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
君臣第二十三
題記：本篇引古證今，說明法律的重要性。
原文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
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
地廣，民眾，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
民眾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
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
處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亂；法制設而私善行，則民不畏刑。
君尊則令行，官修則有常事，法制明則民畏刑。
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
民不從令，而求君之尊也，雖堯、舜之知，不能以治。
明王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按功而賞。
凡民之所疾戰不避死者，以求爵祿也。
明君之治國也，士有斬首、捕虜之功，必其爵足榮也，祿足食也；農不離廛者，足以養二親，治軍事。
故軍士死節，而農民不偷也。
今世君不然，釋法而以知，背功而以譽，故軍士不戰而農民流徙。
臣聞：道民之門，在上所先。
故民，可令農戰，可令游宦，可令學問，在上所與。
上以功勞與，則民戰；上以《詩》、《書》與，則民學問，民之於利也，若水於下也，四旁無擇也。
民徒可以得利而為之者上與之也。
瞋目扼腕而語勇者得，垂衣裳而談說者得，遲日曠久積勞私門者得——尊向三者，無功而皆可以得，民去農戰而為之，或談議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請之，或以勇爭之。
故農戰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眾，則國亂而地削，兵弱而主卑。
此其所以然者，釋法制而任名譽也。
故明主慎法制。
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
言中法，則辯之；行中法，則高之；事中法，則為之。
故國治而地廣，兵強而主尊，此治之至也。
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譯文
古時沒有君臣上下的時候，人民紛亂無序。
所以聖人劃分貴賤，制定爵位，建立名號來區別君臣上下的等級關係。
由於國土廣闊，人民眾多，物產豐富，所以分設五官來管理。
人民中多就會產生奸邪之事，所以創立法製作為行為標準來限止奸邪產生。
所以有君臣上下的等級關係，五官的分職、法律的限制，（行事）不能不慎重。
處在君位而命令行不通，那就危險了；五官已經分職，卻沒有常規，那就亂套了；法度已經建立，而私惠風行，那麼人民就不懼怕刑罰了。
只有國君尊嚴，法令才能行通；官吏清明，政事才有常規；法度分明，人民才懼怕刑罰。
法度不明，而要求人民服從法令，那是不可能的。
民眾不服從法令而希望國君的尊嚴，即使國君有堯舜那樣的智慧，也不能統治。
明君治理天下，遵照法度來處理政事，按照功勞行賞。
凡是人民奮勇作戰，不畏死亡的，是為了求得爵祿，明君治理國家，戰士有斬得敵首、捉得俘虜的功勞，一定讓他的爵位足以榮耀，俸祿足夠食用。
農民不離開鄉村，足夠奉養雙親、供給軍需。
因此士兵才肯殊死戰鬥，農民才不惰怠。
今天的國君卻不是這樣，他們拋開法度而以個人的智慧治國，捨棄功勞而以其人的聲譽封賜。
所以軍士不肯作戰而農民外遷。
我聽說疏導百姓的關鍵在於國君的倡導。
農民，可以使他們務農作戰，也可以使他們遊走求官，還可以使他們致力學問。
這些都在國君的賞賜（因何而行）。
國君依照戰功行賞，人民就奮勇作戰；國君依照人民所讀《詩》、《書》賜予爵祿，人民就致力學問。
人民趨利而行，好比水向低處流一樣，是沒有選擇的。
人民可以獲利而樂於作的事，取決於君主的賜予。
憑瞪眼睛、擼胳膊而表現勇武的人獲利，垂拱無為而只知高談闊論的人得利，成年累月依附權貴的人得利。
尊崇以上三種人，他們沒有功勞而得到好處，那麼，人民就要放棄農戰而搞這些事情了，或者用空談去求得爵祿，或者依附權貴而祈求好處，或者用悍勇去爭得利益。
所以從事農戰的人民日益減少，而遊蕩吃閒飯的人越來越多。
那樣，就會國家混亂，國土割削，兵力弱而國君地位卑微。
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國君拋開法度，而相信虛名。
所以，明主重視法度，不合法度的言論不聽，不合法度的行為不推崇，不合法度的事情不做。
言論合乎法制，就聽從；行為合乎法度，就推崇；事情合乎法度，就做。
所以國家政治清明，國土擴大，兵力強大，國君地位提高。
這就是政治清明的最高境界。
做國君的不能不加以明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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