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現形記
讀有感
古人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
寫讀後感，文章自要爛熟於心。
可說來慚愧，一部《官一場現形記》不過六十回，也只略略通讀過兩遍。
初見《現形記》還要追溯到中學時代，那時的語文課本節選了小說的幾個章節，粗看之下似乎無甚特別之處。
而老師也未深入，只同其他課文一般，劃出些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類的文字。
次讀《官一場現形記》則是翻看《中國小說史略》時所起的念頭。
魯迅先生雖將它同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的《老殘遊記》、曾樸的《孽海花》相提並論，而後人則將這四部小說並稱清末四大譴責小說。
但先生對這部小說的評價似乎並不很高。
我也僅是草草閱覽，讀罷雖想談出個一二，無奈思緒零散，只好輟筆了事。
再見《官一場現形記》卻是因於此篇「應景之作」。
乘著閒暇慌慌忙忙地看完胡適先生所寫序言，心中竟生出些許疑問。
為何兩位大師對同一部作品會有如此不同的評價？要弄清這疑問，還得去作者的生平中尋找答案。
李伯元於世宦之家，祖父、父親、伯父皆科第出身。
伯元生在山東，三歲時，父親去世，由在山東為官的堂伯李念之撫養。
伯元自幼聰慧好學，年少時考取秀才，但始終未能中舉，仕途失意。
光緒十八年，李念之從山東辭官回到常州，伯元一家，同返故鄉，但祖宅已為戰亂所毀，只得租房居住。
兩年後，伯父去世。
光緒二十三年，年方三十的李伯元來到上海，開辦《繁華報》，自光緒二十九年起連載小說《官一場現形記》至光緒三十一年病逝結尾（後由好友代為完成），歷時兩年，共六十回。
上海十年間，李伯元作書十餘部，可謂高產。
正因於此，作品便不能精雕細刻，在文學性*上不免有所欠缺。
魯迅先生正是從審美角度去審視作品，認為小說所敘述的故事不外乎迎一合、鑽營、及閨中之隱情等等，多有雷同。
寫作手法上也是頭緒繁多。
故事中「臆說頗多，難雲實錄」，有雜集、話柄之嫌。
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
而胡適先生卻從作者生活入手。
李伯元雖享盛名，但畢竟生活貧困，不免賣文為生，而寫作也不得不考慮到「淺人社會」的要求，「遷就一時的社會心理」 已成必然。
但這並不影響小說的史料價值。
魯迅先生以一種精英的視角去評判小說，而胡適先生卻認為通俗文學面向的是中下層市民社會。
兩位大師著眼點的不同，自然影響到對作品的看法。
正如胡適先生所言，如果李伯元當時寫出《儒林外史》這樣的作品，民眾趨之若鶩，一時紙貴的情形可能就不會發生了。
正是這一點，使我再讀《官一場現形記》時，看出了新意。
《現形記》所書故事龐雜，人物眾多，但環環相扣，邏輯縝密。
上自軍機大臣，中起州府長吏、省級藩台，下至佐雜胥吏，無一不貪。
「為官千里為財」，連慈禧也曾言：「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裡來的清官」，可見所言非虛。
書中人名亦頗為有趣。
如冒得官、區奉人（諧音趨奉人）、賈筱芝（諧音假孝子）、時筱仁（諧音實小人）、刁邁彭（諧音刁賣朋）、施步彤（諧音實不通）等令人倍增興味，忍俊不禁。
書中一群胸無點墨的酒囊飯袋：劉大侉子、黃三溜子、田小辮子、唐二亂子等，則是捐例大開的必然產物，可謂晚清官一場的一宗活寶。
錢虜市儈，袍笏登場，官一場文化品位蕩然無存。
《現形記》尤喜撕一破人生假面，如「叩轅門蕩一婦覓情郎 奉板輿慈親勖孝子」一回，浙江巡撫博理堂，崇尚理學，講究「慎獨」，卻冒出個青一樓知己私生兒子，幸虧下人聰明，才未一捅一出別的簍子。
更有冒得官保官獻女，楊總管因賭竊財，藩司賣官兄弟失和等，嬉笑怒罵之餘，盡顯官一場百丑、曲妍盡態。
清末官一場之黑厚，呼之欲出。
掩卷似有「讀罷官一場現形記，方知眼前尚清明」之感，實可謂譴責小說之經典之作。
分類：譴責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