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
開塞第七
題記：開塞即開已塞之道。
商鞅所說的已塞之道就是商湯和周武王用武力統一天下的道路，他認為時代已經變化，反對用儒家仁政一統天下。
原文
天地設而民生之。
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
親親則別，愛私則險。
民眾，而以別、險為務，則民亂。
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
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
故賢者立中正，設無私，而民說仁。
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
凡仁者以愛利為務，而賢者以相出為道。
民眾而無制，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
故聖人承之，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
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
既立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
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
上賢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
親親者以私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
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
故曰：王道有繩。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
故曰：民愚，則知可以王；世知，則力可以王。
民愚，則力有餘而知不足；世知，則巧有餘而力不足。
民之生，不知則學力盡則服。
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
夫民愚，不懷知而問；世知，無餘力而服。
故以王天下者並刑，力征諸侯者退德。
聖人不法古，不脩今。
法古則後於時，脩今則塞於勢。
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
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理。
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
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
今世強國事兼併，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脩湯、武。
湯、武塞，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
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
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願啟之以效。
古之民樸以厚，今之民巧以偽。
故效於古者，先德而治；效於今者，前刑而法。
此俗之所惑也。
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
二者名貿實易，不可不察也。
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
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一婬一，一婬一則生佚。
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奸，無奸則民安其所樂。
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
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
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
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
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大小，則賞有多少。
此二者，世之常用也。
刑加於罪所終，則奸不去；賞施於民所義，則過不止。
刑不能去奸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
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
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
國治必強。
一國行之，境內獨治。
二國行之，兵則少寢。
天下行之，至德復立。
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
古者，民釱生而群處，亂，故求有上也。
然則天下之樂有上也，將以為治也。
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無法同。
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為惑也。
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奸，去奸之本莫深於嚴刑。
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譯文
開天闢地之後人類誕生了。
在這個時候，人們只知道自己的母親卻不知道自己的父親，他們處世的原則是愛自己的親人，喜歡私利。
愛自己的親人，就會區別親疏，喜歡謀求私利，就會心存邪惡。
人多，又都區別親疏，心存邪惡為自己，那人類就會混亂。
這個時期民眾都盡力制一服 對方來竭力爭奪財物，這樣就發生的爭鬥。
發生了爭鬥又沒有一個正確的準則來解決，那人們就沒有辦法過正常生活。
所以有道德的賢人確立了不偏不倚的正確標準，主張無私，因此人們喜歡仁愛這一準則。
此時只愛自己親人的狹隘思想被廢除了，崇尚有才德之人的思想被確立了。
凡是講仁愛的人，都把愛護、方便別人當作自己的事務，而賢德的人把推舉賢人當作自己的處世原則。
人口眾多，而沒有制度，長期把推舉賢人作為治理準則，就會發生混亂。
所以，聖人順應當時社會的發展形勢，制定了關於土地、財貨、男女等的歸屬權。
名分確定了而沒有制度不行，因此設立了法令；法令確立了而沒有人來管理也不可，因此又設立了官職；官吏有了而沒有人統一領導不行，所以設立了君主。
君主確立了崇尚賢德的思想就廢除了，而尊重顯貴的思想又樹立了起來。
如此看來，遠古時代人們愛自己的親人而喜歡私利，中古時代人們推崇賢人而喜歡仁愛，近世人們的思想是推崇權貴而尊重官吏。
崇尚賢德的人，所遵循的原則是推舉賢人，可是設立了君主的地位，使崇尚賢人的準則沒有用了。
親近親人，是以自私自利為原則，而奉行不偏不倚的公正之道，使自私自利行不通了。
這三個不同時代，不是做的事互相違背，而是人們原來遵循的規則有問題，所以人們原來重視的東西更改了，這是因為社會形勢變了，而人們所要施行的標準也就不一樣了。
所以說：統治天下的原則是有規律的。
君主統治天下的標準是一個方面，而大臣輔助君主治理天下的標準又是一個方面，他們所奉行的的原則不同，而他們所遵行的準則卻只有一個。
所以說民眾愚笨，那麼智慧就能稱王天下；世上的人聰明，那麼雄厚的實力就可稱王天下。
民眾愚笨就會力量有餘而智慧不足；世上的人聰慧，就智七有餘有實力不足。
人的本性：不懂就要學，力量用盡了就會服輸。
所以神農教會人們從事農業生產而稱王天下，這是因為人們要學習 他的智慧；商湯和周武王創造了強大的實力而征服了諸侯，這是屈服他的實力。
民眾愚笨，心中沒有知識，就要向別人請教；貢人聰明，可是當用盡力量時就會屈服。
所以靠智慧稱王天下的就會拋棄刑罰，用實力來征服諸侯的人就不用德政教化民眾。
聖人不傚法古代，也不局限於現狀。
傚法古代就會落後於時代，局限於現狀就會阻礙社會民發展。
周朝不傚法商朝，夏朝不傚法虞舜時代。
三代統治方式不同，卻都能夠稱王天下。
所以建立王業有一定原則，而守住王業的辦法卻不相同。
周武王靠叛逆的方法奪取政權，卻又順從君主的原則來治理國家，用武力奪取天下，又崇尚謙讓的仁德思想；周武王奪取天下靠的是暴力，守業靠的卻是禮制。
現在強國致力於用武力兼併別國，弱國所做的事是盡力防守，從遠古來說趕不上虞、夏兩個時代，而近古時代不遵循商湯、周武王的治國原則。
像商湯、周武王那樣統一天的方法補被拋棄了，所以有一萬輛兵車的國家沒有不打仗的，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沒有不防守的。
商湯、周武王統一天下的方法已經被塞堵很久了，可現在的君主沒有誰能開啟這些方法，因此，沒有出現第四個像夏、商、週三代那樣的朝代。
不是英明的君主不能聽進去我的這番話，今天我願意用實際效果來說明這個道理。
古代的民眾淳樸又寬厚，現在的民眾乖巧而虛偽。
所以在古代有效的方法就是把用道德教化民眾放在首位；現在治理國家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法治放在前面而使用刑罰。
這個古今不同的治理方法世俗之人是不能理解的。
現在社會上所說的不義，就是要確定民眾所討厭的，廢除民眾的所喜歡的。
現在二者名實皆不同，不可以不弄明白。
確立民眾所喜歡的，那麼民眾就會被他們所討厭的東西傷害；確立民眾所討厭的，那民眾就會享受他所喜歡的東西。
憑什麼知道是這樣呢？人憂慮就思考，思考了做事就能合乎法度；人快樂就放蕩，放蕩了就會產生喜歡安逸的懶惰思想。
因此用刑罰治理民眾就會畏懼，就不會有邪惡的事發生，沒有邪惡的事發生，民眾就可以享受他們的快樂了。
用道義來教化就會放縱自己，民眾放縱自己就會作亂，民眾作亂就會被民眾所討厭的東西傷害。
我所說的刑罰，就是實施道義的根本；而現在所說的義是暴亂的原因。
治理民眾的人，如果用他們所討厭的東西去治理，最終民眾一定能得到他們的喜歡的；如果用他們所喜歡的來治理，民眾一定受害於他們討厭的東西。
政治修明的國家，刑罰多而賞賜少。
政治混亂的國家，賞賜多而刑罰少。
所以成就王業的國家，刑罰有九分，賞賜有一分。
削弱的國家，賞賜有九分，刑罰有一分。
人的罪過有厚有薄，所以朝廷的刑罰有重有輕；人的善行有大有小，所以朝廷的賞賜有多有少。
這兩項是世人常用的法則。
但是刑罰加在人民已經犯了罪的時候，奸邪就不會斷絕。
賞賜用在人民所認為「義」的上面，那麼犯罪的事就不能去掉。
刑罰不能除去奸邪，賞賜不能遏止罪過，國家必亂。
因此，成就王業的國君，把刑罰用在人民將要犯罪的時候，所以大的奸邪才不產生；把賞賜用在告發犯罪方面，所以小的罪過也不致漏網，治理人民能夠使大的奸邪不產生，使小的罪過不漏網，國家就治理好了。
國家治，就必定強。
一國這樣做，他的國家就可以單獨治安。
兩國這樣做，戰爭就可以稍微停止。
天下都這樣做，最高的道德就會重新建立起來。
所以我認為殺戮、刑罰能夠歸於道德，而「義」反倒合於殘暴。
古代人們聚集在一起群居，秩序混亂，所以要求有首領。
如此看來，天下的人之所以願意有首領，是為了追求天下安定。
現在有君主而沒有法規，它的危害程度與沒有君主相同；有了法規而不能制止混亂和沒有法規相同。
天下的人都不希望沒有國君，卻又喜歡超越他的法律約束，那麼天下的人就都會感到不明白。
對天下民眾來說沒有比國家安全的益處大的事，而治理國家沒有比確立君主的統治地位大的事。
確立君主的原則沒有比施行法治的意義大的；實施法治的任務，沒有比除掉邪惡急需的了；去掉邪惡的根本沒有比嚴厲刑罰更厲害的了。
所以稱王天下的君主用刑罰歸勸民眾；追究民眾的過錯，不理會民眾的善舉，用刑罰除掉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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