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他說》第二十六章:是以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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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他說》第二十六章

老子他說

第二十六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是以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一肩挑盡古今愁

由上章的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和四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跟著而來,就有本章人法地的引申說明,即所謂「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

重和輕,靜和躁,都是相對兩種現象。

重和輕,是物理現象的相對。

靜和躁,是生態現象的相對。

但從原文文字上看來,老子上側重「重」和「靜」的重要,只偏向一頭,而捨置它相互影響的關係。

正如我們現代,有了科學知識以後,知道物質的重量,是受萬有引力--地心吸力的作用而來。

倘使物質脫離了地心吸力,在太空中,便會失去重心的作用,都是飄浮自在,輕便悠遊的。

我們人生的肉一體生命,也是如此。

所以心思高飛遠舉,但肉一體的生命,脫離不了萬有引力的作用,仍在原地不動,即使盡量鍛煉體能,也只有相當的限度,不能達到想像的自一由。

道家的學術,也早已知道這個原則,因此,才產生對生命功能超越物質世界的方術,所謂神仙丹道之學。

修煉丹道的方法,首先是從習靜著手,久久習靜而捨離後天躁動的習一性一,也正是從《老子》第十六章所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哥以觀復。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日靜,是謂覆命」的原理而來。

如此習靜修煉,鍛煉一精一神和肉一體,互相合一而歸於至靜之極的不動之動,便可達到神仙「沖舉」的成果。

這便是中國神仙方伎學術的根據。

老子,當然與神仙丹道不能脫離關係。

「沖舉」,便是後世學仙者所期望能修到「白日飛昇」的古文辭之簡稱。

當然,其中修煉習靜的法則與修煉過程中的變化,卻並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概括它的大要。

那麼,為什麼在本章中,又似乎特別注重「重」和「靜」的關係有如此的重要呢?難道說,重到極點,才能「輕舉」嗎?其實,從道家仙道修養的理論來講,對於這裡所用的「重」字,可以牽強作為重厚沉靜的意義來解釋,如第三章所謂「虛其心,實其腹。

弱其志,強其骨」的理論配合。

後世有合儒道兩家的修養原理,概括其扼要,而以「沉潛靜定」作為修道的根基的,也可以說,是完全相合的。

但如連合本章的上下文句來說,那便須脫離神仙丹道的修養方術,專從人生日用的道用上立論了。

雖然是偏向一面倒的理念,但是可以強調地說它沒有錯。

因為「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才能作為下一句「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的基準。

重是輕的根源。

靜是躁的主宰。

「輜」字的內涵,是車上裝載著行李或物件的意思。

輜重,便是車子裝載重量行李的統稱。

那麼,為什麼聖人要終日行而不離輜重呢?在這裡,不妨讓我先說一個笑話。

我在年輕的時候,出門走路,總喜歡手上抓一樣東西,才覺得合適。

如果兩手空空,甩來甩去,自己覺得好像毫無把握,很怪很怪似的。

有時不帶書包或公文袋,也要抓一本書或刊物,卷在手裡拿著。

再不然,拿一根手杖,才覺得穩實。

有人笑問我這是為了什麼,說也說不明白,只好對他說,這是學了老子的「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

我非聖人,但站妄學學,聽者講者,彼此都哈哈一笑了事。

其實,是不是這樣呢?誰又知道。

如果做聖人真的要終日行不離輜重,那好辛苦,不如不作聖人的好。

而巨,整天都不離負擔重物的勞工朋友們,他們早已成聖成賢了!難道,老子自己西出函谷關的時候,騎在青牛背上,還要挑負一肩行李,或背著一個包袱嗎?如果不是這樣,老子何以扯謊教人要「終日行而不離輜重」呢?

誰肯放下自私的包袱

笑話說過了,再來正經的。

讀本章這一節原文的深意,以我個人的淺見來說,已如上面講過,正是老子指明「人法地」的準則。

我們生命立足點的大地,負載萬物和一切,生生不已,終日運行不息而毫無怨言,也不索取人們和萬物付於任何代價。

它總是默默無言地,靜靜前進,不斷地輪轉,而給予所有生物生命的滋養。

所以生而為人,也應靜靜地傚法大地,要有負重載物的一精一神。

尤其是要學聖人之道的人,更應該有為世人與眾生,挑負起一切痛苦重擔的心願,不可一日或離了這種負重致遠的責任心。

這便是「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的本意。

尤其是告誡身負國家社會人民所期望者的君主--領一導一人和官吏們,更當有如此這般的存心,才是合道的明君或良臣。

因此,在下文,便有「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名言。

「終日行而不離輜重」是說志在聖賢的人們,始終要戒慎恐懼,隨時隨地存著濟世救人的責任感。

如在顛沛流離中的大舜,始終以大孝於天下存心。

如大禹的治平洪水,九年在外櫛風沐雨,腓無胈、脛無一毛一,三過其門而不入。

但古人又說:大德者,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壽。

這是善有善報的必然因果律。

倘使你能做到功在天下國家,萬民載德的地位,當然會得到最光榮的酬庸,正如隋煬帝楊廣所說的:「我本無心求富貴,誰知富貴迫人來。」

如果真正有道之士,到了這種地位,雖然處在「榮觀」之中,仍然恬淡虛無,不改本來的素樸;雖然燕然安處在榮華富貴之中,依然有超然物外,不受功成名遂、富貴榮華而自累其心,這才是有道者的自處之道。

這裡的「榮觀」的「觀」字,是破音字,應作古代建築物的「觀」字讀,不可作觀看的「觀」字來讀。

「燕」字,通作「晏」,便是安靜的意思。

然而,在老子當時所見聞中的各國諸侯君主們,當然都不能明白傳統文化中君道和臣道的這種原則。

因此,他才有深深感歎說:「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所謂「身輕天下」的語意,是說他們不能自知修身涵養的重要,犯了不知自重的錯誤,不擇手段,只圖眼前攫取功利,不顧喪身失命的後果。

因此,不但輕輕易易失去了天下,同時也戕殺了自己,這就是觸犯「輕則失本,躁則失君」的大病

兩臂重於天下

講到身輕天下的說明,我們且看善於承繼老子之學的莊子的發揮,最為清楚。

《莊子·外篇》中的《讓王篇》提到:

韓、魏相與爭侵地,於華子見(韓)昭僖侯。

昭僖侯有憂色。

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

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

右手攫之則左手廢。

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

子華子曰:甚善。

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

身亦重於兩臂。

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

今之所爭者輕於韓又遠,君固愁傷生以憂戚不得也。

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間此言也。

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人的生命之價值,在於我有一個完整無暇的現實身一體的存在。

志在天下國家,成大功、立大業者,正為我有身存,老子所謂:「及吾無身,又有何患。」

現在正因為還有此身的存在,應該戒慎恐懼,燕然自處而游心於物慾以外,然後不以一己的個人自私而謀天下國家大眾的大利,立大業於天下,才不負天賦所生生命的價值。

可是,很可惜的,便是當時的君主們,以及後來的君相們,大多都只圖眼前的私利而困於個人權勢的欲一望中,以身輕天下的安危而不能自拔,因此而引出老子有奈何!奈何!奈若何的一歎!

我們引用了《莊子·外篇》「兩臂重於天下」的說法,看來,似乎過於消極,太過於為個人自私了。

但從人道的觀點來看,立身一愛一己,正是大有為於天下的開始,所以儒家才有「孝子不立於危牆之下」的大戒。

修身養身無道,又哪裡能夠擔當起天下國家危難的大任呢?同時須知,人無超然出世的修養,而貿然談利益天下國家的大業,正是失其輕重權衡之處,所謂「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因此,使我臨時想起明代(木有)堂禪師的一首詩,從表面看來,又似乎很消極,但細入深究,它正是人生積極的透徹觀。

詩曰:

人生不滿一百歲,今是昨非無定名。

天下由來輕兩臂(便是上面所講莊子書中子華子說昭僖侯的故事),世間何故重連城(價值連城的璧玉,也就是趙相藺相如奪秦惠王卞和之壁的故事)。

龍亡大澤群鰍舞(秦失其鹿,天下爭逐的翻版),兔盡平原走狗烹(范蠡給文種書所說的「飛鳥盡,良弓藏。

狡兔死,走狗烹」的名言。

後來韓信臨死時也引用過)。

滿目亂坡眠白石(古往今來的一切人等,最後都是如此),有時特地憶初平(道家神仙傳稱廣成子名董初平。

但這裡所說的初平,是指企望天下初平的盛世而言)。

超然輕重的歷史故事

老子的話,本來已如珠之走盤,周延涵蓋,無所不通,仁者見之為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何況又是以簡樸的古文寫成,難作明確的界說。

因此,又被黠慧者用作專制時代的帝王權術,或為大臣者的自處箴言,當然亦是在所難免。

如果根據歷史的經驗,從每一朝代帝王制度的政策來看,對於「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的理解,也有完全偏向於另一角度了。

例如周朝建國的政策,重點放在中央集權,諸侯分治,開創一套完整的周代封建制度,適合於當時時代環境最好的一個策略。

但天下事往往「重為輕根」,你所認為已經把握了的重點,將來發生弊病的,也往往出在這個重點上面,正如唐征君趙蕤所謂:

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

器大不可以獨理,蓄重不可以自守。

故劃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

親疏相鎮,所以關盛衰也。

昔周監於二代,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五,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

故盛則周召相其沿,衰則五霸扶其弱,所以夾輔王室,左右厥世,此三聖(周文王、武王、周公)製法之意。

然厚下之典,弊於尾大。

自幽平以後,日以陵夷。

爵祿多出於陪臣,征伐不由於天子;吳並於越,晉分為三,鄭兼於韓,魯滅於楚,海內無主,四十餘年而為戰國矣。

這便是重為輕根的最好說明。

到了秦始皇統一天下,看到周代封建後期的弊病,就廢封建改為郡縣,完全走中央集權的路線,自以為可以建萬代帝王世系的基業。

誰又知道過不了十多年,天下大亂,封疆無得力的防守,就易姓為王,成了劉邦的漢室天下。

漢初鑒於秦始皇中央集權的缺點,又仿照周代封建的辦法,分封同姓子弟為王(非同姓者當然都不能為王),認為一旦天下有變,同胞血肉,必能拱衛帝系。

誰知不到十多年,先亂於劉邦的老婆--呂後,殺戮劉氏宗室幾乎殆荊雖然由漢文帝劉恆的復興,但過不了十多年,又有景帝劉啟時代同室一操一戈的七王造反。

因此,不敢再信外藩,變成宮室後族的外戚一操一權,和一班宦官太監們把持朝政,終有前漢的外戚王莽篡位,後漢的曹一操一逼一宮等故事發生。

從此以後,中國帝王政治體制,造成變亂的弊病,不外是外藩、內戚、太監、女媧等幾個基本的因素,互相消長。

唐代開始亂於藩鎮,宋代又鑒於唐朝的弊病,重用文人政治而採取中央集權,終至半壁江山,始終不能完成統一的局面。

後來的元、明、清三朝,大致也難逃此例。

總之,無論任何政治體制,開創的時期,如何計慮周詳,畢竟跳不出「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大原則的演變。

即使如西洋史上的規律,也逃不了老子--太上老君這個八卦爐。

自法國路易十四以後直到現在,君主固然不好,民一主法治也未見得是完美的政體。

將來的天下,正因為人類社會高估民一主的可貴而終於毀滅在民一主的變相。

且看今日域中的英、美,其未來的禍根,早已埋伏一在現在所謂假相幸福的社會福利和重量不重質、嘩眾取一寵一的民一主自一由的制度之中了!

道家老子的哲學,看透了「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和「禍者福之所倚,福者禍之所伏」自然反覆演變的法則,所以才提出「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告誡。

也正因為先有老子的這些告誡,後有人生的種種經驗,造成歷代的高明從政者,如范蠡等人,以及較為知機的張良,想要極力作到「功成,名遂,身退」。

但很可惜,他始終不如正統道家的隱士們,乾脆早自全身隱遁,不蹚混水。

退而求其次,又不如范蠡的隱遁而去。

至於如韓信一流的人物,李煜一流的角色,只是志在功名,或志在富貴的迷夢中,始終不知輕重根源的關鍵,更不知「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妙用。

尤其是李煜,更為可憐,在他當時那樣的時代環境中,不知戒慎恐懼、奮發圖強的自處之道,反而真的玩起「燕處」危巢的超然詞章文學,只知填些「蝶戀花」的「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寫些纏一綿悱惻的妙文。

難怪後來趙匡胤對他的評語說:李煜如果把作詩詞的工夫拿來專心搞政治,也未必會為我所擒。

這也確是趙匡胤說的一句老實話。

至如韓信的開場與收場,基本上就犯了老子的「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錯誤,而且更缺乏這種學養。

所以宋代越王錢鏐的孫子錢俶,有一首借題發揮論韓信的詩,說得最好,詩曰:

登壇拜將思雖重,躡足封時慮已深。

隆準由來同烏嚎,將軍應起五湖心。

韓信,的確是很可一愛一的具有俠義人一性一的人物。

他善於用兵,而缺乏政略和大謀略的修養。

他重視恩情而不顧怨懟的爽朗胸襟,極可欽佩。

他對劉邦當時的登壇拜將的作風,早已埋下「英雄生怕受恩深」的情懷。

所以後來提出封假三齊王的要求,也是基於這種受恩的深情而講的真話。

劉邦被張良踢了一足,便立刻變盛怒為假惺惺,馬上真地封他為三齊王的時候,早已埋下後來的結局。

隆準,是漢高祖劉邦長相的特徵,鼻子特別高又厚,相法所謂伏犀貫頂的通天鼻。

長頸鳥喙,是范蠡對文種講越王勾踐長相的特徵,頭頸特別長,嘴巴很尖銳,所謂「長頸鳥喙,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的評語。

古今中外的君主領一導一人們,雖然各有不同的特別外形,但都有同一模一式的猜忌心理。

其實,這是人一性一的根本問題,除非聖賢,誰能遣此,最為可哀。

因此錢俶評論韓信,早已應該知道自己的收場結果,何以不學范蠡一樣,功成,名遂,身退,泛舟五湖,飄然遠引呢?其實,錢俶這首詩,正是針對他朝見趙匡胤的時候,趙匡胤封了一箱東西,叫他回去在路上拆看。

他出了京城,打開一看,箱裡所裝的,都是大臣們的建議,要趙匡胤扣留或殺了錢俶的報告。

但趙匡胤不殺錢俶,也不扣留他,叫他安心回去,正是要他老老實實自己奉獻越國,乖乖歸順的手法。

錢俶懂得很深,也很清楚當時的情勢,因此,借評韓信的詩來發揮自己胸中的塊壘,奉表稱臣,正是學范蠡的泛舟五湖的最好自處,恰又合了老子的「燕處超然」,不以身輕天下的法則。

杭州保俶塔的建立,應該是錢俶朝見趙匡胤的時候,他的親信人們,為他祈福消災所建的紀念物。

後來杭州人對保俶塔有各種不同的傳說,似乎都是歪曲事實了。

當然,這是順便一提,或可判為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而不足為憑。

這是說為人臣立場的,必須具有「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知機知時的自處之道。

不然,便會有如清初名臣尹善所自慨的名句「烏入青雲倦亦飛」欲罷不能之歎了!

但是老子的話,正如臨濟禪師所謂「一語中具三玄門,一玄門中具三要義」。

它是隨方逐圓,面面俱到的。

歷史的經驗留給我們的殷鑒,有關類似「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而不以身輕天下的反面事實也很多。

例如公子小白,與鮑叔的同謀,身居首地,正當公子糾當政,處於榮觀得意的時候,他們把握成熟的時機,輕車簡從,舉手之間,就能復國正位,為齊桓公。

「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又如燕昭王重用樂毅,報復齊國的宿仇,五年之間,攻堅破銳,連下七十餘城。

但田單卻看準燕王對樂毅存有猜忌的隱憂,同時也看準樂毅心裡早已存有防止燕王的猜忌,似有意似無意地留下「即墨」及「苫」二城,作為觀望的作用。

因此田單反用不以身輕天下而振作自重,整經教武,一舉而復國成功,名垂千古,便是反用樂毅的「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人臣之道;而田單卻不以身輕天下的自重與靜觀;機變之智,成就他的不世功業。

也就是老子所謂「同出而異名」的上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應變了。

樂毅是樂羊子的後人,他的家族,本來就有深通黃(帝)老(子)之道的,樂毅的成就,更是得力於黃老的學術一精一華。

司馬遷贊樂氏之說:

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日河上文人,不知其所出。

河上文人教安期生。

安期生教一毛一翁公。

一毛一翁公教樂瑕公。

樂服公教樂臣公。

樂臣公教蓋公。

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參)師。

正因為樂毅善學老子,因此,他報燕(惠)王書,有謂:「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跡,臣之上計也。」

漢魏之間的夏侯玄,有一篇論樂毅的專論,是比較有見地的史論,而且也正是發揮樂毅與黃老的學術修養有關的獨到論文,如說:

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幾乎知幾合適,以禮終始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

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

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

於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

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千載一道,豈其局跡當時,止於兼併而已哉!

夫兼併者,非樂生之所屑,強燕而非道,又非樂生之所求。

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

則畢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

夫討齊以明燕王之義,此兵不興於利矣。

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

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

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几子湯武之事矣。

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

收民明信,以待其弊。

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

善守之智,無所施之。

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

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

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

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

我澤如春,民應如草。

道光宇宙,賢智托心。

鄰國傾慕,四海延頸。

思載燕主,仰望風聲。

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

雖淹留於二邑,乃效速於天下也。

不幸之變,世所不圖。

敗於垂成,時運固然。

若乃一逼一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奢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

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兼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撥,霸王之事,逝其遠矣。

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

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

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分類:諸子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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