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別裁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明人遂行。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孔子周遊列國到了衛國，衛靈公就向孔子請教軍事作戰的事。
孔子並不是不懂，但提問題的是衛靈公這個人，孔子就不答覆他。
孔子希望他不要發動戰爭。
對侵略的戰爭，孔子是反對的。
所以孔子說對於俎豆之事——俎豆就是行大禮的祭器，以現在的觀念講，代表禮樂文化的真一精一神——我還懂；軍事學我還沒學過，對不起，我不懂。
第二天就離開衛國，到了陳國，結果餓飯，糧食斷了，還帶了一大批學生。
絕糧的種因就在這裡。
跟著他的學生，因此病得躺下，起不來的很多。
這時子路很不高興，頗有怨言，臉色很難看，跑去對孔子說，老師你天天講道德、學問，講了半天，結果怎樣？現在同學們都快餓死了。
君子！君子竟然窮得這麼倒楣？孔子說，君子才能夠守窮，換句話說，要看什麼人才有資格窮，只有君子才有受窮的資格，雖然處在貧困中，還是能夠信仰堅定，不動搖。
如果是小人，則相反，一窮了什麼事情都可以干了。
受不了窮就不算君子。
講到窮與不窮，也是很妙的，有些境界是須要修養才能達到的，這也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不同點之一。
古代歷史上這類的人很多。
像明朝一位名士（一時記不起名字來了，很抱歉。
）是大畫家，詩文也非常好，窮得不得了，第二天沒有米下鍋了，頭天晚上還坐在樹下賞月吟詩。
太太嘮叨他：「明天沒有米，還作詩！」他看看天上的月亮說：「時間距明天早晨還有好幾個時辰哩！明天的事明天管，現在還是看月亮吧，風景太好了。」
這是文人的修養，但是這種文人修養的胸襟、器度，又談何容易。
總而言之，一個人要在心理上構成一個中心思想，自己要有個境界。
假使內在沒有一個東西，人生是相當空虛的。
有事情做，忙的時候不覺得，如果一個人把事放下來，處在清靈當中，就要受不了啦！這個窮還不只是指經濟環境窮，人到了窮途末路，上了年紀，萬事俱空，兒女離開了身邊，老伴也去了，冷清清一個人，的確不好受。
這個時候，必須自己有自己天地中「一性一天風月」，自己有自己的修養才行。
有了這個境界，才能做到「君子固窮」。
又說一貫
下面等於註解了上面一段。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在講上論時，孔子對曾參所說的那一段「一以貫之」，我們曾經花了很長的時間，討論了三、四個小時。
現在這四個字，不加以申論了。
這一段是孔子對子貢講的。
在文字上先解決「識」這個字的意義，是「志」，也是「記」的意思；「記下來」，「記得」的意思。
我們提出來研究的，一再說孔門所講的學問不是知識，再三強調學問是作人做事；文學、科學、哲學等等才是知識。
從孔子這裡的話，也可證明我們這個觀念是對的。
他告訴子貢說，你以為我的學問，是從多方面的學習而記聞來的嗎？（後世所謂「博聞強記」這只是知識。
）子貢說，對呀！我們認為你是這樣來的，難道我們的觀念錯了？孔子則說，我的學問是得到一個東西，懂了以後，一通百通。
孔子這個話是事實，這個東西，這個「一」是很難解釋的，不容易講出來的。
過去我們已經討論了很多，宋儒解釋為「靜」，要在靜中養其端倪。
所以後來打坐，儒家、道家、佛家都是這樣，靜坐中間慢慢涵養，而以明心見一性一為宗旨標的。
什麼是明心見一性一？像上午剛有人問起，什麼是佛？我告訴他，佛只是一個代號，實際上就是人一性一的本源。
儒家講善與惡，是人一性一作用的兩個現象。
作用不是善就是惡，不是好的就是壞的。
那個能使你善，能使你惡的，不屬於善、惡範圍中的東西，如果我們找到了，就是它，佛家叫作佛，道家叫作道，儒家叫作仁。
用什麼方法去找？儒、釋、道三家都是從所謂打坐著手，在靜中慢慢體認，回轉來找自己本一性一的那個東西，就叫作「一」。
老子也叫它作「一」。
再討論下去就很多了，就屬於純粹的哲學範圍了。
這裡孔子就說自己的學問不是靠知識來的。
這是一個大問題。
要研究什麼是孔子的學問，這個地方就是中心了。
我們講來講去，講死了也沒有辦法說出來的。
舉一個例子來說，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什麼是學？普通的知識，一天天累積起來，每天知識累積增加起來就是學。
為道呢？是損，要丟掉，到最後連「丟掉」都要丟掉；到了空靈自在的境界，這還不夠。
連空靈自在都要丟掉。
最後到了無，真正人一性一的本源就自然發現了。
孔子這裡就是說，不要以為我的學問是「益」，一點點累積起來的知識，而是找到了這個「一」，豁然貫通，什麼都懂了。
的的確確有「一」這麼個東西。
從我們的經驗，知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就是要增加人生的經驗，其實這還是不夠的，必須加一句「交萬個友」，還要交一萬個朋友，各色人等都接觸了，這樣學問就差不多了。
由學問中再超脫、昇華，可以達到「本源自一性一」的地步了。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孔子告訴子路，他說子由啊！時代變了。
德是用，道是體。
現在的人，知道由道的基本，起德業作用的很少了。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一般人說儒家的人反對道家，說道家所提倡的「無為而治」，就是讓當領袖的，萬事都不要管，交給幾個部下去管就是。
這樣解釋道家的「無為」，是錯誤的。
實際上道家的「無為」，也就是「無不為」，以道家的一精一神做事作人，做到外表看來不著痕跡，不費周章。
譬如蓋一棟屋子，就在最初，把這棟房子將來可能發生的一毛一病，都逐次彌補好了。
所以在蓋完了以後，看起來輕而易舉，不費什麼，而事實上把可能發生的漏洞，事先都彌補了，沒有了，這就叫「無為」。
換句話說，就是現在已經看到，某一件事在將來某一個時候可能發生問題，而現在先把問題解決了，不再出一毛一病，這就是道家的「無為而治」，這是很難做到的。
並不是不做事、不管事叫做「無為」。
孔子在這裡也提到，無為而治，使天下大治是不容易的，只有上古時代的堯舜才做到。
怎樣無為？對自己恭敬嚴肅，正南面而已矣。
中國古禮，當皇帝，坐國家領一導一人的位置，一定是坐北向南。
這裡的意思是自己道德修正好，以這個風氣，影響部下一層一層的負責。
使節的信條
子張問行。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
夫然後行。
子張書諸紳。
這個「行」，包括兩種意義，一個是指行為；一個是指古代「行人之官」的行，也就是外交工作。
大家都知道蘇武的故事，他當時的出使，便是行。
後來，他回到漢朝，封的官是典屬國，等於是現在的僑務委員會的委員長，或外交部司長，管理附屬的國家。
所以很多人替蘇武不平，認為漢朝待人並不厚，蘇武那麼辛苦，那麼忠毅，回來只封這個官，太小了。
古代的「行人」就是派出去辦外交的專使、大使。
這位在上論中學干祿的子張老兄，這時正在作行人，辦外交的事，請教孔子要怎樣辦外交。
孔子告訴了他千古名言。
中國文化中的這位聖人實在是了不起，他對官式外交和國民外交的原則早已說了。
我們現在的國民外交更普遍，但待人接物的原則，古今如一。
第一，對人絕對誠懇，不要玩手段，正直坦率，這是最高的禮貌。
第二，和不同文化、不同風俗習慣的人相處，不要表現得太關心，過分的關心，也許被認為干涉他們的自一由，他們沒有互相關心的習慣，反而感到麻煩。
這不是說外國人不對，我們才對，這是文化基礎不同。
瞭解這一點，和任何一國人的交往都差不多。
這裡孔子告訴子張，言語要「忠信」。
忠，就是直心；信，講出的話一定兌現。
行為態度上要「篤敬」，忠厚而誠敬。
做到了這樣，就是野蠻的人也可和他往來。
「蠻貊」在中國古代，是指邊疆的落後地區。
講到邊疆，問題又來了，中國的安定，先看邊疆。
試看幾百年來所發生的問題，都是邊疆問題，邊疆影響了國防問題。
我曾在邊疆做過事，發現還是我們漢人壞，有知識，聰明而欺負人。
所以邊疆人恨漢人，並不完全因為邊疆人野蠻，而漢人沒有做到「言忠信，行篤敬」。
例如在西南各特別地區，漢人用幾根縫衣服的針，換人家十幾張牛皮；有的還騙他們財物、女人。
這種人實在不是人，太狠心了。
所以我們要教育我們的子孫，對邊疆問題多多留意，「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這句話的「雖」字很重要，如果「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就是自己的鄰居，本州本裡都走不通。
在態度上，站就規規矩矩站在那裡，隨時好像面對長輩那樣恭敬；坐在車上，就規規矩矩坐，身心修養，做到言行一致，就可以擔當行人的任務了。
子張聽了孔子這些話，就寫在衣服的衣帶上，準備隨時警惕自己，加以注意。
從這裡開始，編排方式略有變化，看起來一條一條，都是為人處世的道理，但同上論的第五篇互相呼應，便很切實。
下面就提到兩個人：
子曰：直哉！史魚。
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君子哉！蘧伯玉。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矢就是拉弓射箭的箭。
史魚是衛國的大夫。
孔子說他非常直，不管在哪種環境之下，不論國家社會混亂或者安定，他的行為、言談，像射一出去的箭一樣，都是直的，不轉彎的。
在現在的社會上，仍然有很多這一類的人，但他們處世是落落寡合的，常會受到打擊，遭遇種種痛苦。
可是這種人天生個一性一就是走直道，直到不管什麼環境，平時也好，亂世也好，邦有道也好，邦無道也好，他的言行永遠像一支箭一樣。
同時「矢」字也代表了尖銳的意思。
有些人心腸非常好，做朋友好極了，因為他能說直話，可是有時候嘴巴太厲害，說的話如割人的肉一樣，使人受不了。
但我們要瞭解他心地是善良的，出發點是善意的。
當然這就牽涉到修養問題，尤其領一導一人有這樣的部下，往往很難受的，因此做領一導一人的要有涵容的胸襟。
有時碰到這種講直話的人，一次、二次、三次能夠接受，到了四、五、六次實在受不了。
但是這一類人如果是自己的朋友或幹部，就必須放過他的尖銳直言，先要有準備哈哈大笑的容量，否則就不行。
孔子接著就說蘧伯玉（前面再三提到蘧伯玉，稱讚他的行誼。
）這個人了不起，國家社會有道時，出來做事，擔當大任務，但在邦無道，國家社會紊亂的時候，他就卷而懷之，不發牢騷，也沒有什麼怨言。
他認為時代轉變如無法挽回時，可以把自己像一幅畫一樣，捲起來懷之，收藏起來，就不說話了，沒有表現了。
這兩個人，也是典型的對照。
一種人是無論什麼時間，什麼地區，都寧可直道而行，不轉彎，這是幹部中很好的。
一種是像蘧伯玉這樣的人，比較才具大，而且有一個基本修養，本身的名利心很淡泊，如孟子說的「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這個話我們都曉得講，但等到真窮，真困難的時候，退下來「卷而懷之」，「獨善其身」，往往心有不甘，這是很難的基本修養。
下面引申這個道理。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這是講為人處世的道理很難。
孔子說：一個人可以和他講直話，但自己怕得罪人，不像史魚一樣肯對他講直話，這就對不起人，是不對的。
是自己的朋友，如看到他發生錯誤，寧可下一個警告，乃至他現在因此對自己不諒解都可以，自己還認他是朋友，他可以怨恨我，等到他失敗了，會想到自己的話是對的，那就對得起人。
所以在可以講話的情形下，而不和他講話，是對不起人，不應該的。
有時候有些人，無法和他講直話，如果對他講直話，不但一浪一費，而且得罪人。
所以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應說的時候直說。
既不失人，也不失言。
這個道理使我們想到歷史上范雎見秦昭王的故事。
秦昭王向他請教一次，兩次，他都不說話，使推薦他的人很難堪。
范雎說我提出來的計劃，貢獻出來，可以使秦國馬上富強，國際間稱霸，可是秦昭王心不在焉，沒有專心一意來聽我的計劃，所以不能講。
推薦的人後來再向秦王報告。
因此第三次見面，秦昭王推掉了一切公事，摒退了左右的人，單獨和范雎見面，很客氣的求教。
范雎一篇話就把秦昭王說動了，立即發表他當首相。
在戰國的時候，這一類的事情很多，這就說明了「說難」。
從人生經驗中知道，朋友之間這樣，乃至在家庭中父母、夫妻之間也是這樣，正在對方不如意的時候，去提出問題來談，當然倒楣，這是時機不對。
我們看到許多年輕朋友，做人家的幹部，在長官那裡碰了大釘子回來，一肚子牢騷。
其實那個長官今天也許有件別的事情，心裡正在煩，做幹部的跑進去，報告不相干的事，乃至與他心裡的事有關連，就正好觸上了霉頭。
所謂：「薄言往訴，逢彼之怒。」
所以人與人之間，人與事之間，說話真難。
這是要有許多人生經驗累積起來，才會瞭解的。
學校裡同學之間相處，社會上同事之間相處，經常會碰到這種事情，說的不是時候，結果意見相左了。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我們慣用「殺身成仁」這句話，就是出在《論語》這一篇，是孔子說的。
這個仁在這裡我們不作解釋了，從上論一直講下來，都是說「仁」是孔門學問的中心。
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中心思想，所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譬如有許多宗教家，有時碰到與他的信仰牴觸的事，他寧可捨掉一性一命，所謂以身殉道。
為衛道而死的，宗教徒中特別多，歷史上的忠臣孝子，也就是這個觀念，寧可犧牲，絕不為了生命而妨礙了自己的中心思想或信仰，寧可殺身以成仁。
反面的意思，當然不會為了生命的安全，而去做違背仁義的事了。
這就關係到個人的修養以及生命價值的看法了。
長安居大不易
講到這裡，孔子就提出在用的方面的一個問題。
子貢問為仁。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這也是兩句名言，我們常常引用的，就是出自《論語》這個地方，孔子說的話。
孔子告訴子貢，一個做手工或工藝的人，要想把工作完成，做得完善，應該先把工具準備好。
那麼為仁是用什麼工具呢？住在這個國家，想對這個國家有所貢獻，必須結交上流社會，乃至政壇上的大員，政一府的中堅；和這個國家社會上各種賢達的人，都要交成朋友。
換句話說，就是要先瞭解這個國家的內情，有了良好的關係，然後才能得到有所貢獻的機會，完成仁的目的。
我們看了這一段話，再從相反的角度看，歷史上多半把孔子描寫得像塑像那麼呆板可怕，並不是溫、良、恭、儉、讓。
如果照那個樣子，而今日孔子是我的老師，我一定對他遠離一點，怕跟他對面講話。
那是我們的歷史在我們心理上，所塑造成一個下意識的形態。
現在由這句話看起來，好像孔子很厲害，他曉得利用關係。
他說，要到某一國家去，達到某一個目的，先要和這個國家的上流社會，政一府首長的關係，都搞得非常好，同時把社會關係搞好，然後才可以有所作為，達到仁的境界。
孔子這些地方，看起來是教人使用手段，多厲害！事實上任何人，任何時代，都是如此。
但最重要的一點，這裡是為仁，目的是做到仁，在救人。
最近大專學生中興起一股歪風，喜歡講謀略學，研究鬼谷子等學說。
我常對他們說少缺德，把那些年輕人給鬼谷子迷住了幹什麼？對於謀略，應該學，不應該用。
因為用謀略有如玩刀，玩得不好，一定傷害自己，只有高度道德的人，高度智慧的人，才會善於利用。
我們前面也曾引用過西方宗教革命家馬丁·路德說的：「不擇手段，完成最高道德。」
但一般人往往把馬丁·路德的話，只用了上半截，講究「不擇手段」，忘記了下面的「完成最高道德」。
馬丁·路德是為了完成最高道德，所以起來宗教革命，推翻舊的宗教，興起新的宗教——現在的基督教。
而現在的人，只講不擇手段，忘了要完成最高道德。
這裡孔子是因為子貢問為仁，他才這樣告訴子貢，如果是別人問為仁，孔子就不會這樣講了。
我們從歷史上看到，子貢的確做了很多事情，夠得上是一個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經濟家和工商業鉅子，所以他這樣告訴子貢。
換句話說，孔子本身周遊列國，見七十二位國君，也是這樣做的，像衛國的蘧伯玉等等都是他的朋友，但是他的運氣不好，始終上不了台，大家怕他。
他如果不擇手段，則可以很輕易拿到政權，但是他講仁，始終守著最高的道德原則。
他告訴子貢的，也是這樣。
再看歷史上成名的，尤其唐代士大夫的風氣，那時儘管是考試取士，但不像清朝考功名的規定，而是要先靠有名氣的前輩栽培，就如韓愈的上書之類。
有些人經常寫了文章，等在門口遞上去，一等到自己的文章被上面看中了之後，就起步了。
像白居易在首都長安的時候，最初很落魄，詩文雖好，沒有出路——沒有人保薦——連考試都沒有辦法參加。
後來白居易去看一位老前輩顧況，將自己的作品給他看，這位老前輩接見了白居易，先不看作品，問他：你住在長安啊？長安居大不易！這句有名的話，代表一個國家的首都，生活高，消費大，他對白居易講這話，包含有教訓意思。
但看到白居易的「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首詩，非常欣賞，認為這個年輕人，有資格住在長安。
於是為白居易向中央保薦，參加了考試，然後一帆風順。
再看李白上韓朝宗的信，都是年輕人靠前輩提拔的例子。
所以在唐代以後，前輩專門提拔後輩，為國家取士。
現在講到這種文化的一精一神，我們老一輩的人應該留意後輩青年，培養他們，提拔一出來，等他們有了功業、學問和表現，自己坐在一邊，好像在欣賞自己灌溉出來的花，心滿意足，該多高興。
這種情形，歷史上非常多，也充分表露自古以來我們老一輩文人的風範。
這些史實都說明了孔子這裡告訴子貢的話，任何一個時代都是如此。
所以現在有許多留學生，自美國回來，大談其美國的政情，我常常叫他們少做土包子，我說你住在加州或別處，生活只限於大學文化圈中，別說只住了六年，就是住了六十年也沒有用。
你要瞭解美國，你和華盛頓那些政治首要，是不是朋友？你知道這個時代張儀式的基辛格腦子裡，是要生雞，還是要生蛋？基辛格的影子都沒見過，和我一樣只看到報紙上的照片，這樣就懂美國了嗎？等於外國人到我們中國來，晃蕩三年然後回去，就說懂了中國，但他知道我們今天在這裡做了些什麼？連影子都不知。
所以真要懂天下事，要「事其大夫之賢者」。
前幾年，我就和一位美國教授說，你們美國到處出了錢，幫助人家，又在到處挨罵，就因美國的議員們，都不是秀才，又不出門去懂天下事，不到東方來看，當然不懂天下事。
有的來台灣看過，回去就不同了。
這些秀才要出門才懂天下事的，就是這個道理。
這幾句書我們引而伸之，擴而充之，大家一生受用無窮，就是任何一件事，不能孤陋寡聞，多交遊，多瞭解，處處都是學問。
顏淵問為邦。
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放鄭聲，遠佞人。
鄭聲一婬一，佞人殆。
我們讀這段書，不要被文字把自己騙得死死的。
漢儒搞訓詁學——小學，尤其對四書五經的研究，對一個字的寫法、來源、涵義等等，寫上十多萬字，加以討論研究，認為這是學問。
在國家太平的時候，拿學位、拿功名的就是這些人，這樣讀書也真不容易。
吳稚暉先生罵宋儒理學家「酸得連狗都不喜歡吃的」。
例如什麼叫「為邦」？就是如何好好地建國。
古書並不難讀，千萬不要被騙住了。
夏歷與過年
孔子告訴顏回，國家政治要幹得好，就必須「行夏之時」。
這個「時」，就是指的曆法。
講到曆法，感慨很多了：現在我們所用的「夏歷」，就是在夏朝時候創立的曆法。
在上古史上，中國的天文非常發達，這是中國文化中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世界科學史上也是很有名的。
談到科學，天文是第一位，世界科學的發展，最早是先發展天文，如要瞭解天文，必先研究數學。
恰恰這兩門科學，中國的天文發展得最早；數學也是最早發展的，尤其發展到像《易經》的數理哲學，實在是一精一深幽遠。
可是到了我們這一代最慘了。
我們中國的童子軍，參加世界童軍露營，到了晚上還不知道用星星辨方向，外國人覺得很驚愕。
我們過去每一代都很注重曆法，只要多看歷史上的史實便知道了。
像清兵入關，明朝亡國了，很多人還是不投降，歷史上對這種行為，就叫作「不奉正朔」。
什麼叫正朔？就是曆法為中心的朝代名號。
歷代的皇帝，對曆法修整過很多次，到清朝康熙手裡，又經過大整理。
這個康麻子皇帝實在了不起，他通西藏文，通梵文，而且還通西班牙文。
總之，無學不窺，在那時他就先接受了西方的文化。
利瑪竇以後的比利時人南懷仁來中國，康熙跟他學天文、學數學，幾乎沒有一門學問不會的。
他十幾歲上台當皇帝，六十年的天下，奠定清朝三百年的基礎，頭腦之聰明，學問之淵博，無以復加。
在這個地方，我們看到，創造一個事業，是要真學問的。
康熙的學問真是了不起，到他手裡，中國的曆法，已經加入了西洋的觀念和方法，與中國的綜合起來，是很好的。
我們中國的曆法，大家都喜歡用陰曆，過正月要拜年，就是夏歷的遺風。
殷商的正月建丑——以十二月作正月。
周朝的正月建子，以十一月作正月。
夏朝的正月建寅——就是我們慣用的陰曆正月。
中國人幾千年來都是過的陰曆年，這就是「夏之時」。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過的也是陰曆年，越南、韓國、緬甸、東南亞各國，統統是我們的文化，幾千年來他們都是過陰曆年。
講到這裡非常感慨，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將來的歷史不知怎樣演變。
我們推翻清朝，成立民國，實行過陽曆年以後，有人寫了一副對聯，傳說是湖南的名士葉德輝寫的，這副對聯說：「男一女平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陰陽合歷，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
講文化，牽涉到這些地方要注意，表面上看起來好像都是不相干的地方，但往往關係到國家的命運，也是國家大事最重要的地方。
這副對聯代表了這個時代，「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
就看過年這件事，我們這個時代，幾十年來沒協調、合作，老百姓內心對這政策始終不能適應配合。
不要說民心——老百姓心理，關起門來講，我們今天在座的這些老古董，憑良心想一想，自己喜歡過陽曆年還是陰曆年？老實說，都喜歡過陰曆年。
可是我們偏偏過兩個年，加上現代過聖誕節的風氣，等於過三個年，內心自己在過陰曆年，外在偏偏過一個陽曆年，這就代表這個時代，「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
搞歷史文化，這些地方要特別注意。
還有，到了夏天，為什麼要把時鐘撥快一個小時呢？只要規定一下，夏天到了，提前一個小時辦公，早一個小時下班，早一小時熄燈，很簡單的事嘛。
可是卻像小孩子一樣，在鐘面上撥快一個小時，就算對了，這是很奇怪的事。
此風乃是美國來的。
再研究美國是怎麼來的呢？原來是一個工廠的小孩子開始撥著玩，後來工人看到跟著起哄。
美國文化沒有深厚的基礎，是喜歡鬧著玩的；結果美國玩，我們跟著當正經辦了。
說是為了日光節約，實行夏令時間辦公，原來八點上班，十二點下班，改為七點上班，十一點下班，不就成了嗎？其實這些是小事情，但問題卻很大，往往很多大事，即是因為小的地方沒注意到，而使事情變得不成話。
等於一棟房子，看見一個小一洞，最初以為不重要，慢慢的，整棟房子，垮就垮在這個小一洞上。
這裡講「行夏之時」，現在我們究竟採用哪個曆法還是一個問題。
如孔子的誕辰，訂為陽曆的九月二十八日等等，究竟對不對？通不通？都是問題。
如果講中國文化，除非中國不強盛，永遠如此，我們沒有話講。
如果中國強盛起來，非把它變過來不可。
這並不是一個純粹的民族自尊觀念，這是一個文化問題。
拿中國的土地、中國的歷史來比較，中國的文化的確具有世界一性一的標準。
可是現在外國人把它拋棄了，不去說他，我們自己絕對不能拋棄，千萬要注意，不可自造悲劇。
所以我們今天談到對自己國家文化的認識，怎樣去復興文化，非常感慨，問題很多，也很難。
為自己的國家，為自己的民族，為下一代，都要注意瞭解這些問題，還是要多讀書。
這是我們老祖宗，幾千年累積起來的智慧結晶。
孔子主張要「行夏之時」，在孔子的研究，夏歷對中國這個民族，這個土地空間上，是最合理的曆法。
合理在什麼地方？這個問題很深了，要研究天文學和《易經》的陰陽學。
譬如《易經》裡的八卦，就是說明這個世界上時空的學問，包括了天文、地理、人事。
有一個學生，到澳洲去做事，帶了一個中國羅盤去。
到了澳洲，他寫信來問，這個中國文化的東西，到了南半球該怎麼用？我考慮了以後，告訴他反過來用。
結果來信說，反過來用非常對。
而我本身沒去過南半球親身經歷，後來再考慮，認為地球像西瓜一樣是圓的，雖然在南半球，南北的方向還是和中國一樣，所以寫信要他在國內一樣用。
他回信說，根據實地經驗還是反過來用對。
現在這個問題，暫時擱在這裡，沒有作最後的決定，不過我的結論，應該兩個方向都可以運用，看怎樣用而已。
這以後有機會研究《易經》的時候再講。
以上主要在說明我們的曆法是自夏朝來的，自夏禹以後一直到現在。
夏歷為什麼又叫陰曆呢？因為每月的十五日，以月亮自東方出來時是圓的那一天作標準，月亮名太陰，所以叫陰曆。
那麼我們的曆法，照不照太陽曆？事實上我們一樣，五天為一候，三候為一氣，六個候一節。
一年十二個月，七十二個候，二十四個節氣。
什麼節氣種什麼農作物，是固定的，這是用太陽曆法的規律。
民間最普通的算命、看風水、選日子等等，也都是用太陽曆的法則。
換句話說，我們幾千年的歷史，都是用陰陽合歷。
所以說，幾千年前，我們的天文水準，就已經進步得很高了。
但是這六七十年來，我們的大學裡有過天文系沒有？過去中大有過天文系。
現在這麼多大學沒有一個天文系，在教育文化上講起來是非常遺憾的。
過去有個高平子先生，還可以將西方的天文學與中國的天文學配合起來講，所以當時我告訴學生們趕快跟他學，再不跟他學，要絕傳了。
無奈這些學生不成器，學了幾次以後，沒有這個科學頭腦，沒有學下去，前幾年高先生也過世了。
我實在擔心中國文化會斷絕。
現在不要說沒有天文系，有了天文系，又有誰能夠真正懂得中國自己的天文？中國天文有自己的一套系統。
這都是講起文化來，很悲哀、很可憐的事情。
我常說，國家民族的文化如果斷絕了，將會永無翻身的日子。
時空問題
上面是孔子「行夏之時」這句話引發起來，對自己文化的感慨。
孔子告訴顏回，第一要行夏朝的曆法，第二要乘殷之輅。
這是說，過去交通並不發達，到了殷商的時候，交通慢慢發達。
乘殷商之輅，就是要發展交通的意思。
講到這個，就是中國文化的交通發展史，又要講到《易經》了。
不但中國，人類文化開始，一條江，一座山，就阻礙了交通。
慢慢發明用木頭渡過江，江的阻礙沒有了；後來幾千年發展下來，海洋的阻礙沒有了；到了航空事業發達以後，空間阻礙沒有了。
現在接下來，幾十年以後，太空問題來了，外太空的問題來了。
我們自己這個國家民族，一方面講科學，一方面我們對外太空的東西，還沒有基礎。
將來外太空的政治問題，又是大問題。
這就看見人類的悲哀，問題由小而大：由山川的阻礙，變成海洋的阻礙；海洋的阻礙克服了，有空間的阻礙；由空間的阻礙，外太空星際問題來了。
這一方面的知識，我們還沒有。
最近一個學生送來幾本太空問題的書，認為的確有外太空的世界，有人類、有生命，說得很有道理。
不過，在世界科學領域，又有一派，是主張地球中心還有人類。
其實，這些上天入地的雜學，中國古人早就討論過了，只是大家少研究而已。
現在孔子就講，時間問題，天文用夏的曆法；空間問題，交通發展，要用殷商的車子；衣冠文物的完成，用周朝人文的文化；音樂則水準更高了，用虞舜時代的樂風最好了，對於當時鄭國的音樂——一靡一靡一之音要遏止，要遠小人。
用計謀、用手段的人多了，國家社會就很危險。
這一段孔子的思想，很合於時代，而且包容萬象，並不限制於哪一點。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政治一精一神，後來並不一定要傚法古人。
古人某一地區，某一時代的一精一華拿來，用這些綜合起來，就是一個大文化中新時代的文化系統。
假如孔子生在今日，也許說，採用歐洲人的民一主一精一神，用中國人的人治制度，如何、如何，又是一套了。
由此一點，可以說文化是集中人類思想的大成，要取其所長，捨其所短。
為邦的道理，就是如此，不是呆板的。
這一段有一個一精一神，就是孔子對於為政，並不是墨守成規，不是落伍保守，而是注意文化歷史的發展，採用每個時代的一精一華而來的。
為什麼要這樣呢？
我們這就要回轉來讀讀自己的歷史，（但不是大專高中的課本，那只是認識了一點點歷史，至少要讀《綱鑒易知錄》。
這本書現在大學裡拿來研究，我們感覺是一個笑話，在我們讀書的時候，是十二三歲時就讀了。
老實說這些都還只是中國史的大綱而已，所以大家可以買一本來當小說看，一天只要讀三頁，三幾年下來，就有用處。
）懂了歷史，在擔當重要大事的時候，就受用無窮。
看了這些書，就知道每一個時代，都是根據前朝的演變發展而來的。
其實國父的三民一主義，也是根據歷史演變而來的思想，這是大家很清楚的。
因此，下面接著兩句就是：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論語》的編排，把這兩句話擺在這裡，正好作本文的小結論。
從事政治、個人作人，都要以這兩句話作根據，隨時隨地要有深慮遠見，不要眼光短視，否則很快就會有憂患到來。
小而言之，個人是如此，大而言之，國家的前途也是如此。
英雄無奈是多情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這句話在上論中已經提到過，這裡又再提到。
這是說明什麼呢？過去都說，孔子講這句話，是為了衛君而感慨的，因為衛靈公這個了不起的人，迷於一個美麗的妃子南子，所以他雖然尊重孔子，而不能接受孔子的意見。
因此孔子對他感慨：「算了吧！我沒有看到世界上有人，好德如好色一樣！」這個話，如果我們到後面連起來討論，發揮起來，會有很多很多歷史上的典故，可以說也包括現代史上的事故。
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沒有離開過女人，女人何曾妨害了政治！大體上都是從政的人，自己搞壞了事業，因此連帶拖累了女人，背上「禍水」的壞名。
例如清代詩人吳梅村的名作《圓圓曲》，有關吳三桂與陳圓圓的名句，如「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
「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
真是話裡有話，說明女人不一定就是禍水，恐怕男人自成險山。
我們仔細看孔子這一節話，他並沒有說女色不好，只是人們沒有把好德的心思擺正，像好色那樣專心一致追求到底而已。
他也不過借題發揮聊當牢騷而已，他老人家何嘗不懂，人世間就是這麼回事，但是不要走偏路啊，瞭解之後既不必因此而憤慨，也不必要去學壞。
上面這個「色」字的意義，在上論中已經分析得很清楚，現在不再重複。
簡單的說，人類追求真理學問的決心，永遠是比不上對物慾的傾好。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大家最熟悉的人——魯男子柳下惠——他姓展，名獲，字禽，食邑於柳下，謚號惠，是魯國的大夫。
其實像柳下惠這樣坐懷不亂的人，世界上也多的是，不過古人取其賢者為標榜。
有唱反調的，像年輕人說，什麼柳下惠？那只是一性一無能！或者說，那是陰陽人，沒有開刀。
這類怪論可多啦！柳下惠的見色不動心，還只是他私德的一面，他真的好處是俠義，是一個濟困扶危的人。
孔子這裡是在罵臧文仲，就是上論中提到，那個養玳瑁的魯國大夫，說他是個不稱職的人，「竊位」就是俗語說「佔住一毛一坑不拉屎」的人，在高官大位上，不曉得提拔青年，也不曉得提拔賢人，明知道柳下惠是個賢人，而沒有起用他。
關於古人如何培養後進的事，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現在再說宋代二王——王旦、王曾的事跡作為參考。
宋真宗時代，寇准與王旦同過事，但寇准常在真宗面前攻擊王旦，結果，都受王旦的包涵。
後來寇准罷相，轉托別人求王旦，想要「使相」的位置。
王旦大為驚愕說：國家將相的位置，哪裡可以隨便要求？我不接受私人的請托。
因此寇准對王旦不滿意。
不久之後，寇准又發表中樞要職，內閣大員，叩見真宗的時候說：「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
真宗告訴他，他的職位，都是出於王旦的極力保薦。
寇准才知道個中實情，非常慚愧。
真宗也常說：「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王曾，比王旦是後進，但到宋仁宗時期，他也擔任首輔的職位了。
有一度在王旦休假期間，王曾因政見不合，被罷官了。
王旦知道了便說：「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
後來王曾在中央政一府執政，平常很少說話，也不輕易說笑，任何人不敢向他私下求事。
他提拔別人，也不使人知道。
那時候，范仲淹還是後舉新進的人物。
有一次范仲淹對他說：「明揚大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
就是說公開提拔起後起的人才，這是首相的當然責任。
你什麼都很好，只是不肯說明提拔了些什麼人，未免有點欠缺。
王曾便對他說：「恩欲歸己，怨將誰歸耶？」
這是說：若要使受提拔的人，私底下對我都是感恩圖報，那麼，那些沒有得到好處的人們的怨恨，又叫誰去承擔呢！所謂國家大臣，不能只接受別人的歌功頌德，同時也有藏垢納污的容量容德才行。
只要多讀歷史，便可懂得其中的道理。
我們有時處理一件事情，不需要考慮，歷史上前人的經驗，已經早有這些事例了，讀書的好處就在此。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這點很重要，也很難。
躬就是反躬自問，自厚並不是對自己厚道，而是對自己要求嚴格；對於別人錯了的，責備人家時，不要像對自己那麼嚴肅。
這樣處世作人，對長官也好，對同事也好，對部下也好，怨恨就少了。
相反的，一個社會風氣，到了亂的時代，往往是對別人要求重，對自己要求輕；要求別人特別嚴格，原諒自己輕而易舉。
所以孔孟之道，都是教我們反身而誠，責備人家要以寬厚存心，要求自己要以嚴格檢點。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這一段文字乍讀之下，有點莫名其妙，把幾個相同的句子堆在一起，因此青年讀了這個古文，便要打倒它。
其實一點都不必打倒，翻成白話，就很容易瞭解。
孔子說，一個不說「怎麼樣？怎麼樣？」
的人，我真不曉得他該怎麼辦了。
意思是，對任何事情，都不用腦筋，不曉得提問題。
當一件事情來了，應該想到怎麼辦？去加以研究。
若只是糊里糊塗的過，就真不曉得這樣的人該怎麼辦了。
當然，如果完全照字面翻白話，這個白話也不能讀的。
意思懂了以後，就知道孔子這幾句話是說一個人處理任何事情，都要有頭腦，要富有研究一性一。
做科學家要提問題，哲學家要提問題，處理公文，拿到手上真正用心處理，也要「如之何？如之何？」
究竟這個內容對不對？有沒有虛報？實在這樣嗎？尤其像執法的人，更要雞蛋裡挑骨頭，看有沒有冤枉的？有沒有放縱的？這幾句話就是這樣。
文字很簡單，問題很深刻。
一精一神失落的病態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
難矣哉！
社會到了亂的時候，就容易犯這個一毛一病。
大家在一起，講起話來，沒什麼內容，無正事可談，談閒話，講些不相干的話，沒有真正的人生觀，現今社會上這一類的人不少，娛樂場所更多了。
大家如此，社會一精一神已經癱瘓，沒有文化一精一神了。
可是更嚴重的是「好行小慧」，喜歡使用小聰明，厲害得很，目前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全世界到處都是「好行小慧」，盛行使用小聰明，孔子只有搖頭了：「難矣哉！」歎口氣，到了這個樣子，還有什麼辦法可以挽救？在明末清初，顧亭林就引用這兩句話批評明末的社會風氣，他說南方的知識分子「群居終日，言不及義。」
北方的知識分子「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現在的一般青年，進入社會之後，慢慢地就染上這個習一性一。
不是無所用心，他們所用的心，就是孔子這句話「好行小慧」，使小聰明，沒有從大學問、大聰明上著眼。
這是時代的悲哀，社會的病態。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這是對上面幾段話的引申。
孔子說，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要重視自己人生的責任，注意義、禮、孫、信四個字。
本質上要有義。
這裡的義，一是孟子的觀念——義者宜也，也就是適宜，合宜。
二是傳統的仁義——人格標準。
三是指「詞章之學」、「記聞之學」之外的「義理之學」。
現代所謂哲學的、科學的也是義理之學，都是探討人生最高道理——真理。
「君子義以為質」的「義」，同時也就是義理的義，用它作為本質。
表達在外面的行為是禮，有高度文化修養的行為。
孫就是遜，態度上非常謙虛，不自滿，不驕傲。
對人對事，處處有信，言而有信，自信而信人。
具備了這四個條件，就是君子之行，也就是一個知識分子、合於一個模範人格的標準，絕不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可比。
如果做不到這樣，專在小聰明上玩一弄，那就完了。
反求諸己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這句話的意義，《論語》中已多次提到。
孔子教人的中心，都在這個思想，他說只怕自己無能，沒有真才實學，不怕人家不瞭解自己。
換句話說，只要要求自己，充實自己。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這是一個大問題。
司馬遷寫《史記》，在《伯夷列傳》中，特別引用孔子的這句話。
孔子說，一個君子人，最大的一毛一病，是怕死了以後，歷史上無名，沒沒無聞，與草木同朽。
但是歷史留名，談何容易？我們研究歷史哲學時，常問同學們，腦子裡能記得幾個皇帝的名字？一個人當了皇帝，就現實來說，那已經很夠了吧！死了以後，不必多久，連名字都被別人忘了，人生的價值又何在？歷代有那麼多宰相，民間又記得幾個？歷代有許多狀元，我們知道了幾個？而他們對於歷史、對於國家社會貢獻了什麼？老百姓知道的少數歷史人物，還是靠小說捧出來的，其他大多數的，有誰知道？所以，後世留名，談何容易！孔子、釋迦牟尼、耶穌留了名。
在功業上的歷史人物，文天祥、岳飛，也是少數；至於其他功業上的歷史人物，又有幾人知道？從這裡看人生，多渺小！在目前很短暫的一段當中去爭名，上台去鏡頭上亮一下，有什麼用？
伊籐博文的話不錯，求名當求萬世名。
人誰不好名？看好在哪裡。
一個人真想求名，只有一途——對社會真有貢獻。
要歷史留名實在太不容易，可是三代以後，未有不好名者，所以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但好名看什麼名。
遺臭萬年也是名，但有什麼用？真的大名，要對歷史有貢獻，就太難了。
求利之道也是一樣，幾十年來，看到那麼多朋友，發那樣大的財，最後怎樣？豈待下文分解。
所以名利之道要看通的。
真瞭解了人生，確定自己究竟走哪條路才是最重要的，不然就一生很平實，很本分，該做什麼就做什麼，不過分的企求。
一個真正的君子，都是要求自己，學問也好，一切事業也好，只問自己，具備了多少？充實了多少？努力了多少？一切成就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要依賴別人，不要因人成事。
在內省的修養方面，只問自己應對人如何，而不要求別人對你如何。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一黨一。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這些都是講君子、知識分子的學問標準。
要做到一個君子，必須矜而不爭。
「矜」是內心的傲，（驕傲是兩回事。
前面說過，沒有真本事，看不起別人，是驕；有真本事而自視很高，是傲。
）傲要傲在骨子裡，外面對人不必傲，內在有氣節，窮死餓死可以，絕不低頭，這是矜。
「群」則是敬業樂群，彼此相處融洽，但不營私，不走營私的路，走的大公之路。
對於人的觀察，不要聽了對方一句話說對了，就認為他統統對了；也不要因為對方某一點不好，而因此不聽他的好意見。
上面這些話，都是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這句話為中心，而引申出來的。
多為別人想一想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問孔子，人生修養的道理能不能用一句話來概括？為人處世的道理不要說得那樣多，只要有一個重點，終身都可以照此目標去做的，孔子就講出這個恕道。
後世提到孔子教學的一精一神，每每說儒家忠恕之道。
後人研究它所包括的內容，恕道就是推己及人，替自己想也替一人家想。
拿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對任何事情要客觀，想到我所要的，他也是要的。
有人對於一件事情的處理，常會有對人不痛快、不滿意的地方。
說老實話，假如是自己去處理，不見得比對方好，問題在於我們人類的心理，有一個自然的要求，都是要求別人能夠很圓滿；要求朋友、部下或長官，都希望他沒有缺點，樣樣都好。
但是不要忘了，對方也是一個人，既然是人就有缺點。
再從心理學上研究，這樣希望別人好，是絕對的自私，因為所要求對方的圓滿無缺點，是以自己的看法和需要為基礎。
我認為對方的不對處，實際上只是因為違反了我的看法，根據自己的需要或行為產生的觀念，才會覺得對方是不對的。
社會上都是如此要求別人，尤其是宗教圈子裡更嚴重，政治圈子裡也不外此例。
一個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或佛教徒，對領一導一人——牧師、神父或法師們的要求，都很嚴格。
因為宗教徒忘記了領一導一人也是一個人，而認為牧師、神父、法師就是神。
這個心理好不好？好。
但是要求別人太高了。
從這個例子，就可知恕道之難。
後人解釋恕道，把這個恕字分開來，解作「如」「心」。
就是合於我的心，我的心所要的，別人也要；我所想占的利益，別人也想占。
我們分一點利益出來給別人，這就是恕；覺得別人不對，原諒他一點，也就是恕。
恕道對子貢來說，尤其重要。
因為他才華很高，孔門弟子中，子貢在事功上的表現，不但生意做得好，是工商業的鉅子，他在外交、政治方面也都是傑出之才。
才高的人，很容易犯不能饒恕別人的一毛一病，看到別人的錯誤會難以容忍。
所以孔子對子貢講這個話，更有深切的意義。
他答覆子貢說，有一句話可以終身行之而有益，但很難做到的，就是「恕」。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這就是恕道的註解。
問題又來了，在上論《公冶長》篇中，我們看到子貢說過：「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也已經提出他的推己及人之恕道。
他說過「我不希望別人給我的；同樣的，我也不想轉加給別人。」
可見他早已在實行恕道。
可是在這裡孔子卻說，子貢啊！這不是你能做得到的。
現在孔子反而教子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這與子貢的前言，又有什麼差別？難道孔子老是擺權威，只有他的對，學生的話對了也是錯嗎？其實不然，子貢所提出的話，和孔子現在答的，從表面上看，似乎只有文字上的不同，其意義是一樣的。
事實上，大有立足點的不同。
子貢是說，我所不想別人加給我那些不合理的，我也同樣的不想加到別人身上。
這是以我為中心，我受到了妨害之後，才想到不要同樣地找別人的麻煩。
現在孔子說的，只要我自己發現不要的，便不要再施給別人。
根本上在嚴格要求自身的淨化，不要靠比較以後才想到別人。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其次，如果把這兩節連起來講，正好互作闡發，那便是「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這便是孔子教授法的機鋒銳利，等於後世禪門中一個故事：唐末詩僧貫休作了兩句很得意的詩：「得句先呈佛，無人知此心。」
他拿給一位禪門的老和尚看，老和尚反問他：「如何是此心呢？」
貫休反而答不出來了。
老和尚便笑說：「無人知此心。」
這段孔子與子貢的對話，便同此一樣雋永有味，值得深思反省。
站在書獃子的立場，專門研究自己的人生，我認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八個字做不到，隨時隨地我們會犯違背這八個字的錯誤。
尤其在年輕一輩的一團一體生活中，就可以看到很多事例。
前天就有一個正在服兵役的學生回來說，他三支牙刷，六條短褲，都被「摸」跑了。
事實上自己根本有這些東西，可是就喜歡把別人的「摸」來，「摸」到了心裡覺得很痛快。
這種行為說他是「偷」嗎？不見得這麼嚴重。
前天我們的樓梯口的一副門簾不見了。
辦事的人說被偷了，我說算了，一定是被年輕人「摸」去了。
說他有意偷嗎？他沒這個意思。
說他沒有偷嗎？年輕人有這個心理，摸來很好玩，很有味道，還在那裡稱英雄。
東西被人「摸」跑了，心裡一定會不高興，可是自己有機會，也會「摸」人家的。
過一團一體生活的時候，有的人洗了手，本來要在自己的一毛一巾上擦乾淨，看見旁邊掛了一條，順手擦在別人的一毛一巾上。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思想行為出來呢？這是小事，不能做到「己不所欲，勿施於人。」
對於大的事，做到我所不要、所不願承受的事，也不讓別人承受，就太偉大了，這個人不是人，是聖人了。
太難了！可是作人的存心，必須要向這個方向修養。
能不能做到，另當別論。
這八個字的修養，要做到很難很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同時也就是「己所欲，施於人。」
後來佛家思想傳到中國，翻譯為「佈施」。
施字上加一個「布」字，就是普遍的意思。
佛家的佈施和儒家這個恕道思想一樣，所謂慈悲為本，方便為門，就是佈施的一精一神。
人生兩樣最難捨，一是財，一是命。
只要有利於人世，把自己的生命財產都施出來，就是施。
這太難了，雖然做不到，也應心嚮往之。
毀與譽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孔子說，我對於人，毀譽都不計較，即如說那個人說某人好，那個人說某人壞，很難據以定論。
我的體驗，不要輕易攻訐人，也不要輕易恭維人。
人很容易上恭維的當。
但是我總覺得恭維人比較對，只要不過分的恭維。
對於自己要看清楚，沒有人不遭遇毀的，而且毀遭遇到很多，即使任何一個宗教家，都不能避免毀。
像耶穌被釘十字架而死，就是因為被人毀。
而且越偉大的人物，被毀得越多，所以說「謗隨名高」。
一個人名氣越大，後面譭謗就跟著來了。
曹一操一還沒有壯大起來的時候，初與袁紹作戰，情勢岌岌可危，他的部下沒有信心，認為會打敗仗，很多人都和袁紹有聯絡，腳踏兩邊船，以便萬一情勢不對時，可以倒過袁紹那邊去。
他們往來的書信資料，曹一操一都派人查到，掌握在手裡，後來仗打下來勝利了，曹一操一立刻把這些資料全部毀了，看都不看，問更不問。
有人對曹一操一說，這些人都是靠不住的，應該追究。
曹一操一說，跟我的人，誰不是為了家庭兒女，想找一點前途出路的？在當時是勝是敗，連我自己都沒把握，現在又何必追究他們？我自己信念都動搖，怎能要求他們？如果追究下去，牽連太廣了，到最後找不到一個忠貞的人，不必去追問了。
這也是曹一操一反用恕道，故意作到能夠寬容人。
其次古人的句子：「誰人背後無人說？哪個人前不說人？」
人與人相見，三兩句話就說起別人來了，這是通常的事，沒有什麼了不起。
不過，如果作為一個單位主管，領一導一人的人，要靠自己的智慧與修養，不隨便說人，也不隨便相信別人批評人的話，所謂「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一個攻訐人的人，他們之間一定有意見相左，兩人間至少有不痛快的地方，這種情形，作主管的，就要把舵掌穩了，否則就沒有辦法帶領部下的。
另外一些會說人家好話的人，中間也常有問題。
李宗吾在他諷世之作的《厚黑學》裡，綜合社會上的一般心理，有「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辦事二妙法」，所謂「補鍋法」、「鋸箭法」，都是指出人類最壞的做法。
有些人最會恭維人，但是他的恭維也有作用的。
近代以來，大家都很崇拜曾國藩。
其實，他當時所遭遇的環境，毀與譽都是同時並進的。
因此他有贈沅浦九弟四十一生辰的一首詩：「左列鐘銘右謗書，人間隨處有乘除。
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
這是說他們當時的處境，左邊放了一大堆褒揚令、獎狀。
右邊便有許多難聽而攻擊一性一的傳單。
世間的是非誰又完全弄得清楚呢！多了這一頭，一定會少了那一邊，加減乘除，算不清那些帳。
你只要翻開《莊子》書中那段屠羊說（人名）的故事一看，人生處世的態度，就應該有屠羊說的胸襟才對，所謂「萬事浮雲過太虛」。
孔子這裡說，聽了誰毀人，誰譽人，自己不要立下斷語；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有人攻訐自己或恭維自己，都不去管。
假使有人捧人捧得太厲害，這中間一定有個原因。
過分的言詞，無論是毀是譽，其中一定有原因，有問題。
所以毀譽不是衡量人的絕對標準，聽的人必須要清楚。
孔子說到這裡，不禁感歎：「現在這些人啊！」他感歎了這一句，下面沒有講下去，而包含了許多意思。
然後他講另外一句話：「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夏、商、周這三代的古人，不聽這些毀譽，人取直道，心直口快。
走直道是很難的，假使不走直道，隨毀譽而變動，則不能作人；做主管的也不能帶人。
所以這一點，作人、做事、對自己的修養和與人的相處都很重要。
《莊子》也曾經說過：「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
真的大聖人，毀譽不能動搖。
全世界的人恭維他，不會動心；稱譽對他並沒有增加勸勉鼓勵的作用；本來要作好人，再恭維他也還是作好人。
全世界要譭謗他，也絕不因毀而沮喪，還是要照樣做。
這就是毀譽不驚，甚而到全世界的毀譽都不管的程度，這是聖人境界、大丈夫氣概。
據歷史上記載，有一個人就有這股傻勁，王安石就有這種書獃子的氣魄。
王安石這個人，過去歷史上有人說他不好，也有人說他是大政治家，這都很難定論。
但是王安石有幾點是了不起的，意志的堅定，是一般人所不能。
他有過「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懼，祖宗不足法，聖賢不足師」的倔勁。
沒有把古聖賢放在眼裡，自己就是當代的聖賢，可見這種人的氣象，倔強得多厲害。
相反的，說他是魔道呢？但也難下斷語。
他一輩子穿的都是破舊衣服，乃至他當宰相時候，皇帝都看到他領口上有虱子。
眼睛又近視，吃菜只看到面前的一盤，生活那麼樸素，可是意志之戇，戇得不得了。
他對毀譽動都不動，表面上的確不動，實際上內心還是動的。
所以這一段可以作為我們的座右銘，能夠做到毀譽都不動心，這種修養是很難的。
出入無車少馬騎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
今亡矣夫！
這是孔子對於時代文化在演變中的一個感歎。
他當時研究中國上古文化，就說恐怕以後研究更困難了，史料都喪失了。
他還很幸運看到古代歷史殘缺的資料。
舉一例說，古代有馬的人，借給別人騎，現代對於這一點資料都很難找到了。
所以今後對於上古史，無法研究。
因此孔子當時把中國的歷史，暫時斬斷了，整理《書經》時便從唐堯開始，事實上堯以前還有史實的。
如果照舊的方式研究，堯以前就有兩百萬年的歷史了，至少至少有一百多萬年。
自伏羲、神農下來，從黃帝開始到現在是五千多年，從堯、舜開始到現在是三千多年，中華民族究竟上面已經有多少年歷史，這很難講。
不過最近從外國翻譯過來的關於外太空科學的新書，已懷疑的確有外太空人，證明人類不是由猿猴進化而來；而且證明人類文化歷史至少有一百多萬年。
這些資料反而證明中國古代的傳說都對了，可惜西方人的研究，都不懂中國這方面的資料。
而我們自己的學者，恨不得把自己國家民族的歷史越縮短越好。
我們拿舊史來讀，就曉得有一百多萬年。
從伏羲畫八卦到黃帝這一段，到底有多少年，還不知道，至少有好幾萬年。
孔子刪歷史，從唐堯作斷代的開始，是因有資料可查的，所以才從堯開始，可是後人對於這一部分資料還懷疑不信。
現在這幾十年來，我們學說上犯一個「疑古」的一毛一病，把自己文化都破壞了。
最近全世界的學說，和我們以前一樣「崇古」了，這又看到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了不起。
現在外太空科學、星際科學的新發現，很多地方值得注意的。
講到這一段，孔子說從殘缺的史料中「有馬者，借人乘之。」
可見古代社會，彼此之間的互助一精一神非常好。
換句話說，自己有車子，鄰居要用，儘管去用，這是說以前社會的厚道。
這是孔子隨便舉例，不是說以後的人就沒有這種厚道了，這意思主要是說，這一點殘缺的文字，他還看到了，但當時一般人對上古時代的研究，資料就不夠了。
如此而已。
並不是孔子沒有馬騎，向朋友借不到，便生氣了。
小忍與大謀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這兩句話很明白清楚，就是說個人的修養。
巧言的內涵，也可以說包括了吹牛，喜歡說大話，亂恭維，說空話。
巧言是很好聽的，使人聽得進去，聽的人中了毒、上了圈套還不知道，這種巧言是最會攪亂正規的道德。
「小不忍，則亂大謀。」
有兩個意義，一個是人要忍耐，凡事要忍耐、包容一點，如果一點小事不能容忍，脾氣一來，壞了大事。
許多大事失敗，常常都由於小地方搞壞的。
一個意思是，作事要有忍勁，狠得下來，有決斷，有時候碰到一件事情，一下子就要決斷，堅忍下來，才能成事，否則不當機立斷，以後就會很麻煩，姑息養一奸一，也是小不忍。
這個「忍」可以作這兩面的解釋。
這兩句話連在一起的意思就是：一個思想言論，如果認為是小小的事情，無所謂，濫慈悲，濫仁一愛一，往往誤了大事。
我們看孔子自己的作為就知道，他在魯國當司寇的時候，雖只干了三個月，但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殺少正卯，就是因為他言偽而辯，可以亂正。
現在有一派反孔子的人說，孔子殺少正卯是為了自私，因為少正卯思想、學問比他好，學生比他多，他吃醋了，把少正卯殺掉。
這些論調，初聽似乎很有趣，事實上少正卯是一個很會說話的人，孔子的學生也常常跑去聽他講，當時被他誘一惑去了的也很多，所以指孔子為了報復而殺少正卯。
當年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和現在批孔的這些歪文章、歪理論都寫得很好。
這一點我們要注意的，天下寫歪文章的人，筆鋒都很厲害，很吸引人，有煽動一性一；而正派的文章，不易吸引人，好東西寫成文章不吸引人；但那些歪才對於正派的東西卻寫不出來，這也是怪事情。
寫煽動一性一文章的，都是少正卯這一類的人，這類人不一定站得起來，可是他的文章會鼓動社會風氣，乃至影響整個社會。
外國人如馬克思的文章都很怪，煽動一性一卻非常大。
所以人的講話、文章，如本身沒有道德基本修養，便成為巧言亂德。
對於這種事，孔子認為一定要處理，否則成為姑息養一奸一，也就是「小不忍，則亂大謀。」
我們對「小不忍，則亂大謀」作了這兩種解釋，姑且可以這樣分開來運用：處事的時候，「忍」字可作「決斷」用；對人的時候，「忍」應該作「忍耐」、「包容」的意思來用。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這是從毀譽的問題講下來，一直講到這裡，孔子又說，大家都討厭這個人，不要隨便相信，必須自己加以考察判斷；大家都公認為好，都一愛一好他，也不要受蒙蔽，一定要自己再觀察他。
如果我們以這兩句話，來印證個人的經歷，對於小的事情，每人都很多，只說大的經驗：過去很多年以前，當時我們所接觸的有些知識分子，多數有問題，最低限度也是思想有偏差的。
為什麼會如此？那些學者、文人，學問都很高，但也最容易受情感的蒙蔽，容易情感衝動，於是在觀察方面、判斷方面，往往會錯誤。
當年看到的那些思想有問題的知識分子們，就犯了這個一毛一病，不肯深入觀察。
有些人加給其他人的罪名，是「眾惡之」的，我們一聽，知道這種話是不對的，可是沒有辦法分辨。
這兩句話，擴充起來，可以引證很多歷史的事實。
現在我們退回來講個人修養方面，作一個領一導一人，對於自己的幹部，不要完全受別人的影響，自己要觀察得清楚，如王莽，當時就是這樣一個人。
他沒有篡位以前，上下左右，沒有一個人不說他好，後來哪曉得一變而成這樣壞。
讀這一則歷史，就是很好的證明。
子曰：人能
分類：諸子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