗流浹背，只有稟報：「末將聽命」的了。
曹彬的高明還不止如此。
他又向趙匡胤請調一位將軍田欽祚，來擔任另一路的前敵指揮官。
弄得潘美、曹翰他們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個姓田的，既狡猾，又貪一污，一愛一爭功，又不肯負責。
同時又最喜歡打小報告給趙匡胤，常常忌功而傾軋同事。
曹彬所以請調了他來參加戰役，作用是準備平定江南之後，送點功勞給他，免得他在後方搗亂，又增加趙匡胤的懷疑顧慮，而對前方有所牽制。
這就是曹彬高明的權術大用了。
曹彬、潘美等破城以後，李後主在無可奈何之下，穿著白紗衫帽，親自向曹彬投遞降書。
他先見副帥潘美，只好叩拜如儀，潘美卻也答拜叩頭還禮。
進一步，便要上船晉見大元帥曹彬，他也設拜叩頭。
曹彬便叫左右告訴他說：恕我「介冑在身，拜不及答。」
換句話說：對不起，我是軍人，只好以軍禮接見你，不能跪拜還禮了，請原諒。
行過了投降的典禮，正副元帥曹彬和潘美先自登上兩隻大船，很禮貌地請李後主上船飲茶。
由岸上到戰船上的跳板，當然是獨木板。
李煜素來是養尊處優，平時生活，哪裡受過一點罪，今天忽然要他經過獨木板上船，實在沒有這個膽子，再三排徊不敢踏上去。
曹彬便命令左右的副官扶他上來。
曹彬的確是很仁厚，他招待李後主喫茶的時候，他問起李煜家庭的成員，知道總共有三百多人，就替他準備一百條官船，給李煜三天時間，收拾財物，帶著進京。
並吩咐他儘管多帶些財物去，暗示我曹彬不要錢，可是到了京裡，還是有人要錢的，得準備送紅包。
然後放李煜這些人自己回去，連衛兵都不派一個跟著。
其他將領們很不放心，但曹彬並不在意。
他說，放心！他連上船的木板都不敢走，生怕掉下水去，可見他怕死得很，哪裡會有逃跑的勇氣。
曹彬知道有些人是靠不住的。
等李煜走了，他吩咐副將潘美代理職務，表示自己要暫時離開總司令部三天，把統率部隊的責任交給他，並特別交代不許殺人犯軍紀。
然後帶了二百名親信，在李後主的宮殿四周佈防保衛，不許任何人闖進李煜的宮中。
自己則親守在大門口，以防止下面的士兵們，以對待敵人的態度，進去危害騷擾。
第三天以後，李煜帶了三百多人上了船，他才進宮去，查封了宮裡的財物，造冊呈報給朝廷。
據宋人的筆記，另一面他的副司令曹翰，後來奉命攻打九江。
打進了九江，縱兵擄掠，還要屠城。
而他自己卻裝了二十幾船的財貨寶物，悄悄地運回家鄉去了。
與曹彬相較之下，就有天壤之別了。
這是歷史上有名的仁將。
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他的後代也很好，孫女做了宋仁宗的皇后，被譽為聖後；相傳還有一個孫女成了神仙，便是道家《靈源大道歌》的作者曹文逸真一人。
歷史上仁厚的名將，當然不只曹彬一個，其他還有很多，這裡只是提出最有名的曹彬作例子。
這就是王者之師、仁義之師的風範。
打仗時只要屈服了敵方的領導階層就好，而對老百姓則是慰問、關懷、救助，像及時雨一樣，老百姓當然高興。
孟子說，像這樣的仁義之師，所有《尚書》上仲虺在誥文上記載，那時的老百姓天天盼望著仁主到臨，仁主來了，就有好日子過，就能離開水深火熱的苦難。
孟子引用了《尚書》的話以後，又針對當時的情況對齊宣王說，現在燕國內政那麼紊亂，又虐一待他的人民，你發兵去攻打燕國，這時燕國的老百姓以為水深火熱的生活可以有所轉機，他們將會有好日子過了，所以他們從家裡拿出吃的喝的，高高興興地招待你的部隊。
如果你反而殺了燕國的百姓，捆一綁他們的子弟，拆毀他祭祀祖先的宗廟，搬走他們貴重的寶物，使燕國的老百姓受到更深的痛苦，那怎麼可以呢？
至於國際上的觀感與反應，你要知道，天下各國諸侯對你國勢的強盛，本來就畏懼三分，現在你打下燕國，得了加倍的土地，又不行仁政，各國諸侯為了自己的安全，同時又有了口實，自然要聯合起來攻打你了。
這等於是你自己發動天下的兵來討伐自己。
現在你只有趕快發佈命令，釋放俘虜，停止擄掠，再召集燕國的臣民代表開一個會，替他們選出一個賢君來，然後班師凱旋。
這樣還來得及阻止各國對你的聯合攻擊。
仁義的實質與權謀
從歷史的資料看，齊、燕的結怨，有兩件事足以啟發後人的睿思。
第一是，燕王噲傳到昭王以後，燕國起來復仇。
要復國仇，必須要內政修明，力圖強盛。
而內政之修明，又以人才之爭取為先。
他第一個就採用了郭魄「千金市馬骨」的一精一神原則，廣求人才，得到樂毅這一批賢能之士，一戰連下齊國七十二城，湔雪了國恥。
第二是，在那個時候，蘇代曾對燕昭王說過這樣一句話：「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
他認為仁義的一精一神和行為，是個人對自己的一種最高修養。
但是如果要想取得一國的政權，治理天下的百姓，僅僅講究仁義的道理，是沒有用的。
把蘇代這個理論和孟子的話對照一下，則很可以作一番深入的研究。
基本上，仁義的思想和一精一神沒有錯，只是在方法上，因時間和空間的不同，而有所變通。
其實，蘇代的話仍然不脫縱橫家的論調，把仁義限制在個人的修養上。
我們知道，武王在起兵伐紂之前，曾經和姜太公商量過。
據《太公金匾》的記載：「武王問大公曰：殷已亡其三，今可代乎？太公曰：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
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
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時至不行，反受其殃。
非時而生，是為妄成。
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
時難得而可失也。」
周武王在準備起兵攻伐紂王之前，對姜太公說，現在殷紂王因為暴虐無道，已經失去了他十分之三的國力、土地和人民，而且看來還會變本加厲，天下將更動亂，百姓將更痛苦。
現在是不是可以起兵，以革命行動，把殷紂的政權拿下來呢？
姜太公對武王說：據我所知道的，凡是知天——懂得天時、地利、人事等這些客觀因素和時代趨勢的人，當勢不利於自己，而無法實現理想時，他是不會怨天的。
一個真正瞭解自己的人，也能將人心比己心，以己心度人心，那麼就不會輕易去責怪別人了。
所以處理一件事情，先把客觀的因素衡量清楚，對別人的心理也瞭解了，根據這些條件，作好周密的計劃，然後按計劃行一事，一定會成功的。
反過來，如果不能把這些客觀和主觀的條件弄清楚，盲目地先做了再說，那就必然失敗無疑。
而且，在客觀條件已經具備，時機成熟，唾手可得的時候，你卻遲疑不進，坐失良機，這樣不是太可惜嗎？比如田里的稻子已經成熟了，而你不去收割，這就不對了。
一件事情，時機到了，大勢所趨，由不得你，而你卻偏偏不採取行動，這樣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要如此，大事業更要注意。
至於時機不到，或者時機已過，卻勉強去完成的，那是妄成，不會持久的。
譬如夏天，枝葉茂盛，花開之後，到了秋天，自然結果。
等到嚴冬來臨，則遍地冰雪，但是到了相當的時節，又自然地春江水暖了。
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時機，一個恰當的時機很難遇到，但卻很容易失掉。
鬻子也曾經有這樣的話：「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謂之道，謂之仁。
信而能和者，帝王之器。」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鬻子名熊，著《子》三十篇，分一卷六篇。
他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說，為天下福祉所作的行政措施，就是最崇高的行為，也就是所謂的仁道。
能使全國上下安居樂業而心悅誠服，就是帝王之才。
自己並不著意去追求爭取，而自然由他人擁戴，那麼你便立了信。
為天下民眾除害，換言之，誰危害天下人，你就除掉誰，這就是仁。
如果順天應人，自然獲得權位，執政以後，全國上下親一愛一精一誠，和睦相處，一旦有了外患侵凌，或內在的災禍危難，則和衷共濟，同心協力。
能做出這種政績，那就真是為帝為王的材料了。
同樣地，我們可以瞭解，孟子的贊成——至少是不反對齊宣王伐燕，並沒有違背他一向所主張的「仁義」思想。
而仁義也不一定如後來所說的，只是完成個人美好人格的修養而已。
依照姜太公的說法，在客觀條件的需要下，戰爭的手段可以完成更崇高的目的，則不但不違背仁義，且合乎仁義。
照鬻子的理論推衍，一場為天下除害的戰爭，也就是仁道的伸張。
總之，孟子因為燕國老百姓生活於水深水熱中，所以不反對齊國去攻伐，這並不違義。
他的論調。
可以說和當年姜太公對武王所說的，是同一個方向。
問題是齊國之伐燕，沒有做到如鬻子所說的那幾個原則，也就非帝王之器了。
事實上，基於當時時代趨勢等因素，孟子的思想並不像孔子那樣宗周。
因為歷經七百多年來的中央周室，實在已是一個扶不起來的破砂鍋了。
因此，只要有人能真正施行仁義，為民造福，他便可輔之為王。
孟子在魏齊的外一章
孟子為什麼不能得到齊宣王、梁惠王的深信和重任呢？這實在使人有「讀兵書而流淚，替古人擔憂」之慨！為了解答歷史上這一疑問，就不得不回來再綜合研究齊宣王與梁惠王一下了。
齊宣王的風格
戰國末期的齊國，已非西周時代的舊齊國，也非東周初期的齊國，而是由田完敬仲的後代，篡位而據為己有的新齊國。
尤其從齊威王開始稱王以來，齊國便成了與秦、楚分庭抗禮而互相爭霸的大國了。
齊威王死後，他的兒子辟疆繼位，稱宣王。
據孟嘗君的父親靖郭君（田嬰）的門客齊貌辨的觀察，說：「太子（指齊宣王）相不仁，過頤系視，若是者背反。」
由此而知齊宣王的相貌和個一性一的一斑。
所謂「過頤」，便是方面大腮，滿臉福相的描述。
也可以說是腦後見腮，不可往來，後有反骨的相貌。
所謂「豕視」，便是像豬看東西一樣，表面很糊塗似的，而實際上，心中自有主張，很一精一明，而且不時偷看到兩旁的東西。
所謂「不仁」，不是說他一點也沒有仁慈的心腸，而是說他是個不容易對付、不容易侍候的角色。
但事實上，齊宣王也可算是一個英明的主子，有他父親威王慷慨雄豪的秉賦。
而且根據《孟子》的記述，他爽朗地承認有好勇、好貨、好色的多種一毛一病，婉轉地推掉孟子的高論，也可以說是不凡的作風。
朝中文武多才士
在他親政的初期，仍然任用鄒忌為相，但卻召回了被鄒忌所排擠，而具有上將之才的田忌為將，任命孫臏做元帥，一戰而擒殺了魏國的名將龐涓，俘虜了魏惠王的太子申，一舉而震動國際，威加海內。
齊國，不但一躍而為當時國際上的政治大國，而且是赫赫的經濟強國。
當此之際，齊宣王任命了重要的高級幹部：
孟嘗君（田文）繼鄒忌為相國。
禮遇高士顏斶、王斗；甚至間接優待魯仲連等不世人物。
優容淳於髡的滑稽雋才。
他聽了鄒忌及王斗當面批評他，不肯起用人才的一番話，一下子便任用他們與淳於髡等所推薦的一批人，而使得齊國大治。
鄒忌事宣王，仕人眾，宣王不悅。
晏首（齊臣）貴，而仕人寡，王悅之。
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
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
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
先生王斗進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
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
使者復還報。
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
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
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進諫。」
宣王忿然作色不說（通悅）。
有間。
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謂土地人民之籍），立為大伯，今王有四焉。」
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夫雲（同隕）之，焉能有四焉。」
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王不好士。」
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
王斗曰：「世無騏騄耳（良馬之名），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逡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一毛一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
王曰：「寡人憂國一愛一民，固願得士以治之。」
王斗曰：「王之憂國一愛一民，不若王一愛一盡轂（音斛，縐紗曰毅，紡絲而織之。
）也。」
王曰：「何謂也？」
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便，順其所好。
辟，避其所惡。
）而使工者。
何也。
為能之也。
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
臣故日，不如一愛一尺毅也。」
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
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王斗這番說詞，等於當面諷刺他的缺點，但齊宣王仍有雅量接受，不像秦漢以後的帝王，動不動便加以「處士橫議」，或「大不敬」的殺頭罪名。
讚美詞與利害關係
至於說到宣王不肯聽信臣下的勸諫，在用人上。
信任不專，或學非所用，用非所長的事，大概不會錯的。
例如他前任相國鄒忌的一番婉轉譬喻，便是針對他這一毛一病而說。
鄒忌俯八尺有餘，身一體昳（日側有光艷也）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
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
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
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
旦日（明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
客曰：「答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來，孰（通熟）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
暮寢（通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
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
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求於王。
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舉）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受下賞。」
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去聲）進。
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
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與敵國戰勝於朝廷之內也，即政治作戰勝利之意）。
貧賤驕人
雖然宣王有用人不專的一毛一病，卻能面對顏斶的頂撞，公然改變盛怒之威，願執弟子之禮。
最後，顏斶不受封而辭去，他又好像只能禮賢而不能真下士。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
斶亦曰：「王前。」
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
斶，人臣也。
王日「斶前」，斶亦日「王前」，可乎？」
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
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
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
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
王曰：「有說乎？」
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家也）五十步而椎采者，死不赦。」
令曰：「有能得齊宣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錳。」
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
左右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萬石虡（音巨。
天上神獸，鹿頭龍身。
懸鍾之木刻飾象之，因名曰虡。
每十六鍾共一虡。
），天下之士，皆為役處；辯知（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
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
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
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堅門間裡，士之賤也，亦甚矣。」
斶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
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
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
及湯之時，諸侯三千。
當今之世。
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
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裡，安可得而有也哉。
是故易傳不雲乎：「居上一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據慢驕奢，則凶必從之。
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
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
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
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
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
是以君王無差亟問，不愧下學。
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
故日「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
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吉之有哉。
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
是以侯王稱孤寡不毅，是其賤之本與。」
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
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
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
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守，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
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
然太璞不完。
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專道也。
然而形神不全。
斶願得歸，晚食以當向，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責，清靜貞正以自虞。
制言（命令）者王也，盡忠真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
則再拜而辭去。
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也。」
滑稽大師——淳於髡
另有淳於髡，完全不同於顏斶的作風，他運用滑稽的高調，對了齊宣王爽朗的胃口。
他身為齊之贅婿，長不滿六尺，而滑稽多辯，早為齊威王時代的左右一寵一臣。
到了宣王時代，也同樣受到重用。
他是個有心人，也見過孟子。
與孟子的對話，下文再談。
有一次，在一天之內，他同時又推薦七個人，請齊宣王錄用。
宣王雖然覺得淳於髡太過份了，但辯論一番之後，還是照樣任用不誤。
淳於髡一日而見七士於宣王。
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
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眾乎？」
淳於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藥名）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
及之罩黍（山名）梁父（山名）之陰，則郗（仰也）車而載耳。
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
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
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而且在軍事方面，當大家說不進去話的時候，如果淳於髡來個豬狗的趣味一性一比喻，宣王就聽進去，立刻放棄了原來的作戰計劃。
齊欲伐魏，淳於髡謂齊王曰：「韓子盧（韓國有黑犬名盧）者，天下之疾犬也。
東郭髡（兔名）者，海內之狡兔也。
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疲倦）於前，犬廢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
田父見之，無勞勤之苦，而擅其功。
今齊魏相持，以頓其兵，弊其眾，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
齊王懼，謝將休士也。
又一次，齊宣王想征伐魏國，魏國派人暗中送禮給淳於髡，請他設法阻止。
淳於髡公然貪墨，受了禮物。
齊宣王有密報，也知道了這回事，但經他滑稽解說，又對了宣王的胃口，結果還是取消了作戰計劃。
齊俗伐魏，魏使人謂淳於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
敝邑有寶壁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
淳於髡曰：「諾！」
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
夫代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丑而實危，為王弗取也。」
齊王曰：「善！」乃不伐魏。
客謂齊王曰：「淳於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壁馬也。」
王以謂淳於髡曰：「聞先生受魏之壁馬，有諸？」
曰：「有之。」
「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
淳於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齊宣王開戰國養士之風
《史記》在《田完敬仲世家》中，述說齊宣王好養士，就好像開了一個議院或參政院，也相當於現在的研究院。
如云：
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於髡、田驕、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因此，促成相國孟嘗君——田文跟著他學樣，也喜好養士。
甚至，孟嘗君與齊宣王還爭相養士，大家熟知的馮諼彈鋏，一毛一遂自薦，以及雞鳴狗盜之徒等，統稱他的門下，號稱有食客三千之多。
高明之士如魯仲連，也是孟嘗君的座上客。
由於齊宣王和孟嘗君爭相好客，而開創了戰國時期的養士風氣。
此後，魏國有信陵君，趙國有平原君，楚國有春申君，都以好客養士號召，名動諸侯，而影響於國際之間。
不過，養士的風尚，除非有魏文侯、齊宣王、燕昭王的環境、器度與見識，或者還可以利多弊少。
到了戰國末期，自孟嘗君、信陵君以後，其餘大公子們的養士，利弊就很難說了。
甚至可說弊多於利。
人與人間的交情，主客之間的感情，不是基於利害關係的，實在不多。
即如孟嘗君晚年，被逐去齊，雖然經過馮諼設法，仕魏、居薛，如狡兔之有三窟，但後來他重返故國後，再也不能恢復昔日的風光。
那些門客大都各奔前程，而孟嘗君也由此勘破了人情世故。
孟嘗君逐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
孟嘗君曰：「有。」
「君滿意殺之乎？」
孟嘗君曰：、「然。」
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
孟嘗君曰：「不知。」
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
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一愛一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通無）故去，願君勿怨。」
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書所怨之人）削去之，不敢以為言。
孟嘗君既反，因謝病，老於薛。
後來，趙國的大將廉頗，屈而再起，也曾有過孟嘗君門下士同樣翻版的情形。
特立獨行於滔滔濁世的孟子
齊宣王時代，養士的風氣是這樣的盛行，而遊說之士在齊國又這樣的多，但總是仰承君王的鼻息，或者相公的喜怒，而取得個人的富貴功名，以至於謀生而已。
像我們的亞聖孟老夫子一樣，特別受到齊宣王的重視而處處待之以禮，確是異乎尋常。
無奈人情重利而輕高遠，所以孟子教之以仁義之道，齊宣王不是不知道，實在是做不到。
這也是孟子所說的「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反過來說，孟子學孔子，畢竟成為千古歌頌的聖人，這也就是孟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行徑。
所以後來淳於髡替孟夫子難過，想要影響他改變作風。
但孟子始終特立獨行，不願曲學阿世。
所以《孟子》全書所說的，都是古今不移的大經大法，都是正面文章，他絕不肯說側面的諛詞。
像淳於髡，他便不同了。
有一次，孟嘗君的封邑薛國有難，齊宣王並不想出兵相救。
結果，淳於髡一片滑稽說詞，又打動了齊宣王救薛的心思了。
孟嘗君在薛，荊人攻之，淳於髡為齊使於荊還，反過薛，而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迎之。
謂淳於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
淳於髡曰： 「敬聞命。」
至於齊，畢報。
王曰：「何見於荊？」
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
王曰：「何謂也？」
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
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
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
齊王和其顏色，曰：「譆，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
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
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
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攻哉。
吏民千古兩相妨
鄒與魯哄。
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
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孟子對四：「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而君之倉稟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
是上慢而殘下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光焉。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歷史政治上的因果
這是孟子家鄉的事，孟子是鄒人，鄒大約只有現代的一個小縣那麼大，姑且稱他為一個國。
其實鄒和邾，也都屬於魯國的境內，用現代的觀念來講，相當於魯國的一個獨立市。
鄒和魯國，發生了權利上的爭執，這是一次很大很激烈的衝突。
鄒穆公問孟子說，在這一次和魯國的激烈衝突當中，我的高級幹部死了三十三個人，而這些幹部的屬下和轄區的老百姓，沒有一個肯為他們的長官效死。
要是殺掉這些人吧，人數實在太多了，殺不勝殺。
可是不殺罷，他們將來還是這樣眼看著長官戰死而不去援救，這樣怎麼行呢？真是殺也不好，不殺也不好，你看應該怎麼辦呢？
孟子說，在平時遇到水旱災害，農產歉收的凶年，你的老百姓們沒有飯吃。
年紀大，身一體弱的，餓死在路旁；年紀輕，身一體健壯，走得動的，就離鄉背井，向外逃生。
在鄒這樣一個小小的地方，逃亡的人，就高達幾千人之多，佔了你全部人口的很大比例。
但是你政一府的糧倉裡面，多的是糧食，財庫裡的錢也很充裕，有足夠的力量幫助這些老百姓。
可是你的幹部們，當時並沒有把老百姓的痛苦情形告訴你，他們這樣驕慢而不理政事，結果殘害了多少老百姓的身家一性一命。
孔子的學生曾子曾經說過，做事要特別小心謹慎，凡事是有因果報應的。
怎麼出去，就怎樣回來；如何待人，人也將如何待你。
所以在平時老百姓吃了他長官的虧。
現在他們也就眼看著他們的長官受難，不出來救援了。
這正是他們飢餓時，長官不救援他們的一種還報，你穆公還有什麼好責怪埋怨的呢？如果從今以後，實行仁政，一愛一護老百姓，老百姓當然也就敬一愛一他們的長官，當長官有難的時候，他們當然就會拚死命去保護救助了。
這一段中，孟子所說的理論，是中國政治哲學的最高原則之一，也是政治領一導一人的最高領導原則。
中國文化處處講因果，這因果的觀念並不是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才開始確立，並普遍被社會應用在語言文字上。
我們的《易經》老早就有這種思想，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至於孟子，這裡所引用的「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同樣是因果報應的觀念。
在政治上，我們看歷史的演變，就是因果報應。
我們如果從因果中去看歷史，可以發現許多很奇妙的事情。
就拿我們眼前可以看得見的歷史現象來說，埃及的總統薩達特，很了不起。
那天我打開電視，看見他突然冒險訪問以色列的消息，就知道他一定有影響力。
同時也預料到以色列的貝京，也一定會去埃及報聘，也可以說兩個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將來對於中東地區的謀和，猶太與阿拉伯兩個民族去嫌釋怨，總會有幫助的。
假定我們處身在一百年後，回過頭來看這一段歷史，這兩人之間的一往一來情形，以及誠心謀和與否的因果報應，則是一件在因果律上，很有趣的，能證實的事情。
古今中外都逃不開這個因果律。
我們中國的歷史，每一朝代都是如此。
怎麼來的江山，也將怎麼樣的失去；怎麼樣取得的政權，也是怎麼樣的交出去。
仔細研究外國的史實，又何嘗逃過此一法則。
我們隨手舉一個例子，宋朝的皇帝趙匡胤，據說他自己並不想當皇帝，而是陳橋兵變，部下們硬把皇帝所穿的黃袍加在他的身上的。
當時的皇帝，是後周的柴榮。
他在位時死了，兒子還小，只有六七歲，而趙匡胤是柴榮當時的殿前點檢使，等於是憲兵總司令或首都衛戍司令等要職。
就在陳橋兵變中，黃袍加身當了皇帝，所以到了元初，在宋朝垮了的時候，有人非常感慨地作了兩首詩說：「記得陳橋兵變時，欺她寡一婦與孤兒。
誰知二百餘年後，寡一婦孤兒又被欺。」
「臥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征旗。
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
我們再看清朝，進主中國，是孤兒寡一婦入關，而最後一代皇帝，又是寡一婦孤兒悄然出關。
因果報應，絲毫不爽。
讀了元人那首詩，我也曾經依樣畫葫蘆的寫過一首：「寡一婦孤兒自入關，便宜佔盡此江山。
果然二百餘年後，母子君臣出塞難。」
博儀登基接受群臣朝賀的時候，還是一個小孩子。
抱他坐上金鑾殿的大交椅上時，他大哭起來，他的父親攝政王拍拍他，安慰說：「不要哭，快完了！」果然很快就完了。
這就是「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的道理。
所以國家也好，個人的事業也好，都是怎麼起來，也是怎樣下去。
經過時間的證明，長期觀之，可以說是必然律的回互，並非偶然如此的。
至於《孟子》書中的「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這兩句文言，尤其別具韻味，而且也特別悲涼。
豈但戰國時代的老百姓們如此，幾乎世世代代的老百姓，都是過著這種艱苦的日子。
「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大地儘是一片流民饑荒的景象。
悲涼，慘痛！豈是言語文字所能盡其形容的。
社會的貧病到了這種情形，便正如左宗棠的詩所說：「世事悠悠袖手看，誰將儒術策治安。
國無苛政貪猶賴，民有饑心撫亦難。」
不過話說回來，我們且看所謂工商業發達的社會現象呢？雖然沒有孟子這兩句話那樣悲慘，但是在物質文明發展之下的一般社會狀況，農村鄉鎮的衰落偏廢，都市文明的畸形發達，它的變相結果，也有「老弱困守故土，壯者散處四方」的景況。
尤其對我們一般具有出國狂一熱的心理病態的社會而言，也同樣會有此悲鳴，豈但只是衰亂時勢如此而已！
君道與臣節
除此以外，由鄒穆公與孟子這一段對話中，引出一個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上極重要的問題，需要特別加以討論。
根據本文鄒穆公的發問，認為他的國家有了重大的變故，而一般守上有責的高級幹部們，死難的不少，但是他們的部下，以及基層的民眾們，根本視若無睹，好像毫不相干似的。
我們平常也都讀過《孟子》，但是重點往往被《孟子》的文章才氣掩蓋過去。
甚至可以說，我們被古文語調困住了，忽略了其中有兩個極其重大的基本問題。
孟子當時既非盡情發揮得明明白白，我們後世讀來，也未仔細尋思，只是馬馬虎虎地讀過去了。
在中國文化政治哲學的傳統道德中，過去的歷史上，「君道與國共存亡，臣節盡忠死國事。」
這是不易的原則。
自三代以後，春秋以下，無論君主政體與否，這個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基本一精一神，是始終不變的。
這種根基深厚的民族一精一神，當然，最具體而得力的，便是孔子著《春秋》以後的孔孟一脈的儒家學術思想。
而在宋、元以後，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層紮下根基的，則歸功於幾部有關歷史故事的小說，如《三國演義》、《一精一忠岳傳》等等，把固有文化道德仁義的一精一神，如重然諾、守信義的義氣風範，融會在國民生活的每一環節，打入每一個人心，打入每一代子孫心坎深處。
加上宋明以來理學家們在臣道、臣節上的深厚修養與發揮，因此在宋、元、明、清之間，士大夫們死難於臣節、盡忠報國的典型，比之以往的歷史，更加激烈而具體，更加莊嚴而可敬。
其實這種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一精一神，由來久遠，絕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例如孟子講三道，動輒便提出周初開國的文武之業來作標榜。
但事實上，以商紂的暴虐，雖經周武王鼎革以後，政治上的種種努力，但將近百年之間，用現代人的話來說，將近一個世紀，還有「殷之頑民」，始終與周朝並不合作。
最明顯的，便如初期的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上。
其實，歷史上所記載的「殷之頑民」，也就是前代商朝遺民的忠貞志士，因為作史者立場，所以稱他們為「頑民」，也就是所謂的頑固分子。
因此周武王的分封諸侯，封微子於宋，以祀殷商之後，固然是武王的仁心德政，同時也是培養民族一精一神的重要措施。
其餘信手拈來，如眾所周知的漢初田橫五百壯士，義不投漢，集體自一殺以全節義；項羽的八千子弟，統統戰死烏江；這些都是犖犖大者，盡人皆知的歷史故事。
其他有關歷代在成敗、存亡續絕之際，忠臣義士可歌可泣的事跡，還有很多。
這是中國文化特有一精一神之所長，關係一個民族國家，立國立基的根本一精一神所在，不能不加注意，應該大書而特書的。
例如元朝與清朝的入關，在戰役中遇到戰死不屈的忠義之臣，或是後來被俘而不投降的忠貞志士，不但不加凌一辱，反而恭敬禮遇，雖依法執刑，死後仍善為安葬，示以生榮死祭以表忠貞。
而對那些輕易投降，賣主求榮的，便為他們另外立了「二臣傳」，以表示有虧節一操一。
這些就是中國文化的基本一精一神，豈可以盡把它列入「愚忠」兩字而輕輕抹煞。
而且這種節一操一的養成，與帝王民一主的政體關係不大，並不是說在帝王養士的體制之下，才有忠臣義士的作風，在民一主體制的時代，就不需要對國家民族有此忠義的節一操一，那便是大錯特錯，是自己對自己民族文化的愚昧無知了。
問題不能扯得離題太遠，現在再回轉來看鄒穆公這一段的對話。
鄒是戰國當時的蕞爾小國，微不足道。
但當他國家有難的時候，守上有責的高級臣僚，死難的如此之多。
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這表示鄒魯之邦，確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柢。
儘管主懦國弱，而文化教育的風範，始終未變。
但是鄒穆公再進一步要求他國內的全民盡忠，那麼問題就太不簡單了。
所以孟子有下一段的答覆，也便是反映出對當時邦君們的一種警告，一番抗議。
這便是我方才說要特別注意的一段。
同時也是中國文化歷史哲學的重點之一。
歷史上的基層政策
討論到前面中國文化，有關歷史哲學這一類問題，我們看到自從孔子著《春秋》而使亂臣賊子懼的一精一神以外，歷代歷朝的歷史，也都是繼承孔子的學術重點—— 《春秋》責備賢者，特別是要求君聖臣賢，或明君良相的一貫一精一神。
對於林林總總遺下編氓的一般國民們，從來沒有過於苛求，並非像鄒穆公的希望一樣，要求基層的國民們，也要層層盡忠，為他們的長上——長官去盡忠盡節。
有人說，我們的「二十六史」，只是一部軍政統治的總帳簿，比起西方後來的歷史學觀點，大為遜色。
這個問題的是非好壞，暫且不談。
現在只講我們過去的歷史記載，特別注重，也特別強調君臣之間——執行仁義政綱上，君道的明智和昏庸，以及臣道的忠貞和一奸一佞。
而對於基層地方的吏治問題，幾乎都忽略了。
過去雖然也注重吏治的清明與否，但過去歷史所提吏治的「吏」，大體上是指官而言，並非如現代觀念，包括了地方行政的基層工作人員。
事實上，依我的研究看來，兩千年來的一部中國政治史，無論是哪個朝代，哪個政治體制——禮治和法制，甚至可以說，不論君主或民一主，任何一個時代的興盛與變亂，基本上的問題，都出在吏治——地方行政的基層幹部上面。
歷代的大小變亂，大部分最初的原因，都是由於官一逼一民變，吏虐民反的結果。
過去如此，近代也是如此。
你看我們汗牛充棟的歷史文獻，許多高明的論政，如切中時弊的奏議，以及討論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哲學的文章，也不知有多少。
但其中心思想，都是對中央政一府執政者的朝廷而言。
一旦時逢明君，一寵一加採納，那些高明之士，仍然身居台閣，位入中樞，官階愈來高，隔離民間疾苦，距離民瘼也愈遠。
試問，又有幾人肯請求降調，願意深入鄉村民間，作一個裡正、保正芝麻綠豆大的地方基層幹部呢？
我也常思索其中的道理，幾乎是一個永遠矛盾，無法調和的事實。
譬如，美輪美奐的偉大建築，在外觀上，一定是鋪置名貴高華的裝滿，絕對不可能把基層的泥沙粗石擺出來。
但事實上，這座宏傳建築的牢固存在，非要底層厚實的泥土沙石不可。
如果顛倒來用，不但不美，而且根本無法落成。
人們只瞻仰表層的高華，總是忘卻了基層的功績。
所以由平民而變成為高明的知識分子以後，漸漸距離基層的平民愈來愈遠。
也是事所必致，理有固然的結果。
作官莫作怪
例如春秋戰國的取士以治民，士大夫一入仕途，在理論上，固然仍須力求善政以利民，但在事實上，卻只是鞏固自己的權勢，當然離開民瘼愈遠。
漢代注重地方治平，重視二千石的郡守——太守，但是它距離下層民眾還是很遠。
唐代重刺史— —即等於漢代重視二千石郡守的遺風，然而在盛唐以後的刺史，大多數是分發考取功名的進士們來擔當其任，因此難免有「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的氣概，而於基層民間的疾苦，也就愈來愈遠了。
於是，外面則藩鎮（軍閥）專權，目無中央；內廷則宦官一操一政，女禍把持，天下事就不問可知了。
順便提到一首明人的打油詩，夾點笑話給大家輕鬆輕鬆。
這首詩是描敘一個人一生的轉變情況，現在如用來比方過去歷史上官與民之間隔，卻也很有趣。
它的前面兩句，便是剛才提到的「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
可以作為舊時代達官而兼名士的寫照。
接著是「而今事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
後面兩句可作為一般社會民生基層情景的描述，或者是退職後清苦生活的寫照。
這不是很幽默嗎？
明清兩代，承元朝的政治體制演變，自中央級的朝廷以下，形成三級政治，即所謂盛府（州或道）、縣治。
雖然注重親民之官的縣官大老爺，但是那些多半是從進士、舉人出身的外放地方官，自然十之七八，都是讀書做八股文的書生。
所以地方政治，全靠幕僚的師爺——刑名與錢谷兩個得力助手的機要秘書。
因此有人說，清代的政治，是為紹興師爺所把持的天下。
上自內閣中書衙門，下至府縣，的確也是如此。
至於真正的民間疾苦，所謂下情而能上達，幾乎比登天還難了。
我們只是粗枝大葉地把歷史上這些事實作個瞭解，那麼，便可知道過去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上，皇帝的中央政一府——朝廷，是高高在上，懸空獨立的。
各級的官吏，在理論上，應該是溝通上下，為民辦事。
而事實上，一旦身為地方官，「天高皇帝遠，猴子稱霸王」，任所欲為的事實也太多了。
我們試想，以此圖功，何事能辦？以此謀國，焉得不亡！然而，我們的民族一性一，素來以仁義為懷，老百姓始終順天之則，非常良善，只要你能使他們做到如孟子所說的「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也就安居樂業，日子雖然苦一點，還是不埋怨
分類：諸子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