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
第八章 希臘和羅馬的文明（下）
五、早期共和國，至公元前264年
公元前217年，希臘舉行一次和平會議，試圖結束諸城邦間連續不斷的戰爭。
埃托利亞同盟的一個代表在談到羅馬和地中海西部迦太基之間的巨大鬥爭時警告說，無論誰獲勝，都會成為對希臘的威脅。
"因為即使對於我們中間那些不很關心國家大事的人來說，也是很明顯的：在這場戰爭中，不管迦太基人打敗羅馬人，還是羅馬人打敗迦太基人，戰勝者絕不可能滿足於意大利和西西里島的統治權，他們肯定會來這裡。
"這一警告有先驗之明。
和平暫時獲得了，但不出五年，戰爭又爆發了。
在以後的百年裡，羅馬擊敗迦太基，轉而東進，先是強迫馬其頓和希臘城邦，最後是強迫整個希臘化東方，接受它的統治。
這一如此深遠地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意大利城市的起源是什麼呢？若觀察希臘人和羅馬人的早期歷史，會注意到它們兩者間實際上有許多相似之處。
兩者均起於同一種族，正如印歐語系的亞該亞人和多里安人是沿巴爾幹半島進入希臘那樣，印歐語系的拉丁人是沿意大利半島抵達台伯河的南岸了羅馬是那時形成的拉丁社一團一中的一個，位於可以在台伯河上方便地架橋的地勢最低處和小船能夠抵達的地勢最高兒其戰略位置頗同泰晤士河旁的倫敦，使羅馬從一開始就比其他拉丁居留地更易於經營商業和接受外來影響。
主要的外來影響來自從海外移居意大利的兩個文明民族——埃特魯斯坎人和希臘人（見第七章第二節）。
埃特魯斯坎人可能來自小亞細亞，於公元前800年前後移居台伯河北面，然後征服南面的拉丁人。
在他們的統治被推翻之前，他們將自己所信奉的男、女諸神，有關拱門和拱頂的知識，以及通過檢查動物內臟來占卜的典型的東方習俗傳給了羅馬人。
希臘人出現於埃特魯斯坎人之後不久，他們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建立起若干殖民地廣包括塔倫坦、敘拉古和那不勒斯。
他們對拉丁人的貢獻有字母表、若干藝術和神話、某些宗教觀念和習俗，其中還包括識別羅馬神和希臘神——希臘神話中的宙斯、赫耳墨斯和阿耳忒彌斯即羅馬神話中的朱庇特、墨丘利和狄安娜。
約公元前500年，羅馬驅逐了它的最後一個埃特魯斯坎國王，開始了獨立城邦的生涯。
在短短幾年裡，它征服了周圍請民族，控制了從亞平寧山脈到海岸的整個拉丁平原；羅馬城邦形成時期的制度與早期希臘城市的制度相似。
最初，國王擁有帝權即最高權力，只有由貴族組成的咨詢委員會和僅能對立法表示贊成或反對的民眾大會對國王具有一定約束力。
後來，如同在希臘那樣，君主政體被廢除，貴族成為社會的統治者。
從前由國王掌握的帝權這時轉到兩名執政官手中；執政官由選舉產生，任期一年，總是由貴族擔任。
元老院是主要立法機關，也是貴族一團一體，甚至在接納若干平民後其一性一質仍然不變。
當羅馬完成了希臘城邦力所不及的事業，即征服和統一整個半島之後，羅馬和希臘城邦的發展出現了很大不同。
羅馬能夠制一服意大利半島，而諸希臘城邦卻沒有一個能統一希臘本土，更不用說整個巴爾幹半島了，這是為什麼呢？一個原因是兩者地形顯著不同。
巴爾幹半島山巒重疊，實際上，"巴爾幹"這一名字就是從土耳其語的山脈一詞派生而來的。
希臘到處是交叉重疊的山脈，而意大利卻只有一條南北走向、中間沒有橫斷山脈、不難翻越的亞平寧山脈。
因而，意大利半島沒有給隔成一小塊一小塊的地區，相應地更易於統一和保持統一。
例如，由於沒有象巴爾幹那樣的山脈，羅馬公路網，尤其是尾隨意大利靴子從羅馬通到布朗迪西恩的阿庇烏大道，將整個意大利聯結成一體。
實際上，阿庇烏大道現仍存在，1943年英國和美國軍隊在意大利南部登陸時還使用過。
羅馬人獲得成功的另一原因是，他們對待意大利其他民族的做法很開明。
早先，雅典徵收貢物，且從不擴大其公民權的授予範圍。
而羅馬，則准許半島約四分之一的居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其餘的人享有拉丁鮑民權，即一種大而不充分的特權。
所有的人都享有人身自一由，由此造成的唯一不足僅在於不能控制外交事務，不能強徵人們服兵役。
這一政策挽救了羅馬，因為在迦太基的漢尼拔在半島上轉戰南北、所向披一靡一的關鍵一性一幾年裡，羅馬的意大利諸同盟者仍對羅馬保持忠誠。
最後，羅馬人獲勝還由於他們擁有優勢的兵力，發明了高明的戰略。
在與鄰邦作戰時，他們認識到，傳統的由8000人組成的方陣過於龐大，難以指揮，尤其在多山地區作戰時。
所以，他們將軍隊組織成120人一支的"支隊"；30支支隊，即360O人，組成軍一團一。
軍一團一還配有騎兵保護其側翼。
除傳統的頭盔、盾、長矛和劍之外，羅馬人還用有效的進攻武器即鐵尖標槍裝備軍一團一。
作戰時，軍一團一士兵先從遠處將標槍擲向敵人，然後巧妙地利用敵人隊形的缺口進攻逃跑者。
到公元前295年，羅馬人贏得了意大利中部，並向南推進，兵臨地處半島"胸背"、繁榮的希臘殖民城市塔倫坦城下。
塔倫坦人向皮洛士求援，皮洛士是希臘伊庇魯斯的國王，被漢尼拔譽為其將才僅次於亞歷山大。
皮洛上獲得兩次"皮洛士勝利"，但是他承擔不起為此付出的重大損失，而羅馬人雖然損失更為慘重，卻有75萬意大利戰鬥人員作其後備。
所以，皮洛士於公元前272年撤退，臨走時，他頗有見識地說："我為羅馬和迦太基留下一個多好的戰場！"僅過了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64年，羅馬和迦太基在西西里島交戰。
在論述布匿戰爭——因腓尼基人的拉丁名詞叫布匿克斯（punicus），故名——之前，須先提一下羅馬制度的某些民一主化。
由於平民們曾為得勝的軍一團一提一供人力，所以他們處於要求政治上得到讓步的有利位置。
當他們的要求遭到拒絕時，他們就採取罷工這種新穎而有效的方式，即一起撤出城市，直到全部要求得到滿足為止。
平民們運用這一方式率先取得的一個好處是，有權選擇被稱為保民官的官吏來保護自身的利益。
保民官由新的平民大會選舉產生，平民大會還關心有關群眾的其他事務。
政治上得到的其他讓步包括：寫下法律條文，公諸於眾；限制任何個人所能擁有的土地的數量。
因而，到公元前265年，意大利的霸主羅馬正在經歷一個民一主化的過程。
可以想像，這一民一主化過程原本會使羅馬最終成為世界歷史上第一個民一主民族國家。
不過，這種可能一性一即便實際上是存在的，由於現把羅馬捲入其中的一系列對外戰爭，也會被有力地消除。
戰爭將羅馬改造成一個偉大的帝國。
不過，戰爭也深刻地改變了羅馬國內的制度，民一主化趨向的夭折是許多災難中的一個。
六、後期共和國，公元前265－27年
羅馬從一個意大利共和國轉變為一個偉大的帝國，是突然而驚人的，這使人聯想起亞歷山大的征服。
確實，馬其頓和羅馬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可用來解釋它們的暴發一性一擴張。
它們都發展起優良的軍用器械和軍事技術，而且，與波斯帝國和清後起的希臘化國家不同，後者社會衰微、四分五裂，而前者卻都享有社會生氣勃勃、一團一結成一體這一極其重要的優勢。
羅馬的勁敵迦太基原為腓尼基人的殖民地，但是當亞歷山大於公元前332年擊滅提爾時，它已發展為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
由於迦太基幾乎壟斷了地中海西部的運輸貿易，它逐漸變得富裕、強大起來。
它倚仗活動範圍廣闊的艦隊和僱傭軍，控制了非洲西北部、西班牙南部、撒丁、科西嘉和西西里島西部。
最初，羅馬和迦太基之間沒有任何直接衝突，原因很簡單：一個是陸上強國，另一個是海上強國。
但是，當羅馬人征服意大利南部時，衝突發生了：西西里島距羅馬人新獲得的殖民地非常近，迦太基對西西里島的影響日漸增長，使羅馬人深為憂慮。
第一次布匿戰爭（公元前264-241年）迫使羅馬人第一次轉向海上。
他們建立起一支海軍，通過變海戰為甲板上的戰鬥，頑強地挫敗迦太基人，奪取了西西里島。
這時，兩大強國間的殊死鬥爭已不可避免。
羅馬花了20年時間征服波河流域的凱爾特族部落，從而增加了農民士兵的後備軍。
迦太基為了補償西西里島的喪失，就加強對西班牙的控制。
以西班牙為基地，迦太基偉大的戰略家漢尼拔干公元前218年率軍翻越阿爾卑斯山，大膽入侵意大利，從而開始了第二次布匿戰爭（公元前218-201年）。
他在一次又一次的戰役中，尤其在偉大的坎尼戰役（公元前216年）中，擊敗羅馬人。
可是，羅馬同盟軍對羅馬的忠誠使他未能獲得最後勝利。
當羅馬軍在迦太基附近登陸時，所向無敵的漢尼拔奉召從意大利返國馳援，在本國終遭失敗。
羅馬又一次耗竭了它的對手。
公元前201年，迦太基被迫締結和約，結果，僅保留一小塊本國領土、城牆和十艘艦隻——僅夠驅逐海盜。
迦太基人盡避道到這一災難一性一的失敗，可在經濟上卻獲得非凡的復甦。
但是，這只能使羅馬驚恐，無情地發動第三次布匿戰爭（公元前149-146年）。
結果，迦太基被攻佔，城市遭到徹底的毀滅，殘存人口悉數淪為奴隸。
隨著這三次布匿戰爭，羅馬進入一個連鎖反應：征服導致進一步的征服。
一個原因是羅馬擁有壓倒一切的力量；清除迦太基後，它成了地中海頭號強國。
此外，征服能帶來明顯的好處，從每個新行省可獲得源源不斷的戰利品、奴隸和貢物。
最後，挑戰和投入戰鬥總是不可避免地與遼闊的帝國疆域相聯繫。
例如，馬其頓的腓力五世曾在第二次布匿戰爭期間援助漢尼拔，所以，羅馬滅掉迦太基後。
就轉而攻擊馬其頓。
接著而來的馬其頓戰爭只是羅馬人在中東幾大強國——馬其頓、塞琉西王朝的敘利亞、托勒密王朝的埃及。
希臘城邦的埃托利亞同盟和亞該亞同盟——之間巧妙地挑一撥離間所引起的一系列戰爭中的頭-場。
這樣，羅馬人迅速地接連蹂一躪、併吞了馬其頓、希臘、小亞細亞的帕加馬、比希尼亞和西利西亞，然後是塞琉西王朝的敘利亞，最後，於公元前31年併吞埃及。
羅馬人還以這一方式接管了東方諸後起的希臘化國家，不過在亞洲，他們僅在地中海沿岸一帶獲得若干行省。
整個內地則淪陷於帕提亞，因而帕提亞成為羅馬在東方的主要對手。
當時，尤里馬斯·凱撒有很高的聲威，他（於公元前58一49年）征服了英吉利海峽與地中海之間的整個高盧。
最後，公元1世紀時，羅馬開始對不列顛的長期佔領，並在克萊德灣和福斯灣之間修築一道防禦工事，鞏固佔領地。
羅馬人在北歐的統治範圍大抵如此。
羅馬對待新獲得的行省並不像早先對待意大利同盟者那樣寬宏大量。
元老院任命的諸行省總督只要向羅馬本國送交大量的貢物、稅款、穀物和奴隸，就可以為所欲為。
結果，引起肆無忌憚的剝削和敲詐勒索。
西塞羅在以下控告中描述了總督蓋尤斯·威勒斯在西西里島（公元前73－71年）的惡政，這種惡政在當時是很平常的，並不罕見。
他說：
通過新的、無原則的管理，從農民錢袋中搾取無數的金錢；對待我們最忠實的盟友，就像對待民族之敵一樣；折磨和處死羅馬公民，好像他們是奴隸一般；罪大惡極的罪犯可以用錢買得無罪釋放，而最正直、最誠實的人卻未予審問即被判罪、受到放逐；聽任設防港口和城市遭受海盜和冒險家的攻擊。
讓西西里士兵和水手、我們的盟友和朋友給活活餓死；尤使我們民族蒙受巨大恥辱的是，裝備一精一良的艦隊被擊毀，化為烏有。
著名的古代藝術品，其中有些還是富有的國王們的禮物…全被這位總督劫奪、掠去。
他不僅如此對待城市的雕像和藝術品，而且還掠奪最神聖、最受崇拜的聖殿；如果一個神，其神像的製作工藝超過古代一般水平，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那他就決不會留給西西里人民。
羅馬本國幾乎和外部屬地一樣，受到這些政策的不利影響。
意大利許多小農由於漢尼拔多次征伐所造成的破壞，以及戰爭期間長年在海外服役，而遭到破產。
廉價穀物和成群奴隸又源源不斷地從征服地流入羅馬，故農民們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出賣給新的極其富有的階級。
那些富人們急欲積聚大地產，因為在他們心目中，經營農業仍是有身份的人的唯一體面的職業。
所以在意大利，公元前2世紀時，為不在地主所有、由奴隸們勞作的大莊園不斷增加。
失去土地的農民流入城市，住在骯髒的屋子裡，再一次與奴隸們競爭可能得到的工作。
官方關心的只是向他們提一供"麵包和馬戲"，以免發生一騷一動。
城市生活盡避也不安穩，但至少是令人興奮、有吸引力的。
雖然詩人們大聲讚美鄉村生活的種種美好，可農民們自己並不這樣認為，仍繼續成群結隊地湧一向當時的歷史學家薩盧斯特稱之為"公共廁所"的羅馬。
羅馬帝國在政治方面取得的成果和經濟方面一樣，也是苦澀的。
早期的民一主化趨向一團一元老院在海外指揮的戰爭節節勝利、其威望和權力大大增加而轉向相反方向。
新的城市下層民眾也不再成為民眾政一府的基礎，因為他們總是樂於出賣自己的選票或支持那些答應解脫他們困境的煽動者。
此外，軍隊的一性一質也起了變化，成為一種破壞一性一力量。
帝國的職責要求建立一支大規模的常備軍，徵召有產者服短期兵役已不再能滿足帝國的需要。
所以，凡是志願當兵的皆可入伍，破產農民開始長期服兵役。
結果，羅馬軍一團一由平民軍隊變為職業軍隊。
現在，士兵們首先忠於的不是國家，而是他們的指揮官；他們指望從指揮官那裡分得一份戰利品和可供大家分配的土地。
將軍們愈來愈開始把交給他們指揮的軍一團一看作自己的附庸軍，利用附庸軍來大發個人之財。
帝國的擴張也給文化帶來破壞一性一影響。
原先，羅馬人傳統的美德也就是貧窮、勤勉的農民所具有的美德。
但是，當大量財富開始源源湧一入首都時，有關節儉、禁慾和勤勞的古老說教很快給遺忘了。
瘋狂地爭奪金錢，暴發戶故意炫耀的揮霍一浪一費，以及對人類一切社會準則的冷漠無視，成為共和國末期的主要特徵。
當時有人曾抱怨說："羅馬已成了這樣一個城市，在那裡，情一婦的價格高於耕地，一盆醃魚的價格高於耕地人。
"
根據以上所述，可以明白，從公元前146年布匿戰爭結束至公元前27年羅馬共和國結束這一時期是一個充滿危機——階級鬥爭、奴隸起義和不斷增多的軍人對政治的干預——的時期。
開始時，提比留·格拉古和他的兄弟蓋約·格拉古勇敢地進行了一場澳革運動。
他們試圖利用店已由競選獲得的保民官的地位來實施溫和的土地分配方案。
可是寡頭政治的執政者堅決反對，並不惜使用暴力來達到他們的目的。
公元前133年提比留連同他的支持者約300人一起被殺。
過了12年，蓋約也被迫自一殺，元老院恢復了它的統治。
格拉古兄弟的結局說明，任何領袖人物若無優勢力量供其支配，就不能獲勝。
因而，現在登上歷史舞台的是那些在長期邊境戰爭中贏得民眾喝采和支持的將領們。
戰勝北非努米底亞部落的將領馬略就是其中的一個。
他與在小亞細亞打敗米特拉達悌國王的蘇拉相對立。
在蘇拉使自己成為羅馬唯一的主人之前，他們兩大派展開事實上的內戰達數年之久。
蘇拉於公元前80年引退，引退以前，他一直力求恢復元老院在歷史上充當的政治裁決者的角色。
實際上，此時的元老院已勢力強大、大權獨攬，使羅馬僅僅是名義上的共和國。
不過，擁有最高權力的元老院並未能穩定局勢。
公元前73年，偉大的斯巴達克奴隸起義爆發，並一時威脅到國家的生存。
不過，最後還是財力雄厚的帝國獲勝。
斯巴達克在戰鬥中陣亡，通向羅馬的大道兩旁是打死在十字架上的斯巴達克的追隨者。
羅馬及其帝國之所以能倖存，是因為建立了能吸收社會各分子的力量的個人獨一裁統治。
雖然這一點現回顧起來很明顯，但尤里烏斯·凱撒的偉大貢獻就在於他當時已清楚地看出這一點，並付諸行動。
凱撒作為高盧的征服者而聲威顯赫，他還建立了一支強大、忠實的軍隊。
公元前49年，他渡過把他的行省和意大利分開的魯比孔河，在一系列輝煌戰役中擊敗了由其對手龐培指揮的元老院的軍隊。
現在，凱撒成了帝國無可爭辯的主人。
凱撒得到統治權後，原本會做些什麼，我們不清楚，因為公元前44年，他被舊寡頭政治的代表人物謀殺。
凱撒死後，他的養子和繼承人屋大維與政治冒險家馬克·安東尼進行了一場長達13年的爭權奪利的戰爭。
屋大維在亞克興角的海戰（公元前31年）中打敗了安東尼和克婁巴特拉，從此他一人總攬政權。
那時他才33歲，偉大的亞歷山大在這一年紀時已與世長辭，而屋大維則又活了44年；在這期間，他為帝國的黃金時代、長達200年的和平和穩定奠定了基礎。
七、早期帝國，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
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維"奧古斯都"和'大元帥"的尊象。
遊覽者會注意到，在貧民居住的擁擠的住房裡沒有任何衛生設備，替代它們的是一精一心設計的設有大理石座位、飾以諸神或英雄雕像的公共廁所。
結果，帶來不可避免的副產品：便壺都放到街上。
這種情況是常見的，羅馬法中多處提到這一習俗。
還有值得注意的是，街上沒有任何照明設備，遇到沒有月光的夜晚，整個首都使陷入一片漆黑之中。
人人都躲在家裡，無人敢冒險外出，只有盲人們例外，因為他們外出時，有奴隸手舉火把護送，保護他們免遭強盜的攻擊。
當時的詩人尤維納利斯嘲諷說，誰要是外出吃晚飯而不立下遺囑，就會受到別人的指責，說他粗心大意。
不過，我們想像中的遊覽者也會發現，羅馬還有一些其他特點，尤其是少數富人和多數窮人之間的懸殊差別，是他們所熟悉的。
例如，西塞羅雖然並不是元老院議員中最富有的，可是他擁有六幢別墅，每幢別墅都配有全套班子的家僕和花匠。
如果遊覽者對戰爭英雄盧庫盧斯發表議論，說他夏天用的某幢鄉間別墅設計得很好，可不適於冬天居住，盧庫盧斯就會哈哈大笑道："你難道認為我的感覺還遠遠不及鶴和鸛，不會隨著季節的變換而改變住處嗎？"另一方面，通常認為羅馬富人貪婪、腐化的看法也是完全不正確的。
上流社會傳統的行為規範和禮儀是譴責那些公開炫耀其生活腐化、行為無節制的人。
實際上，當時上流社會最普遍信奉的是斯多葛哲學，這種哲學強調忠於職守和人與人之間的兄弟相處、因而，羅馬上流社會的普通成員並非老是沉湎於縱酒宴樂之中，而是追求奢侈、歡樂而又不失理智的比較恬靜的生活。
然而，不管富人們過的生活有無節制，反正和窮人的生活很不同。
窮人們住房缺乏、房租高、工資低。
他們那擠滿人的住房都是些東倒西歪、易遭火災的建築物，尤其是樓上，雖然房租較低，可得不到水。
供給羅馬大量水的渠道有11條，可是大部分水都由管道輸送到富人的住宅、公共澡堂和噴泉。
住後樓下的街道人來人往，嘈雜極了。
小販大聲叫賣貨物，兌換錢的人敲著硬幣，修補匠敲打錘子，玩蛇人吹奏長笛，乞丐向過路人哀訴自己的不幸。
夜間也不兩樣。
由於白天禁止運輸車從街上通過，太一陽一一落，立即出現一長列由運貨馬車、馱畜和起馬車人組成的隊伍。
據尤維納利斯說，這一一夜間運輸使羅馬人注定要永久失眠，除非他們住到與世隔絕的別墅裡去。
他曾問道："住在這種地方，有可能睡覺嗎？沿狹窄、彎曲的街道行進的馬車聲、趕牲畜人吃喝牲畜停下的咒罵聲，使海豹或者皇帝克勞狄本人都無法入睡。
"
這種環境下的生活所以尚過得下去，是因為國家提一供了大量娛樂活動。
其中最受歡迎的是賽車和角鬥賽。
羅馬大競技場有14萬個座位，是羅馬六個賽一馬場中最大的一個。
雖然駕駛賽一馬的人出身微賤，通常是奴隸，但如果他們能一直得勝，也可獲得巨大聲譽和大量財產。
街道和住房牆上貼著他們的無數張畫像。
角鬥賽在有5萬個座位的羅馬大鬥獸場進行，角鬥形式多種多樣，場面殘酷。
有些人讓各種兇猛的動物如熊、象、犀牛、獅子等互相拚鬥或與持有武器的人相鬥。
還有些人讓通常裝備各種武器的角鬥士互相格鬥，直至倒地死去。
特別使人震驚的是規模空前的大屠一殺。
在提留斯為羅馬大鬥獸場舉行落成儀式的那一天，殺死了5000頭牲畜。
圖拉真曾讓IO000名達契亞俘虜互相角鬥至死。
羅馬豪華的公共一浴一室也為較好地度過閒暇時間提一供了條件。
這些公共一浴一室是一精一心建造的，戴克裡先時期的公共一浴一室佔地32英畝，卡拉卡拉時期的公共一浴一室佔地27英畝。
這種公共一浴一室當然比結構簡單的浴池要多得多。
它們除提一供熱水浴、溫水浴和冷水浴以外，還沒有鍛煉身一體的設備、休息室、花園和圖書館。
總之，它們是規模宏大的"運動俱樂部"，它們令人欽佩地促進了"健全的頭腦寓於健康的身一體"這一思想。
最後，羅馬在這幾個世紀裡也是帝國文化的中心。
這一文化如前所述，基本上源出希臘，尤其在文學、藝術和哲學諸領域（見第七章第三節）。
但是在工程和法律方面，羅馬人因為一愛一好實踐，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貢獻。
比較典型的是，羅馬人雖在理論科學上沒什麼建樹，可在開挖溝渠、鋪設下水道網、建造橋樑和公路方面是很出色的。
公路築得極好，其底層是置於堅一硬泥土中的大石頭，中層為沙礫，上層是大石板。
路面被仔細地造成中凸形，使路面的水排一入公路兩側的溝渠。
這些出色的公路連同途中的橋樑因建造得好，一直使用到中世紀，有些甚至使用到現在。
同樣，羅馬的建築物也和希臘的大不相同，主要是些世俗建築物，如浴一室、圓形劇場、運動場和凱旋門等。
羅馬人在思想意識方面也許最重要的一個貢獻是，他們的法律是基於理一性一而不是習俗。
羅馬人最早的法律是於公元前45O年前後制定的《十二銅表法》，是一部簡單、保守、代表農業民族的成文法。
隨著商業和帝國的發展，生活愈益複雜，原先的法律不再能滿足需要。
外國人在羅馬可能遭到關押，他的財產可能被沒收，就是一個典型的問題。
遇上這種情況，適用什麼法律呢，尤其是考慮到當時存在這樣的觀念：一個民族無論去何處，總攜帶它自己的法律。
羅馬人設立專門法庭來審理這類案件。
多次審理的結果使他們認識到，外來民族中有許多法律制度，但是近乎普遍適用的法律原則只有少數幾條。
因而他們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萬國法》，即國際法。
他們認為這部法律對羅馬人與非羅馬人皆可適用。
羅馬人發展的最終的法律觀念也就是自然法的觀念。
自然法不是起源於司法實踐，而是從斯多葛派關於有一個理一性一之神統治宇宙的思想中產生的。
或者，用西塞羅的話來說，自然法超出於單純的風俗習慣或公眾輿論之上，"是由大自然確立起來的，通過健全的理智方能發現，而且對所有的時代和所有的民族都一樣有效"。
雖然法律專家們並不認為自然法無形中對羅馬民法起了限製作用，但是他們確實把它看作是人類立法應當順從的楷模。
這一基本原則是羅馬的一個偉大貢獻，至今仍在起作用。
實際上，羅馬法是後來公元6世紀中期在查士丁尼法典中系統化的，從而構成歐洲拉丁一柄一家、拉丁美洲國家、魁北克省和路易斯安那州現存法律制度的基礎。
八、後期帝國，公元284-467年
羅馬的偉大時代隨著公元180年馬可·奧勒留的去世而告結束。
他的前任們有一段時間是將繼承權傳給確有才能的養子們，這一制度使極有才能的統治者得以一個接一個地上任。
但是，馬可·奧勒留讓他的親生兒子康茂德作繼承人。
其結果是災難一性一的。
康茂德無視其作為帝國首腦應盡的職責，將大部分時間用於觀看車賽和角鬥賽。
公元193年，康茂德遇刺身亡，他之後的統治者絕大部分和他一樣不稱職。
那時，奧古斯都為保護首都安全而創立的訓練有素、報酬優厚的禁衛軍已不受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衛軍支持時才得以掌權。
從公元235年至284年這一段時期裡，有過近24個皇帝，可只有一個是因年老或患病而死。
中央的分裂必然會削弱邊境的防禦。
西方的邊遠行省遭到諸日耳曼部落的蹂一躪，東方的邊遠行省受到薩薩尼亞人的重新崛起的波斯帝國的侵犯。
公元3世紀時，帝國的衰微由於堅強而有才幹的皇帝戴克裡先（公元284-305年）和君士坦丁（公元312－317年）先後即位而一度中止。
他們為加強帝國統一採取了不少政策，對各方面實行嚴格管制是其中的三項，是應種種急需而逐步實施的。
由於某些農田無人耕種，帝國就要求村莊為這些被放棄的土地交納集體稅。
由於通貨膨一脹日益加劇，帝國就頒布有名的物價敕令（公元301年），規定數千種商品和勞務的最高價格價格根據商品質量和勞務種類的不同而不同。
由於利息率不斷猛漲，就將利息率限制在6-12%之間，利息率的高低取決於所冒風險的大小。
某些產品的短缺引起對出口商品的禁止，如各種糧食和諸如鐵、青銅、武器、軍隊裝備以及馬等"戰略物資"。
對這些方面的控制實質上一直擴大到等級制度方面。
君士坦丁要求每個士兵的兒子繼續當士兵，除非他不適宜服兵役。
同樣，農業勞動者須永久地、世世代代地務農。
這一趨勢後來擴大到被認為必不可少或後繼無人的各行各業。
在這一困難時期採取的另一政策是實行分區治理。
帝國經濟狀況的惡化證明這樣做是必需的。
戴克裡先將國土一劃為二，東半部歸他自己管轄，西半部由他新任命的共同皇帝分掌。
當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魯斯海峽西岸古希臘殖民城市拜占庭的所在地建立一個新都時，這一劃分進一步強固了。
新都選擇這一地點是很鼓舞人心的，因為這座不久後被稱為君士坦丁堡的新城由於海峽兩端狹窄而易於防守，並為抵達地處邊區的極其重要的多瑙河和幼發拉底河提一供了便利的通路。
因而，君士坦丁堡成為當時世界上的一座偉大城市，成為羅馬和西部帝國滅亡後的數世紀裡、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帝國引以自豪的首都。
較後的數世紀裡，給後世以深刻影響的另一政策與基督教和帝國政一府之間的關係有關。
君士坦丁作出了通過與基督教合作而不是鎮壓基督教來謀求穩定和統一的重大決定。
這表示歷時數世紀的對宗教的一貫態度和做法已告結束。
帝國後階段，多變的日常生活使愈來愈多的人轉向各種救世宗教以尋求安慰，就跟早先在希臘化東方所發生的情況一樣（見本章第四節）。
對皇帝和官方多神教的崇拜已不再能滿足人們一精一神上的需要。
讚美神秘的東方諸神的各種宗教一性一團一體為世界、行為準則以及如何免除罪惡和死亡，提一供了令人滿意的解釋。
諸新宗教中，基督教最為成功。
它提出了"一個上帝"即"全能上帝"的教義，來代替多神教的希臘、羅馬諸神和廣為傳播的一種教的東方崇拜對象。
基督教帶來了救世主耶穌——耶穌不是神話中提到的迷宮裡的曖一昧人物，盡避他是上帝的兒子，卻令人驚歎地過著塵世生活——的安慰："我給你們帶來了所有人都將獲得極大歡樂的消息。
"基督教還保證拯救信徒的靈魂，但是，它不是通過許諾一個星光燦爛的來世，而是通過基督本人復一活所預示的個人的復一活，使信徒醒悟過來。
所有一切中最重要的也許是，基督教在一個混亂不寧的時代，在老百姓感到無家可歸、為生活所拋棄之時，提一供了友誼。
所有基督徒都是兄弟，他們的聚會常被稱作'阿加比"，意為希臘語中的"一愛一"。
他們相互幫助，用自己的虔誠和克己樹立了一個能鼓舞人的、富有感染力的榜樣。
因而，在舊秩序的法律和哲學日益落後於潮流、日益行不通之時，基督教為弱者和地位微賤者提一供了順應潮流的東西和希望。
到公元64年羅馬城遭大火時，基督徒已數目大增，以致使尼祿相信，譴責基督徒為禍患、開始歷史上對基督徒多次迫害的第一次，是策略的。
但是，這僅僅使殉難者死後得到神聖的名聲，驅使人們努力改變宗教信仰。
在4世紀初對基督徒進行了最後一次大迫害之後，皇帝君士坦丁頒布米蘭敕令（313年），承認基督徒不再為異教徒，准許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樣享有信仰自一由。
最後，皇帝狄奧多西（379－395年）使基督教實際上成為國教。
雖然羅馬舊貴族和普教者尤里安皇帝（361－363年）為了改宗異教，曾打了一場頑強的維護異教的戰爭，但到4世紀末，還是基督教佔居統治地位。
正像皇帝們採納基督教是為了促進社會統一那樣，他們採用華麗盛大的東方宮廷禮儀也基於這同一原因。
戴克裡先與授自己以"第一公民"稱號的奧古斯都不同，替自己取名喬維安，意即朱庇特在塵世的代表，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後，也擺出付神聖的架式。
自此以後，皇帝們的權力被認為是從神那裡得來的，而不是公民們授予的。
因此，現在的朝廷儀式使皇帝顯得遙遠而不可接近。
皇帝頭戴飾寶石的皇冠，身穿鎮金的紫綢長袍，所有臣民都須拜倒在皇帝面前，只有少數權貴在得到准許時可吻皇帝長袍的邊。
帝國高級官吏也同樣享有榮華富貴——掌管財務的人成為"負責神聖的賞賜物的伯爵"，帝國議會被稱為"神聖的參議會"。
3世紀和4世紀的皇帝們採用這些措施，勇敢地力求阻擋帝國的衰落。
如果光憑決心和努力便能成事，他們原本可取得驚人的成功。
實際上，他們確也多少穩定了形勢，但只是暫時的。
他們作巨大努力的最後結果是延緩而不是避免了帝國的滅亡。
從406年起，西羅馬的皇帝們已無力阻止高盧、西班牙和非洲的法蘭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汪達爾人的長期的大規模入侵。
他們也未能制止410年和450年蠻族人兩度洗劫羅馬這一最大侮辱。
最後，也就是476年，西羅馬最後一個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圖盧斯在日耳曼即匈奴僱傭軍軍官奧多亞塞的一逼一迫下不得不退位。
這一事件雖然現被普遍地當作西羅馬帝國滅亡的標誌，但在當時，只是說明帝國長達兩個多世紀的分崩瓦解的過程已告結束，並沒引起多少注意。
如果要瞭解"羅馬陷落"的原因，如果可使用大動亂這一傳統說法，那就必須確定這一長期然而無情的衰落，直至湮沒無聞的過程的動力是什麼。
充當應對"陷落"負責的工具的，當然是日耳曼蠻族。
因而，有位法國歷史學家斷言說："羅馬文明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扼殺的。
"這一判斷可找到一些理由證明其正確一性一，尤其是如果至今還記得：在較早世紀中被稱為日耳曼人的無數小部落後來合併成法蘭克人、阿勒曼尼人和哥特人的較大的政治單位。
然而，即使那樣，也不是不可抵擋的遊牧部落全憑數量上的優勢掃除一切。
歷史學家們估計，入侵意大利的東哥特人只有10萬左右，征服西班牙和法自南部的前開德人也只有10萬左右，越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北非的汪達爾人總共才8萬，占該地區土著居民的1%。
所以，問題仍然是——羅馬為什麼會"陷落"？最近，有位美國歷史學家說："雖然戰爭顯然是滅亡的原因……但帝國的機質一性一病是經濟。
"實際上，這一"機質一性一病"不僅在羅馬帝國，而且在諸希臘化國家、古典希臘甚至更早的古代文明中，都可見到。
它們都為生產率低下這一基本問題所折磨。
生產率低下是因為，在取得諸如冶金術、犁、輪子、帆和太一陽一歷這些核心發明的新石器時代之後，未能大大地促進技術的發展。
技術阻滯不前的根本原因看來在於奴隸制度，奴隸制度是所有這些文明的普遍公認的組成部分。
甚至在古典希臘，雖然那裡的奴隸制度從未像在羅馬那樣猖獗過，但如前所述，亞里士多德已宣稱，有些人生來是統治者，有些人生來是被統治者；如果後者拒絕接受預先注定的命運，那麼象追獵"野獸"一樣追逐他們直至捕獲，"自然是正當的"。
奴隸制度的影響是有害且多方面的。
它使奴隸失去改進其所一操一行業的傳統一操一作方法的積極一性一；只要有大量的奴隸勞動力可獲取，它也使主人喪失促進技術革新的動機。
因而，在韋斯巴薌統治時期，當在令羅馬聖皮特羅廣場堅立一座方尖碑時，雖然當時有位發明者提出了一項可以大大方便豎碑的技術措施，但皇帝為了不讓奴隸們有空可閒，寧願讓他們繼續從事體力勞動。
同樣，水車雖然早在公元前1世紀已為帝國東部行省所知道，可直到公元4世紀奴隸來源枯縮之時，才為羅馬所採用。
佔有奴隸的社會自然傾向於把體力勞動與奴隸相聯繫，從而認為從事體力勞動有損於自一由民的尊嚴；這種傾向也是同樣有害的。
古希臘散文家普盧塔克說，偉大的阿基米德並不認為發明各種軍用機械是值得他認真研究的，而僅僅把它們看作是他研究幾何學時的消遣。
不過，他也沒有完全做到這一步，因為錫臘庫薩國王希倫一再懇求他，要他將自己的學問從一抽一象運動轉向實際事物，並要他通過將自己的推理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使它們更易為大多數人所理解。
最早把自己的思想轉向後來備受推崇的一門學科——力學的是歐多克索斯和阿契塔。
他們通過切合實際的試驗和運用各種工具進一步證實，某些問題以當時的理論根據是不可解決的。
但是，柏拉圖卻極為憤怒，痛斥他們，說他們貶低、敗壞了優秀的幾何學，讓幾何學由非物質的、智力方面的事物降為物質的、實用的東西，迫使幾何學去利用物質，從而需要有大量體力勞動介入，使幾何學成為奴隸們從事的對象。
結果，力學與幾何學相分離，並長期受到哲學家們的鄙視。
奴隸制度通過這些不同的方面，在實行平等主義的新石器時代之後的數千年中，不斷地阻止技術革新。
奴隸制度對國內市場也起了抑制的經濟影響，因為奴隸顯然無力購買自己的勞動成果，這就限制了國內購買力。
帝國結構上這些根本的缺點在一段時間裡由於帝國擴張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量的戰利品、貢物、糧食和奴隸而得到遮蔽。
但是，在當時那樣的技術發展水平上，帝國的擴張受到種種限制，這些限制是由後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所決定的。
羅馬同中國一樣，前進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進了。
那一限度一經達到，帝國疆界就固定下來，甚或開始縮小，於是，從前隱藏的帝國結構上的缺點漸漸顯露出來。
軍隊從前一直是獲取奴隸和物質財富的有用的來源，而現在成為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負擔。
同樣，擴張時期腫脹起來的官僚機構，現到了收縮時期，證明是難以忍受的。
過度的支出導致最終無法控制的通貨膨一脹。
例如，在埃及，公元1世紀時，一個計量單位的小麥的價格為六個德拉克馬，公元276年時漲為200個德拉克馬，314年時漲為9000個德拉克馬，334年時漲為78000個德拉克馬，334年後不久漲為20O多萬個德拉克馬。
面對這樣的通貨膨一脹，貨幣變得毫無價值，在某些場合，又回復到物物交換。
物物交換的趨向隨工業不斷向農村和外省傳播而加速。
工業傳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帝國交通工具的惡化和奴隸供給量的下降，後者使發掘新的勞動刀來源成為必需。
工業從城市轉移到鄉村和大莊園意味著帝國在實行重新分配。
大莊園不僅擁有農業勞動者，而且有各種工匠，因而變得愈來愈自給自足。
而大莊園愈自給自足，帝國經濟則愈分解為一個個自給自足的單位。
經濟上的分散必然伴隨以政治上的分權。
隨著貿易的衰落和國家歲入的減少，帝國大廈不再能支持下去，並慢慢地開始崩潰。
這一因素促使戴克裡先和君士坦丁不顧一切地努力以帝國的法令來支撐帝國大廈。
但是，帝國的疾病是"機質一性一的"，而非表面的，所以一切嚴格管制雖然起了維持、加強統治的作用，但最終還是沒有用的。
不過，嚴格管制不是帝國衰微的原因，而是試圖阻止衰微的一劑無效的藥。
正如一位經濟史學家所指出的，"危機先於嚴格管制"。
因此，西羅馬帝國"陷落"而東羅馬帝國卻沒有的主要原因就在於，西部的經濟不及東部的先進發達。
意大利農業從未象中東衝積土流域的農業那樣多產。
意大利的穀物產量"平均不過是播種量的四倍"。
所以，中歐和北歐的沃土在中世紀的技術發展到能夠有效地開發它們之前，只好耐心地等待。
同樣，西部的工業也發生得比較遲，普遍落後於東部的工業。
意大利的情況就是這樣，高盧的情況更是如此，高盧是西部唯一的另一個曾有工業根基的行省。
所以，雖然整個羅馬帝國是因"機質一性一病"而毀滅，但帝國的西部最不堅固，首先屈服，而東部則又生存了一千年。
西羅馬帝國盡避滅亡了，可確也留下了豐富的遺產。
最顯而易見的是物質方面的遺跡——圓形劇場、競技場、廟宇、導水管、公路和橋樑。
還有就是語言方面的遺產——歐洲的羅曼諸語言。
羅馬法如前所述，至今仍大量存留在歐洲和南北美洲許多同家的法律體系中。
今日天主教會的組織和儀式也要大大歸功於昔日羅馬帝國的組織和宗教傳統。
最後，"羅馬和平"曾帶來長達二個世紀的相對和平和繁榮，從而留下一個代替希臘人的城邦獨立原則的帝國統一的傳統。
在此以後的數世紀裡，正是這一傳統做起全歐洲蠻族王公們爭當大元帥、東羅馬帝國統治者或沙皇的妄想和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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