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義覺迷錄
二、曾靜痛心疾首地說：「我這過去的禽獸，如今是...
【原文】
上諭：曾靜悖亂凶頑，張為幻，從束狡惡狂肆之徒，未有其比。
宜若性與人殊，不可化誨。
乃今悔悟，從前為邪說流言所蠱惑，痛心疾首，歷歷吐供，自稱「向為禽一獸 ，今轉人胎」等語。
可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亦無物不可化誨。
聖人有言，「信及豚魚」。
今以曾靜豚魚不如之物，亦能悔罪悛改如此。
伊著《歸仁說》一篇，奏云：「此身若在，願現身說法，化導愚頑。
倘不能生，則留此一篇，或使兇惡之徒，亦可消其悖逆之念。」
可見人無智愚賢不肖，無不可感格之人。
是以將曾靜《歸仁說》附於各供詞之後，非以其稱功頌德、諂諛而存之也。
【譯文】
皇上諭旨：曾靜違反天道，兇惡頑固，編造謠言擾亂人心，自古以來狡猾狂妄的人，沒有像他這樣狠的。
這種性情奸詐不同一般的人，看來是無法教育改悔的。
可是如今卻幡然悔悟，認識了以前是被異端邪說所蠱惑，現在能極端痛恨過去，清清楚楚作了招供，自稱「過去是個禽一獸 ，如今才脫胎成一人 」等話。
由此可見天地十分廣大，無所不包，也沒有不可感化的東西。
過去聖人說過：「誠信可以達到豬和魚的身上。」
如今曾靜這個連豬魚都不如的東西，也能悔罪自新到這種程度。
他寫了一篇《歸仁說》，並且奏告稱：「如果能不死，願意現身說法，去教育開導那些同樣思想愚昧頑固的人；如果按刑法被處死，那麼留下這一篇文章，也許能使同樣兇惡的人，消除他悖逆的念頭。」
由此可見，不論聰明、愚笨或賢明和不肖的人，沒有不可以感化教育的。
所以把曾靜所作的《歸仁說》附在各個供詞的後邊，這不是因為他在這篇文章中竭力稱功頌德，阿諛奉承才保存下來的。
【原文】
曾靜著述歸仁說
聖人之出也非常，故其生也無常地，亦無常格。
而其德業光輝之周於上下四方，心思運量之通於四海萬世也。
乃一皆超於前古，而並非數百年數千年之所嘗有。
昔人云：「非常者，常人之所異。」
竊以為非獨常人，即世俗所震聰明絕世，才智出群，竭其私智，足以壓服眾論；逞其著述，且可流及遠境。
而不足以知聖人之生，與對人之德業光輝，心思運量之迥出前古，則亦至愚之常人，不安分之常人而已矣。
蓋天之生聖人也，其積氣也極厚，故其備德也極盛。
以宇宙而言，必天地中和，積之之久，蘊蓄至數百年，而始生一聖人。
又數千年，而始生一大聖人，不常有也。
以一家而言，祖宗功德積之之久，至數十年，又至數百年，而始生聖子聖孫，並為大聖之子，大聖之孫。
此則又聖祖、聖宗分所宜有。
而自下而仰觀，亦世所不常有者也。
譬之未耕種之土，生氣鬱積既久，而一加耕種，收必數倍，嘉谷豈擇地而生，天地於嘉谷亦豈擇地而使之生者，而迥異他夫植。
麒麟、鳳凰不必盡出中土，奇珍大貝何嘗不產海濱。
同在此天地之中，一大胚胎，或左或右，孰分疆界，安得岐而二之，然則中國之生聖人，固已氣竭力倦，而循環以出於遠地也，抑何疑哉。
況道之在天下無窮盡，無方體。
今日與明日不同，此地與彼地各別，本極活脫變易，不容人以成格定式執持捉摸。
所貴乎讀書知道者，因時制宜，隨地取中，即其活變之妙，以竭吾權度裁製之一精一，取吾與古人之同處勘出異，復使吾所處之異者歸乎同，而後與古人五經垂訓之旨合，而後人窮經明理，以定義之大用，斯無窮矣。
然而斯義也，昔日扣盤捫龠，以瞽語瞽；桃源醉鄉，由妄踵妄。
若不經風霆鼓動，大冶熔鑄，亦無由轉頭開盲，撥雲霧而觀天瞻日。
蓋生人之大迷，而至今乃得大覺也，抑厚幸矣。
【譯文】聖人的出生是不尋常的，所以他的出生地也是沒有固定的地域，也沒有固定的標準。
但是他道德功勳的光輝卻照耀著上下四方，他的思想卻影響到四海和萬代。
他的一切作為都超過古人，而且聖人並不是在數百年內或數千年內經常能出現的。
過去有人說過：「非常的人，就是和普通人迥異的人。」
我以為不僅是普通的人，即使某些聰明絕世，使世人震驚的人，他們才智出眾，拿他們的智慧，足以壓倒一切輿論而使人感服；顯示他們的著作，也能夠流傳到很遠的後世。
但這樣的人也不能說是出現了聖人，能夠與聖人的光輝德業相比，思想影響超過了古人。
那麼這種人也屬於凡庸的普通人之列，只不過是個不安分的普通人罷了。
所以上天降下聖人到世上來，他積累的天地靈氣是十分深厚的，所以他具備的德行也必然非常盛旺。
拿宇宙來說，天地一陰一陽一之氣和諧，積累很久，蘊蓄至幾百年，才能誕生一個聖人，又經過幾千年，才能誕生一個大聖人，這是不常能夠出現的。
拿一個家族來說，必須是祖宗積下很多功德，經過很久，或幾十年，又到幾百年，才能產生聖人的子孫，並且還可能是大聖人的兒子，大聖人的孫子。
這都聖明的祖宗應該得到的。
從下邊仰看這聖人的家族，也是世上所不常有的。
這好比一片沒有開墾的荒地，它的生氣鬱結了很久，如果一旦開墾出來加以耕種，它的收穫一定比種久了的地多出數倍。
茁壯的稻穀難道是只能選地點生長嗎？天地對於茁壯的稻穀亦豈能限制到所選擇的那塊地裡生長，而和別的土地上所生的不同嗎？麒麟、鳳凰這些靈禽珍獸，不必都產生在中原，奇珍和大貝豈不常產生在邊遠的海濱嗎？萬物同在一個天地中間，好比一個大的胚胎，或在左邊或在右邊，怎麼能劃分疆界，把它切成二半呢？這樣，在中國出生聖人很多，已到氣脈衰竭的地步，因而循環到邊遠的地方降生，這又有什麼可驚疑的呢？
況且天下的事理是無窮無盡的，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模式，今天和明天不一樣，這個地方和那個地方又有區別。
這本是極為靈活易變的道理，是不能讓人用固定不變的模式去認識和套用的。
所以真正讀書懂得事理的人，都是因時制宜，隨地按照事物的特點辦事，掌握住事物變化的規律，而順乎規律制訂一精一當的策略行事。
拿我們和古人相同的地方，而從中找出不同的差異；再拿我們所處的不同的情況，引導到相同的地方。
然後使自己的認識和古人經書所講的道理相合，這樣才能真正弄明白經書中所講的道理，達到能夠運用經書中的定義，這樣享受到的好處便無窮盡了。
然而對待這種定義，不能片面理解，過去有個傳說瞎子沒見過太一陽一，僅聽說太一陽一是圓形，後來摸到一個盤子和竹筒，便以為是太一陽一了。
瞎子把這認識又傳給另一個瞎子。
桃源、醉鄉本是神話傳說裡的地方，以妄傳妄，有人便以為是實有其地了。
這種人如不讓他親身感受一下天空中風雷鼓動，不讓他靠近巨大的煉鐵爐體驗一下鐵水的熱力，是沒法解決瞎子的錯誤認識的。
只有撥開他心中的迷霧，才能使他懂得太一陽一的高遠、巨大和炎熱。
這好比一個人思想陷入迷途，至今才得以覺悟清醒，這豈不是一件很大的幸運嗎？
【原文】
恭惟我朝，當明末之亂，明位之移，由東土而來，掃除寇亂，撫臨諸夏，一統無外。
至德深仁，淪洽四海，鴻功駿烈，?耀兩儀。
自有生民以為，未有如此之盛者也。
自夫世人智不足以知對人之生。
與天地之生聖人，往往非常。
誤以東土為非中華文明之會，並不知列祖相承之德，皆為聖人。
於是妄引《春秋》之義，與孔子所許管仲之仁諸說，以比例自矢，甚有惑於近世呂留良之逆說悖論，忘其當前衣被仁育之深恩，敢肆然譏詆誣謗，私形於論說文詞者，亦或有之。
其名欲正大義，而不知實反拂乎生人之大義；謂以明道，而不知竟大昧乎當然之常道。
既昏迷錯亂，枉誤乎當身，復陷身悖逆，以取罪於當時，而貽譏於後世。
此曾經身歷者，不得不為天下之有志於學，而不知亦變易之道，徒為呂說所陷溺者，變色告之也。
夫天地間二氣，五行之一精一英，由聚而散，日流日廣，且變動不拘，循環無常。
唐、虞、三代之世，中土本狹、五服之地，荊、楚、吳、越已算要荒蠻服，其餘粵、閩、古滇、巴蜀，封疆所建，貢賦所通，尚未屬於中國。
然計世運之升降，必以治統為轉移。
而稽治統之轉移，又必以道統為依歸。
唐、虞、三代之盛，承帝治者首推大舜，頌至德者終惟文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之人也。
文王生於歧周，西夷之人也。」
是唐、虞、三代時之聖人，已有不盡生於中土者矣。
自秦以及五季，千五百餘年，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晦盲否塞，不明不行。
至宋而天運始旋，其道雖仍不行於上，而實明於下。
然開其統者，始於濂溪周子，集其成者盛於紫一陽一朱子。
周子生於湖南永州，而遷於一江一 西；朱子生於一江一 南徽州，而學於福建。
今考湖南乃楚地，而永州竟居兩廣之界，一江一 南即吳一江一 ，而徽州實於東閩相接。
一江一 西則古三苗之地，福建原屬八閩之區。
由是觀之，則知聖人之生，其不以地限也，昭昭矣。
且《春秋》之擯吳楚為夷狄者，因時審地。
按其事跡，與今日不惟如方圓體度之不相合，竟脫然如寒暑晝夜之相反，蓋風氣之開，由漸而著，自有天地以來，文運到周為極盛，而文、武、周公，以世德篤生之聖，製作禮樂，又鑒古為極一精一。
故一時明備燦然，聲名文物之隆，不惟非後代漢、唐所能及，實非前代唐、虞所得並。
所以聖人讚曰：「鬱鬱乎，文哉！吾從周。」
【譯文】
敬想我們大清，當明末天下大亂時，明朝的皇位移動，我朝從東方來到，掃除了寇亂，安定了中華，一統了國家。
用至高的道德和至深的仁義，博得了四海融洽和睦，轟轟烈烈的豐功偉績，照耀著整個宇宙。
自有人類以來，還沒有過這種興盛的時代。
由於世人的智慧不能認識到天地之間孕育出聖人，往往不同一般。
因此錯誤地認為東北邊遠的地方，不是中華民族文明彙集的地方，又不知道我朝列位先皇互相承襲積累了深厚的德行，都是一代聖人。
於是便錯誤地引用《春秋》講的道理，以及孔子稱許管仲「尊王攘夷」的仁德等觀點，並發誓要按照這種觀點去做。
便為近年呂留良所說的一些悖逆言論所迷惑，忘掉當前自己身受本朝仁德養育的深恩，竟敢任意詆誣誹謗，私自寫成論說文詞，也偶然有這種事。
其目的是想說明人生倫常大義，而不知道實際上反而違背了人類的倫常大義；本想說明天道的規律，而不知道竟然完全弄錯了天道運行的道理。
既達到思想昏迷錯亂，毀害了自己一生；又陷入叛逆的行列，觸犯了當前的王法，給後世留下了笑柄。
這是我所親身經歷的教訓，不得不對天下有志於求學，又不懂得事物變化的道理，而被呂留良的邪說蠱惑的人，鄭重地講述這番道理。
天地間的一陰一陽一二氣，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一精一華，都是從聚到散，天天流動天天擴大，並且變動不受拘束，循環沒有常規。
上古唐堯、虞舜和三代的時候，中國已開化的本土還非常狹小，京師以外，五百里為一服，五服以外的地方，像荊、楚、吳、越這些地方，就已經算是荒蠻夷狄的地方了，其餘如廣東、福建、雲南、四川等地，還沒有在那建起地方政權，收繳貢賦，還沒有屬於中國。
考察社會的發展，要以政權為變化依據；而考察政權的變化，又必須以思想道德的統一為根本，唐、虞、三代的興盛，第一個繼承帝位的是大舜，論道德仁義則推文王為最。
孟子說過：「舜出生於諸馮（今山東菏澤東南），是東夷的人；文王出生於西歧（今陝西寶雞東北），是西夷的人。」
據此，早在上古唐、虞、三代時的聖人，已經有不完全是生在中原的了。
自秦朝到五代，一千五百多年，唐、虞二帝，夏、商、週三王，以及周公、孔子的主張，沒受到重視和提倡，道理不明，影響不廣。
到了宋朝以後，天道才有了變化，上古聖人的道統，雖然還沒受到帝王的重視，而實際上在百姓中已經明白了聖人的道理。
而開始真正講述聖賢道理的人，開始於周敦頤；進一步加以發展，集其大成而使之成為系統理論的，是曾講學於紫一陽一書院的朱熹。
周敦頤出生於湖南永州（今零陵），後來遷居一江一 西；朱熹出生於一江一 南的徽州（今安徽歙縣），而讀書求學於福建。
今天考證起來，湖南是古代的楚地，而徽州實際與東閩相接壤。
一江一 西是古代的三苗地方，福建原來屬於八閩地區。
由此可見，聖人的出生，並不受地區的限制，這就十分明白了。
況且《春秋》把吳、楚排斥出中國，稱之為夷狄地區，這是根據那時的狀況來講的，考察當時中國的狀況，和今天的狀況相比，不惟像方形和圓形形狀不一樣，而且簡直好像寒和暑、晝與夜一樣，完全相反。
社會風氣的開通，總是從逐漸變化發展到盛行的。
自從有天地以來，文運在周朝時達到極盛的時代，而文王、武王、周公，由世德深厚而誕生出來的聖人，制定了反映文明進化的禮、樂制度，十分尊重古代文化遺產。
所以一時之間，各種禮儀制度都十分齊備明確，聲名的影響和文化的發達，不僅後來的漢朝、唐朝無法達到，即使以前的唐、虞盛世，也是比不上的。
所以孔聖人稱讚說：「文采興盛，是周文王時代，我推崇周朝。」
【原文】
《春秋》之書，雖因平王遷以後，政教不行，王者之跡熄而作，然當時魯、衛、齊、晉諸國，去文武之世未遠，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藹然是成周之舊。
而吳、楚、山戎以侏不通詩書，不知禮義之一習一 ，逞其僭王猾夏之惡，冒於中華文明之治，此聖人所以深惡而擯斥之。
其實聖人之心，即天心，因其當絕者而絕之，初未嘗有意以吳、楚為處地，亦未嘗立念以高置諸夏，而重內輕外也。
使諸夏而不謹其常度，則其貶而抑之，也又甚於吳、楚矣。
故先儒撮其旨曰：「夷狄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
是《春秋》之書，分華夷者，在禮義之有無，不在地之遠近。
心實至公至平，原視乎人之自處何如耳。
況今日則更有事不同，而大相反者，何也？古來治統道統之合一，而從天定者，自暴秦變亂以後，雖歷漢、唐、宋之盛，猶不免架閣漏空，無當於對人之萬一。
明末之世，尤君怠臣侈，百度廢弛。
內則宦官專權，把持國政；則藩封放恣，暴殄天物。
官吏貪一污，橫徵暴斂，所在皆然。
荒一婬一驕奢，世家大族，一習一 為高致。
加以文德盡廢，遠人不服，各處蒙古外藩，皆為勁敵，邊警時聞，應接不暇，元氣盡喪。
即極之前後五代之衰，亦不過是。
座之流賊四起，慘殺屠掠，毒逾湯火。
凡賊所經過府郡州縣，以及市井村落，類皆片瓦不保，目慘心傷，自有生以來，其離亂未有如是之甚者也。
論者不思此境，妄引三代、春秋之盛以此例，何其悖謬甚乎？況本朝太祖創業東海，以德行仁本，尤取明天下之心。
至太宗皇帝，政舉教修，仁聲仁聞，四訖海內。
當是時，曾勒兵入關，徇地直至山東臨清，周視京城，縱獵南苑，以期為明解仇釋怨，熄兵安民。
而明之君臣，竟置之不問，由是振旅東歸，明不能以一矢加遺。
當時若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取明直如反掌之易，又何待賊陷京城，愍帝身殉國難，明祚已絕，明位已移，請除寇亂而後興卿命將乎？即此一舉，較之武王大會孟津，觀政於商，以冀紂惡之悛悔，心事更光明正大，表裡無憾。
況入關一戰而勝李自成二十萬之眾，如摧枯拉朽，望風逃竄，席捲長驅，廓清海宇，救億萬生靈於水火之中。
當時天下之眾之依我朝也，如出深淵，如睹父母。
由是世祖章皇帝發政施仁，撫臨天下。
而天下之感戴者，不惟明之君臣雪恥復仇，銜結莫報；且大者為我億萬生靈拔死育生，大德深恩，直與天地同流。
【譯文】
《春秋》這部書，雖然是因為周平王東遷以後，政治教化難以推行，對過去王室的威望消失而感慨所作。
然而當時的魯、衛、齊、晉等國，離文王、武王的時代還不遠，所以他們還遺留著過去的習慣，其風俗和好的政策，還差不多都是成周時候的老樣子。
而吳、楚、山戎等地，因邊遠方言不同，而不懂詩書，不知道學習 禮義，仗著他們自立為王的身份而與中國內地各諸侯並列，冒充中華文明禮義之邦，這是聖人所深為討厭而排斥他們的原因。
其實，聖人的心就是天心的表現，看他應該排斥的就排斥，起初並沒有產生把吳、楚當成外地的意思，也沒有把中原文化發達的諸侯抬高一等的想法，重視內地而輕視邊遠地方的。
假如中原各諸侯國不謹慎地遵守傳統禮義，那麼對他們的貶低和指責，也會比排斥吳、楚更厲害。
所以過去的儒家歸納出這種觀點的主旨說：「夷狄地方的人如能實行中華的文明禮義，就應看成中華文明的一部分；而地處中原的諸侯國，而不實行仁義和邊遠地方一樣，就應該把他們看成未開化的夷狄。」
所以《春秋》這部書，把中國劃分為華夏和夷狄二大部分，是根據其有沒有文明禮義，而不是依據他的地方遠近。
這種看法實在是非常公正的，關鍵是看你本身的實際言行是什麼。
況且今天中國境內的形勢和春秋時不同了，而且又恰好相反，為什麼呢？上古時候政權的傳統和道德的傳統是一致的，而順從天道運行的規律。
自秦始皇變亂以後，雖然經歷了漢、唐、宋這些朝代，也曾一時興盛，但仍免不在制度上存在很多漏洞，比不上聖人時代的萬分之一。
明朝末期時，尤其表現得君主懶惰，臣子奢侈，各種制度廢弛。
在內來說，則是宦官專權，把持國政；在外來說，則是藩王放恣一胡一 為，暴殄天物。
官吏們紛紛貪一污，橫徵暴斂，到處是一樣；荒一婬一驕奢在世家大族中，已成習慣達到極點。
更加上文明道德的荒廢，邊遠地方的人民便不服從了。
以前的藩屬相繼都變成強敵，邊境的警報不斷傳來，應接不暇，國家元氣喪失殆荊即使和以前五代王朝覆滅時情況相比，也有過之而無不及。
最後終於導致流寇四起，到處慘殺掠搶，狠毒勝於沸湯烈火。
凡流寇經過的府郡州縣，以及集鎮鄉村，差不多都是片瓦不存，眼看已到了慘不忍睹的地步，自從有人類以來，所受離亂之苦，沒有比這時更甚的了。
議論的人卻不想想這種情況，錯誤地引用三代和春秋盛世的情況來相比，為什麼會這樣荒謬無理呢？況且本朝太祖，創業於東海，以道德仁義之心為根本，並沒有奪取明朝天下的想法。
到太宗皇帝即位後，政治、教化都走上正規，仁德的聲名，傳播於四海。
這時候，曾經領兵進入關內，巡視地方直到山東臨清，並且在明朝京師周圍巡視一圈，還在南苑打獵，希望能和明朝化解怨恨，罷兵安民。
而明朝的君臣，對此事竟然不聞不問，於是太宗只好率兵回轉東北，那時明朝已弱到不能放出一箭的地步。
當時如果存有一毫取天下的心思，奪取明朝的一江一 山真是易如反掌，又何必等流寇攻陷京師，崇禎皇帝以身殉國，明朝國祚已絕，明朝皇位已換主，應請求去除流寇的動亂，才興兵點將入關嗎？就拿這個例子來說，比較起周武王大會諸侯於孟津，率兵觀政於商朝，希望用壓力使紂王悔罪惡的做法，心事更加光明正大，表裡沒有一點可指責的地方。
況且入關後，只一仗便擊敗了李自成二十萬兵馬，如同摧枯拉朽一樣，使他望風逃竄，我軍席捲長驅，掃清了海內，拯救了億萬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
當時普天下百姓依賴我朝，如像跳出深淵，見到父母一樣。
由於這種情況，世祖章皇帝才決定建立政權廣施仁愛，而登上統一中國的皇帝之位。
而普天下感恩戴德的，不僅是明朝的君臣因我朝為他們雪恥復仇，感到結草啣環也無法報答；而更大的是為我國億萬生靈救死育生，其大德深恩，直可說是天高地厚一樣了。
【原文】
由此觀之，在昔湯、武為夏、商諸侯，雖以仁興，而君臣一倫猶不能脫然無憾。
所以當時成湯不免有慚德，武庚不免以殷叛。
豈若我朝之有天下也，得於流賊李自成之手，視商、周之得統更名正而言順。
明臣、漢人，當時皆樂為效力致死乎。
是春秋之吳、楚以夷狄之心，肆夷鍬之行，蔑視諸夏禮樂文明之治，而來僭亂之。
我朝以仁義之心，行仁義之政，不忍中國之生靈塗炭，而來撫綏之。
一是為亂於至治之世，一是敷治於極亂之時，所謂不惟如方圓體度之不相合，竟脫然如寒暑晝夜之相反者此也。
使聖人而在今日，其作《春秋》也所以大褒予於我朝者，當如何深切著明可知矣。
蓋聖人與天合德，天大無外，聖人之心亦無外，稍有一毫有外之心，即不能合天心，又何又為聖人。
所以聖人判事，至虛至平，胸無一毫成見定義。
原視天視民以定義。
而天之於民，實無常親，惟德是親。
今我朝不折一矢，不傷一眾，不待年而成帝業。
到今幅員之廣，與天同大，享年之永，與天同久。
承承繼繼，篤生聖人，愈遠愈大，彌久彌光，四海昇平，萬國咸寧，此豈人力所能與？乃民之食德者厚，以至皇天亡眷顧者深，所以至是。
聖人又何事違天拂民，而有彼此之間哉！故謂《春秋》大旨在謹華夷之辯則可。
若概引《春秋》之例，以抵當我朝之盛，則罔誣聖人作經之旨，為大不可。
謂聖人許管仲之仁，其功在於擯吳、楚則可，若妄以吳、楚例今日，則是非顛倒，害道害義，為大不可。
是《春秋》不惟無礙於我朝，而我朝竟深有契於聖人之心，大有光於《春秋》之義旨也。
審矣。
【譯文】
從這來看，過去湯王、武王是夏、商兩朝的諸侯，雖然靠著仁德而建立了國家，而不能擺脫以臣子奪去君主王位這一事實，因而有違倫常而感到遺憾。
所以成湯不免有慚於德行，武庚不免以是殷紂王的兒子而叛亂周朝。
這豈能像我朝得天下於流寇李自成之手，用商、周來相比，我朝得天下更為名正言順，所以明朝的臣子和漢族人，都樂意為我朝盡力效死。
至於春秋時代的吳、楚兩國，是懷著夷狄之心，逞著夷狄的不講道德行為，蔑視中原的禮樂文明的統治，僭號稱王，興兵擾亂中原；而我朝以仁義的心胸，實行仁義的政治，不忍中國百姓生命塗炭，才來救援撫育他們。
吳、楚是作亂於太平盛世，我朝則是為了創造太平於天下大亂之時。
這兩種不同情況，不僅像方和圓一樣體形完全不同，而竟然和寒與暑、晝與夜恰好相反一樣。
假使孔聖人活在今天，他所作的《春秋》，一定會大大地表彰我朝，應當如何來深切說明，看看以上對比便很清楚了。
因為聖人的心和上天的道德是一致的，上天是公正得沒有一點私心偏見的，聖人的心也是沒有一點私心偏見的，稍有一點私心偏見，便不能合乎天心，也怎麼能算得上聖人呢？所以聖人對事物的看法，是非常虛心和公平的，心中不存在一點成見定義，是根據天意民情而才能答出定義。
而上天對於人民，也不是永遠親愛一個地方，只有依據德行來相親。
如今我朝不費一弓一箭，不傷一個人，不到一年便建成帝業；到現在國家疆域之廣，與天同大；享受皇位之長，與天同久。
一代代繼承，連續出生聖人，傳得愈遠愈偉大，愈久愈加光輝，四海昇平，萬國安寧，這豈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嗎？乃是我國百姓受到恩德特厚，以至上天眷顧愛護得也就特深，所以才能夠達到這樣地步。
又有什麼事可以上背天意下違民情，而硬要劃分彼此呀！
所以說《春秋》的主旨，在於謹慎辨別華夷的區別則可以；如果一概引用《春秋》中的例子，用以來詆毀我朝的盛世，那麼實在是誣蔑聖人作經書的原意，是大不可的事。
如果說聖人贊許管仲的仁德，他的功勞在於排斥吳、越則可以說；如果錯誤地把吳、楚來比今天，則是非就完全顛倒，傷害了道義，則是大不可的事。
據此，《春秋》不但對我朝沒有什麼妨礙，而是我朝的立國竟然深符於聖人的心，並發揚光大了《春秋》的主旨，這是可以肯定的。
【原文】
蓋我朝自太祖高皇帝神武蓋世，開創帝基；太宗文皇帝弘繼體之業，統一諸國；世祖章皇帝建極綏猷，撫臨中外；聖祖仁皇帝聖德神功，遍及薄海內外，久道化成，淪肌浹髓，更為超越前古，業隆萬世。
可見皇天篤愛之至，非三代以下所及，即極之虞、夏、商、周，天運初開，太和極隆之會，亦罕有此聖聖相承，綿綿無間之盛。
況我當今皇帝，尤聖神文武，時中變化，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恢弘前烈，更有光於聖祖仁皇帝者哉。
故其治效化功之顯爍於兩間者，已極禮明樂備之盛，而其驗實亦已至於海晏而河清，特以治德淵微，聖學深，山陬海之間，間有不能與聞其大者，實因初潛藩邸，韜堯養晦，無求無慾，研經味道，以盡己性分之固有，職分之當，為未嘗稍露一聲光於人間，所以龍德中正，不惟非天下所得知，並非在廷諸臣所能識。
惟我聖祖仁皇帝，聰明天縱，本父子之親，以聖知聖，早知人品貴重，蘊蓄美富，為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
然亦以是存亡於心，而不肯揚之於眾。
直至聖躬不豫而大漸，委以南郊大禮，從方知我皇上至德天全，聖學性安，久為聖祖皇帝所深契。
而於此尤可以見聖祖皇帝之揆道一精一義，傳子即以傳賢，並二帝，兼三王，而適於中者，邁百王而首出矣。
所以當我皇上御極之初，一切政治，天下皆莫能仰測高厚之所由出。
加以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奸謀，散佈流言於外，以致盛德至善，不能驟得遍聞於窮鄉遠鄙者，斯亦事理之所必有。
豈知我皇上淵衷至仁，天性至孝，發慮至誠，修已至敬；而造德之純熟，學問之淵深，歷練之縝密，處事之一精一詳，則又一理渾然，泛應由當。
舉凡之於政刑，見之於德禮者，既無一處不知之極其一精一，復無一事不處之極其當。
神明盡智，化裁盡變，推行盡通，深仁大德，際天蟠地。
究其歸，皆因物付物，初未嘗稍存一毫成見於未事之先。
是以身雖至勞至苦，無一時一刻不以愛養天下蒼生為事。
凡可以利濟斯民者，思無不到，到無不行，行無不實。
自朝至暮，一日萬機，目不停視，手不停批，不遑寧處，而心實至安至逸。
常如明鑒、如止水，萬物之過其前者，妍媸自然必露，而不容掩。
今試於蕩蕩難名中，而以管窺及者略舉其萬一。
如明王奉若天道，大義本於天經，自二帝三王唱和而後，後世人主皆以國家行政出治，生殺予奪，權由己制，竟不知大君之上，更有天焉，不可違也。
【譯文】
我朝自從太祖高皇帝以神聖的武功，開創了基業；太宗文皇帝繼續發揚光大，統一了中國全境；世祖章皇帝建立治國大政，安定了中外；聖祖仁皇帝仁德、武功，遍及全國內外，普施仁德教化百姓，恩惠深厚深入肌髓，更是超過了上古前朝，帝業的興隆光耀萬世。
可見上天對我朝的厚愛已極，是三代以下各朝難以比得上的，即使追溯到虞、夏、商、周，秉承天運建立最早的幾個朝代，帝業極隆的太平盛世，也罕有我朝這樣連續出現英明聖主繼承帝業、綿綿不絕的盛況。
何況我朝當今皇上，尤其聖神文武，這時的變化，比之天地化育一切也不為過；恩德澤及萬物而無一遺漏，弘揚先皇的政教，使聖祖仁皇帝的未竟事業更加光輝。
所以其治理國家教化百姓的功勳顯耀於二者之間，已經達到禮樂文明極盛的頂點，而其治理的效驗也由海清河晏來得到了證明。
至於當今皇上治理國家的才德深厚一精一妙，學識更是淵博高深。
而遠居山角海濱的人，或許有不知道皇上功績之大者，這是因為皇上還是藩王的時候，才能深藏不願顯露，既不求名聲也沒有什麼欲一望 ，終日研讀經書修養道德，以盡力符合自己的個性和藩王的身份，從未嘗想顯露一下自己於世間。
所以聖人的道德十分純正，不僅不是天下百姓所能曉得的，就是朝廷內的各位大臣也很難知道。
只有聖祖仁皇帝，天賦予他聰明，又與當今皇上是父子關係，所以能以聖人的眼光認識聖人，早已知道當今皇上人品貴重，胸中蘊藏著雄才大略，能夠用其聰明睿智做一個英明的君主，但是也只是默記於心而不肯傳揚出去。
直到聖祖健康不佳處於病危之時，才委託當今皇上代替主持南郊祭天大典，於是眾大臣才知當今皇上仁德天授，學識性情穩重，已久為聖祖所深深注意了。
由此可見聖祖皇帝處理大事的深刻意義，傳位於兒子就是要傳給賢明的人，其英明識見可以說兼有堯、舜二帝，夏、商、週三王的美德於一身，而超過了後世的百王之上。
所以當今皇上自登基之初，實行的一切政治，天下人都難懂得這些英明高深的做法是從哪裡來的，加之阿其那和塞思黑等人，久已心懷奪位的奸謀，所以在外散佈流言誹語，以至當今皇上的盛德和善政，不能很快地傳遍於國內遠僻山鄉，這也是事理的必然。
如何能知道我皇上寬厚的心胸非常仁德，天生的性格極為孝順，考慮問題本著誠心，修養自身要求嚴格慎重；而對道德運用的純熟，學問的淵深廣博，遇事思考的縝密，處理問題的一精一詳，則又渾然一體，各方面應付得都十分妥貼。
比如施行的政策和刑律，用道德禮義去觀察，既沒一個地方知道得不夠一精一詳，又沒有一件事處理得不是極其妥當；智慧英明到極點，教化百姓使之道德一新，推行的善政通行全國；其深仁大德，真是頂天立地呀。
追究其功績的根源，在於根據不同的事物給以不同的辦法去解決，並沒有存在一點成見於處理事情之前。
所以皇上雖然至勞至苦，也沒有一時一刻不以愛護養育天下百姓為目的。
凡是有利於百姓的事，沒有不想到的，想到的沒有不實行的，實行沒有不扎扎實實達到目的的。
自早到晚，日理萬機，目不停看，手不停批，沒有一刻閒暇安寧，而內心實際上才最安定最放心。
經常心如明鏡一樣亮，如靜止的水一樣安定，萬物從眼前經過的，美和丑都會自然顯露，而不能有一點掩蓋。
現在試於浩蕩無數難以一一說清的聖績中，將看到一斑略舉其萬分之一的事例。
比如英明的帝王都是尊奉天道規律的，道義是上天所樹立的，自從上古二帝三王相繼遵守以後，後來的帝王都是用國家政權來治理，生殺大權自己說了算，一切權力都歸於自己，竟然不知道君王頭上，還有上天，天意是不能違背的。
【原文】
我皇上唸唸從民設想，處處體天定趨。
凡天所好者，體天之心好之；天所惡者，體天之心惡之；天所欲行欲止者，體天之心行之止之。
由是體天之心以養民，知食為民天，農乃食本，務使各務本為，盡力南畝，不得貪利而廢農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穡之艱。
每歲躬耕藉田，以重農事。
而老農之勤樸無過者，令各州縣歲舉一人，榮給品秩，以示鼓勵。
而先嗇神農，亦開千古未開之典，設壇崇祀，以報其功。
偶間一處旱澇，即憫念憂形，減膳之下，殫一精一竭誠，為民祈禱，專務修少人事，以格無心。
座至禱雨雨通，祈晴晴應。
猶不以此為足蠲減賦之典，無年不頒，賑災救患之澤，無地不遍。
甚者如一江一 南、一江一 西、浙一江一 ，正供六十餘萬兩，皆沛恩永免，深仁厚澤，與天罔極不朽。
采運積貯，禁屠崇儉，以預防其不足。
與夫疏浚河流，開導積淤，相地開墾，以奠民居。
通民行而濟民食者，可謂無處不到，無法不備參。
推其極撫久綏盡六一合 之廣，雖窮幽極僻之區，亦不至一夫失所，如西陲安插之眾，不惜厚賜，使之衣食有賴。
雲貴等省，邊塞土民，素受土司之害者，禁其魚肉，革其科派，老有沿鄉給發之養，孤貧有動用錢糧，務令得沾實惠之諭。
存恤憫念，惻怛，恩膏直下及於行人氣人之微賤，以期盡天子惠元元，包涵並育，大小高低遐邇，一體之本，量而後快也。
體天之心以愛民，則察吏不得不極其明，懲貪不得不用其法。
謂貪贓犯法之官，蠹國殃民，罪大惡極，即立置重典。
亦不足以蔽其辜。
但不教而殺，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偶行抄沒其家資，以備公事賞賚之用，蓋所以昭國法而懲貪一污，並使後來居官者，知貪贓之物不能入己，無益有害，自不肯復蹈故轍，以罹法耳。
更或即其所有之資，填補虧空之數，其得豁免其罪，此皆以罰惡之內，隱寓寬仁之意，原非過刻也。
至於人之心術，隱微之中，疑似之間，最為難測。
睿照則辨析一精一微，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猶如絲過扣，毫髮清楚。
然猶不以此自用，必廣行採訪，以收好問好察之益，以為執兩用中之資，抑兼欲得人擢用，為生民思久安長治之計，故一切政令所敷，治益求治，安愈圖安，務求適中得當，立千百年不壞之良謨，以期移風易俗，潛移默化，使民日遷善。
而不知其所以愛民者，又何無己也。
【譯文】
我們皇上一心唸唸地為百姓設想，處處體會天意而後決定行動辦法。
凡上天所愛好的，體會天意而同樣去愛好；上天所討厭的，體會天意而同樣去討厭；上天所打算實行或制止的，體會天意去實行或制止。
由此這而體會天意在於撫養百姓，知道「民以食為天」
這個古訓，而農業則是吃飯的根本，所以力求農民能各就本業，盡力耕種田地，不允許貪圖小利而荒廢農業生產這個大事，不允許追求小事而忘記耕種的艱難。
每年皇上都要親自到御田里耕作，以提醒要重視農事。
而對長期從事農業生產的老農，考察他們勤勞樸實沒有過錯的，讓各州、縣每年向朝廷推薦一個人，授給他相當官員的品級，以示鼓勵。
而對於從事農業的始祖神農氏，也開創千古沒有過的盛典，設立了「先農壇」加以隆重祭祀，以報答神農氏的功勞。
偶然聽說某一地方發生早澇，就產生憐憫掛念，憂愁形於顏色，除了減削御膳食物外，又盡一精一竭誠地為百姓祈禱上天，反省所辦的各種事情有沒有過錯，並加以改正，以希望感動上天。
最後終於達到求雨雨降，求晴晴至，仍然不以此為滿足，減免賦稅的恩典，沒有一年不頒發的，賑濟災民的恩德，沒有一個地方不到。
特別是像一江一 南、一江一 西、浙一江一 等省，規定每年田賦銀六十餘萬兩，都獲得皇恩永遠免除，這種深仁厚德，真和上天一樣永遠不朽。
采運糧食積儲於國家糧倉，禁止屠宰牲畜崇尚儉樸，以防止百姓糧食的不足。
以及疏浚河流，開導淤塞，根據各地情況鼓勵開墾荒地，以打下百姓生活基矗便利百姓一交一 通和接濟百姓糧食的事，可以說是無處不到，各種辦法沒有沒用過的。
推算一下恩德所到的地方已遍及全國，即使是窮困和極偏僻的地方，也不讓一個人流離失所。
比如在西部邊疆安頓百姓生活，不吝惜巨大的費用，而使他們衣食有賴。
雲南、貴州等省，邊境的少數民族，長期受到土司的壓迫，於是便下諭旨禁止土司魚肉百姓，免除了各種不合理的攤派，老年的由其鄉村發給生活費用，孤貧的可用專款救濟，一定要讓百姓受到實惠。
心裡所存的憫恤念頭，病痛憂傷，恩澤惠及路上的乞丐等微賤的人，以希望將天子的恩惠遍施於平民，所有的人都要受到撫愛養育，不論大小高低遠近，都是國家的一個根本分子，都能受到恩澤而後才會感到快樂。
要體會天意而愛護百姓，則考察官吏不能不嚴明，懲辦貪一官不能不動用法律。
貪贓犯法的官員，禍國殃民，罪大惡極，即使立即把他們處以重刑，也不足抵償他們的罪行。
但是不加教育而殺掉，心中實有所不忍，所以婉轉寬恕他們的死罪，偶爾有抄沒他們的家財，以備公事獎賞的費用。
所以要這樣申明國法而懲治貪一污，並使後來做官的人，知道貪贓得來的東西不能歸己，是無益而有害的，自然不敢再走翻過車的老路，而自陷法網。
此外還有把他所有的資產，填補虧空公款的數額，然後得免去他的罪，這都是在懲罰罪惡之內，暗隱有寬大仁德的意思，並不是對他們過分苛刻的。
至於人的心術，在隱暗之中，真假是非，最難看得出來，皇上以聰明睿智的目光明辨一精一微，而在公中有私，私中有公的情況下，看得如同絲線過扣眼，毫髮都能清楚。
但是仍不以此自信，必廣泛進行調查，以取得更清楚地考察之益，作為因地制宜，不偏不倚地處理政事的參考；同時也打算借此發現和提拔有才幹的官吏使用，為百姓設想長治久安的方法。
所以一切政令的施設，在治中更求治，安中更求安，務必求得合理適中，樹立起千百年不壞的良好楷模，以希望達到移風易俗，潛移默化，使百姓一天比一天善良。
而不知道皇上這樣愛護百姓，可是沒有一點想到自己埃
【原文】
體天之心以欽恤民命，謂明刑原以弼教君德，期於好生，法雖一定，心本寬仁。
《書》云：「宥過無大，刑故無校」所以斟酌權衡，廣好生之德也，有不得已用刑者，不過欲國法申行，刑期無刑耳。
故每有改定條例，必期三令五申，惟恐小民無知陷罪，不教而殺。
時深惻隱之念，承審官司，濫刑有夾訊之戒；秋審應決，具奏有三復之諭。
稍有一線可生，因事原情，寧過乎仁，毋過乎義。
不惜反覆批閱，至再至三，每年沛歲多格外生全之恩。
其實皆准乎天理之至公，即乎人情之至安，寬而得中，非廢法也，然亦間有應嚴者，則又用嚴，以順適夫至正至平之則。
如阿其那、塞思黑蓄奸樹一黨一 ，貪圖不軌，已經聖祖皇帝貶而絕之，乃不知仰體君父之心，痛自改悔，竟怙終不悛，按其罪過實同周之管蔡。
我皇上本大公無我之心，揆道執中，以事關國社生民之重，不惜數其罪，以大義滅之。
此亦如四凶之在堯世，必有可容者，而後堯容之；其在舜世，必有不可留者，而後舜去之。
堯舜何容心哉？皆因其人之自取何如耳。
故皇上今日之義，即聖祖皇帝當年之仁，皇上今日之仁即聖皇帝當年之義，道無二致，同歸一中，因時制宜便得其平而已。
天語煌煌，反覆剖析此理，已到至處盡處，而心事亦直與日月並明於千古矣。
蓋虛明應物之天，本無一毫成見、己意稍雜於其中，所以用寬用嚴，無往而非道之至當，不易有如此也。
體天之心以為民，取士則於三年科舉之外，有舉賢良方正之恩詔，有令各省州縣延訪孝友端方，才可辦事，而文亦可觀者，每歲各舉一人之諭。
有選拔貢生，不拘考試名次，務取經明行修者之諭。
有令滿漢、內外、文武諸臣，將有猷有為有守者，各舉一人之諭。
有令中外諸臣，在京主事以上，在外知縣以上，各舉所知，或舉貢生員，或山林隱逸，送部引見之諭。
而於各省州縣，文明極盛之學，又有升改增額，錄取之諭。
鄉試中式各數，亦隨著加增。
廣求博訪，惟日孜孜，冀獲賢才以為蒞政臨民之眩
而猶憂人才難得，務在矜全器使，幽隱必錄，所以於湖南等省，又特降分闈之旨，憫念士子之貧寒有志者。
嗣後不為遠險所隔，皆得以遂其觀光之願焉。
體天之心以為民，尊師重道，則至聖先師追封一代。
敬聖人如君親，易諱為「邱」，重臨雍之大典，改「幸」為「詣」，而誕降之期，齋戒禁屠，著為定例。
且旌有節義，崇建祠守，獎勸善行，虛公核實，軍民一體，直及於匹夫匹婦之貧且賤焉，風聲之樹更遠也。
體天之心以為民，優禮大臣，則賜坐賜茶；體恤群臣，有賞有賚。
上下雖分，君臣一體，極至飲食之輕微，情至亦所必賜；器用、服物之小者，雖遠亦所常頒。
君臣之際，相期以誠，臣下隱微，無不洞燭，訓誡開導。
隆恩同於天地之鈞陶萬物，勝於父母一之 教育嬰孺。
至中至正，總以吏治戎政，物情民隱，各得其所為念。
體天之心以為民，存亡修廢，則合天下為一家，視異代而無外，大廓成例，封明祖之後以侯爵。
考古仁恕之君，隆名之主，從未有如此之洪施公普者也。
【譯文】要體會天意而愛惜百姓的生命，認為嚴明刑法原因是輔助君王道德教化的一種方式，立足於好生，法雖然有明文規定，執法則從存心寬仁出發。
《書經》上說：「寬恕沒有大的，刑罰沒有小的。」
所以要慎重考慮，以求推廣上天好生之德，有不得已必須用刑的，不過是打算申明國法，處以刑罰是期望減少直至消滅犯法和刑罰罷了。
所以每逢有改定刑法條律，必然要進行三令五申，惟恐百姓不知法而陷入犯罪，成了不教而殺。
時常對百姓深懷惻隱之心，為了防止濫刑，有嚴禁拷打逼供的規定；每年秋天審判死刑案件，有必須經三次複審的聖諭。
稍有一線生機的，因事論事尋找可原諒的情節，寧肯過分寬仁，不可有一毫失去道義。
不惜反覆批閱公文，達到兩三遍，每年遇到豐年時，往往都要格外加恩減少死刑。
其實都是以天理至公為標準，亦就是合理人情而至安，寬大而又適中，這不等於不要法律；但是其中也間有應該從嚴的，那麼要從嚴，以順乎至正至平的原則。
比如阿其那、塞思黑私蓄奸一黨一 ，企圖不軌，已經由聖祖皇帝貶去王爵廢為庶人，可是他們不知道仰望君父的苦心，痛改前非，竟然堅持作惡而死不悔改，按他們的罪行實際上與周朝的管叔、蔡叔相同。
我皇上本著大公無私的心情，根據道理公平執法，以為這叛逆大事有關國家和百姓是極重要的，不惜責數他們的罪行，而大義滅親。
這也同於「四凶」
在唐堯的時代，有可以容留的原因，所以堯才容許他們活著；到了虞舜的時候，一定有不能容許再留下的理由，所以舜才把他們殺掉。
堯舜能有什麼存心呢？都是四凶他們咎由自取來決定的。
所以皇上今天實行的大義，也就是聖祖皇帝當年實行的仁德，真理是沒有二樣的，只能同歸於一個公正，不同的是因時制宜，處理合乎當時的公平罷了。
皇上金口玉言光輝萬丈，已反覆剖析了這個道理，可以說透徹已到盡處，而皇上的心跡，也直同日月一樣明亮於千古了。
上天的心懷是隨著事物變化而生，原本沒有一毫成見和私意摻雜在其中，所以用刑的寬與嚴，自古以來，非道德至當至公，是很難做到這樣程度的。
體會天意而為百姓著想，錄取士人則除了每隔三年舉行一次科舉考試以外，還有要求各州縣每年薦舉「賢良方正」的特恩詔書，還有下令各州縣訪求孝順父母、品行端正，才能勝任做官，文章也有一定水平的人，每年各推薦一人給朝廷的諭旨。
還有選拔貢生，不拘於他在考試中的名次高低，務必要求選拔通解經書、修養端正的人的諭旨。
還有讓滿漢、內外、文武各種官員，把有謀略有作為有操守的讀書人，各自推薦一人的諭旨。
有命令朝廷內外各官員，在京的主事以上，在外的知縣以上，各自推薦所知道的人才，或舉人、貢生、秀才，或山林隱逸，保送到禮部，安排由皇帝接見量才錄用的諭旨。
而對於各盛州、縣，文風極盛的學校，有晉陞級別和增加秀才名額，擴大錄取的諭旨。
各省鄉試錄取舉人的名額，也隨之增加。
廣泛地搜求人才，每天孜孜不倦，希望獲得賢才以作為做官治民的後備。
而仍然時常擔憂人才難得，務必愛惜保全人才並發揮其作用，即使偏僻地方，也要做到有才必錄。
所以對湖南等省，又特別降旨，採用分區鄉試的辦法，照顧那些貧窮而有志氣的讀書秀才，不必爬山越險集中省城，就能夠就近參加舉人考試了。
體會天意而為百姓著想，就認真尊重師道，對至聖先師孔子，加以追封其五代祖先為王爵。
敬奉聖人如同先皇和親人一樣，下諭遇到孔聖人的名諱，都要改寫成「邱」字以示敬避；重視皇帝拜祭文廟的典禮，把皇帝巡幸文廟的「幸」字，改為「詣」字，以示對孔聖的尊敬；並在孔聖誕辰之日，都要進行戒齋沐浴，禁止百姓屠宰牲畜，用制度固定下來。
並且大力旌表節烈孝義的人，建立祠堂和牌坊，獎勵善行，秉著一心為公的精神核實事跡，不論軍民，一視同仁，連極為貧賤的男女百姓也不例外
良好的風氣樹立是非常廣泛的。
體會天意而為百姓著想，對大臣能優禮相待，接見他們時賜茶待如賓客；關心愛護群臣，常有賞賜和饋送。
地位雖有上下之分，君臣的關係親如一體。
小到飲食這種微小東西，感情到時也必然要賞賜臣下；器用、衣服等小物件，雖然臣下遠在邊疆，也要常常頒賜。
君臣的關係，相待在一個誠字，臣下的隱微私事，皇上沒有不洞若觀火，加以訓誡開導。
隆厚的恩德同於天地的薰陶萬物，勝過父母的教育嬰兒。
處理事情非常中肯而正確，總是把吏治、軍政和社會狀況、民間真情，都處理妥貼掛在心上。
體會天意而為百姓著想，對國家的存亡興廢，則看成天下一家，對覆亡的朝代不存在一毫見外，擴大修改歷朝的成例，封明代皇帝的後代為侯爵。
考查古時著名仁恕的君主、聲望極隆的帝王，也沒有過這種寬洪而公正的做法的。
【原文】
體天之心以為民，勵一精一圖治，則天德之剛，純乎一敬，乾乾終日。
法天行健，無時不極其一精一，無處不盡其詳，廣覽博訪，隨機應變，無一不中節合宜，神聚到至處，心細到極處，即至群臣奏章，偶有一義未安，一字錯落，幾經廷臣歷閱不到者，一經睿照，必為摘出。
反覆告誡，不以為倦。
自朝至暮，凝坐殿室，擴然大公，物來順應，非帝堯之欽明，大舜之恭己。
殆未易臻此篤恭之境矣。
體天之心以為民，垂訓立教，則皇極之敷言，尤長一江一 大河，渾渾灝灝，盤折自如，愈析愈一精一，實無一不行所無事，與天理之大中至正者相準。
誠以宸衷虛明廣大，昭融洞徹，海涵天覆，內外無間，渾乎天理之公，無一毫人欲之私，故發於文辭，理實氣足，巍然經天緯地之作，與《二典》、《三謨》並垂不朽。
自古聖明之君見之典謨，載之史冊，所傳詔誥，其一精一思神力，未有在縱之深厚目極如是也。
極而至於體天之心，為民之深，直至作述之間，心融神契，道統、治統、心法、聖學，一氣相承。
誠以聖祖皇帝德合乾坤，功弘位育，開生民未開之大業，深仁厚澤，邁百王而獨隆，為皇天篤愛之肖子。
是聖祖皇帝之心即天心，聖祖皇帝之德即天德，故一切政治，祖述憲章，多以聖祖皇帝為準。
然亦只學其道，而不拘泥其法，其中有時地異宜，損益殊方，所當更定者，則又未嘗不推對祖之心，以承天之心，為民而更定之。
其實繼志述事，適與聖祖無違也。
所以大孝純篤，無處不到。
當聖祖皇帝賓天，哀號慟慕，盡禮盡制，歷三年如一日；繼以孝恭仁皇后升遐，兼服不懈，悲思歷久彌深。
當齋居永慕之中，孝思所及，孝治所頒，徽號之議，協萬世之人心；配天之典冠，百王之隆會。
晨昏瞻拜，朔望祭享，望山陵而致敬，瞻廟寢以告虔。
無一時不思哀思敬，無一事不盡制盡心。
此雖一時怪於至情，由於至性，為所當為，不知其然而然。
本無意於民，不求鑒於天，然天人一理，家園相通，此感而彼自應，上行而下自效，實無往而非繼天立極，為民作則之大者。
豈但區區致我仁孝誠敬之至於聖祖而已哉。
【譯文】體會天意而為百姓著想，勵一精一圖治，皇上仁德的核心在於敬慎做事的一個敬」字，終日兢兢業業，警惕自身。
順從天道而自強不息，沒有什麼時候不用盡一精一力，沒有一件事不考慮詳盡，廣覽博采，隨機應變，沒有一件事處理得不適中合宜。
一精一力集中到一處，心思細緻到極點，即使是群臣的奏章，偶然有一點意思不妥，一個字用得欠當，幾次經過朝內大臣審閱都沒有發現的，一經皇上閱看，一定會給指出來。
並反覆告誡臣子，不覺得疲倦。
從早到晚，一動不動地坐在殿內，心中想的全是國家公事，每件事都會很快批復解決。
這如沒有帝堯那樣的聰明睿智，大舜那樣的嚴格要求自身，是很難達到這樣敬慎認真的地步。
體會天意而為百姓著想，對臣民百姓教育示範，皇上所說的話，好像長一江一 大河，浩浩蕩蕩，曲折自然，愈分析愈為一精一辟，實在是沒有一件事沒有說到，其指示都是恰如其分，沒有不和天道相符合的。
這實在是由於皇上胸中心懷廣大，明察一切，度量寬宏如大海蒼天包容一切，對內外一視同仁，統一在公天理之下，沒有一絲一毫私心雜念，所以思想發揮到文辭當中，理實氣足，文筆磅礡雄偉，真是經天緯地的傑作，直可與《尚書》裡的「二典」、「三謨」一樣共垂不朽了。
自古聖明的君王的著作見於經典，載入史冊的，所流傳下來詔書和聖旨，它的一精一深思想和神聖的氣魄，沒有一個比得上我皇上，上天賦予其聖智英明已達到了極點。
由於達到這極點，而在體會天意，為百姓著想，也達到極深地步，反映到著述中間，便能心神融合，下筆如神，道德、政治、修養和孔孟之道，融合一體，一氣相承。
這實由於聖祖皇帝的仁德廣及乾坤，功績弘大地位崇高，開創了亙古沒有過的偉大事業，超過了歷史上上百個帝王而獨盛，是上天所篤愛的肖子。
所以聖祖心就等於天心，聖祖的仁德就等於天德，所以當今皇上實行的一切政治，承襲的典章制度，大都以聖祖皇帝時實行的為準。
然而也只是學其精神實質，而不拘泥於具體做法。
其中有因為時代地點情況變化不同，也作了增刪改動，其應當更改的，則又沒有一處不合乎聖祖的思想，秉承上天的心意，為百姓著想而加以改定。
實際就是繼承了聖祖的遺志辦事，與聖祖原意沒一點違反的。
這正是皇上大孝純正的表現，沒有一處不顯露出孝心。
當聖祖皇帝駕崩之時，皇上哀號慟哭，盡了一切禮儀制度，守孝三年如同一日；接著又遇上孝恭仁皇后去世，皇上兼為守孝，沒有一毫鬆懈，悲傷懷念，時間越久越深。
當在戒齋守孝居住的時候，凡是能想到的孝思，治喪所頒發的聖旨上諭，以及謚號的商定，都符合萬代的人心；祭天的同時配享聖祖的典禮，其隆重超過了歷史上一切皇帝。
朝夕在先皇神像前觀瞻拜謁，初一、十五都要前往祭祀行禮，遙望皇陵而致敬，觀看寢宮而虔誠祝福，沒有一時一刻失去哀思和敬意，沒有一件事不盡心恪守喪禮。
這雖然是一時發自內心的真實情感，是由於父子天性所至，應當做的就做，沒想到的也會不知不覺地做了出來。
本來這種孝道，並不要求百姓也倣傚著去做，也不求上天看見這樣守孝而感動，但是天理人情總是一致的，家庭與國家也是息息相通的，這裡有感那邊就響應而互相影響，上邊實行的下邊就會倣傚。
所以皇上沒有一件事不是代表上天樹立榜樣，為百姓作出示範準則的行動，其意義豈只是對聖祖皇帝表示敬孝的虔誠而已。
【原文】
凡此皆親被德化之後，身近天日之光，管見所及，百千萬分中之一耳。
至於廣大精神，浩浩肫肫，可以意想而不可以言盡者，不惟今日淺陋不得而知，抑人所不得而傳。
蓋聖本不可知，而至德尤未易名言故也。
此所以天人一交一 孚。
數年以來，休征並著，嘉瑞屢見，太和翔洽，民康物阜，四海同登樂利之域，萬姓共享昇平之福者，誠以我皇上道德既早與二帝三王合轍，而治效自當與虞、夏、商、周並隆無疑也。
靜生長楚邊，山野窮僻，足跡未到通都大邑，生平未接見一名人達士，加以稍長失怙，身處露孤，形單影隻，胸次極狹，見聞極陋。
不惟列祖相承之聖德神功，有所不知，並我朝得統之大者，亦所未聞，徒以迂固執方之見，而痼其好古不化之癖。
早年從事舉業，翻閱八股時文，讀呂留良文評，妄喜其議論之爽快，而不察其氣象之粗暴；貪其意見之間與己合，而不知其發言立論之甚者，實多與道義大相悖也。
且平昔徒知其刊刻之多為有功，而不知其實欲多刻以為一陰一圖射利之計。
知其立言之高為有德，而不知其故為高論，以逞其欺世盜名之術。
由不知而錯好，由錯好而誤信。
日甚一日，不覺為其說所浸一婬一者實深。
至近年以來，兼讀其雜文殘詩，甚有謂《春秋》華夷之分，大過於君臣之義。
而今日有人實若無人，有世實若無世。
以此為《綱目》凡例未發之蘊。
始聞未嘗不疑，迨久而不得不信。
蓋以其意借口於孔子之《春秋》，而例又竊附於朱子之《綱目》故也。
因妄思君臣為人倫之首，本於天降，由於性生。
人之思君如子之思父，天下未聞有父既失處，而於能晏然獨安者。
讀書以明理為大，身忝士林，所幹何事？又焉敢重計一己之死生利害，而委棄當身大義於不顧乎！加以我皇上聖德高遠，初年洋溢未遍海內，即早為奸一黨一 布散流言，傳聞滿耳。
此時不覺狂悖蠱心，頓忘天地之大，恍若當身道義之迫，甚於水火。
乃敢定志，遍導域中，冀得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以為生民之依。
遂即其謠傳詆謗之詞，大肆悖妄，冒昧上書於陝西總督岳公。
直至事發之會，執訊庭階，猶堅持呂留良悖論在心，以為道理當然，死何足惜。
且妄謂綱常名教，而得其正，尤讀書為士者之所樂，就而不避者也。
殊意承問大人仰遵諭旨，早知窮陋無知，為謠言邪說所蠱惑，乃將逐條所誣一一剖示；及我朝得統事跡，反覆詳告；並宣皇上文德之大，勵一精一圖治，孜孜為民，憂勤不倦之苦心。
伏聽之下，恍然自失，如夢初醒。
本若可信而無疑，然反覆細玩，所宣揚處實無往而非三王之極詣、二帝之盛德。
數千年夢想不到之境，豈意今日而躬逢有此盛會，似又可疑而難信。
未幾，蒙恩特發聖諭一章，頒到長沙，剖析宣示，極盡詳明，覺大德粹行，如日月經天，一江一 河行地，而不容掩。
較前所聞於大人者，蓄德蘊道，深弘廣備，玩味更無窮盡焉。
復自湖南以抵京城，一路所見，風清景和，文明燦爛，民康物阜，雍睦熙，不覺心醉神移，穆然遠思三代，而曠懷唐虞矣。
直至抵京，更伏讀近年以來所頒示內外臣工聖諭若干卷，廣大深淵，純粹至一精一，蓋自殷盤周誥以後，久矣未聞有此盛德至善，發揮透闢到此極處也。
由是回思我皇上德量同天，以螻蟻之微，冒犯九五之尊，自料萬死不足以蔽辜。
而我皇上竟埋然於衷，絲毫不怒。
到京即超禁釋囚，被以廣廈，給以豐食，疊賜厚衣，暑憫其熱，寒恤其凍。
沛幾多殊恩厚澤於千古仁惠之主，常法所不到之處。
及至讞獄訊供，則又刑措不用，純以至誠至德，感孚默化，使民不期格而格，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譯文】
以上這幾條，都是我親受皇上仁德教化以後，身近皇上如同受到天日的光輝照耀，得到一些微小認識，這只是皇上偉大仁德中的百千萬分之一罷了。
至於皇上廣大深奧的精神，浩大誠懇，只能意會而不能用話表現出來的，不但以我今天淺陋的認識不能完全領會，即使所有的人也難地說得詳荊這是由於聖人的思想高深是一般難以知道的，而至高至尚的道德尤其是不易用話形容的原因。
由於這樣才達到天意與人事一交一 融結合的盛世。
幾年以來吉祥的徵兆十分顯著，祥瑞事物不斷出現，一陰一陽一調和，物阜民康，四海之內共登歡樂世界，萬姓人民共享天下太平之福，這實是由於我皇上在道德上早已和二帝三王一樣偉大，而治理國家和效果，自然也和虞、夏、商、週一樣隆盛，這是毫無疑問的。
曾靜生長在湖南的邊境，處於荒僻貧窮的山區，足跡從來沒到過一個較大城市，生平沒見過一個知名人士，加以童年時身稍長大一點時，便失去父親，成為浪浪孤兒，形單影隻，養成胸懷狹隘，見聞極少。
不但對我朝列聖代代相承的聖德和神功，一點也不曉得，並且對我朝建立是光明正大的正統，也沒有聽說過，所以迂腐而執有偏見，頑固地堅持食古不化的毛玻早年時讀書走應科舉的道路，在翻閱學習 八股文的時候，看到了呂留良的一些評語，錯誤地喜愛他議論的直爽，而不注意他性情語氣的粗暴；貪圖他的意見有些和自己想法一致，而不知道他論說的要害，實際上大都和道義相悖逆。
而且平常只知道他出版了很多書而名氣很大，對讀書人有功，而不知道他實際上是為了讀書牟利。
只知道他能著書立說是有高尚的道德學問，而不知道他是故作驚人，以作為他欺世盜名的手段。
由不知道其實質而錯誤地愛好，由錯誤的愛好而錯誤地信服其謬論，一天比一天加深，不知不覺便被他的邪說影響到很深的地步。
到近年來，又讀了他的一些雜文和部分詩作，很多地方常提到《春秋》上說的中國有華夷的區分，從道義上講比君臣之義更為重大。
而今天中國雖有人，而被他族統治，等於無人；雖有朝代政權，實際也等於沒有。
並把這作為《通鑒綱目》凡例中沒有揭露的要旨。
開始時也曾經懷疑這種說法，時間久了，也就不能不相信。
因為他把他的意思借口出於孔子《春秋》的主旨，而凡例又偷附於朱熹的《通鑒綱目》的原因。
因而我便錯誤地認為君臣關係是人倫的第一項，本是上天所固定，由於人的本性所產生的。
人的想念君主好比兒子思念父親，天下沒有聽說過父親流離失所，而兒子能夠獨自安逸的。
讀書的首要目的在於明理，我身在讀書人之列，所做的是什麼呢？又怎能計較個人的生死利害，而拋棄了讀書人的切身大義而不顧嗎！加之我皇上雖道德高遠，但剛剛登基時，其英明的德政還沒有在國內傳頌開來，而自己的雙耳又早已被奸一黨一 散佈的流言誹語灌滿了。
這時我不覺受到蠱惑而狂悖充滿心中，頓時忘記了天地間以君臣之義為第一大義，恍惚覺得自身受道義的壓迫，更甚於如救水火。
這才決定志向，要遍尋全國，希望找到一個聰明睿智能盡擔起君王道德的人，作為百姓的依托。
遂即用這些謠傳誹謗的話，大肆狂悖編寫成文，冒昧地寫了書信上呈陝西總督岳公。
直到上書事發以後，被捕審訊於官廳，還堅持呂留良所說的「華夷」之分的悖逆論點於心中，以為這是當然的道理，雖死也不算可惜。
且錯誤的認為能堅持綱常名教，而堅持正確觀點，尤其是讀書人所引為快樂的事，應當堅持而不能逃避。
不料負責審問的大臣，遵照皇上的諭旨，早已知道我的淺陋無知，被謠言邪說所蠱惑，便把我的認識一條條地作了剖析；並把我朝統一中國的事跡，反覆詳盡地告訴了我；並說明了皇上用禮樂教化百姓，勵一精一圖治，孜孜不倦為百姓辦事，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的苦心。
我跪聽教訓之下，才恍然領悟自己的錯誤，如夢初醒。
本來就覺得可信而不必懷疑，但細細玩味之後，又覺得其所宣揚的沒有一處不合乎「三王」的最高境界和「二帝」的完美盛德。
幾千年來夢想不到的境界，不料今天竟能遇到這樣的盛世，因而好像又有點懷疑，恐怕不可能吧。
不久，又蒙皇恩發下聖諭一道，頒發到長沙來，對我迷惑的問題進了剖析和講解，極盡詳明，使我覺得皇上盛大一精一純的德行，真如日月經天，一江一 河行地，是不能掩蓋的。
比較以前幾位審問我的大人們所說，更加蘊藏了高厚仁德和深邃的道理，一精一深弘大，無所不包，仔細玩味，更覺道理無窮無荊以後又從湖南到京城來，一路上所見，到處一片風清景和的太平景象，文明燦爛，百姓安樂，物產豐隆，到
分類：未分類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