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別裁
憲問第十四
俠隱中人——原憲
現在講《》篇。
這一篇是上論《裡仁》篇的發揮與引申。
首先，在這個題目裡，就有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原憲這個人，是孔子學生中，所謂「七十二賢」裡很有名的人物。
在上論中談到過，他曾替孔子管過總務方面的事情，用現代觀念隨便來比，可能在孔子當司寇的時候，他擔任過總務長一類的職務，但究竟合於什麼官階，無法明確的定論。
孔子死了以後，他退隱於山澤布衣之間，走半隱俠的路線，等於在過去的社會中，領袖清流。
所以司馬遷著《史記》，在《遊俠列傳》中，曾提到他和季次。
司馬遷贊成遊俠，認為遊俠是很需要的；但是有人認為不需要，如法家的韓非子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
認為當時讀書的知識分子，對於法制的實行是有妨礙的，於是法家的思想，影響了後世，秦始皇時代的政策都與它有關。
韓非子的理由是儒者知識多，嘴會說，手會寫，有許多意見提出來，思想不同，使法令不能推行，難於執法。
而俠義道中人，是慷慨好義的，好用武力，又容易形成惡勢力，也是使法令不能推行的障礙。
所以韓非子反對這兩種人。
司馬遷寫《遊俠列傳》，一開始也提到韓非子這兩句話，不過他又認為世界上有許多事，用道德、政治、法律都解決不了，只有「老子拳頭大」的辦法，一下就解決了，所以他認為遊俠有遊俠的好處。
而且他認為古代的遊俠，一諾千金，對朋友講義氣，幫助貧弱的人，這些都是最了不起的，其中提到古代俠義中的佼佼者，有季次、原憲。
原憲在孔子死了以後，再沒有出來做事，就退隱於草澤之中，現在來說就是退隱到下層社會中，和平民一起生活。
後來子貢非常想念他，有一天排場很大去探望他，大有所謂「結駟連騎」的派頭，好像現代帶了幾部汽車的隨從侍衛。
原憲卻穿了一件破舊衣服，好像現代的穿件破衣服，衣冠不整，鈕扣不扣，便出來和子貢見面。
子貢見他這個樣子，就關心地問他是不是生病了？子貢的意思本來想接濟這位老同學一下，不料原憲說，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我沒有病，只不過窮而已。
他這番道理，無形中也罵了子貢，等於說當年在老師那裡學習，老師教我們該如何做事作人，我們今天對這個時代、國家、天下沒有貢獻，有什麼資格擺你那樣的派頭？子貢被他罵了這一頓，一直放在心裡，始終很難過。
由原憲這個人，可知孔子的學生，什麼樣的人都有。
高行的如原憲一類，也可以說是逃名遁世的隱士，他知道所處的社會太亂，無法有所貢獻，因此遠走山林，韜光養晦。
名利濃於酒
現在我們先簡介了原憲，這裡記載的是：
憲問恥。
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
「谷」的意思是代表當時的俸祿。
原憲問什麼是可恥的事情，孔子說，國家社會上了軌道，像我們這一類的人，就用不著了，我們不必去佔住那個職位，可以讓別人去做了。
如果仍舊戀棧，佔住那個位置，光拿俸祿，無所建樹，就是可恥的。
其次，社會國家沒有上軌道，而站在位置上，對於社會國家沒有貢獻，也是可恥的。
結論下來就是說，一個知識分子，為了什麼讀書？不是為了自己吃飯，是為了對社會對國家能有所貢獻，假如沒有貢獻，無論安定的社會或動亂的社會，都是可恥的。
講到這裡，我們想起一些故事，可作為研究這兩句話的參考，像原憲的生活型態與思想，他問孔子及孔子所答的話研究一下，這個免於「恥」字的功夫可真難。
如大家所熟知的，漢光武劉秀和嚴光（子陵）是幼年時的同學好友，後來劉秀當了皇帝，下命令全國找嚴子陵，而嚴子陵不願出來作官躲了起來。
後來在浙江桐廬縣富春江上，發現有一個人反穿了皮襖釣魚，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怪人，桐廬縣的縣令把這件事報到京裡去。
漢光武一看報告，知道這人一定是老同學嚴光，這一次才把他接到京裡，但嚴光還是不願作官。
漢光武說，你不要以為我當了皇帝，如今見面還是同學，今夜還是像當年同學時一樣，睡在一起，好聊聊天，嚴子陵還是那樣壞睡相，腿壓在皇帝的肚子上，所以有太史公發現「客星犯帝座」的說法。
後世在嚴光釣魚的地方，建了一座嚴子陵的祠堂，因為歷代以來的讀書人，都很推崇嚴子陵，認為他是真正的隱士。
有一個讀書人去考功名，經過嚴子陵的祠堂，題了首詩在那裡：「君為名利隱，吾為名利來。
羞見先生面，夜半過釣台。」
這是推崇嚴子陵的。
相反的，清人卻有詩批評嚴子陵：「一襲羊裘便有心，虛名傳誦到如今，當時若著蓑衣去，煙水茫茫何處尋？」
這是說嚴子陵故意標榜高隱，實際上是沽名釣譽，想在歷史上留一個清高的美名。
這是反的一面的。
這裡只是提一供幾個故事，作為研究孔子「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
的參考。
這些都是人類社會的通常現象，正如古人說，「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
此外，還有一段中國歷史上蠻有趣的事情。
滿清入關以後，有許多讀書人不投降。
但清帝康熙非常高明，他十六歲登基，就平定了這樣一個廣土眾民的天下，做了六十年的皇帝，把清朝的政治基礎奠定下來，可以說他是一個天才皇帝，不是職業皇帝了。
他看見漢人反清的太多，為了要先收羅那些不願投降的讀書人，在科舉中特別開了一個「博學鴻詞科」。
對於前明不願投降的遺老們，特別恩准，馬馬虎虎，只要報個名，形式上考一下，就給予很好的官位，結果有很多人，在這種誘一惑下動搖了，而進了「博學鴻詞科」。
也還有很多人硬不投降，所以當時鬧了很多笑話。
其中一些是非常尖刻譏諷，當時曾留下幾首諷刺的名詩：「一隊夷齊下首陽，幾年觀望好淒涼。
早知薇蕨終難飽，悔煞無端諫武王。」
後來又開第二次「博學鴻詞科」，再收羅第一次未收羅到的人。
因為許多人看見第一批「博學鴻詞科」的人，都有很好的官位，自己就更忍不住了。
（從這裡看，中國人講究的節一操一，要守住真是難事，自己的中心思想，能終生不變，實在是最高的修養。
）第二次去的人更多，考場的位置都滿了，後去的被推到門外去，就有人更吟詩挖苦了：「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淒涼。
從今決計還山去，薇蕨那堪已吃光。」
中國讀書人，非常重視節一操一，也就是中心思想、見解的堅定問題。
隱痛詩人——吳梅村
又如明末清初的名詩人吳梅村，他的詩的確好。
他本來堅持不肯投降，清政一府挾持其老母威脅他，一逼一得他最後只好去向清政一府報到。
因此吳梅村一生非常痛苦。
同時清政一府對這些投降的人，雖然待遇很好，但後來寫歷史的時候，清帝還是下命令把這些人列入「二臣傳」。
這是中國文化一精一神，儘管再好，終究是投降過來的，骨頭不夠硬，這是很嚴重的，被人看不起的。
吳梅村後來被列入「二臣傳」，他當時去報到，內心非常痛苦，但是被清政一府徵召，非去不可。
所以他的詩有：「浮生所欠唯一死，人世無由識九還。」
吳梅村因為名氣太大，他在應一召起程進京的時候，有好幾百人，號稱「千人會」為他餞行。
有一個青年，沒有參加這次集會，寫了一封信，派人送到這個宴會中去給吳梅村。
吳梅村坐在首席上打開來一看，臉色都變了。
旁邊的人覺得奇怪，看了這封信後，大家的臉色也都變了。
原來這封信上寫了這麼一首詩：「千人石上千人坐，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
所有在座的人全被罵了。
我們看了這些資料，對於原憲問恥，孔子說：「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
這一點，對中國文化中的臣節與忠貞的一精一神，要特別注意。
前天中午和幾位同學吃飯，也談到這個問題。
有一位現在法國修哲學博士的同學，回來寫論文，因為她是學哲學的，聽了這個問題覺得奇怪，她說：「這有什麼不對？」
還問曾國藩，算不算二臣，我告訴她當然不算二臣，她反而覺得「更怪」。
我說，假如有人說你是再嫁夫人，你氣不氣？她說：「我當然氣，我根本還沒有結婚。」
我說，對了，所謂二臣就等於一個女人結了婚，丈夫並沒有不對，而她又離開丈夫和另外一個丈夫在一起，當然別人要攻訐。
這就是西方文化的看法與中國文化的不同。
這個時代的道德、節一操一的觀念也與過去的不同。
所以今天的中國文化，在這個問題上，也正處於歷史文化觀念的矛盾與交替當中。
對於孔子這兩句話，我們用了這許多時間討論，但是這裡並沒有下結論，只是提一供一些故事和意見，大家自己去研究。
不過從孔子教原憲的這兩句話，可知作人之難。
社會、國家上了軌道，干拿薪水，沒有什麼事可做，不必出力，這不可以；社會、國家沒有上軌道，拿了薪水而沒有貢獻，也不可以，都是可恥。
那麼到底怎樣做好？他的重心就是告訴我們，一個知識分子有知識分子的責任，對於社會、國家要有貢獻，不管在安定的時代，或變亂的時代，如果沒有貢獻，沒有盡到知識分子應盡的責任，就是可恥。
草澤中自有經綸
原憲還問第二個問題，這個問題顯示出，原憲之所以為原憲。
後來退隱在草澤之中，並不簡單，他的修養相當高，從他的第二個問題，就看得出來。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
仁則吾不知也。
伐在古書裡經常代表自負、自高、自大、驕傲、自滿的意思。
原憲說，一個人自己的反省功夫，能夠克服了自滿，做到沒有驕傲，非常謙虛；也無怨恨，不怨天，不尤人；而且沒有大的欲一望，不作過分的希求，清心、寡慾，這是不是仁的境界呢？原憲這個問題並不是偶然提出的，而是他自己的體驗心得。
他後來退隱草澤之間，可以說這幾點都做到了。
現在問孔子，這種樣子，算不算是仁的境界？孔子還不承認這是仁的境界。
他說這是難得的，至於是不是仁的境界，那就不知道了。
由此可知孔子所稱的仁，中國文化所標榜的仁的道體，就像道家、佛家所謂「得道」那樣，不可知、不可測，是非常高，不可思議的一個境界。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懷居，等於所謂「問捨求田，原無大志」的問捨。
一個人每天問問房子的價錢；有了三十坪，又想擴充到一百坪；買了一層樓，又想變八層樓，這樣的人就沒有什麼大志。
所謂「掀天揭地，方是奇才。」
這是引用《幼學瓊林》上的四句話，我們老的這一代，從小就念這本書，接受了這種思想，到現在還背誦得出來，這種觀念依然故我，這是中國文化根深蒂固的東西。
孔子這句話是說一個人只為個人的生活打算，還不夠成為一個士。
這句話放在《憲問》這一篇中，可以說原憲在孔子死後，不管功名富貴，而退隱於下層社會，絕不簡單，他一定替下層社會，替一人家解決了很多問題，做了很多大眾福利的事情。
而原憲之所以甘心放棄功名富貴，可以說受孔子教育思想的影響很大，因此他硬是要責備子貢「學道而不能行之，病也！」等於對子貢的不滿意，指摘他沒有做到老師所教的學問道理，光是擺那麼大的排場而已。
又如漢高祖劉邦，在前方打仗的時候，後方僅靠蕭何一個人。
劉邦和項羽打了七十多回仗，都是打敗仗，可是兵源、後勤的補給，從來沒有缺少過，這就是因為蕭何在後方，政治、經濟都做得好，社會非常安定。
而劉邦在前方，每見到後方來的人，都要問蕭何在做些什麼。
蕭何覺得奇怪，就和賓客——智囊一團一、幕僚們——談起這件事。
其中有一個人告訴蕭何，老闆有所懷疑了。
因為劉邦在前方作戰，整個國家的政治權力，都在蕭何的手上，假如蕭何隨便左右擺一下，就不得了的。
這位幕僚就建議蕭何做些問捨求田的事。
後來有人向漢高祖密告蕭何斂財侵佔民田，霸佔民房，漢高祖看到密告，才對蕭何放心，反而一笑了之。
這可從反面道理，瞭解正面人生。
狼虎叢中安身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這個「危」字就是正的意思。
「孫」字古代與「遜」字通用，遜者退也，就是謙退的意思。
孔子說，社會、國家上了軌道，要正言正行；遇到國家社會亂的時候，自己的行為要端正，說話要謙虛。
字面意思解釋了，我們再研究一下孔子。
這看來好像他很滑頭，教學生們幾種態度。
其實不是滑頭，在這裡是教人處世的臣道，做幹部的基本原則，也可以說是作人的基本原則。
天下太平，國家社會都上了軌道的時代，一個正人君子，行為要端正，說話正直，沒有關係，無所顧慮，也不會有鬥爭。
但當處在動亂的社會中，第一個原則：行為要端正，如當公務員，不貪一污，不犯法，規規矩矩，方方正正。
可是在言語上，少發牢騷，不要得罪人。
因為亂世裡沒有章法，否則的話，往往出問題。
從歷史的記錄，生活的經驗，都可以看到。
前面曾經說過，大家說蓋棺論定，而在人生經驗中，有許多人，許多事，蓋棺不足以論定，有許多人硬是把冤枉帶到棺材裡去的。
看穿了這個道理，又何必怨天尤人？
第一個就說到岳飛，他所處的正是一個動亂的時代，他要北伐，完全對，所以岳飛的人品行為，是危言危行，正言正行，結果蒙冤死了。
他沒有做到《論語》這一段的「危行言孫」，怎麼說他言不遜？「直搗黃龍，迎回二聖。」
是他要北伐的口號。
二聖是宋高祖的父親和哥哥（過去帝王時代，稱皇帝為聖人，非常有趣。
）他當時的口號，就是非打不可，準備一定要打到東北去，把太上皇、皇兄兩個人請回來。
他這個話說得也對，是正言，但二聖回來，高宗怎麼辦？所以秦檜要殺岳飛，不過是拍高宗的馬屁。
因為高宗自己的意思，認為岳飛真可一愛一，可是打儘管打，迎回二聖來，教我這個現任皇帝怎麼辦呢？而這個話，高宗又無法告訴岳飛，所以岳飛的死，就在他自己不能做到「危行言孫」！
第二個說到馮道，這個人前面曾提過的。
在唐宋之間，五胡亂華幾十年間，換了好幾個皇帝，都是胡人來統治。
五個朝代，都請他出任要職，活了七十三歲死了，晚年號為長樂老人。
可以想像得到，此人第一是「危言危行」，生活非常嚴謹，本身一點漏洞、一毛一病都沒有，既不貪財，又不好色。
他家裡一口放生池，養了一些魚，他兒子抓了一條魚吃了，也被他責打了一頓。
可是歷史上批評他沒有氣節，有一奶一便是一娘一。
歐陽修論歷史，直罵他無恥。
可是在馮道的詩中，發現他的思想，認為只要立身端正，在狼虎叢中，都可以站得往。
他認為在當時那個時代中，都是豺狼當道，不須向誰盡忠。
只是要保存中國文化的一精一神，中華民族的命脈，等待自己國家有真正的人才出來領導，用不著為胡人盡忠。
他等了好幾十年，直到他死後才出了一個趙匡胤。
這個故事說明馮道在當時那麼亂的時代，對「危行言孫」是做到了。
本身的行為非常端正純良，而態度上、言語上，絕對有分寸，不發牢騷。
與歐陽修相反的意見，有王安石、蘇東坡等人，他們卻認為馮道是菩薩位中的人。
由此可見是非之難定論。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這又是孔子對於人的才德分類。
他認為真正有道德、有修養的人，一定有文字著作，或者有名言留給後世。
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些人，都有德又有言。
但是有些著作的人，文章寫得很好，理論上講修養、講道德，也說得蠻像樣的，卻不一定有很好的修養德行。
一個仁者一定有大勇，這個勇並不是會打架的好勇鬥狠；而一個勇者，不一定有仁。
這裡要注意的是「不必」兩個字，這表示不一定。
當然，有言又有德，有勇又有仁更好。
度德不量力
下面講到有德有言，有仁有勇的具體事實。
南宮適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夫子不答。
南宮適出。
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適就是南容，前面上論和下論都提到過他。
我曾說過，孔子不會那麼簡單，僅僅是聽南容唱了白圭之歌，就把侄女嫁給他，現在在這裡，我們就可知道南容是怎樣一個人。
他請教孔子的問題，提到后羿。
古代的傳說，當時天下有十個太陽，被后羿用箭射下了九個，只剩下現在的一個太陽。
他也會法術，有些丹藥，吃了能長生不死。
奔月的嫦娥就是他的太太，因為偷吃了他的丹藥，就飛到月宮去了。
這是中國古代的神話，要研究中國古代史，就要透過這些神話，中國的神話中有很多問題、很多道理，我們現在暫且不去管它，后羿憑他射箭技術和武勇，為有窮國君，想稱王而最後不得好死，被他的臣子寒浞殺掉了。
奡又是寒浞的兒子，力氣很大。
所謂盪舟，就是可以把在江海裡航行的船，一手抓起來在陸上拖著走。
後來也不得好死，為少康所誅。
南容說這兩個人，一個射箭技術那麼好，一個力氣那麼大，而後來都不得好死。
他舉這兩個例子，說明靠自己的武力去侵略別人，而想有好結果，反而都不得好死。
另一面他舉出禹王、後稷的例子：後稷是唐堯的農師，對於我國農業社會的建立，他的功勞最大；他也就是周朝的祖先。
南容說禹和後稷，沒有羿、奡那麼大的雄心和本事，自己規規矩矩去種田，很平凡老實的人，最後都得到了天下。
禹是自己得天下，後稷是他的子孫得了周朝天下。
南容舉出兩種人，一種人不擇手段而成功，了不起。
（我們經常碰到一些年輕人感慨很多：某某人不擇手段的發了財，在社會上就很神氣、很吃得開。
我為什麼要講道德呢？現在這種思想，很迷惑人。
）但南容認為這些並沒有用，最終還是要倒下來。
另一種人則是殷殷實實地做他分內的工作。
這兩種人到底哪一種對？他只提了這個問題。
孔子聽了以後，並沒有答覆他，因為南容的見解非常高明，這個問題不須要答覆。
所以他一退出去了，孔子就告訴其他同學，這個人思想這樣正確純正，真是了不起的君子，這才是最高的品德。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這都是連接上面一貫的。
孔子說，一個君子不仁，是有的；但是一個小人能仁，這種事是不會有的。
以現在的話來說，一個好人不仁慈，有這個道理，如果說一個壞人而能仁慈，那是不可能的。
我們知道孔孟的思想，都是「春秋責備賢者」的作風，孔子所要求的對象，主要的是知識分子。
在古代教育不普及，知識分子少，一個君子當然要仁慈。
但是人非聖賢，誰能無過？有時不仁也是難免的事。
至於壞人當然沒有仁慈的心，壞人如果有了仁心，就不是壞人，有句俗語「強盜發善心」，這是不大可能的。
如真的強盜發了善心，他就不作強盜而改作好人了。
一愛一里生害
子曰：一愛一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這句話有關於教育，也有關於個人修養。
真一愛一一個人，如一愛一自己的孩子，不能溺一愛一，太一寵一愛一了就害了他。
要使他「勞」，這個勞並不一定使他去勞動，要使他知道人生的困苦艱難。
前天一位富有的朋友，他有個孩子很好，很乖，他說預備將孩子送到南部一家工廠做工，我非常贊成。
在我們看來，像他這樣的家庭，無論怎樣好的教育，生活環境是太舒服了，弄不好會害了這孩子的一生。
教育和《孫子兵法》一樣，「置之死地而後生」，硬要想辦法使他受苦，使他知道困苦艱難。
以這種道理，就能理解「一愛一之，能勿勞乎？」
這句話，也可以理解人生。
其次，不管部下或朋友，即使對自己很忠實，但不要僅僅喜歡他的忠實，還要教育他、培養他。
下面轉了一個氣勢，是孔子批評當時的一些人物及政治作風，以切磋為學的外用。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裡子產潤色之。
這段話孤零零吊在這裡。
所說到的四個人，當時都是鄭國的大夫。
為什麼？我們知道上古王道講道德，後世霸道講事功。
春秋戰國時的五霸，第一個霸主，就是由鄭國開始，所以鄭國在春秋戰國初期，相當有力量。
可是到了孔子的時代等於現在的英國，沒落了。
雖然沒落了，但對國際政治的影響，還是蠻大，因為鄭國出了不少政治上的人才。
這裡所提的四個人，都是鄭國政治上的要人。
孔子這句話所說的「命」，就是古代非常重視的「誥命」。
誥是誥，命是命，兩種文件都是政一府的公告。
比方現在一國的元首，到另一國家訪問過後，發表聯合公報。
這種公告，起稿的人非常費心，每一個字都要斟酌，這種文件不但影響當時的整個國際關係，將來歷史還要留下來的，對與不對，作為歷史批判是非善惡的依據。
我國五經中《尚書》的記載，就是中國上古政一府的文獻資料。
透過這些資料，可以瞭解我們過去的歷史。
誥命就是這些文件。
我們現在一般人稱它為「大文章」，不止是這一代的，而是永遠留在歷史上的大文章。
孔子說，鄭國的誥命頒布出來，非常慎重，先由裨諶起草，然後由世叔來討論、檢查、研究。
「行人」是外交官名，「子羽」是人名。
再由外交官子羽來修改，最後還要經過首相子產，在文采辭藻方面，加以潤色。
以現在的程序來說，好像是由秘書起稿，送給有關單位會稿，然後經過外交部改正，這還不夠，最後經過首相修改文章的辭句，增加文字美。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鄭國在那麼混亂的時代始終人才濟濟，發出來的文告，有那麼慎重，經過這幾個大手筆的考慮才拿出來。
這是孔子告誡從政的學生，一個從政的人，一下筆乃至寫一個條子都要當心，尤其是有關政治大問題的決定，一寫下去，就在歷史上留下一個模子，不能草率。
所以孔子提到「為命」之難，告訴學生們，不要疏忽。
為政難作人更難
或問子產。
子曰：惠人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
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有人問孔子，鄭國的子產這個人怎麼樣？孔子答覆他，子產是大政治家，了不起的人物。
子產當政的時候，對於社會貢獻很大，對國家的老百姓，是有恩惠的人。
再問楚國的子西怎樣？子西是楚國的宰相，孔子到楚國時，他怕孔子會把他的位置擠掉。
而孔子答覆，只是說「他，他啊！」就沒有再說什麼了。
這就是孔子的厚道，假使現在的人，就非要攻擊子西不可了，孔子沒有這樣做。
當然他不同意子西這個人，歷史上的記錄，子西這個人並不高明，而孔子只是「他，他啊！」兩句，不作批評。
此人又問管仲這人怎樣？管仲比孔子早，齊桓公稱霸的時候，他功勞很大。
每次講到管仲，孔子都很佩服，這次他好像伸出大拇指來稱讚他，那才夠得上是一個人，真了不起！他在當政的時候，能夠把齊國另一大夫伯氏，連著的好田三百，沒為公有，而伯氏一家人因此窮困，只有清菜淡飯可吃，但一直到死，沒有怨恨管仲，心服口服。
所以孔子說他能夠稱為一個人，了不起！他沒有說他是一個大政治家，政治家也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是官位上的功勳，而能做到稱為一個「人」，這才了不起。
管仲將別人的財產拿過來，別人因此終身窮困，而對他毫無怨恨，認為處理得很公平。
一個當政的人能做到這樣，的確是了不起，歷史上沒有幾人能做到這樣。
可見他對於社會國家的貢獻，對於其他的人所還報的，一定有他處理的政策與方法，所以孔子要對他連連讚歎了。
不學謂之貧
現在開始討論的，可以說是中國舊文化中所講的「知人論世」的道理。
從這裡可以看到歷史上的人物，也可以瞭解自己、認識自己。
站在人文哲學的立場來說，一個人要認識別人困難，認識自己更難，尤其年齡大了，經驗多了，接觸的人廣了，就感覺到認識自己太難了。
下面就是孔子「知人論世」的一番話：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富而無驕」，有地位、有財富，成功了不驕傲。
本來這個修養很難的，並不是很容易，但是比較起來還是容易。
古今中外有些人因為地位高了，風度蠻好；風度好是外形的，外形過得去，看不出驕傲來，已經了不起，但是內心到底還有一點覺得自己了不起。
剛才與幾個國外回來的學生閒談，他們說到，過去有一部分人，父母與孩子之間的代溝，相差太遠，做父母的，尊嚴得不得了，非要擺成那副樣子不可。
也有的說，自己的父母並不如此，與子女相處像朋友一樣。
有的以地域來說，指本省有些家庭，父母對子女還是擺一副尊嚴的模樣，我就問他們在國外有沒有注意，華僑社會裡，多數父母對子女的態度，也是保持著尊嚴。
這是廣東、福建的風氣，他們還保持了老一輩子的父母的威嚴。
而父母子女相處比較開明一點，多半是在上海生長的人。
父母保持他們的尊嚴，只是過分或不過分，並沒有錯。
有的又說，父母保持那股威嚴，就是一種傲慢心理，覺得我有兒女，兒女就要聽我的。
我說這可不能列入驕傲的範圍，更不要錯用了驕傲這個形容詞。
由我個人的觀察和體會，有許多人想不驕傲，很難做到。
富貴了，地位高了會驕傲；有錢會驕傲；年齡大了也會驕傲，認為自己多吃了幾十年飯，年輕小伙子就不行，其實多吃的幾十年飯，不一定吃得對；學問高了也會驕傲。
所以要修養到「無驕」，實在不容易。
不過在比較上，富而無驕和貧而無怨，兩者之間，還是無驕容易一點。
「貧而無怨」的貧並不一定是經濟環境的窮；不得志也是貧；沒有知識的人看到有知識的人，就覺得有知識的人富有；「才」也是財產，有很多人是知識的貧窮。
莊子就曾經提到，眼睛看不見的瞎子，耳朵聽不見的聾子，只是外在生理的；知識上的瞎子，知識上的聾子，就不可救藥。
所以貧並不一定指沒有錢，各種貧乏都包括在內。
人貧了就會有怨，所謂怨天尤人，就牢騷多，人窮氣大，所以教人作到「安貧樂道」。
這是中國文化中，一個知識分子的基本大原則。
但是真正的貧而能安，太不容易。
現在有人，拿「安貧樂道，知足常樂」這兩句話，批評中國文化，說中國的不進步，就受了這種思想的影響。
這種批評不一定對，「安貧樂道」與「知足常樂」，是個人的修養，而且也少有人真正修養到。
我們當然更不能說中國這個民族，因為這兩項修養，就不圖進取。
事實上沒這個意思，中國文化還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等鼓舞的名言，我們不可只抓到一點，就犯以偏概全的錯誤。
這兩句話，是對自己作人做事的一個尺碼，一個考驗。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
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先解釋原文文字：孟公綽是魯國的大夫，後世朱熹的註解，說他很清廉，安貧樂道、知足常樂的人。
趙、魏是大國，對下面滕、薛兩個國家而言，趙、魏比較大，滕、薛比較小。
識人難識己更難
關於「老」，過去的官名有「三老」，也有「三公」。
古代三公的地位很高，但在秦漢以後，就很少有明文規定這個官銜了。
他們學問道德崇高，沒有實際行政，所謂「坐而論道」，著重在建議和指導，和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不管部大臣差不多，什麼都不管，可是樣樣都要問。
越是國家大事，越是很重要的決定，越要請他們參加意見。
往往一句話可以推翻整個政策，或者建立新的政策。
至於「老」，也是如此，在古代是很清要的職務，本身要學問好，人品好。
凡是清要的官，只要說一句話，影響很大，皇帝都非常重視。
到了現在，學術界，以及政界，對所尊重的人，常稱某公，或尊稱為「老」，就有「國之大老」的意思。
孔子這裡說，孟公綽這個人，要他做趙、魏大國中的大老——顧問，則是第一等的好人才；他的才能、學問、道德，擔任這個職務好得很，沒有錯。
但是如果滕、薛兩個小國家請他作大夫，要他在實際政務上從政，當部長，或院長，那就不行，會當不好。
孔子以這個問題，與學生討論。
孔子論人，認為有許多人，擔任某一種大位置、大要職，蠻好；但是要他改做實際工作，去執行一個任務，就完了。
平常看他，學問好，見解也好，寫的文章、建議、辦法都對。
可是，讓他去實際從事行政工作，就不行。
有些人，要他從事實際行政工作，執行任務，會辦得很好，如果這樣認為他很了不起，把他提拔到太高的清要地位，那他又完了。
所以作領導的人，對人才的認識很難，對自己的認識也難，要曉得自己能作什麼，可真不容易。
我過去在私塾中所受的教育，老師們教的一些散文和詩，都包含有人生的道理。
我的一位老師曾有一首評論歷史的詩，講得非常好：「隋煬不幸為天子，安石可憐作相公。
若使二人窮到老，一為名士一文雄。」
這意思是說，隋煬帝運氣不好，當了皇帝；而王安石很可憐，作了宰相。
這兩個人若是不得志，王安石將成為大文豪，他的文章那麼好，恐怕當時和後世對他的敬仰，還要更高，隋煬帝如果當時不作皇帝，就是一個很好的名士，一個才子。
我們再說李後主，真是好的文學家，那麼好的文學，真好，過去找不出來，以後恐怕也難找到這麼好的文學家，實在太好了，可惜當了皇帝。
宋朝徽宗等人也是如此。
不過話得說回來，文學又談何容易？《紅樓夢》之後，再也寫不出第二部《紅樓夢》，沒有像曹雪芹那樣的家庭，沒有像曹雪芹一樣，整天和一些女孩子在一起打滾，沒有那個經驗，換一個人怎麼也寫不出來。
施耐庵的《水滸傳》，沒有跑過江湖，沒有和那些動輒拔刀的江湖朋友混在一起，也寫不出來。
文學是這樣培養出來的。
李後主的詞好，前面曾說過，他花的本錢大，也是當了皇帝，江山又在他手裡丟掉，然後才有那種文學的境界出來。
可是拿人生的立場看來，這些人都是不幸。
因此我們又想起另外一個人的哲學，人生得意的事，有時並不是幸福；而有時候失意的事，並不是倒楣。
如在明末清初的時候，有一個人作了一首詩：「眼前喬木盡兒孫，曾見吳官幾度春。
若使當時成大廈，亦應隨例作灰塵。」
這首詩是說失意並不見得壞。
第一句他感慨眼前的國家棟樑，都是他的後輩。
第二句是講自己，像山上的大木、神木一樣，自己年紀大了，看到朝代的更替、興衰、成敗多少次，假使自己當時也成為其中的棟樑，早就被燒光了。
所以人生得意的事，雖不一定是壞，也不一定就是好，有時失意也不一定是差。
這些道理可使我們瞭解孔子講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的話，的確是意義深長。
所以剛才提出來用人難，不但對人才的選拔、安置困難，而每個人自己認識自己更難。
我們瞭解了歷史的往事，將來自己做事業時，對於人才，對於用人，的確要能知己知彼才對。
全才——智、清、勇、藝、禮
下面講到怎樣才算是人才與全才。
子路問成一人。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一人矣！曰：今之成一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一人矣！
這裡孔子所說的「成一人」，也可以解釋為全人，也可以說是人世間的全才。
子路問怎樣才是全才，孔子說，要求一個全才太難：第一個是智慧，像臧武仲，這位魯國的大夫，智慧高，知識淵博；其次要像孟公綽的清心寡慾，什麼都不要，本身非常清高、廉潔；光是有清廉的德一操一，智慧的修養，還是不夠，還要有勇，如卞莊子。
卞莊刺虎，是我們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故事，當然不止是打老虎的勇敢，主要在有決心、決斷，須要犧牲的時候就敢於犧牲的大勇；就是有了智慧、清廉、勇敢還不夠，還要有冉求之藝，文學藝術的境界，樣樣才能都會。
這四個人的優點：高度的智慧；道德的涵養，沒有私慾，沒有火氣，心平氣和；品德好的人，往往有點像廢人一樣，所以又要加上勇敢、決斷、俠義的一精一神，這樣還不能算是全才或全人，還要加上文藝境界，與高度的禮教修養，這樣幾個條件合一攏來，就可以為成一人了。
這該多難！但是要注意，原文「亦」字用在這裡的重要意義，孔子說了如此等等，還是用了一個「亦」可以為成一人矣的「亦」字。
由此可知他認為還並沒有完全到達理想中「成一人」的那個程度。
讀到這段書我們要記住，這一段孔子所提出的，可說是講國家大才的標準，也可說是講中國文化，講人格教育修養的標準。
但是孔子所要求的太高了，然後自己轉了一個彎，對子路說，時代不同了，不一定要把我這個觀念拿來作標準。
現在只要做到「見利思義」，看見對自己有利的事，能多考慮一下義的方面。
義就是宜——看看這個利是不是合理、合情、合法。
「見危授命」，既然身為負責人，為大家做事，要能做到臨危時，接受任命，為達成任務，寧可犧牲自己。
甚至交朋友也能如此。
還有平時所說出的話，不管經過多少時間的考驗，何等環境的考驗，縱然過了很久很久，都能言行一致，說得到的一定做得到。
有了這幾點，在這個時代裡，已經是了不起的人才了，何必要求太高呢！
我們拿「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這句話，看現在的社會，有時很好笑，發表任何政見時，要如何如何，一旦到那個位置以後，所說的話都不見得兌現了，哪裡能夠作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看現代可以證歷史，看歷史可以懂現代，如孔子說的「溫故而知新」。
我們說現在社會風氣不好，孔子當時社會風氣也一樣不好。
有些同學到外國留學回來，開口就是外國如何如何好，我就告訴他們，古今中外都是一例，沒有外國如何好，中國如何壞。
以貪一污來說，美國有許多地方，貪一污得更厲害。
外國人也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十幾年以前有些年輕同學去美國留學，我制了棉被送給他們帶去。
有位外交官說太落伍，在美國用不著。
可是這個同學因為是老師制贈的，還是帶了去。
我又要他們帶了些宮燈之類的小禮物去，要他們保持中國的禮貌，逢年過節時要對老師表示敬意。
他們也曾說外國人不喜歡這一套，後來兩樣都對。
聖誕節去向老師行個禮，送一盞小宮燈聊表敬意，說明是中國禮貌，外國老師高興得不得了，說所教的各國學生，只有中國學生最好，最有禮貌。
至於棉被，碰到冬天停電，大家凍得要命，而他們穿棉襖，蓋棉被最舒服，這都是中國文化。
因此也瞭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凡是人，感情思想是一樣的，絕對沒有兩樣，表達的方式不同而已。
所以我們處理一件事，要注意到古今中外，包括未來的時代，人情世故是一樣的。
縱然觀念兩樣，其實原則還是一樣，換一個角度講就通了。
譬如說某件事在道德上不通，有些外國人不會理解；說成沒有價值，他馬上贊同這句話。
不過把「道德」與「價值」兩個名詞換用了一下而已。
因此，我們教育子弟，不管什麼時代，中國文化的人格標準，絕對是高的，絕對是對的。
我們現代的人格教育，能夠使每一個人，做到像孔子所講的第二條「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就很了不起。
再進一步，如果能夠做到像孔子所講的第一條，集智慧、人品、膽識、才藝於一身的人，那就太難得了。
疑假疑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
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公叔文子，文子是他的謚號。
朱熹的考證是公孫枝，別的考證叫公孫拔。
究竟誰對，暫時不去管他，不過都知道這個人是衛國的大夫。
孔子除了對他自己的國家魯國以外，對衛國的感情最深厚。
公叔文子在當時名氣很大，影響力也很大。
孔子問公明賈——公明賈也是衛國人。
孔子問他說，夫子（我們後世拿「夫子」為對孔子的尊稱。
孔子當時「夫子」兩字，等於我們現在以「先生」稱人，這裡就是指公叔文子。
）是衛國的聞人，社會上很有聲望，政治上很有影響力，大家都說他很好，但有一點不知可不可信？公叔先生平常不隨便說話，說一句話就有相當份量；也不說別人是非；也不輕易笑；也不貪。
公明賈就說，別人對你所講的，把他描寫得過分好了。
其實他講話能把握時間、要領，不講廢話，恰到好處，因此人家聽了，不討厭他的話。
他高興了、痛快了就笑，笑得恰到好處，所以人家不討厭他的笑。
譬如下雨天在街上見人跌倒而哈哈大笑，這個笑，不得其時，人家已經跌得很痛，很狼狽了，這不應該笑的，偏要笑，豈不讓人討厭？
關於取，合理的送他禮物，適可而取，不故意標榜清高。
他這樣一解釋非常好，但是公叔文子這個人在歷史上有點問題。
所以孔子聽了他的解釋說：「是嗎？真的嗎？」
是表示懷疑口氣。
是否這個人徒有虛名，很難斷定，如白居易的詩：「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是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周公輔助成王的時候，有人造他的謠，說他企圖把侄子殺掉，自己當皇帝，使周公也怕起來了。
而王莽在沒有叛國以前好得很，滿朝文武，全國老百姓，沒有人說王莽是壞的。
假使這兩個人在這個時候就死掉了，那麼他們一生中的真假又有誰知道？這是白居易一首大家熟知的詩，他給了我們一個啟示，使我們知道，有些人運氣不好，把冤枉帶到棺材裡去了，可知人生定論很難。
所以對於公叔文子，在公明賈替他作解釋以後，孔子說：「是嗎？難道真的嗎？」
存疑是可以的。
挾兵自重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臧武仲是魯國的大夫，犯了罪自己逃出去。
可是不肯放下權力，在防區上整兵振武，向魯君要求，封他的兒孫永遠作這個地方的首長。
他用這個方法，取得這個位置。
孔子說，他這樣做，表面上雖然說是提出退讓的要求，不說要挾，但是這不必騙人了，我是不相信的，他分明是用要挾取得富貴功名與政權。
中國歷史的藩鎮禍國，都是同此一例的辦法。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由此而引出孔子對歷史的批評。
自周朝王道式微以後，就是霸業的開始，「挾天子以令諸侯」，表面上雖然擁護中央，而中央政一府的皇帝，還是聽他們的意見擺一布，這是春秋戰國時候的霸業。
如果以中國歷史文化來分王道與霸業，則春秋戰國以後的漢、唐、宋、元、明、清在儒家思想的看法，並不能稱為王道，統統都是霸道。
真正達到三代以上，以道德維繫的政治，那才是王道。
以權術取得而講事功的則是霸道。
所以在春秋戰國五霸的階段，仁義道德，也只是霸主的手段而已，變成口號了。
但在五霸中比較起來，也有好壞，所以孔子說晉文公譎而不正，他對晉文公的為人，不以為然。
譎就是用詭道、手段。
孔子為什麼說晉文公譎而不正？因為晉文公家庭遭遇變故，流亡在外十九年，他的高級部下，智囊一團一之一的舅犯，斷定他一定能復國：「重耳（晉文公的名字）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
民之情偽，備知之矣。」
因為他吃盡流亡的痛苦，深深瞭解人心的險惡，所以便懂得如何運用權術。
齊桓公就不是這樣，孔子認為比較好，而齊桓公與晉文公兩個人的遭遇也大有不同。
根據孔子這兩句話，研究歷史上帝王、領一導一人的心理，與少年時代的遭遇、環境的培養都大有關係。
管鮑之交難
因為孔子講到對晉文公和齊桓公的比較，而且加以評論，子路就來插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說，老師說齊桓公好，但是我想起一件事。
齊桓公和公子糾，是兄弟也是政敵。
管仲沒有得志的時候，原來是幫助公子糾的，那時另外還有一個大臣名召忽，當時公子糾死了，召忽也拚命作戰，為公子糾而死，但管仲並沒有殉職。
這樣說來，管仲的人格還是有問題。
這是歷史上有名的故事。
當時幫助齊桓公成功，有名的名臣是鮑叔牙。
桓公問鮑叔牙，如果想成霸業，把齊國治好，誰是好的人才。
鮑叔牙就推薦了管仲。
但管仲曾經在作戰的時候，用箭射過齊桓公，幸好沒有將齊桓公射死，而射中了衣帶鉤。
所以齊桓公聽了鮑叔牙的推薦後說，管仲這個人曾經助過公子糾，而且用箭射過我，幸好只中衣帶鉤，我沒有殺他，已經夠寬大了，你還要推薦他？鮑叔牙就說，你要振興國家？還是要報私仇？你如果想成霸業，就不要記私仇。
因為他是人才，當他幫助公子糾的時候，應該射你的。
各為其主，立場不同嘛！齊桓公也有漢高祖相同的氣度，因此用了管仲。
大家交朋友，常引用歷史上管鮑之交，把管仲與鮑叔牙的交情，來比擬知己之交，但要真正達到那個程度太難了。
中國五倫之道，朋友一倫是很重要的，也很難的。
像管仲與鮑叔牙這種知己的朋友，在歷史上只這麼一個例子。
任何人一輩子都難得有這樣知己，管仲最窮的時候，生活一切都依賴鮑叔牙。
共同做生意賺了錢，管仲自己就多分了紅利，鮑叔牙也不在乎。
這還不算太難。
齊桓公成功了，鮑叔牙推薦管仲當宰相，這也還不算難。
管仲晚年就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人生得一知己太難。
知己到什麼程度呢？管仲臨終以前，齊桓公問他，鮑叔牙可不可以接替他的職位。
管仲說不可以讓鮑叔牙當宰相。
鮑叔牙一生都照應管仲，照普通一般情理講，管仲臨死了，應該將這個職位交給鮑叔，以為報答。
現在由齊桓公提出這個意見來，他還說不可以，好像管仲不夠朋友。
其實他有他的道理。
管仲對齊桓公說，你不要害鮑叔牙了，他這個人的人品實在了不起，氣度也非常大，可是嫉惡如仇。
一個當首相、當主管的，要能藏垢納污，骯髒的東西也要包涵一點，完全要求清高是做不到的。
鮑叔牙的第一個一毛一病就是太好、太清了，不能包容壞的一面。
如把政權交給他，害了你齊桓公，也害了鮑叔牙。
這樣鮑叔牙也很高興，認為只有管仲懂得他。
所以我們同事之間、朋友之間相處，都曉得講歷史上這件事情。
我們文化深厚，就是歷史上的故事太多，前輩的經驗太多了。
我們讀書也是為了吸收這些作人做事的經驗。
我曾經看到過類似的事情，有兩個好朋友又是同學，其中一個當師長。
當他要交卸這個師長職位的時候，上級也決定由他的同學來接他的位置，可是他極力反對。
有人就問他為什麼這樣不幫同學好友的忙，他說我不願害自己的同學好友，如果他來接我的事，依他的個一性一，結果一定會弄到坐牢。
最後事實證明，果然如此。
朋友能夠交到這樣，談何容易！普通人只看現實，所以介紹管仲等等的故事給諸位，我們要知道交友之難，待友之難，以及得一知己之難。
這裡子路提出來說管仲這個人的做法，恐怕不仁吧？孔子說，春秋時代開始的時候，齊桓公雖然是霸主，但是把周朝中央政權的威信重新整頓，九次召集了諸侯開聯合會議，安定了國家社會，從來沒有用武力威脅人，固然霸業是權術，可是他權術的最高原則還是道德，致使周朝的歷史能夠再延續下去。
這些都是管仲的力量，這已經很好了，也就是仁義之道了。
何必求之太過呢！
死生亦大矣
討論到這裡，子貢就起來辯論了。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貢拿個人的人格來看管仲，可以說他是不仁不義。
齊桓公殺了公子糾，管仲本來追隨公子糾的，照理也應該殉死，他卻不能以死盡忠，後來反而更進一步，投降齊桓公，居然貪富貴作宰相，就更不對了。
孔子說，政治道德、人生道德，很難評論得公平中肯。
管仲投降了齊桓公以後，幫助齊桓公在諸侯中稱霸，把當時那麼亂的社會輔正過來，對歷史的貢獻，對國家民族社會的貢獻太大了。
到現在管仲已經死了，可是我們這些人都受了他的好處，今天社會能夠安定，各個諸侯的國家能夠安定，都是他們的功德所賜，假使當時沒有管仲，那我們即已變成野蠻民族了。
「被發左衽」就是野蠻民族。
中國古代男一女的頭髮都是梳起來的，我們現在都披髮，是外國文化。
「左衽」，試看過去的西藏、蒙古等邊疆民族，都是左肩披著衣服，右肩臂露在外面，這是文化野蠻落後的象徵。
可是現在我們的裝束，也都是被發左衽，向原始文化投降了，好在不止我們，整個世界都在被發左衽。
講到這一點，我想我們的民族文化，總有一天會站起來。
孔子告訴子貢，管仲對歷史的貢獻有如此的大，沒有管仲，我們的文化都可能滅絕了。
這種情形，又怎麼是普通男一女，認為他怎麼不為公子糾而死的觀念可比呢？公子糾對管仲並不好，不聽管仲的意見，如聽管仲的意見，就不會有齊桓公，而是公子糾起來了。
公子糾不以管仲為國士，管仲也不必要為公子糾殉死。
這就不能拿普通一般人的情形來責備管仲了。
普通人一碰到失敗就自一殺，毫無價值，好像倒在污水溝裡，這樣一死了之，又有什麼意義？所以他不輕易為公子糾而死，以致後來有這麼大的貢獻。
那麼這生死之間的價值取捨，就另是一番評估了。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公叔文子，就是剛才提到過的公孫拔或公孫枝，文子是他的謚號。
我們先要瞭解，春秋戰國時代，依照中國的封建制度，平民很難上來做官，但不是絕對不能。
在這種制度下，公叔文子的部下僎由公叔文子的提拔，從平民而提升保薦到與自己同等的地位。
孔子說，公叔文子真夠得上稱「文」。
中國古代謚法稱「文」是很難的，根據《謚法》解的記載，稱文的有下面幾種：一、經天緯地，二、道德博聞，三、勤學好問，四、慈惠一愛一民，五、愍民惠禮，六、賜民爵位等六種。
如明代的王文成，清代的曾文正，就是這個「文」。
人盡其才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
夫如是，奚其喪？
孔子在衛國很久，當時的衛靈公對孔子非常敬重，但卻沒有啟用孔子。
衛靈公好像是個活寶，他一寵一信的妃子就是有名的南子，政治不算好，也不見得太壞，可是衛國上下對孔子都很敬重。
但在一般輿論，對衛靈公頗多不滿。
季康子就說，衛國的這位領一導一人既然這麼壞，怎麼衛國不會亡國？孔子說，衛靈公儘管不好，但他會用人，他的部下了不起的人才很多。
這一點我們又要看歷史了，翻開古今中外的歷史，一個主管，是不是善於用人，非常重要。
就是在商業上，一個做老闆的，善於用職員，也是很重要的成功因素。
如果職員用得好，公司到了危急的時候，都不會垮台。
一個機構如此，一個國家的政治也是一樣。
人才要安排得好，而且人才處處都有，看你怎樣安排，有的人這方面不行，而另一方面有所長。
所以孔子談到衛國的時候，季康子問這樣一個領一導一人怎麼不亡國。
孔子就指出，衛靈公用了最好的外交家仲叔圉治賓客，就是辦外交。
在國際動盪的時候，外交最重要，而他用到了好的外交家。
還有祝鮀治宗廟，在宗法社會宗廟也是政治的中心，以現在制度來說，包括了教育、文化、內政，都屬於宗廟的事，上論曾經提到，所謂「祝鮀之佞」是指這個人很會說話，是一個理論家、政論家，他還辦過一次成功的外交。
另外又有王孫賈主持國防、軍事。
一個國家外交、內政、文教、國防有這樣三個人才主持，衛國怎麼會亡？只是衛靈公本人活寶一點，不過雖然活寶，他會用人。
在歷史上，漢、唐、宋、元、明、清各代，中期時有些職業皇帝都蠻活寶的，但是他會用大臣，幹部用得好，而且絕對可以信任，就行了。
縮小範圍，一個單位主管，一個家庭，對家人子女，也是一樣的道理。
但從後世認定屬於偽書的《莊子·雜篇》中，卻有推重衛靈公之所以稱靈的道理，並不如此簡單。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孔子說這話的意思，指有些人吹牛臉都不紅，這還不算，最怕是吹了牛不兌現。
真做到了，就不算是吹牛了。
所以我們做事、說話時要慎重考慮，大言不慚很容易，要看自己能不能做到。
講解《論語》到現在，已經十四篇了，每篇都有高一潮起伏，一點也不呆板。
到這裡又轉了一個方向了。
為正義而言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之三子，告。
不可。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這一段是孔子在魯國的時候，國際上發生大事，齊國的部下叛變，殺了皇帝——皇帝是口語，正名應該是齊國的國君，這個叛變的人叫陳成子。
（下面殺了上面為「弒」，這是《春秋》筆法。
）孔子聽到這個消息，看得非常嚴重，像是參與國家大典一樣，洗了澡，穿了禮服去朝見魯哀公。
他說齊國的內政發生了叛變。
陳恆殺了他的國君，我們魯國要出兵去討伐叛逆。
這就是中國文化，自古以來，都是世界大同的政治思想，所謂「興滅國，繼絕世」的主要一精一神，就是在國際間，碰到任何一個國家出了事，出兵幫忙，替別人消滅了禍亂，然後還是把政權交還給該國。
我們只需要他年年進貢，歲歲來朝。
而事實上年年進貢，歲歲來朝，是吃虧賠本的事。
譬如過去歷史的記載，海外的屬國進貢了一頭長頸鹿，或者外邦進貢了一頭老虎，我們還要招待他的使者好幾個月，皇帝還要給他賞賜。
我們絕對沒有土地侵略、經濟侵略的野心，中國人只有一愛一別人，不會侵略別人，自古以來，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軍事思想，有時出兵打仗，只是為了正義，不是為了利益。
孔子請哀公出兵討伐陳恆，就是為了正義。
而且孔子這個時候，他的大司寇位置已經下了台，可以不管國事，可能顧問的名義都沒有，只是可以在皇帝面前講話而已。
他為了要實行中國文化的一精一神，就去報告，請求出兵。
但是當時魯哀公很可憐，所有的權力，都在季家三兄弟的手裡，哀公不能說孔子的主張不對，幫助鄰國平亂是應該的，可是沒有辦法，就要孔子去和季氏三家講。
孔子說，因為我總是從大夫之後，是國家有地位的人，職責所在，道義所在，不能不向你報告。
魯哀公聽完了還是要他去告訴季家，於是孔子退回來，告訴季家三兄弟。
可是季家三兄弟不同意，認為不要管這個閒事。
孔子說，因為我是魯國的人，所以我不能不說，將來不要說我沒有講過這個話，我已經告訴過你們，也向國君報告過，我的個人責任、國家責任、歷史責任都盡到了，做不做是你們的事。
這一段，很明顯的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的一精一神，中國的政治哲學也在這裡。
我常和外國留華的同學們說笑，就以留學生來說，現在我們的留學生，在外國打工、端盤子洗碗。
但是由唐代開始歷史上可以看到，當時外國來華的留學生，達數萬餘人，我們的政一府，在長安建築了幾千間房屋，招待吃、招待住，讓他們讀書，學習中國文化，夠漂亮！哪像現在你們駐華的領事館，辦起簽證來，還再三考慮，深恐會佔了你們的工作機會。
話說回來，歷史時代的環境不同，當然不可一概而論。
只是在這一段裡，對於中國的政治思想、軍事思想、文化思想、民族一精一神的重心，可以有個概要的認識。
風雲際會
子路問事君。
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這裡的「事」字是動詞，和服侍、侍候的侍同義。
子路問作一個國君的高級幹部，應該怎麼才對。
孔子說，既然作人家的幹部，就要絕對忠心，不可欺騙上司，不騙他就要說直話。
但說直話也很難，所謂「忠言逆耳」，可是要對領一導一人盡其忠，不妨冒犯他一下。
講到這方面，在我們中國歷史上，常看到大臣與皇帝政見衝突的事，旁注便有「拂其龍麟」的話，以前對皇帝以龍作為表徵，據說龍的個一性一，能柔能剛，隨便怎樣碰它的鱗甲，都不會生氣，只有龍的頷下三寸處生的是逆鱗，倒的，那是致命所在，絕對不能碰，否則龍就會發怒而毀人的。
這就說明為領一導一人的，度量要大，對有理取鬧的，能夠包容原諒。
但在最要緊的關鍵上，千萬不可以碰。
譬如我們對朋友也儘管說直話，但對於朋友某一要命的缺點，則不能隨便說了。
以現代的行為道德講，適當的限度，保持別人的自尊心，是必要的。
所以歷史上有些大臣「犯顏諫諍」，就是說領一導一人已經很生氣了，可是忠心的部下為了他好，不管他怎樣生氣，應該說的話，還是要講。
我們讀《宋史》，趙普對宋太祖，就做到了「勿欺也，而犯之。」
有一次，趙普推薦某人作官，宋太祖不答應。
第二天，趙普又上奏推薦這個人，宋太祖還是不答應。
第三天趙普又上奏推薦，宋太祖這一下可忍不住了，氣得大發雷霆，把奏摺撕碎了扔到地上。
趙普面不改色地跪著，把這些碎片拾起來，帶回去。
過些天，把這撕碎了的奏章補貼好，又帶上朝去推薦。
宋太祖這一次總算醒悟了，終於任用了這個人。
又有一次，有個大臣應該陞官，但是宋太祖一向討厭那個人，不准他升。
趙普極力奏請太祖批准，宋太祖又被趙普惹火了，氣呼一呼地說：「我就是不讓他升，你又能怎麼樣？」
趙普說：「刑賞，有天下刑賞的準則，陛下怎麼能以個人的喜怒來左右刑賞？」
太祖氣得離座而起，回到內宮。
趙普就跟著站在宮門口，久久不肯離去。
宋太祖後來也就答應了。
我們從這兩個故事就可想見趙普處事的剛毅果斷，但是他也有缺點，心胸不寬，容易記恨。
他常會挑剔那些當他貧賤時，對他不好的人們。
每逢這種情況，宋太祖就說：「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
勸趙普度量放大，不要計較這些小節。
更何況天子宰相之才，哪裡是社會一般人所能鑒識的。
後來，趙普就不敢再提這一類的事了。
這種類似的故事，在《貞觀政要》這部書裡，記載得很多。
唐太宗、魏征也是一對好搭檔。
不過話說回來，魏征這個夥計固然好，也要有唐太宗那樣的好老闆。
照《貞觀政要》的記載，長孫皇后也很好，所以還要老闆一娘一也好。
不然的話，就變成上論中所講的「事君數，斯辱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這兩句話，大家都知道，經常引用，已變成成語了。
自古以來，對於上達與下達的解釋各有各的觀點。
綜合一般的觀點來解釋，所謂「上達」，以現在思想的習慣而言，就是比較形而上的、昇華的。
所謂「下達」，就是比較現實的、卑下的。
深入一點說，君子與小人，在春秋戰國時代，尤其在孔子言論中，經常提出來作為一個對比的名稱。
因為真正研究學問，真正搞思想是少數人的事。
有許多人儘管在讀書，但並不一定在研究學問，而只是在求知識；儘管有人在搞思想，但並不一定在研究思想本身，不是研究哲學的問題。
研究思想怎麼來的，牽涉到形而上哲學的問題。
形而上可以說是上達；形而下、現實的、淺近的就是下達。
「達」就是通達，這是我們前面提到過的，過去的習慣，問人讀書的情形，不問他讀了什麼書，有沒有文憑學位，只問讀通達了沒。
再說，「上達」，也可以解釋為有高明的遠見。
「下達」，便是比較淺近，只重於現實的低視。
為誰讀書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這兩句話我們有幾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點應注意到的，這是孔子對中國文化發展史的看法。
第二點，研究這兩句話，怎樣為己，怎樣為人。
一般說為己就是自私；為人就是為大家，也可強調說是為公。
「古之學者為己」，古人為自己研究學問。
「今之學者為人」，現在人為別人研究學問。
這個問題就來了，從文字表面上看，可以說後世的人求學問，好像比古人更好，因為是不為自己而為人家，這是一種觀點。
剛好昨天有一位同學，討論到這個問題。
他寫一篇博士論文，中間有一段，引用了這兩句話，作東西文化的比較，就是持這種觀點。
我告訴他，這一觀點可以成立，但是有一個事實，我們中國人過去讀書，的確有大部分人還保持了傳統的作風。
這一傳統的作風，類似於現代大學中最新的教育，或者西方最新的小學教育，所謂注重「一性一向教育」，就是依照個一性一的趨向，就個人所一愛一好的，加以培養教育，不必勉強。
一個喜歡工程的人，硬要他去學文學，是做不到的。
有許多孩子，自小喜歡玩破表、拆玩具，作父母的一定責罰他不該破壞東西。
在教育家的眼光中，這孩子是有機械的天才，應該在這方面培養他。
我們中國人過去讀書，老實說不為別人求學問。
而現在一般人求學問，的確是為別人求學問。
一個普通現象，大專學生為了社會讀書，如果考不取，作父母的都好像感到失面子，對朋友也無法交代。
讀書往往為了父母的面子、社會的壓力，不是為自己。
目前在大學裡，有些重要的科系，男生人數還不到三分之一，幾乎滿堂都是女生。
譬如哲學系的課，學生有七八十人，他們真的喜歡哲學嗎？天知道！連什麼叫哲學都不懂，為什麼考到這一系？將來畢業了，出去教書都沒人要。
社會上聽到哲學系，認為不是算命看相的，就是神經。
可是為了什麼？憑良心說，只是為了文憑。
有的女孩子，學了哲學幹什麼？當然也可以成哲學家，不過沒有家庭的好日子過，既不能作賢妻，又不能為良母，那就慘了。
可是現在的教育，任何一系，都少有為自己的意志而研究的。
曾經有一個學生告訴我，當年他在大二讀書的時候，有一天真被父母一逼一得氣了，就對父母說：「你們再這樣一逼一我，我不替你讀書了！」他說那時候心裡真覺得自己努力讀書，是為了父母在朋友面前顯示榮耀而讀的，在自己則並無興趣。
那麼今天的人讀書，從文字表面上看，「今之學者為人」，為別人讀書，至少是為社會讀書。
社會上需要，自己覺得前途有此必要而已。
說是自己對於某一項學問真是有了興趣，想深入研究追求，在今日的社會中，這種人不太多。
照目前的狀況，如果缺乏
分類：諸子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