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
孟子旁通(四)
秦武王的任力好勇
另外有一位以好勇聞名的國君是秦武王，他也長得非常高大，孔武有力，自認為天下無敵，因此常常喜歡和那些大力士們比武取樂。
當時秦國有兩位前代將領的子弟，一名烏獲，一句任鄙，都因為武勇力大，而得秦武王的一寵一愛一，加倍封給他們高官厚祿。
後來齊國也出了一個叫孟賁的大力士。
據說他走水路不怕蚊龍，走旱路不怕虎狼，哪裡都敢去，如果發起脾氣來，怒吼一聲，就像打雷一樣地驚天動地。
有一次他在野外看見兩頭牛正在相鬥，他上前去勸架，用手把兩頭牛分開來。
其中一頭牛聽勸，伏一在地上不鬥了，另外一頭牛還要打。
他大為惱火，左手按住牛頭，右手把牛角活生生地拔了出來，這頭牛當場斃命。
後來他聽說秦武王正在招納天下勇武之人，於是離開齊國去投奔秦國。
往秦國的路上，正要渡黃河的時候，他不按先後秩序，搶著要在眾人之前先上船，被人用槳子在他頭上打了一下。
他氣得大吼一聲，這一吼，河水被震動得起了一浪一頭，翻一動船身，一船人都被衝到黃河裡去了。
孟賁跳上船，拿起篙子一撐，腳底下稍一用力，一艘船就離岸射一出去好幾丈遠，不多時就到了對岸，下了船直奔咸陽。
見了秦王以後，和烏獲、任鄙一樣，也得到秦武王的一寵一愛一，做了大官。
這位好勇的秦武王，自幼生長在中國的西陲邊地。
從來沒有看到過中原鼎盛的現象，因此他頗為仰慕中原的文化。
他覺得如果能到(上黎下革)、洛一帶觀光一次，則死而無憾了。
奈何他好勇，不循正當的外交途徑作正式的訪問，卻計劃要把隔在中間的韓國打下來，以達到他這個願望。
後來居然打下了韓國，進了洛陽。
周赧王派人到城外歡迎他，他卻不去覲見。
帶了幾個勇士，偷偷跑到周朝的太廟去參觀寶鼎。
他看到鼎上分別刻有九州的名字和圖騰，指著鐫有「雍」字的鼎說，這是秦鼎，我將來要把它帶回咸陽去。
又聽守鼎的人說，這九個鼎每個千斤之重，從來就沒有人能夠移動過。
秦武王問身邊的任鄙、孟賁兩人，能不能舉起來，任鄙比較聰明，他說我只能舉百斤，這鼎有十倍重，我沒有辦法舉起來。
孟賁就不同了，他說讓我試試，他把鼎舉離了地面半尺，可是因為用力太猛，眼球都暴了出來，眼眶裂開，流血不止。
秦武王看了說，你既然能舉，難道我不能舉？任鄙在旁邊勸他，以一國之君的身份，不要隨便去嘗試。
可是他不聽，反而說任鄙自己舉不起來，唯恐他能舉得起來。
任鄙就不敢再多嘴了。
秦武王也舉起了半尺，他還想走幾步以勝過孟賁，不料一轉步，力盡失手，寶鼎掉下來，把他的脛骨壓斷，昏了過去。
當天晚上，就因為流血過多而死了。
這就是好小勇的結果。
秦武王身邊三名力氣最大的武士，他們的結果，也不相同。
烏獲在攻打韓國宜陽城的時候，他身先士卒，跑在前面，一跳就跳得和城牆一樣高，用手抓住了城頭的雉堞，可是他力氣太大了，雉堞被他一把抓壞，崩裂下來，他也就掉了下來，跌落在一塊大石頭上，肋骨折斷而死。
至於孟賁，則在昭襄王即位後，檢討舉鼎這次事件的時候，被認為是他闖出來的禍，於是把他磔死——裂身而死，並且滅族。
而任鄙則因為當時曾經進諫，勸過秦武王不可輕易嘗試，於是派他作了漢中太守。
他們這三位大力士的不同下場，值得後世那些好小勇的人作為借鏡。
項羽和劉邦
再將偏好個人武勇，與能任大勇的人，在對立之下，作個比較。
歷史上對這兩個人，記載得很詳盡。
一個是項羽，有拔山扛鼎之勇，作戰時單槍匹馬，闖到敵人的陣中，縱橫馳騁，誰也不敢阻擋。
當漢高祖和他最後一次會戰，用了許多兵力，圍困他許久，雖然楚軍已敗，可是誰都不敢接近項羽。
在這之前的另一次戰役中，項羽和漢高祖在陣前見了面。
項羽說，天下這多年來的戰亂，就只是你我雙方打來打去，今天你我見面了，我們雙方下令，所有的部下都不許動手，你我兩人出來單打獨鬥，作一死戰，來決定勝負，免得再打下去，傷了許多無辜的生命。
漢高祖說，對不住，我絕不和你單打獨鬥，我是鬥智不鬥力的。
這就是漢高祖與楚霸王不同之處。
趙武靈王、秦武王、項羽等等，這些都是好小勇的人，不懂得大勇的道理。
在歷代帝王中，不問他們好的是大勇或小勇，只要是好勇的，從他們的謚號中，就可以看得出來。
像趙武靈王、秦武王、漢武帝等等，凡是有一個武字的人，大多數都是好勇。
但這些卻不是中國文化中，孔子所標榜「智仁勇」之勇的真正一精一神。
墨子談勇
如何才是正確的好勇？我們再看一段歷史上的紀錄。
墨子謂駱猾厘曰：「吾聞子好勇。」
曰：「然。
吾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與斗而殺之」。
墨子曰：「天下莫不予其所好，奪其所惡。
今子聞其鄉有勇士而斗而殺之，是惡勇，非好勇。」
恐怕一般人，都是「駱猾厘式」的好勇，或簡稱之為「駱式」的好勇。
現在電視、電一影武打片中，常常可以看到這種典型的好勇，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們，聽說某人拳頭厲害，就不服氣，一定要想辦法，找到對方較量較量，勢必將對方打垮才甘心。
以此來表現自己的本領比他大，武功比人高，而且還自鳴得意，認為自己勇敢，不怕死。
而墨子對這種心理，痛下針砭地說，世上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對於自己所一愛一好的，就加以保護、照顧，而對於自己所厭惡的，則揚棄或者銷毀。
就好像你喜歡自己的小孩，你一定培植他，你討厭吃人的野獸，就殺掉它。
現在你聽到哪裡有勇士就去殺他，這是惡勇，而不是好勇。
這是墨子所講個人好勇的哲學。
老實說，個人好勇，最高明的也不過是「任氣尚俠」而已，其偏差的流弊很大，甚至睚眥必報，犯禁殺人而自取滅亡。
至於帝王好勇的偏差，則必然會窮兵黷武，以殘殺侵略為能事，那就弄得生靈塗炭，造成社會、國家、人類的大禍害了。
最後的結果，不但害了別人，自己的社會國家也同樣受害，乃至於本身生命都不保。
現代史的希特勒和第二次大戰的日本軍閥們，就是如此。
只有一怒而「安」天下，這才是大勇。
不管齊宣王口中所好的勇是什麼勇，但他和孟子談話時，是很夠味道的。
他也很尊重孟子，很有禮貌，對於孟子所提的意見，講的大道理，都還算能聽得進，認為不錯，可是做不來，不能接受。
到了要緊關頭，受不了了，就想開溜，把話岔開。
但他也很坦白，像前面孟子說到樂天、畏天的大道理，他就坦白地說，你這種高見實在很偉大，只可惜我是個老粗，我有好勇的一毛一病哪！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孟子對曰：「有。
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晏子對四：「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狩也。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
無非事者。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懇，方命虐民，飲食若一浪一，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惟君所行也。」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合於郊。
於是始興發，補不足。
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
蓋征招、角招是也。
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雪宮論政
齊宣王有一次在他的雪宮，也許是夏天避暑的地方，也許是下雪時取暖的宮殿，但應該不是辦公室，或會議廳之類處理政務的場所，多半是供享樂納福的別墅—— 和孟子見面，他就眼前的享樂和設施問孟子：「賢者亦有此樂乎？」
這和梁惠王在沼池上問的話一樣。
可見戰國時那些諸侯們，不顧百姓死活，高高在上，那種志得意滿的樣子。
我們可以想像另一種畫面，好像老農夫們一天工作完畢，吃飽了晚飯，在門前大樹下一坐，一支煙筒在手，摸一摸挺一起的大肚皮，大有「雖南面而王，不易也」的味道。
孟子答覆他說：有啊！誰有了這種環境都會感到快樂的，誰都希望能有這種享受。
不過一般老百姓得不到這樣的享受，就會埋怨他們的國君。
老百姓如果因為得不到這快樂，而埋怨國君，實在是不對的。
然而一個領一導一人，沒有做到與民同樂，也是不對的。
一個領一導一人，以人民的快樂為自己的快樂，老百姓也就會以領一導一人的快樂為快樂。
領一導一人能把人民的憂苦，看成自己的憂苦來解決，那麼老百姓也會把國君的憂煩，看成為自己的憂煩去盡忠。
所以，如果領一導一人以天下人的快樂為快樂，以天下人的憂苦為憂苦，而說他不能行王道於天下，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們可以看到孟子又在這裡推銷王道了，他好像推銷員似的，隨時隨地都在叫賣：「王道！王道！」這也可見他憂世之急切了。
他說了這番理論，似乎意猶未盡，又舉出一件事例，企圖說服齊宣王，他舉的正是春秋時代齊景公和相國晏嬰的一段故事。
晏嬰是歷史上的名相，《晏子春秋》就是他的大作。
當然，齊景公是姜太公的後人，而現在和孟子說話的齊宣王已經不是姜太公之後，他的祖先原是齊國的權臣田家，後來篡了位，而傳給宣王的。
孟子舉出這段故事來也是一種很高明的說話技巧。
從表面上看，孟子是以自己的口，說出他人（晏子）的意見來，而實際上他是借了他人（晏子）的口，來表達自己的意見，他舉出的這段歷史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天齊景公對晏子說，我想去看看轉附和朝舞這兩座名山，然後沿海再到南方去，一直到琅邪為止。
你看看，此行要怎麼樣才能夠比得上先王他們那樣的壯觀呢？從「放於琅邪」和「比於先王觀」這兩句話上看，很明顯地透露了齊景公當時，也是有統一天下的大志，並不是普通的觀光旅行、遊山玩水而已。
只是當時有尊周——尊重中央政權的口號，不便把心意直接說出來。
晏子不愧為名相，他很聰明，聽了景公的問話，就先用一套歷史哲學答覆他說： 「善哉，問也。」
你這問題好極了。
中國的佛經常有「善哉！善哉！」的說法，當時的譯文就是套這些書來的。
原文就是「好的」意思，佛家譯經時，借用了這個名辭。
後經佛家多年的開口「善哉」，閉口「善哉」，慢慢地似乎這兩個字，就含了更多的意義，而有濃厚的宗教意味。
晏子說了「這個問題很好」之後，接著就說，依照禮法，中央政一府的天子，到各諸侯那裡去巡視一周，叫做「巡狩」，意思是巡視諸侯所守的地方。
而諸侯要到中央政一府去朝見天子，名為「述職」，意思是向天子報告自己職務以內的事務。
如果天下安定，沒有非常特殊的意外事件的話，在春天，要出外視察民眾的耕作情形，如果有情況欠佳的，就要設法補助。
在秋天，則出外看著大家的收成和賦稅狀況，如果有入不敷出的，就設法貼補。
所以在夏朝政治最修明的時候，民間流行的諺語說，君王不出來走走，我們哪裡能喘口氣？君王如果身心不適，我們又怎麼得到他的幫助呢？所以古時候大家都希望帝王出來玩玩，好沾點光，得些好處。
所謂「龍行一步，百草沾恩。」
龍走一步路，下了雨，百草都得到滋養。
所以那時候天子每次出來巡狩，不但給諸侯、大臣們一個警惕，同時也為「注意民生疾苦」樹立一個榜樣。
晏子說了過去的，又說到當時的。
他感歎今不如昔地說，現在可大不相同了啊！諸侯們離開國都，一有行動，就帶了大批的軍隊侍衛。
於是後勤的各種補給，諸如糧食的供一應，一大批、一大批地運送出去。
如此一來，原本吃不飽的老百姓們，大家工作得更勞苦了。
在強烈的對比之下，老百姓的眼裡難免就有了怨恨之色。
閒話、怨言當然也就開始了。
日積月累地，就造成社會上的反感心理。
諸侯們的這種行為，違背了天理人道，對老百姓不但沒有善盡保護之責，反而加以虐一待。
只要「流、連、荒、亡」四種現象一出現，政權就要出問題了。
今天這些諸侯們的所作所為，真讓人擔心啊！
像隋煬帝出遊揚州，極盡奢一靡一，老百姓沒有飯吃，他也不管。
國君們只要動一動，下面的人就有的忙了，老百姓更是累得慘兮兮的。
天怒人怨的結果，只有「好頭顱」被搬家了。
這使我們想到一個明朝的小故事。
從前的某些小廟，相當可憐，住在廟裡的小和尚，等於是地方官紳們的僕役，常要聽他們的差使。
有的人做了官，衣錦榮歸，事先通知廟裡和尚準備素齋，約了朋友，到山明水秀的廟裡聯歡，吟詩作對。
有一次，這些大人先生們，吃罷素齋，悠遊半日，大為讚賞，對和尚說，大家勞碌半生，今天這次清游，一頓素齋，太舒服了。
老和尚說，各位大人是舒服了半天，可是我們已經忙碌了三天啦。
這就是「勞者弗息」了。
晏子又解釋說，領一導一人的生活墮一落，遂其私慾，像水勢向下流，不知停止，就叫做「流」。
違反人情，倒行逆施，如逆水而上，就叫做「連」。
時常像野獸那樣衝動，暴發獸一性一而不加節制，就叫做「荒」。
沉溺酒色，永不滿足，就叫做「亡」。
這些都是領一導一人容易犯的錯誤。
您景公方才問到，如何才可以比於先王的壯觀。
據我所知，先王們是不會有這樣的「流」「連」之樂，也不會有這種「荒」「亡」的行徑的。
你自己看看該怎麼辦吧！
齊景公聽了他這番話，非常高興，立即下命令改革政治。
同時以身作則，走出深宮內院，接近百姓，訪察民情，並且積極從事地方建設，注意到社會福利。
景公將行政工作處理妥當以後，就把兼管國史、文化、禮樂的太師找來，要他在國史上記下這件事，並且為他和晏子這段君臣相得的美事，譜下一段樂章。
《征招》、《角招》兩篇樂章，就是由此而來。
這樂章中有一句詩，意思是說，我們的國君雖然是欲一望大，但是沒有關係，這並沒有錯，因為他擴充他的大欲一望，建設了我們這個康樂的社會，正是一位好的國君。
這裡孟子又針對齊宣王一愛一好享受的心理，藉機啟發他與民同樂，與民共享的一精一神。
這次他運用的是鑒古以觀今的手法，拿齊景公與晏子的對話加以闡述，孟子的用心，可謂良苦。
他所講的晏子，是春秋戰國之間的名臣賢相，他留下的嘉言善政很多，大家不妨去讀《晏子春秋》這本書，相信也會獲益不淺。
由齊宣王在雪宮中與孟子的一段對話，又聯想到齊景公與晏子的另一則故事，幾乎和孟子對齊宣王的回答同樣有趣。
這個故事簡短而生動，而且更有內涵，並不像孟子的長篇大論。
這件事故的資料記載在《晏子春秋》裡。
有一年的冬天，連下三天的大雪。
齊景公穿了很好的白狐袍子，坐在王宮裡納福，他對晏子說，下了三天的大雪，似乎沒有什麼寒冷的感覺！晏子聽了便說，一個賢明的君主，自己吃飽的時候，應該要想到社會上還有飢餓沒飯吃的人。
自己溫暖的時候，更應該想到世上還有沒有衣服穿，受寒凍死的人。
齊景公聽到晏子這樣一說，馬上便把身上的狐裘脫了下來，當然他脫一下狐裘不是生晏子的氣，他是被晏子說醒了，覺得自己過分享受，忘記了百姓的饑寒，當著晏子有點不好意思。
所以齊景公到底還不失為當時的一個好國君，因此也才能使晏子盡忠而直言無隱。
可惜孟子碰到的齊宣王，比齊景公要差了些。
原先的記述是這樣的：
景公時，雨雪三日。
被狐白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三日雨雪，天下何不寒？晏子曰：夫賢君飽則知人饑，溫則知人寒。
公乃去裘。
古書上短短五十字的一精一簡記述，便說明了一個領一導一人在政治道德的心理行為上，應當如何自處的道理，內涵豐富而一精一辟。
如果用現代話來寫，又要用很多字了。
所以講中國文化的復興扎根，實在應當要注意國學的素養，這是刻不容緩的事。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正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王曰： 「王政可得聞與？」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歧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
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詩云： 「寄矣富人，哀此煢獨。」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
什麼明堂
有一天，齊宣王提出一個問題對孟子說，現在外面有人建議我，要把明堂拆毀，你孟先生對這件事有什麼高見？如一般人所說，把這座不實用的建築拆除掉呢？還是保留下來好呢？
所謂「明堂」，就是「明政教化之堂」，周代初期的建築。
也就是天子的廟堂，舉凡祭祀、朝會諸侯、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等，意義重大的活動，當在這裡舉行。
是中國文化的重要一精一神表徵，具有崇高的意義和文化的價值。
在《禮記》中有一篇，專門記述明堂的建築規格，以及政教活動的內容。
以現代觀念而言，它象徵了固有文化的一精一神堡壘，比起法國的凱旋門，美國的自一由女神像，乃至丹麥的美人魚等等，不可同日而語，具有特殊的內涵與神聖的一精一神。
齊宣王所說的這個明堂，是周武王東征時所建的，直到漢朝還存在，後世才逐漸湮滅。
當然，它表徵了中國文化，同時象徵了當時中央政一府周天子的尊嚴。
在齊宣王的心目中，雖然久已不聞尊周的口號，可是還沒有一個諸侯敢明目張膽地提出滅周的主張。
齊宣王這時把國家治理得蠻有規模了，在他心理上，不能說沒有取周而代之的野心。
拆毀明堂，何嘗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可見他有蔑視和反抗中央周天子的微妙心理。
但在孟老夫子面前，又怕碰釘子，不敢開口，於是借口是外面有人傳說。
換言之，是民間的輿論如此，借此來試探孟子的意向。
否則的話，他假如沒有這個念頭，根本認為不可行，就不必問孟子拆了好呢？還是不拆的好呢？
孟子答覆齊宣王的話，卻也避開正面，不談尊周與否的問題。
他只說，這是王者之堂，象徵著王道思想，您如果要想行王政的話，最好不要把明堂毀掉。
齊宣王就說，你所說的王政，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對於王道仁政，孟子已經說過好幾次了，而這裡齊宣王還問孟子什麼是王政，這就顯示出齊宣王對孟子的意見，也許是根本沒興趣，從來就沒有專心聽過，所以現在又提出這個問題來。
也許孟子所提倡的有關仁政學說，頗受當時社會民間的歡迎，各方予以好評，齊宣王不得不對孟子表示尊敬。
也許這時候仁義還有利用的價值，可以披起仁義的外衣，而進行實質上的侵奪兼併，所以不得不向孟子請教。
這也可以說是齊宣王的可憐處。
再反過來看孟子，他也很難堪，他希望推行王道仁政，但屢次被齊宣王在重要關頭，來個太極拳的推手，推得遠遠的。
於是他又「打蛇貼棍上」式的，再順著齊宣王的話，接上去，還是推銷他的王道思想。
用心之苦，實在苦得也很可憐！他們兩個，雖然互相尊重，而彼此似乎又話不投機。
在這裡，孟子被直接問到王政的本題上去，自然有點興奮了。
我們知道，孟子是一直以孔子的學說為標榜。
而孔子對於政治，是推崇上古以及文、武、周公的政治風範的。
所以孟子就舉出周文王的政績答覆說，以前周文王在歧山發祥之初，走的就是傳統王道一精一神的政治路線。
第一點：「耕者九一」，對農民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賦。
這是古代的土地政策，後世稱作「井田制度」。
當時地廣人稀，沒有私人財產制，土地均屬國有，田園都依照方整觀念來劃一。
每一田園，在規制上區分「井」 字式，分成九部分，收穫的時候，四周八分，分別歸八戶農民所私有，中間一份公田，收成歸政一府，所以說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賦，後世稱此為「井田制度」。
其實九分之一的田賦稅收，也只是後世人根據古代資料來講的。
究竟實際情形如何？這種制度，歷代學者也有很用心去考證的，但到底還不夠詳細，同時我們不要忘記，當時人口稀少，土地廣大而沒有太多利用和開發。
其實在管仲相齊桓公的時期，以及秦孝公時期，中國的經濟制度，早已演變為具有私有土地的形態了，商鞅只是就當時的實際情況和需要，也可以說，他師法管仲，訂出一套完整而具體的法制來管理。
在歷史上，秦以後，曾經有不少人嚮往古代的井田制度，更曾經有幾度，意欲恢復它。
最顯著的莫如漢朝的王莽，想恢復井田制度，取消私有財產制。
當然，王莽並不是因為有高深的政治思想或突出的見地，只是盲目的好古，妄想復古而已，所以沒有成功。
到了宋朝王安石變法，也想走這個路子，因為用人不當，也失敗了。
孟子說到第二點「仁者世祿」，是說當時的政一府官職，大多數是世代相襲的。
這一點，和我們今天的觀念不同。
但在孟子當時，卻不能說他百分之百是錯誤的。
因為在那個時代，一直延續這樣的制度。
不僅在教育制度上，政治思想上也都是如此，沒有發展出全民教育的觀念，讀書人也都是士大夫的世家世襲的。
我們以現在民一主思想為基礎，就會批評那是封建思想，甚至斥為封建餘毒。
可是我們如果綜合了時間、社會、經濟、政治等等因素，去探討這種制度的一精一神，則可發現，它的功用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中，可能還是鼓勵人們保護及發揚傳統文化的最好制度。
總之，我們論史，應該盡量客觀厚道，就「時」論事。
不能純出主觀，以今之所有，笑古之所無；也不能以古之所無，便否認今之所有。
第三點，孟子說到「關市」方面，關卡和互市，也就是現在的關稅和商業市場上的捐稅。
這在文王時期是「譏而不征」的。
只是派人巡察，看看有沒有非法之物，順便瞭解貨物的議價狀況，並不需要收什麼關稅、交易稅之類。
因為在戰國當時，征斂相當繁瑣、嚴苛，常常弄得民不聊生，所以他提出這一點。
再其次，說到周文王時「澤梁無禁」。
澤為水澤，梁指山林。
廣義地說，就是無論上山下海，包括河川的資源開發，山林資源的開發，都是沒有什麼禁令的。
人民在這方面的生產是自一由的，但人民也懂得節制，不至於弄到資源枯竭。
這裡有一點我們要知道，倒退回去兩千多年看，那時候的社會結構，可以說一切都還在尚未開發的階段。
情況和現在不大相同。
在司法方面，孟子指出「罪人不孥」。
就是罪不及妻子，個人犯罪個人承當，自己受法律制裁，與家屬無關。
這句話在今天的年輕人聽來，覺得沒有什麼道理，因為大家目前所認識的法律，本來就是如此，似乎這句話是多餘的。
可是在還沒有推翻清朝以前，中國幾千年來的法律，不像今天民一主制度的法治一精一神。
由春秋戰國到清代的幾千年帝制中，有許多情況，都是罪及妻孥，乃至於一人犯罪，可以誅滅九族，全憑當時專制帝王的意思而定。
所謂「人主」者，朕即國家，朕即法律，他是國家主權的象徵，他說的話就是最高的法律。
在這種情形之下，孟子講這句話，就非同小可了，可以說孟子相當大膽，憑他的浩然正氣而對宣王進諫直言。
接著，孟子又舉出在周朝的王道政治上，社會福利事業的成功，他說：鰥、寡、孤、獨這四種人，是社會上最困苦無依的人。
文王當時，凡是仁政一愛一民的措施，一定先顧及到這些人，使孤苦無依的人優先得到利益。
他同時引用了《詩經·小雅· 節南山·正月篇》第十三章，最後兩句「哿以富人，哀此煢獨」來強調窮人的可憐。
詩的意思是說，社會上一般衣食無憂的人是沒有什麼問題了，但是有些孤苦伶仃的人還不知道怎麼活下去呢？對這些人，我們必須伸出關切和同情的援手。
孟子說「王政」說到這裡，剛剛才一開頭，還沒有講到正題上去，可是齊宣王似乎已經聽不下去，又打起太極拳來了，插上一句「善哉言乎！」意思是說，你講得好，講得很好。
又把「王政」這個正題用太極拳的推手往外一推。
可是孟子還是用打蛇貼棍上的辦法說，您既然認為這個道理很好，可是為什麼不去實行呢？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
於橐於囊，思戢用光。
弓夫斯張，於戈戚揚。
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金，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寡人好貨
孟子采緊一逼一盯人的姿態，追問齊宣王，您既然認為很好，為什麼又不實行王政呢？齊宣王答得很妙，他說我有一個一毛一病，我非常一愛一好財富。
古代「貨」字的意思和現代的「財」字相同，包括了金錢、物資等等。
齊宣王這句答話，在表面上是牛頭不對馬嘴，答非所問，但也很妙。
孟子要他優先救濟社會上最困苦的四種人，這當然是要花錢的，而他卻說我一愛一錢，捨不得花鈔票啦！這就像籃球場上的大國手們，你從後面緊一逼一盯人，我就來個轉身，擺脫你。
奈何孟子還是不放鬆，對他說，這沒有關係呀！周朝的先祖公劉，就是一位好貨的人，而且有詩為證呢！
公劉，據《周紀》說，是棄的後代。
棄是唐堯的兄弟，到虞舜時，被封為後稷，有相當偉大的德業，傳到不窋這一代的時候，因政治的衰退，不窋丟一了官，就流亡異域，到戎、狄這兩個外族之間的漆沮「自漆沮度渭，取材用」一帶去求發展（漆水源出陝西省同官縣東北大神山，西南流經邠縣至耀縣會沮水。
沮水出耀縣北分水嶺）。
當傳到公劉的時候，才又振作起來。
《詩經·大雅》生民之什的《公劉》篇，就是歌頌這段故事。
孟子又繼續引用《詩經》的記載作補充說明。
他說，公劉當年好貨，但能推己及人。
他首先教導人民，因地制宜，努力耕作，增加生產。
在秋天豐收時，將糧食堆滿在倉庫裡，還有許多糧食放不下時，只好堆積在倉外。
另外，製造乾糧，放在橐裡、囊裡，以便人民遷移時，可以隨身攜帶。
由於仁心德政的措施，投靠他的百姓愈來愈多，逐漸地便富強起來了。
於是他又整軍經武，把老百姓集中起來訓練，等這些都差不多了，才帶了弓箭，裝備著干戈斧鉞等各種武器，浩浩蕩蕩地由漆沮出發，回到他原來的封地豳邑，復興他祖先後稷的舊業。
所以留守的人有露天堆積的米粟和充實豐富的穀倉，出發的人有包裹好的乾糧，如此準備妥善，才向自地進發。
周代也就從這時開始，漸漸興盛起來。
所以當齊宣王說他自己好貨時，孟子卻故意裝作不懂地說，您身為一國之君，喜歡財富是應該的。
像周朝的先祖——公劉，創建基業時，也是積極地從事經濟發展。
如果您也能傚法先人積極進取的一精一神，從事生產工作，藏富於民的話，如此，齊國得以富強，而百姓得以安居樂業。
這不是很好的事嗎？在這裡，可見孟子的誘導教育，以及緊一逼一盯人的技術，和齊宣王的推拖工夫是同樣高明。
齊宣王的「太極拳」由「好樂」、「好勇」，這裡又段數升高到第三段的「好貨」了。
現在讓我們再來討論一下好貨的問題。
在中國文化中，有一句話，包括四件事：「聲、色、貨、利」。
在歷史上只要帝王好「聲色貨利」，那個社會。
國家，沒有不亂的。
這四件事，沒有一件是好事，全是壞事。
而齊宣王對這四大壞事，沒有不好的，他全都一愛一好。
後世一些讀書人，讀了《孟子》這一類的書，學了這一派的論調，每提到「聲色貨利」，就視同毒蛇猛獸，像有劇毒一樣的恐懼。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對於聲色貨利，沒有不一愛一好的。
只是對這四件事的欲一望，程度上有大小的不同而已。
孟子這裡沒有從心理這一方面發揮，其實人人都是同樣一愛一好這些的，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
只要擴充這大家都一愛一好的事，並導之正途，那麼不但對社會無害，而且能收到移風易俗的效果，反而是國家、社會、人民的福利了。
我們所謂現代化的第一流強國，正是「聲色貨利」最先進的國家。
反之，就是尚在落後，尚未開發中的國家。
從這裡，使我們想起齊桓公，他也有像齊宣王所說的三好。
但在當時，他有幸得到一位好幫手管仲，能在當世成大功，後世歷史上成大名。
讓我們看看齊桓公與管子對話的記載。
桓公謂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
不幸好畋，晦夜從禽不及，一。
不幸好酒，日夜相繼，二。
寡人有污行，不幸好色，姊妹有未嫁者，三。
管仲曰：惡則惡矣，非其急也。
人君惟不一愛一與不敏，不可耳。
不一愛一則亡眾，不敏則不及事。
齊桓公有一天對管仲說，我這個人，有很不正經、很邪門的三個嗜好，你看多糟糕！怎麼辦？喜歡打獵，常常跑出去玩，有時追捕獵物，玩到天黑了還不肯回來，第二天當然沒有一精一神理政問事了。
這是第一件事。
還有我喜歡喝酒，講究口腹之慾，白天晚上都吃喝個不停。
齊桓公好吃，是有名的饕餮，天下所有的美味，他都找來吃。
他的一個部下易牙，專以燒一手好菜來侍候他、滿足他。
有一天，他吃喝得高興了，對易牙說，天下的美味，我都吃過了，可就沒有吃過人肉，不知道人肉的味道如何。
後來齊桓公吃了一碗以前沒有吃過的肉類，問易牙這是什麼肉，易牙說是人肉。
原來易牙殺了他自己兒子，來取一悅於桓公。
因此齊桓公認為易牙很忠心。
當然有人說連自己兒子都會殺掉的人，一點仁心都沒有，怎麼談得上「忠」。
這是另一段公案，我們暫時不去討論。
易牙是壞蛋，歷史早有明證和定評了。
但由此可知齊桓公的好吃好喝，到了什麼程度。
他自己也對管仲說，這是他的第二件缺德。
他又說，更不幸的，我有比前面兩項，更不乾淨的行為，說起來都難為情，我還喜歡女色。
好女色倒是小事，我的同宗姊妹中，還有尚未出嫁的。
他的姊妹為什麼不出嫁，這當然是使他最難為情，難以啟齒的話。
只說這是他第三項劣行，就意在不言中了，所以他的一毛一病可真大，比齊宣王嚴重多了。
可是管仲怎麼說呢？他說，你這三個大一毛一病，的確很不好，壞是壞透了，但對你現在來說，還不是最重的要的事，不一定要立即改正。
事實上，管仲明知他一下子改不過來。
如果管仲說，要他馬上改，反而會弄僵了。
管仲只是說，一個作領袖的人，如果沒有一愛一心，不一愛一天下人，智慧反應都不夠敏捷，這才是最大的忌諱。
因為沒有一愛一心，不能「一愛一民」的話，就不會有群眾和人民擁護他；不夠積極，不能 「勤政」的話，就會政務荒弛。
因此，「勤政一愛一民」，是領一導一人所最需具備的條件（就是在管仲之後的孟子所說的仁政）。
這是管仲對君主輔助的一個範例。
幾千年來直到現在，我們一直都標榜管仲是歷史上的大政治家。
他不但是政治思想家，也是實行家，連孔子都很推崇他。
現在管仲與齊桓公所談的內容，和齊宣王與孟子之間的談話內容是一樣的。
而談話的態度與方法，孟子與管子也差不多一樣。
所不同的一點，管子是站在大政治家的立場，作臣道的建議和提醒，針對現實政治的具體做法而言。
至於我們這位孟夫子，則更偏重於政治哲學的原則，同時帶著師道的誘導方式，在境界上當然比管仲更高一層，可惜效果上，卻差了許多。
但是有一點要注意，孟子和管仲所遇到的兩個主顧—— 老闆，在人格、個一性一上，也有許多差異。
因此，在歷史上的成就，也就不相大同了。
其次，我們要討論的「聲、色、貨、利」四事，我國歷史文化上，幾千年來，都認為是要不得的壞事。
直至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朝以前，大家還是看不起工商業，尤其是看不起商人。
過去習慣上所謂的士、農、工、商，商人被列為四民之末，這都是中國文化受這些傳統觀念的影響，致使工商業不發達，科學不進步，而形成中國文化呆滯的一面。
《貨殖列傳》的一斑
中國文化真是如此呆滯醜陋的嗎？我們不必歸罪於什麼理學家、道學家或哪一家上去，只是由於少數讀書人，把觀念搞錯了，把大家的觀念帶到歧路上去。
中國文化的本身，並非如此。
歷史上，漢代的司馬遷曾經就「貨利」的問題，正式提出來談經濟思想。
當時別人都不大注重經濟問題，只有他特別注意，而在《史記》中寫了《貨殖列傳》，成為中國經濟學上的第一篇傳記，也是中國討論經濟哲學思想的好著作。
另外，《平准書》也是財政學上的重要資料。
司馬遷看法與眾不同，在當時大家看不起貨利的時候，他卻認為貨利非常重要。
他提出來的第一位經濟專家是姜太公，第二位是范蠡，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學生子貢。
接下來還有很多，現在我們擇要摘錄下他這篇文章，來作個研究。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一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
必用此為務，娩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
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
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吵論，終不能化。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谷、盧、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栴、梓、姜、桂、金、錫、連、丹砂、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
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進死之具也。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
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匾少。」
財匾少而山澤不辟矣。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原大則饒，原小則鮮。
上則富國，下則富家。
貧富之道，莫之奪予。
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故大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
故齊冠帶衣履天下，灣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
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會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
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
故曰：「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禮生於有而廢於無。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
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
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
夷狄益甚。
《諺》曰：「千金之子。
不死於市。」
此非空言也。
故日：「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文中所述范蠡、子夏等人致富之道，從略。
）
此其章章尤異者也。
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一奸一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
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
變化有概，故足術也。
若致力農畜。
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頃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
田農，掘業，而秦揚以蓋一州。
掘塚，一奸一事也，而田叔以起。
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富。
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
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
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
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
謂脯，簡微耳，濁氏連騎。
馬醫，淺方，張裡擊鐘。
此皆誠壹之所致。
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轅，不肖者瓦解。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
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史記》作者司馬遷及其父司馬談，都是比較偏一愛一黃老道家的學術思想，尤其是推崇老子的思想。
他寫的《貨殖列傳》，首先就引用老子的話，描寫社會到了富強康樂，民一主自一由的極點，才能真正進入大同的理想境界，也才能達到老子所說的無為之治，法乎自然的境界。
老子前面的一段話，意思是說，比鄰的國家，國界相接，或隔一條路，或隔一條小溪，彼此都可以一望而見，連雞鳴狗吠的聲音都聽得清清楚楚。
而各國的老百姓，都能夠吃得好，營養足；穿得好，沒有穿打補丁的衣服；社會風氣安定，沒有不一良分子的騷擾；對自己的事業、職業，都很滿意，各人安守本分。
生活在這樣安定快樂的社會中，人人都很滿足，終此一生，都不會去羨慕別人，更不會為了生存，而離鄉背井去外地謀生。
本來老子的說法，在我看來，和儒家大同思想的說法並沒有兩樣，不過老子是對理想境界描寫，儒家的《禮運篇》則是原則的敘述。
二者都是根源一脈相承的中國古代文化傳統，如果一定要以表面的文字，把他們硬分為兩派，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
曾經聽一位青年人說，現在日子過得好，有了錢，退了休，就該環遊世界一番， 「到老死不相往來」，不出國門，活著有什麼意思。
出國走走，這是一種很時髦的觀念，而且也可增廣見聞，但對於老子這句話的反駁，則似有斷章取義之嫌。
先從近處說起，就在台灣的山區或農林中，還是有一些人，不但沒有到過台北，甚至連他居處的縣治所在地也沒有去過，一生沒有離開家鄉一步，但因生活過得安定快樂，臨終之時，心中了無遺憾。
而現代許多曾經環遊過世界的人，在他臨終之際，或對後代子孫，或對國家社會，或對他自己的一些事情，還是很不放心，帶著滿腔的無奈而去。
也還有人說，至美國、或到歐洲，去求學深造，或發展事業又有什麼不好？為什麼要「至老死不相往來」？這也是忘記了這句話前面的「至治之極」，以及接下去的描寫。
我們要反過來問一句，假如我們今天成為世界上經濟力量最雄厚，教育文化水準最高，科技最發達，軍事力量最強大，社會也最安定的國家，那麼你還會想到外國去求深造，求發展嗎？再進一步說，全世界，全人類，每個社會都達到了這個水準，那麼又有誰不願安安穩穩在自己家鄉努力，反而到處奔波勞苦，替別人洗碟子、擦地板呢？現代的澳洲人，位於南半球，一般人過著太平日子，就很少往外國跑了。
不過，在現代也有一種反面的「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現象。
那是南北韓之間的三十八度線；東西德的圍牆；我們與大一陸之間的一衣帶水。
由此可見，想要達到「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境界，是不容易的，除非全世界、全人類，都富強康樂了，才能達到這個美好的境界。
歷史社會演變的趨勢
所以司馬遷說，人類最好往這種美好的理想去努力。
但是近代（司馬遷當時的近代），一般人都只圖聲色耳目的享受。
、已經不可能達到那麼高的境界了。
接著他又發表他史家立場的意見說，神農以前的情形怎樣我不知道。
我所知道的，像《詩經》、《書經》這些書上所記載的事跡、自虞、夏兩代以後，由於社會的演進，人們都偏好物質生活的享受，喜歡追求聲色之娛，以及口腹之慾。
身安逸樂而汲汲名利，人人都如此，沒有什麼稀奇。
這種風俗的演變，不是一天形成的。
自從虞夏時代開始，就逐漸轉變成近代這個樣子。
社會風氣到了這一步，你即使以最高的哲理，挨家逐戶地去勸他們，放下物慾，尋求一精一神生活的趨脫，也是沒有用的。
因此，自上古以來，最高明的為政方法是「因之」。
依著百姓的本質和稟賦，在立法行政上，很自然地把他們引到好的方向。
如果這樣行不通，退而求其次，順著他們的興趣嗜好，針對他們重視現實的心理，「利道之」，以利為引導，導致他們走到良善的路上。
「其次教誨之」，如果還是不能，於是用再次一等的方法，也就是用比較強硬一點的方法，教育他們，告訴他們，什麼是對的，是應該的，什麼是不對的，是不可以做的。
如果仍然沒有效果，這就只好用更次等的方法，「整齊之」，以法令來糾正了。
糾正不了的話，等而下之，「與民爭利」，和百姓對立相爭。
從這套理論來看，幾千年的歷史，都是等而之下，在與民爭利之中。
達爾文的進化論「物競天擇」，也同樣認為人類文化，是在競爭當中發展的。
司馬遷這幾句話，把人類社會演變的程度，以及人心不可挽回的超勢，全都說完了。
我們無論研究政治、哲學，或者經濟、歷史，對司馬遷這裡所說，和孔子《禮記·禮運篇》的敘述，互相參合研究，便可成為一部中國文化歷史演進哲學的專書。
其次，司馬遷舉出當時中國所發現的資源情形，也相當富饒，很有利用價值的。
但是現在我們新發現的資源，在質與量上都增加了許多，在這裡不作詳細的介紹了，且看他對於物資利用的觀點。
「待農而食之」，在當時的農業社會，許多資源技術還沒發掘，社會經濟的必然趨勢，當然是要依賴農業生產，才有飯吃。
「虞而出之」，還要開發山林和畜牧的資源。
「工而成之」，然後將農林、畜牧的產品加工製造。
「商而通之」，最後，再由商業的經營，來流通農林畜牧和工業的產品，於是才能達到有無相濟，各獲所需，不虞匱乏的地步。
接著他又說，這種經濟形態的發展，是順著人類社會的需要，而自然演變出來的一種生活方式，並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規定而來的，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成的。
而是大家為了生活上的需求方便，很自然地發展出來的。
所以每個人都是各盡自己的能力，換取自己的需要。
在商業的經營上，是「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
也就是中國商業一句傳統的成語——「賤物不可丟，貴物不可收。」
一樣貨品，價錢跌了，不要賠本賣掉。
儲存在那裡，將來一定回漲，甚至還可以加工製造，再賣出去，很可能還會賺大錢。
一樣東西漲價了，貴了許多，千萬不要一窩風地跟著去買，因為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會跌價。
所以，「賤價不賣，貴不買」。
「各勸其業，樂其事」。
各人安於本分，敬業樂群。
這種趨勢，像江河的水往下流一樣，是很自然的發展，用不著特地訂立法令規章，自然而然就來了。
一切物資的生產分配，也用不著刻意去營謀，社會上自然會有妥善的調配。
這不就是老子 「自然」之道嗎？
接著他又引據《書經》上的話，強調農工商虞的同等重要一性一。
這些來自農林、畜牧，以及工商業的產品，是富國富家的基礎。
雖然各地的氣候、土壤、人力不同，資源的儲藏與開發也不一樣，但經營得好就富足，經營不好就貧窮。
上天是不會厚此薄彼的。
像齊國的姜太公初被封到營丘時，那裡靠海邊，土裡的鹽份很重，老百姓很少。
當地的土質根本就無法耕種，簡直無飯可吃。
可是姜太公不為地理環境所困，他教導婦女發展手工業。
直到現代，山東煙台一帶的刺繡、一抽一絲等工業還是很有名的。
在台灣具有這種技術的人，也在生產從事外銷，可能就是從古老的姜太公時代所流傳發展下來的。
除此之外，他又設法開發鹽業和漁業，外銷他國。
齊國就此繁榮富庶起來，「冠帶衣履天下」，各國聞風相望，連服飾都以模仿齊國為時尚。
不論是靠山或臨海的國家，都希望能到齊國去見識見識，一如今天世界各國的人，一窩風地往美國跑一樣。
後來齊國到了中葉，國力曾經一度衰落，直到齊桓公的時代，用了現在大家都知道的，以經濟政治為主，並以經商出名的管仲為輔相，把齊國的國勢再度復興起來。
他設立了九個有關財經的行政機構，設置掌財務的官員，行「輕重法」，而使齊桓公完成他的霸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而管仲個人亦有富埒王侯的「三歸」 建築，一愛一好豪華，也相當奢侈。
政治地位到了陪臣——和國君近於朋友的關係，財富可和其他諸國的國君相比擬。
可是他使得齊國的富強，一直延續到威王、宣王的時代。
經濟、文化、道德的連鎖關係
司馬遷引《周書》的話，並舉出齊國姜太公和管仲的例子，說明經濟財富對政治功業的重要以後，又引用「倉凜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兩句名言，討論財富和德業的關係，提出「禮生於有而廢於無」的主張。
因為禮節、仁義這些德一性一，是以安定的生活與財富為基礎的。
一個君子富有了，就更樂於行善積德；而普通的人有了財富，也就安守本分，不會作一奸一犯科。
接著他又把財富比作高山大澤，把品德比作山澤間的生物。
水深了，自然有魚，山高了，各種獸類自然繁殖其中。
溝裡水淺是養不活魚的；小山也隱藏保護不了大的獸類。
換句話說，貧窮就難有高超的道德修養，也難做出對人有益的善行。
所以，有了財富，才能發揮出仁心義行。
一個人有了錢，如果再得權勢，就更容易彰顯善舉。
反之，既無勢力，又無錢財的他鄉遊子，自身難保，更何況其他。
這是對有文化根基的中國而言，在文化低落的邊疆來說，財富對德一性一的影響就更嚴重了。
所以普天之下，熙熙攘攘，來來往往的，都是為了一個「利」字。
不論千乘之國，或者萬戶之侯，或者百室之君，他們都一個個唯恐受到貧窮的困擾，更何況一般老百姓！
接著，他又繼續舉出范蠡、子貢、猗頓、卓氏、程鄭、宛孔氏、師史、任氏等十幾位歷史上名人的致富之道，以及對國家社會的影響，來強調財富和德業事功的關係。
同時他強調說，所舉的這些人，還只是少數的例子，而且都不是繼承祖業，或世襲俸祿而來，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用心經營，把握了時機，去規規矩矩地發展，以最平實的方法來賺錢，而以最高明的原則來守成。
至於其他，以發展農林工商而富可傾城的，或者富甲一縣，或者稱富鄉里的，這些就多得數不清了。
結論說，靠自己的勞力，從小生意做起，一點點積蓄起來，這是謀生發財的正道。
但是小富由勤，大富由命，發大財也要靠機運。
同時司馬遷又強調，發大財，還要有頭腦，譬如用兵，要出奇制勝。
於是他陳列出一些歷史資料說，像秦揚這個人，以種田起家，他的財富居然蓋過了一州，等於現在富過一省。
照理說，挖人家的墳墓，偷盜葬物，這是犯法的，可是田叔就這樣起來的；賭一博說起來也是壞事情，但桓發卻因此致富；至於行賈，類似我們現在所說跑單幫的，在古代也是大家不在意的行業，而雍樂成由此起家；賣油脂，當然也是低賤的行業，一身油垢，不受人尊重，而雍伯就在這個行業中，聚積了上千金的財產；叫賣漿湯、油條，是小生意，但張氏以此賺了千萬的資財；磨刀，可以說是最簡單的技術，但郅氏以磨刀聞名，人人找他磨，到後來發了大財，養了一大家的人，吃起飯來都是鼎食，氣派大得很；賣豬肉乾、牛肉乾，也只是小本生意，濁氏卻因此發財，養了幾十匹馬。
在現代說，就是擁有幾十輛汽車了。
還有馬醫，古代醫生的社會地位不像現在這麼高，獸醫更是如此。
可是有一個獸醫張裡，家裡開飯的時候還要敲鐘，可見其富庶的程度。
以上這些都是因為專一精一一業，勤奮努力而來的。
最後他的結論說：從這些事實看來，致富並沒有什麼一定的行業，財富也不是說一定永遠屬於誰的。
有能力的人自然會發財，懶惰的人就是站不起來。
富有了自然就顯貴。
一個富有千金的人，就像士大夫般地被人敬重。
至於巨萬富翁，就和王侯一樣享受。
這不是上天所賜，也不是祖宗所給，都是靠自己努力得來的。
他這篇文章裡，介紹那些商業鉅子和大富翁的妙論很多。
談到好貨的心理時，曾經舉出，像秦始皇這位暴君，對於財富也很重視。
當時在四川有一個名字叫「清」 的寡一婦，擁有大量的丹砂礦，富有得不得了，秦始皇還特別邀請她到咸陽，待以上賓之禮。
同時為她建築了一座「女懷清台」。
由此可見財富的重要。
不但個人如此，他也說到，國家非財富不能強盛，社會非財富不能繁榮。
我們看了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的議論，再來看看明人馮夢龍的一段小文，相互比對，倒是別有一番興味：
人生於財，死於財，榮辱於財。
無錢對菊，彭澤今（陶淵明）亦當敗興。
倘孔子絕糧而死，還稱大聖人否？無怪乎世俗之營營矣。
究竟人壽幾何！一生吃著，亦自有限。
到散場時，毫釐持不去。
只落得子孫爭嚷多，眼淚少。
死而無知，真是枉卻；如其有知，懊悔又不知如何也。
吾蘇陸念先應徐少宰記室聘，比就館，絕不作一字。
徐無如何，乃為道地游塞上，抵大帥某，以三十錳為壽，既去戟門，陳對金大慟曰：以汝故獲禍者多矣，吾何用汝為！即投之澗水中。
人笑其癡，孰知正為癡人說法乎。
寡人好色
再來看齊宣王講到好貨時，孟子不朝這一方面多作發揮，只是又把重點引向了王道仁政。
其實在孟子之前的管仲的思想與理論，乃至在孟子之後的司馬遷的思想與理論，孟子都瞭解，不過他不講，不走這個路，而始終誘導人君們向「道德」這個方向走，這就是聖人之為聖人也。
他告訴齊宣王，你好貨沒有關係，只要擴充你好貨的境界，做到了「藏富於民」，這不是很好嗎？其實，他這句話的內涵，已經包括了比他遲生四百年的司馬遷一篇《貨殖列傳》的一精一義了。
可惜的是，齊宣王聽不懂，這一句話頭，無法接受。
這時候，齊宣王的下一招又來了，剛才一招沒有推成功，他再來一個太極拳的 「野馬分鬃」。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對曰：「昔者大王好色，一愛一厥妃。
詩云：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
率西水滸，至於歧下。
是及姜女，幸來胥宇。」
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齊宣王說，孟先生，你有所不知啊！我不只一愛一財，我還有一個大一毛一病，我好色。
孟子說，不要緊，好色有什麼關係。
他又提出周朝的太一王——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的事跡，他也有好色的檔案，在《詩經·大雅·綿之篇》裡就有記載，當年太一王為了躲避狄人的攻擊，要遷往歧山，通宵整理行裝。
第二天一早，騎馬出發，沿著漆水、沮水，到了歧山的下面。
帶著他喜一愛一的外國太太姜女，到這裡察看未來定居的地方。
在那個時候，大王的國境之內，家家戶戶都是成雙成對的，沒有嫁不出去、找不到丈夫的怨女，也沒有娶不到太太的曠男。
每一個家庭，都幸福圓滿。
現在你齊宣王好色，有什麼關係，只要和大王一樣，把你好色的心理，擴而充之，使全國百姓都能有美滿的家庭生活，這豈非是大好事！你怎麼還耿耿於懷呢？
這時我們必須瞭解一件事，周朝七百多年的天下，誠然是肇基於太一王在西歧的仁心德政，而後才有武王伐紂的成功，同時在文化方面也發展出燦爛的成果。
周朝的根基，扎得很深遠，很鞏固，如果我們以嚴謹的治學態度，窮本探源的話，那就還要追溯到公劉遷自的生聚經營。
自公劉又傳了九世，到大王——古公亶父的手裡，因避狄亂而遷到西歧，於流離播遷之際，又以百姓的宜室直家為要務，奠下了穩固的政基。
因此，我們也可說，公劉開始了周代後來的工業，而太一王更為這已開始的工業，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如果拿建築作比方的話，公劉就好比一個墾荒者，開拓出一塊建地。
而太一王則是架地梁、築地基的人。
文王、武王則負責蓋起了這棟美輪美奐、堅固耐用的巍巍大廈。
所以對於周朝，對於後世幾千年來直到今天的中國文化，公劉與太一王都有很大的貢獻。
他們不但在政治上、私生活上，乃至其他方面，也都有很好的德一性一，並不像一般只顧個人私慾的庸主。
孟子在此舉他們為例，而談好貨好色，只是一種權巧方便，借此誘導宣王向他們的功勳德業看齊而已。
眼看孟子被宣王的一招「野馬分鬃」，又推於千里之外，可憐兮兮的。
但齊宣王這一招，又被孟子破了，推也推不開，又落了下風。
而且，齊宣王也不是什麼好色的人，為了逃避孟子，而硬把自己說成是好色之徒，這也是他的可憐之處。
奈何後世的人，讀了這段書，發生了誤解，以為太一王和齊宣王真是好色之徒。
乃至一般好冶遊的人，往往引齊宣王這句「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的話來自我解嘲，這真文過飾非了。
其次，有一點要附帶聲明的。
諸位看了孟子引用的這段《詩經》，或許以為太一王專一寵一了一位妃子。
其實不然，因為在夏、商以前，並沒有分別后妃的明文規定。
國君的太太，都稱作妃。
所以黃帝、帝嚳都有四個妃，而不見有後。
一直到了周朝，武王平定天下以後，才確立制度，天子立後，正嫡稱後，其他的叫做妃。
所以孟子這裡所說的「大王好色一愛一厥妃」，不能視為他冷落元配，而專一寵一一個姨太太。
丑與美
剛才說過，齊宣王的好色，不一定是真的，他只是用「好色」來打太極拳，企圖把孟子推開。
事實上他娶了一位歷史上最著名的醜女人作夫人，如果他真的好色，怎麼會娶那麼難看的女人？這五女人就是我們常聽說的「無鹽」。
其實無鹽不是她的名字，而是一個地名，她是在這個地方的人。
她複姓鍾離，單名春，用現在南方習慣的叫法，應該叫她「阿春」。
這位阿春丑到什麼程度呢？依照書上的記載，可真有得看的了。
她的前額突出，而且特別寬，當然就形成了倒三角臉。
眼睛深陷下去，鼻樑又長得很高，倒似乎有點像現代的西方人。
但那時代西方人還沒有來到中國，這深目高鼻的樣子，在人們的視覺上就很不習慣，太彆扭了。
還有，一個女人家，居然長了個大大的喉結，鼓鼓地突出來。
很可能還缺乏碘質，脖子特別粗一大，衣領都包不祝背又是駝的，手指特別長，腳也特別大，頭髮又黃又亂，像秋天的一堆枯草，皮膚像黑漆似的。
假如把這些特徵畫出來，可真是不堪入目。
當然，這副長相是嫁不出去的，當她四十多歲的時候，還是「小姑居處尚無郎」哩！
一天，齊宣王在他曾經問孟子「賢者亦有此樂乎」的雪宮裡，大擺筵席，招待天下的美小一姐們，正在興高采烈地飲酒作樂時，我們這位奇醜無比的阿春小一姐，穿了一身又髒又破的衣服，來到了雪宮，求見齊宣王。
宮門口的警衛們看到她又醜、又髒、又破，當然伸手一把攔住，不讓她闖進去。
她卻理直氣壯地說要見齊宣王。
雪宮的衛隊長看見她這副樣子，居然要求見齊宣王，也許覺得又好氣，又好笑，蠻好玩的。
同時，因為太違反常情了，也許真的是什麼異人，也不敢怠慢，原原本本，去報告了齊宣王。
齊宣王聽到報告，也感到奇怪，正是雪宮裡美一女如雲的時候，一個醜女子求見，總該不會來賽美的，於是也好奇地召見了她。
見面後，齊宣王問她，你一普通老百姓的婦道人家，今天要來見我，難道你有什麼了不起的大本領嗎？你到底有什麼與眾不同的本事呢？阿春說她會打啞謎。
於是齊宣王要她打一個啞謎給大家猜猜。
阿春就做了九個動作，把眉一毛一眼睛斜斜地向上一翻；咧開厚嘴唇，露出一排凹凸不平的牙齒；舉起一隻手指與手掌長度不相稱的手，另一隻手拍拍自己的膝蓋。
做了這麼些個怪異的動作，可以說丑上加丑。
她還問齊宣王，懂不懂她這幾個動作所表示的是什麼意思。
齊宣王當然不懂。
於是阿春解釋說，我翻眼睛，是告訴你敵國快要打來了，你危險得很；露牙齒，是告訴你，左右大臣都要不得，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齒！她又建議齊宣王不要用王驩、騶衍這班人。
她最後說，你好色是要不得的，你應該娶我，表示你好德不好色，而且我非正宮一娘一娘一不幹。
奇怪的是齊宣王果然娶了她，並且封她為無鹽君。
這是很尊貴的封號，像當時的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等等，都是不得了的人物。
阿春雖然反對騶衍這一派的人，但卻尊敬孟子。
總之，從這段丑夫人的記載可以證明，齊宣王並不好色。
他自稱好色，只不過是和孟子打太極拳使用的招術而已。
在我們中國歷史文化上，素來是反對好色的，但很妙的是，卻允許帝王好色，三宮六院，甚至更多也無妨，愈多愈好，而且建立制度規章，法令也明文規定。
儒家講了幾千年的不可好色，但卻沒有改變了哪一個帝王這種好色的生活。
想來帝王也是教化之民吧？英明的帝王好色，美色只是生活的點綴，並不會影響他的事功。
差等的皇帝，一沉迷美色，就昏天黑地去了，亡國滅家在所難免。
色字詩話的插曲
講到歷代帝王好色的故事，只要從古代的詩詞中，就可以看到很多，如果把這些詩詞集中起來，一一加以闡述、討論一番，又可以編輯成有關這方面的詩話了。
我們僅僅隨意舉幾個例子來研究。
唐末的詩人李山甫題《石頭城》那一首七律說：「南朝天子一愛一風一流，盡守江山不到頭。
總是戰爭收拾得，卻因歌舞破除休。
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豈自一由。
試問繁華何處有？麗莎煙草石城秋。」
這是李山甫在南京，有感於南北朝時代，在此立都，沉迷歌舞女色而亡國的名詩。
詩的大概意思是說，南朝的皇帝們差不多都是戰場上打下來的江山，辛苦多年，流血拚命所爭取到手的，結果卻為了幾場歌舞，轉手讓人。
像遠古的堯舜，以道德垂拱，結果天下太平，人心歸向。
而秦始皇以武力統一了天下，又繼之以嚴刑峻法，結果卻不足以保妻子。
所謂「南朝金粉」，當時這座帝王都城，在風一流皇帝的奢一靡一下，不知是何等風光！而今，往日的榮華安在？擺在眼前的，就是這座石頭城上的荒草，在細雨之中，搖曳在秋風裡。
這首詩委婉地寫出了南朝帝王好色的後果，也提到堯的聖德。
後來宋太祖看見了這首詩，叫大臣寫下來，在宮廷立了一個碑，希望後代子孫看到這首詩，能夠有所警惕。
但是到了徽宗，仍然走進了這座窄門。
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經常在討論好色與政治的問題，自然就涉及到一些美人。
如西施、王昭君、楊貴妃等等，為數很
分類：諸子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