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經
正論
【原文】
議曰：《反經》、《是非》、《適變》三篇，雖博辯利害，然其弊流遁漫羨，無所歸宿。
故作《》以質之。
)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司馬談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一獸草木、一牝一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是非，故長於理人也。」
)
故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一精一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也。
(子夏曰：「聲成文謂之音。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
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
晉時王政陵遲，南陽魯褒著《錢神論》，吳郡蔡洪作《孤憤》。
前史以為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此之謂也。
)
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也。
(《書》著帝王之道，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三千之徒，並受其義也)
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也。
(《樂》書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情一動其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聲音之道，與政相通。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人，征為事，羽為物。
五音不亂，則無沾滯之音矣。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捶，其臣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征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
五音皆亂，則迭相陵，謂之慢。
如此，國滅亡無日矣。
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快意，所以動盪血脈，流通一精一神，而和正心也。
故宮動脾而和正信，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征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
故聞宮音者，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者，使人惻隱而一愛一人；聞征音者，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者，使人整齊而好禮。
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
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
故君子終日言而邪僻無由入也。」
班固曰：「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人心，其感人也深。
故先王著其教焉。
夫人有血氣心知之一性一，而無哀樂喜怒之常。
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故纖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闡諧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肅靜；寬裕和順之音作，而民慈一愛一；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一婬一亂。
先王恥其亂也，故制《雅》、《頌》之一聲。
本之情一性一，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
足以感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
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呂氏春秋》曰：「亡國戮人，非無樂也，其樂不樂。
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
亂世之樂，有似於此。」
范曄曰：「夫鐘鼓，非樂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之主，而養不可廢。
夫存器而亡本，樂之失也。
調氣以和聲，樂之盛也。
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
行孝以致養，孝之大也。」
議曰：東方角主仁，南方征主禮，中央宮主信，西方商主義，北方羽主智。
此常理也。
今太史公以為：征動心而和正智，羽動腎而和正禮。
則以征主智，羽主禮，與舊例乖殊。
故非末學所能詳也。
)
潔淨一精一微而不賊，則深於《易》也。
(《易》之一精一微，一愛一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相害。
)
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也。
(太史公曰：「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一性一而作儀。
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一寵一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人也。
人一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
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一婬一佚，救其弊也。
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適宜，物有節文。
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逾，管仲之家，遂備三歸。
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
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決。」
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必正名於衛，所居不合，豈不哀哉！」
班固曰：「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一性一而不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
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一性一、節萬事也。
人一性一有男一女之情，妒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
哀有哭踴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
故婚姻之禮之廢，則夫婦之道苦，而一婬一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鬥之獄煩；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眾；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漸起。
故孔子曰：「安上治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
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也。
(壺遂曰：「昔孔子何為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曰：「由周道衰微，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一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代，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撥亂代，反之正道，莫近於《春秋》。
《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
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
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
漢興以來，至明天子，受命於穆清，澤流四極，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
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之恥也；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
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罪莫大焉。
余所謂述，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
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
戰國縱橫，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散亂矣。
儒家者，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
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此其最高也。
然惑者既失一精一微，而僻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嘩眾取一寵一，此僻儒之患也。
(司馬談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經傳以十數，累世不能通其學，常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范曄曰：「夫游庠序，服儒衣，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
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
自桓、靈之間，朝綱日陵，國隙屢啟，中智以下，一靡一不審其崩離，而剛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民誦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順之勢也。
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大業移矣，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禮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者，斯豈非學者之效乎？故先師褒勵學者之功，篤矣。」
)
道家者，蓋出於史官，歷紀成敗，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術也。
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此其所長也。
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獨任清虛，何以為治？此道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道家使人一精一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
指約而易一操一，事少而功多。
夫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
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
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
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
虛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綱；君臣並至，使自明也。」
)
陰陽家者，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
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此陰陽之弊也。
(司馬談曰：「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
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
故曰：使人拘而多忌。
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之大經，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
故曰：敘四時之大順。
不可失也。」
《漢書》曰：「天人之際，一精一祲有以相蕩，善惡有以相推。
事作乎下者，像動乎上。
陰陽之理，各應其感。
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
水旱之災，隨類而至。
故曰：日蝕、地震皆陽微陰盛也。
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
《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十二。
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棄夫，或臣子背君父。
事雖不同，其類一也。
是以明王即位，正五事。
五事者：貌、言、視、聽、思也。
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征序於下，日月理於上。
如人君一婬一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
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及有一奸一謀，則木不曲直。」
又曰：「棄法律，遂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
又曰：「好治宮室，飾台榭，內一婬一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又曰：「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城，則金不從革。」
又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管輅曰：「貴人有事，其應在天。
在天則日月星辰也。
兵動人擾，其應在物。
在物則山林鳥獸也。」
又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一精一於上，流神明於下，驅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
表異者必有沉浮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
是以宋襄失德，六鶂退飛；伯姬將焚，鳥鳴其哭；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雲夾日，殃在荊楚。
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也。」
後漢竇武上書曰：「間者有喜禾、芝草、黃龍之瑞見。
夫瑞生必於嘉土，福至實由吉人。
在德為瑞，無德為災。
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
又裴楷曰：「按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者也。
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
清者屬陽，濁者屬陰。
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
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
今天垂異，地吐妖，民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麔不當見而見。
孔子書以為異也。」
魏青龍中，張掖郡玄川，溢湧寶石負鼎狀，麟鳳龍馬，炳煥成形，時人以為魏端，任令於綽繼以問張珔，珔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
以禎祥先見，然後廢興從之。
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廢興禎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祥。」
後司馬氏果代魏。
漢武時，巫為上致神君，神君但聞其聲，不見其形。
荀悅曰：「《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
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亂則有氣變而然。
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復生，此形之異也；男化為女，死而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彷彿在於人間，言語聲音，此一精一神之異也。
夫形神之異，各以類感。
善則生吉，惡則生凶，一精一氣之際，自然之符異也。
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人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氣失其節，而妖物妄出。
此其大旨也。
若夫神君之類，一精一神之異也。」
《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仇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當漢武之時，賦斂繁眾，人民雕弊，故有無形而言至也。
其於《洪範》言僭則生時妖。
此蓋怨仇而生妖之類也。
故通於道者，正身，則萬物一精一神形氣，各返其本也。」
後漢陳蕃上書曰：「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
天之於漢，悢悢無已，故慇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嬖，實在修德。
故《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見怪則修身。」
神不能傷道，妖不能害德。」
《漢書》曰：「夫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
此天人之大略也。」
)
法家者，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
及刻者為之，則亡教化，去仁一愛一，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賊至親，傷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法家嚴而少恩，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
夫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一親尊尊之恩絕矣。
可使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
故曰：「嚴而少恩」。
至於尊主卑臣，明職分，不相逾越，雖百家不能改也。」
)
名家者，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此其所長也。
及繳者為之(繳，音工鈞反。
)，則苟鉤鈲析亂而已，此名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名家使人檢而善失真。
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
夫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檢而善失真」。
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鈲，音普覓反。
)
墨家者，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一愛一；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信也。
)；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也。
)；以孝示天下，是以上同(言皆同於治也。
)。
此其所長也。
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一愛一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此墨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
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
夫墨者亦上論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
飯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
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
教喪禮，必以此為萬人之率。
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
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同，故曰：「儉而難遵」也。
要曰：強本節用，則家給人足之道。
此墨家之所長，雖百家莫能廢也。」
漢武帝問董仲舒策曰：「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輅，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
夫帝王之道，豈異旨哉？」
對曰：「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
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
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
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
儉非聖人之中制，故曰：奢不僭上，儉不一逼一下，此王道也。」
)
縱橫家者，蓋出於行人之官。
孔子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
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音）許遠反)而棄其信。
此縱橫之弊也。
(荀悅曰：「世有三游，德之賊也。
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
夫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世者，謂之遊說；色取人，合時好，連一黨一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
此三者，亂之所由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
凡三游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
上不明，下無正；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不核其真；以一愛一憎為利害，不論其實；言論者，計厚薄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下筆。
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
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飾華廢實，競取時利，薄骨肉之恩，篤僚友之厚，忘修身之道，而求眾人之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盈於道路，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
遊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受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義。
其失之甚者，至於為盜賊矣。
遊說之本，生於是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之，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以正行之者，謂之辯智。
其失之甚者，至於詐矣。
遊行之本，生於道德仁義，泛一愛一容眾，以文會友，和而不同，進德及時，以立功業於世。
以正行之者，謂之君子。
其失之甚者，至於因事害私，為一奸一宄矣。
甚相殊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游廢矣。」
)
雜家者，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理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及蕩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此雜家之弊也。
農家者，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谷，勸耕桑，以足衣食。
孔子曰：「所重人食。」
此其所長也。
及鄙者為之，則欲君臣之並耕，悖於上下之序，農家之弊也。
(班固曰：「司馬遷《史記》，其是非頗謬於聖人。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一奸一雄；述貨殖，則崇利勢，而羞貧賤。
此其所弊也。
然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世謂之實錄。」
)
文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
秦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
夫歌者，樂之征也；哭者，哀之效也。
愔愔於中而應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
論曰：范曄稱：「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弊也。
而遭運無恆，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
嘗試論之：夫世非胥庭，人乖鷇飲，理跡萬肇，情故萌生。
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權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
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代，則大同極軌，施捨之道，宜無殊典。
而損益異運，文樸遞行，用明居晦，回一穴一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
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治則一。
亦有宥公族，黥國仇，寬躁已隔，而防非必同。
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
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
故葛屨履霜，弊由崇儉；楚楚衣裳，戒在窮奢。
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斂威峻法，以苛薄分崩。
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
故用捨之端，興敗資焉。
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鐫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
大叔致猛政之衰，國子流遺一愛一之涕。
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修畫一之法。
斯實馳張之宏致，庶可以征其統乎？
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悉究矣。
然多謬通方之訓，好中一隅之說。
貴清淨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
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弊之規，宜流於長世。
稽之篤論，將為弊矣。
由此言之，故知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非至一精一者，孰能通於變哉？
【譯文】
[「反經」、「是非」、「適變」三篇論文雖然對有關問題進行了廣泛論證，陳述了各家各派學說的利弊，然而不足之處是對某些問題元暇顧及，有的闡述也比較散漫，使人有無所適從之感。
因此作這篇「」作為補充，以使論述進一步充實完善。
]
孔子說：「《禮記》、《詩經》、《樂經》、《尚書》、《周易》和《春秋》這六種文史著作雖然內容不同，但其教育人民、講求政治的目的卻是一致的。
《禮》可以用來規範人的行為，《樂》可以培養平和純潔的心志，《書》用來指導為人處事，《詩》用來表達情意，《易》用來預測神奇的變化，《春秋》用來明辨道義。」
[司馬談說：「《周易》是闡明天地、陰陽、四時與五行之原理的，所以以變化見長；《禮記》是闡述倫理道德的，所以注重於行為；《尚書》記敘的是堯舜禹三代的事跡，故以政治見長；《詩經》記載山川、溪谷、禽一獸、草木、雌雄，故長於風土民情；《樂經》論述音樂，因而以和諧為主題；《春秋》辨正是非，因此以說理明心見長。」
]
所以說，到了一個國家，很容易感覺出這個國家是用什麼來教化民眾的。
如果民風純樸敦厚，這是《詩》教的結果；民眾通達事理，有遠見卓識，是《書》教的結果；心胸大度，平易善良，是《樂》教的結果；心志純潔，見識一精一微，是《易》教的結果；恭敬儉樸，謙遜莊重，是《禮》教的結果；善於言辭，言簡義賅，是《春秋》教化的結果。
因此，失去《詩》教，人則愚昧；失去《書》教，則多誣陷不實之言；失去《樂》教，浮奢一婬一逸；失去《易》教，民眾則狡猾邪惡；失去《禮》教，社會風氣則浮躁不安；失去《春秋》的教導，朝野秩序混亂。
民風溫和敦厚而不愚昧，這是由於深受《詩經》薰陶教育的結果。
[子夏說：「不同的聲調藝術化之後，就是音樂。
盛世的音樂安祥而和樂，由此可以推知這個國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亂世的音樂怨恨而憤怒，其政治則乖戾異常；亡國之音悲倫而憂思，這個國家的人民一定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所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沒有比《詩》更切近了。」
太史公說：「《詩·大雅》說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卻在於用德一性一來教化百姓，《詩·小雅》是通過譏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內在含義影響上層統治者。
它們所說的內容雖然不同，但它們合乎仁德的宗旨卻是一致的。」
晉時王政衰微，南陽的魯褒寫了《錢神論》，吳郡的蔡洪寫了《孤憤》。
從前的史書認為「亂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這些著作正好說明了這一點。
]
民眾如果既通達事理，有遠見卓識，誠實正直，這是對《書》教深切領會的結果[《書》闡述帝王的治世之道，其中都典謨、訓誥、誓命之類的文章，孔子的三千弟子都很一精一通其中的教義]。
心胸大度、平易善良而不驕奢一婬一逸，這是對《樂》教領會深刻的結果。
[《樂經》說：「大凡樂音都是由於人心有所感而發。
感情萌動於內心，就表現為聲音，聲音組成一定的曲調後就是音樂。
盛世的音樂安祥而和樂，由此可以推知這個國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亂世的音樂怨恨而憤怒，其政治則乖戾異常；亡國之音悲愴而憂思，這個國家的人民一定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所以音樂往往和政治的興衰有著很密切的聯繫。
五音中的宮調低沉穩建，就像統領天下的君王；商調比較剛正堅實，就像分管政務的文武百官；角調柔和適中，就像人民大眾；徵調細膩輕揚，就像紛繁的事務；羽調輕鬆高昂，就像宇宙萬物。
如果這五種音調諧和統一，就沒有滯澀雜亂的音調出現。
如果宮音散亂，則流於荒漫，說明國君驕縱；商音散亂，則流於邪僻，說明臣子敗壞；角音混亂，則流於抑鬱，說明民眾怨忿；徵音散亂，則流於哀怨，說明人民過分勤苦；羽音散亂，則流於危亡，說明財物匱乏。
如果五音全部混亂失調，相互干擾牴觸，這叫輕漫，那麼國家的滅亡大概就沒有幾天了。
上古聖明的國君提倡音樂的本意，並不是為使自己賞心快意，滿足感官的享受，而是希望借此激盪血脈，振奮一精一神，從而和諧調整人心。
五音與人的情一性一息息相通。
宮音與脾與信，宮音與肺與義，角音與肝與仁，徵音與心與禮，羽音與腎與智一一對應，當五音發起時，會與其相應的五臟發生感應，並對信、義、仁、禮、智發生作用，從而對人的思想情緒給予調和與淨化。
所以聽到宮音，會使人心情溫柔舒暢，胸襟開闊；聽到商音，會使人剛正不阿，嚮往正義；聽到角音，會使人惻隱憐憫，待人溫和；聽到徵音，會使人樂善好施，寬厚一愛一人；聽到羽音，會使人莊嚴穆，彬彬有禮。
禮是對外在行為的約束，進而深入心裡去調和情志；音樂則是由於內心情志的感應，進而向外擴展來影響人的行為舉止。
所以聖明的君王一定要人耳聽雅正和頌讚的音樂，目睹莊嚴肅穆的禮儀，走路儀表恭敬，言談不離仁義。
所以君子即便整天不停地講話，然而邪僻不正的思想感情永遠沒有機會污染他的心靈。」
班固說：「音樂，是聖人所喜歡的。
音樂可以使人心地善良，具有強烈的感人力量，所以古代的帝王都很重視音樂的教化作用。
人有血氣心智的情一性一，可是哀樂喜怒卻沒有常規。
人受到音樂的感染，心有所動，就要通過情感流露出來。
因此，當輕柔傷感的音樂發起時，聽眾就會悲傷憂愁；當平和舒緩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感到安樂康泰；當粗獷猛烈的音樂響時，聽眾就會有剛強堅毅的反應；當率真坦誠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向莊嚴肅穆；當寬裕祥和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顯出慈一愛一的情態；當放縱邪辟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受到一婬一蕩騷亂的誘一惑。
古代的君王為一婬一蕩的音樂而感到恥辱，所以製作了雅正、讚頌的音樂讓人聽。
他們依據人的情一性一，遵循節律，以禮儀為其內容，注入蓬勃的生氣，以倫理綱常的內涵來引導聽眾，不使陽剛之氣任一性一發洩，不使陰柔之氣鬱積不散，使陰陽剛柔和暢而交一融而後再用中正平和的樂音表現出來。
這樣，就能感召激發善心，而不使邪一婬一之情毒化人們的心靈。
這就是先王創立音樂的根本出發點。」
《呂氏春秋》說：「國家滅亡或是行刑殺人，並不是沒有音樂，然而這種音樂不會使人快樂。
快要淹死的人，可能也會發出笑聲；被判罪的人，也可能要唱歌；發狂的人，也會舞蹈。
亂世的音樂，和這三種人的歌舞很有點相似之處。」
范曄說：「鐘鼓不是音樂的本質，但是樂器離不了鐘鼓；豬牛羊不是用以表示孝敬的主要東西，然而瞻養雙親卻不能沒有它們。
只看重樂器的重要一性一而忘記了音樂的根本目的，音樂就失去了意義。
用和諧的韻一律來協調內心的氣質，這才是音樂的盛事。
因為崇尚瞻養老人而傷害了雙親，反而是受了不能正確理解孝道的拖累。
履行孝道而又能合理撫養老人，這才是最大的孝。」
東方、角音與仁、南方、徵音與禮，中央、宮音與信，西方、商音與義，北方、羽音與智——各各相應，這是樂理之常識。
司馬遷卻認為徵音與心、智相應，羽音與腎、禮相應。
這與舊例不符。
這不是未流學者所能參詳的。
]
心志純潔，見識一精一微而不邪惡，這是對《周易》深刻領會的結果[《周易》奧妙一精一微，一愛一與惡此進彼退，從遙遠與近身的天地萬物都有所吸取，不讓人過於親近以致互相傷害]。
恭敬儉樸，謙遜莊重而不浮躁，這是對《禮》教領會深刻的結果。
[太史公說：「我曾到過秦代掌管禮儀的大行官署，在那裡考察了夏、商、週三代禮制的相沿變革，才真正明白了自古以來依據人情制定禮法，必須依照人一性一規定各種行為規範。
人情道理千頭萬緒，要把這些事情安排好，就需要有規矩貫穿於其中的各個方面，用仁義道德誘導人們上進向善，用刑罰規範約束邪惡行為，由此使德行高尚者地位尊貴，使爵祿厚重者蒙受恩一寵一。
用這些手段來統一天下，治理萬民。
人們的身一體既然喜歡乘坐車馬，那就在車身和車轅上塗繪金色紋飾；既然眼睛喜歡繽紛的五色，就在衣服上製作了各種不同的圖案和花紋來美化儀容；既然耳朵喜歡美妙動聽的聲音，就調和金石絲竹來振奮人的一精一神；口舌喜歡品嚐多種美味，就製作了形形色一色的美味佳餚；人之常情是都喜歡珍奇美物，於是就打磨圭璧玉器來滿足人們好奇的心理。
古代賢王祭天所用的大車，只鋪一塊不收邊的蓆子；上朝的服飾也不過是鹿皮做的王冕，白色質料的衣裳；欣賞音樂，樂器也不過是朱紅絲絃和低部有孔的瑟而已；祭祀的祭品，也只是沒有調料的肉湯和水酒而已。
其用意在於防止一婬一佚奢侈，補救由於過分奢華而造成的弊病。
因此上至朝廷君臣的尊卑貴賤的秩序，下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事事都有分寸，物物都有節制，這就是禮教維繫社會秩序的功效。
自從周王室衰微之後，禮樂制度都被廢棄破壞，君臣上下，無不超越了自身應有的限度。
譬如管仲的家，富貴可與諸侯相比，娶了三姓之女。
循規蹈矩，堅守止道的人常受欺侮，奢華腐敗、僭越禮制的卻被認為是顯貴榮耀。
拿子夏來說，他是孔子最優秀的弟子，尚且還說「當我在外面看到社會上的繁華瑰麗時，心裡很喜歡，可當我回來聽了先生的教導，心裡也很高興，這兩種不同的感受，常在我心裡交戰，可又往往無法取捨判斷。」
子夏尚且如此，何況那些中等品質以卜的人，受不一良教化的影響，能不被腐化的社會風氣征服嗎？孔子說：
「必須端正名分。」
可是他在衛國與當權者的主張格格不入。
豈不令人悲痛！」
班固說：「人吸收了天地間的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的情感，先天而成的人一性一不能節制，聖人能找到辦法加以節制，可是聖人不能滅絕人一性一。
傚法自然規律制定禮樂制度，目的就是為了通神明，立人倫，修正人的情一性一，節制人事使之恰當適中。
人一性一有男一女之情，有生來的妒嫉，因而制定婚姻的禮儀來規範它；有交接之道和長幼之序，因而制訂宴飲的禮儀；有哀悼死者、思念遠方親人的人之常情，因而制訂喪禮和祭祀；有尊重長者、效忠國君之心，因而制定朝拜覲見的禮制。
悲痛時有哭泣頓足的節奏，高興時有載歌載舞的舉動，使雅正之人能名符其實，邪僻之人防止失常。
因此說，婚姻的禮法廢棄了，夫婦關係就有苦難，犯yín亂罪的人就會增加；宴飲的禮儀廢棄了，長幼之序就會混亂，爭鬥的事件就會頻繁；喪禮、祭祀的禮儀廢棄了，骨肉之情就會淡薄，不熱一愛一生活的人就會大量出現；朝拜禮聘的規矩廢棄了，君臣的地位就會顛倒，犯上作亂的事件就會發生。
所以孔子說：「安定朝綱，治理天下，沒有比禮制更好的了；移風易俗，沒有比音樂更好的了。
所謂以謙恭禮讓治理天下，指的就是禮樂啊！」」]
善於言辭，言簡義賅而秩序不亂，這是對《春秋》體會深刻的結果。
[上大夫壺遂問司馬遷：「當初孔子為什麼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回答說：「我聽董仲舒先生說：「周朝的王道衰微時，孔子正作魯國的司寇，想振興王道。
可是諸侯陷害他，大夫阻撓他。
孔子知道再說也沒有用處，自己的主張在當時不會被採納。
於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貶寓於作《春秋》所記的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之中，作為天下的準則。
他貶斥僭禮的諸侯，聲討犯上的大夫，只不過是為了實行上道罷了。」
孔子說：「我想與其用空洞的說教去教育別人，還不如記載具體歷史事件，因事見義，更為深切顯明。」
《春秋》一書，上能闡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倫理綱常，判別嫌疑，明辨是非，論定猶豫難決之事，表彰善良，貶斥邪惡，尊重賢能，蔑視不肖。
保存亡國的史跡，接續斷絕的世系，彌補殘缺，振興衰廢，這些都是王道的要點。
撥亂反正，沒有比《春秋》更適用的了。
在《春秋》中，記載有三十六起弒君事件和五十二起亡國事件，至於諸侯流亡國外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計其數。
考察其原因，都是因為喪失了禮義為一為君治國的根本。」
壺遂說：「孔子那個時代，上無賢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又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議論，以便判斷禮義，作為統一的王法。
如今先生上遇賢明的天子，當官任職，上下各得其所，先生還要著書立說，想要闡明什麼呢？」
太史公說：「啊啊！不不！我聽父親說：「伏羲最為淳厚，他作了《易經》的八卦。
堯舜的盛德，記載在《尚書》裡，禮樂由此而興。
商湯、周武王功業興隆，受到詩人的歌頌。
《春秋》揚善抑惡，推崇夏、商、週三代盛德，褒揚周王室，不僅僅是諷刺而已。」
漢朝開國以來，到現在的聖明天子，承受天命，朝野上下充滿肅穆清和的氣氛，天子的思澤滋潤無邊，文武百官大力頌揚天子的盛德，總覺得不能表達自己的全部心意。
況且天下有賢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是國君的恥辱；如果主上聖明而其恩德得不到傳揚，則是主管官員的過錯。
何況我專管史籍，如果不去記載明君的功德，這是莫大的罪過。
我只不過是記述歷史，並不是什麼著作呀，而你卻拿它與《春秋》相比，這就不對了。」
]
自從孔丘去世後，他的一精一微要妙的言論就斷絕了，孔子的七十位弟子去世後，儒家的要旨就乖亂不堪了。
戰國時形勢縱橫交錯，造成真偽分爭的局面，諸子百家的學說紛然雜亂。
儒家，大都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輔佐君主，和順陰陽，昌明教化。
儒家的信徒在偏讀六部經典，注重仁義道德品質的修養之際，師法堯舜，傚法文王、武王，尊孔子為宗師，這是儒家的高明之處。
然而迷惑的人偏持一端，已經失去了儒學的一精一妙的一精一神，不守正統的人又隨時代的變遷加以貶低或抬高，從而背離了儒家之道的本旨，也有用儒家學說曄眾取一寵一獨樹一幟的。
這都是淺薄的儒士所帶來的禍患。
[司馬談說：「儒家學說廣博而缺乏要領，用力雖多而收效甚微，因此它所提倡的難以照辦。
但是他們制定的君臣父子之間的禮儀，夫妻長幼之間的區別，是不能更改的。
儒家把「六藝」作為準則，《六經》除經文本身外，加上以後的傳注和說解文字不下千萬，就是祖孫三代世守一經，也無法一精一通它的學說，一輩子也不能完全通曉它的禮制。
所以說儒學「廣博而缺乏要領，用力雖多而收效甚微」。
可是分別君臣父子之間的禮數，區別夫婦長幼尊卑的次秩，任哪一家也不能更改。」
范曄說：「身著儒衣，遊學求教，經常談論的內容不離仁義，先生所傳授的，都是聖人的思想。
所以人人學習到的是君臣父子的綱常，家家都知道改邪歸正的方法。
自漢桓帝和漢靈帝以來，朝綱逐漸被破壞，國內的矛盾頻頻暴發，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臣，沒有不知道國家所以分崩離析之原因的，然而剛正不阿的大臣也只能做到識破心懷不軌的一奸一賊的陰謀罷了。
胸懷大志的英雄豪傑，屈從於卑鄙淺薄之儒生的謬論，而人民只會複述開國之君的教導，身處鄉野，只能屈從反動的潮流，苟且偷生。
至於張溫、皇甫嵩之流，也只是使國家的半壁江山稍有安定，名聲卻遠播四海，俯仰顧盼之間，天下又風雲變幻，功業風一流雲散。
即便國家處在這樣一種亂世英雄起四方的動盪時局中，全國臣民仍然忠心耿耿地維護著昏君的政體，處境尬尷地奉行君命，收集殘兵敗將，遵守各路豪傑的討賊盟約，毫無悔恨，這難道不是儒學的功效在起作用嗎？
由此可見，前輩尊師們鼓舞激勵後世學生們的功勞，實在是太忠誠不渝了！」
道家大都是從史官中分離出來的，他們經歷、記載了歷代的成敗、存亡、禍福的經驗教訓，懂得執政的要點和根本，清靜無為，善守本一性一，堅持卑下柔一弱，為的是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
他們把這一原則作為君臨天下、治國安邦的根本大法。
道家的一精一神與堯的克已謙讓、《周易》的謙恭十分吻合，這是道家的長處。
等到後世放一浪一形骸的狂土模仿道家的做法，便拋棄了禮樂制度的束縛，同時拋棄了仁義的原則，說只要清靜虛無，就能治理天下。
這是道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道家教人、形、一精一合一，言談舉止都要合乎無形的「道」，認為物一性一自足，不必欲求。
他們的學說，源本於陰陽四時的秩序，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長處，名家和法家的一精一華，隨著時代的推移、人事的變遷來待人處事，這樣做則無處不適。
道家學說旨趣簡明而又易於把握，用力少而收效大。
道家宣揚無為，又說無不為，其實際主張是很容易實行的，但是他們所講的話，一般人卻不易理解。
他們的學術以虛無為理論基礎，以順應自然為實踐原則，既沒有一成不變的勢態，也沒有常居不動的形狀，所以能徹底明白萬物的實際情況。
應付萬物，既不搶先，也不居後，所以能夠主宰萬物。
法則的有無，順應時勢來確定；制度的興廢，根據事物的變化來決定。
所以他們說：「聖人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因為能牢牢把握住因時通變這個原則。」
虛無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帝王執政的綱領，君臣各盡其才，使他們各自都有自知之明，這才是統治天下的最高藝術。」
]
陰陽家大多是從負責天文曆法的官吏中分離出來的。
他們尊重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運行規律，勤勉地通告關係到農業生產的四時節令。
這是陰陽家的長處。
到後來法古不化的人，則受制於諸多忌諱，只注意陰陽卜卦、鬼神仙道之類的術數，捨棄人事而信仰鬼神。
這是陰陽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陰陽家的方術，博大詳盡，忌諱太多，使人受到許多約束，總是怕這怕那。
但他們主張順應一年四季的節令從事農作，卻是不能不遵守的。
陰陽家對於冬夏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節氣都有明確的界定與忌諱。
告訴人們如果順從這些規範，就會昌盛得福，否則就會滅亡。
其實未必完全是這樣。
所以說陰陽家「使人拘而多忌」。
可是陰陽家所說的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是大自然運行的規律，如果不遵守，那麼天下的一切事物就都沒有頭緒了，所以說它所規定的「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漢書》說：「天和人之間，如果兩者的一精一氣互相牴觸，就要彼此發生震盪，善與惡之間互相鬥爭，彼此也會發生推動作用。
事情出現在人間，徵兆就會在星空顯示出來。
所以陰陽之理，就在於各自都有感應。
陰氣發動，寂靜的就會運動，陽氣會被掩蓋，明亮的東西就會變暗，這時水旱之災就會降臨。
所以說，日蝕、地震都是陰盛陽衰的表現。
對於君王來說，臣是陰，同理，兒是父之陰、妻是夫之陰，夷狄是中國之陰。
據《春秋》所載，日蝕有三十六次，地震五十二次。
當時有的應驗到了夷狄侵入中原，或者政權不在國君手中，或者妻子臨駕於丈夫之上，或者大臣背叛國君、兒子背叛父親。
事情雖然不同，一性一質卻是一樣的。
因此賢明的國王一旦繼位，首先要修正五事：貌、言、視、聽、思。
建立至大的社稷祭壇，上秉天心，下序民風，使陰陽之理照耀四方。
假如人君一婬一溺於後宮，歌舞娛心，游宴打獵，不親自端正這五事，就會錯失於躬身親王，大中之道不確立，那麼災難的徵兆就會降臨，六種極大的不幸就會到來。
凡是災禍的發生，各種怪異的、象徵人事過失的現象就會發生，用來警告世人。」
《左傳》說：「夜間打獵，飲食不祭祀，出入不遵循禮節，奪人農時，或者朝中出現了一奸一臣，國內有了陰謀，樹木也要出現該直不直、該曲不曲的現象。」
又說：「廢棄法規，馳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有了這各種不正常的事情，那麼火焰都不會向上燃一燒。」
又說「大興土木，建造宮室樓台，宮中一婬一穢污亂，侵犯皇親國戚，侮辱父兄，那麼農業生產就不會取得成功。」
又說：「一個國家如果好戰，不把老百姓的甘苦放在心上，修建城郭，侵略睦鄰國家，那麼刀槍之類的武器連獸皮都割不破。」
又說：「簡化宗廟的規格，不設置祈禱上天的祠堂，廢除祭祀，不順天時，那麼連水都不會向下滲透。」
管輅說：「高貴的人有什麼事情都會在天象上有所應驗。
在天上是指日月星辰。
如果有戰爭發生，或者人為的騷亂，就會在物事上有所應驗。
在物是指山林鳥魯之類。」
又說：「上天如有重大的異象但不能說出來，只能把其一精一氣表現在星體上，或者流洩神明在鳥獸物事上，驅動風雲來顯示異象，役使鳥獸來宣告神奇。
顯示異象時一定會有或沉或浮的徵狀，宣告神奇時一定會有聲音的響動。
因此，當宋襄公失德的時候，就有六隻鷁鳥從國都上空倒退著飛過；伯姬將要自一焚的時候，會有鳥來歌唱她的災難；四國還沒有發生火災，火神祝融已經刮起了大風；紅雲夾擁著太陽，災難就在楚國降臨。
這是天人感應的明證。」
後漢竇武上書說：「近來，有嘉禾、芝草、黃龍的祥端徵兆出現。
祥瑞的出現一般來說總是發生在美好的土地上，福運的降臨實質上是由於吉祥之人的出世。
有德才有端，無德則有災。
陛下的行為，不合乎天意，所以不應當作喜慶祝賀。」
裴楷說：「自從春秋戰國以來以及古代帝王時代，黃河從來沒有清澈過。
臣以為黃河是象徵諸侯的權位的，清屬陽，濁屬陰。
黃河本應混濁，現在反而變清了，這說陰一性一的東西渴望變成陽一性一的東西，也就是說諸侯想稱帝。」
京房所寫的《易傳》說：「「河水清，天下平。」
如今上天垂示異象，國內妖氣疊出，民間瘟疫流行，三者同時出現而黃河卻變清，這就好比春秋時麟本不該出現卻出現了。
孔子記載了這件事，認為這是反常的表現。」
魏國青龍年間（公元233 年），張掖郡的玄川湧一出一塊背著鼎的寶石， 形狀象麟象鳳象龍又像馬，用火一照就各各顯現原形。
當時人們認為這是魏國的祥瑞之兆，於是命令於綽，攜帶著財寶去請教隱士張臶，張偷偷告訴於綽：「神明只預言未來，而不追述以往。
先用禎祥之兆預告未來，然後興盛還是衰落才會隨之而來。
漢朝滅亡已久，曹魏已得天下，還追述什麼興廢之兆呢？這塊寶石今天的變異，只是將來之吉祥的徵兆。」
後來司馬氏果然取代了曹魏政權。
漢武帝時，巫為皇帝召來了神君，可是只能聽到神君說話的聲音而看不見它的形體。
荀悅對此解釋說：「《周易》認為有天道、地道和人道。
三道各有其規則，不能混亂。
亂就會有一精一氣變幻。
比如巨石自己立起來，死去的柳樹復一活，這是有形之物的變異；男化為女，死而復生，這是人的變異；鬼神彷彿在人間說話，這是一精一神的變異。
形體和一精一神的變異，各以其類互相感應。
善就生吉祥，惡就生凶厄，一精一靈與人之間，自然的一精一靈會與之感應而發生變異。
因此，假如違逆了天理，神靈就會失去調節，妖一精一就會作亂；違逆了地理，形體失去調節，妖怪就會出現；違逆了陰陽中和的人理，人一體內的神氣失去調節，妖物就會出現。
這就是《周易》的主要意旨。
象神君之類的現象，就是一精一神的變異。」
《春秋》說：「辦事不合時宜，人就會有怨恨，那麼本來不會說話的物體就會說話。」
漢武帝時，賦稅繁重，人民生活困苦，所以出現無形之物說話的現象。
在《洪範》中也有因犯上作亂就產生妖異的記載。
這都是怨恨會生妖的證明。
所以通大道，言正身正，一精一神形氣就會各歸本體。
後漢陳著上書說：「春秋末期，周王朝衰微，而數十年間沒有出現過災害，那是因為周室已被上天拋棄的緣故。
而上天對於漢朝眷念不忘，不停地降災，這是為了提醒陛下除滅妖孽，摒棄邪嬖，實實在在地修身立德啊。
所以《周書》上說：
「天子看見怪異就去修德，諸侯看見怪異就去修政，大夫看見怪異就去修職，士人百姓看見怪異就去修身。」
神靈不能傷害道，妖孽不能傷害德。」
《漢書》說：「感動人的是行動而不是言辭，順應天的是事實而不是文彩。」
這都是對天人感應之道理的簡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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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大多出身於管理刑法的官員。
他們講信用，賞罰分明，用此輔助禮制來治理天下。
這是法家的長處。
到了後來，苛刻狠毒的人實行法治，就不講教育，拋開仁一愛一，只用刑法了，而且為了達到大治，一味迷信刑法，甚至於殘害親人，把厚恩變為薄情。
這是法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法家嚴酷而無情，刻薄而寡恩，然而他們端正君臣、上下之分，卻很清楚，這一點是不能改變的。
法家不分關係的親疏，也不管地位的尊卑，一律繩之以法，這樣就把一愛一親屬、尊師長的恩誼倫理斷絕了。
這只可以作為臨時措施，決不可以長期實行。
因此說法家「嚴而少恩」。
至於法家主張主尊貴、臣卑賤，劃清職責權限，誰也不准超越，這是各家學說都不能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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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大多出身於掌管禮儀的官員。
古人身份地位不同，禮儀也不同。
孔子說：「一定要正名呀！」正名分是名家的長處。
到後來吹一毛一求疵的人利用它來治理天下，就只辨析名分的細節而不注重實際情況，把名分搞得支離破碎。
這就是名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名家使人儉約，可是失去了真實一性一，但是它循名責實，卻是不能不注意研究的。
名家過於明察，糾纏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真意，專注於名詞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於把握的常情，所以說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至於名家循名責實，綜合考察事物的本質這一點，倒是不可不予以認真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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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大多出身於掌管宗廟之官。
他們住的是柞木椽子搭的茅草屋，以節儉為貴；贍養有德、能帥眾、好為善和有社會經驗的老人，以兼一愛一為榮；選拔賢士舉行大射典禮，提倡尊重人才；宗廟祭祀敬重父輩，崇信鬼神；順從四時行一事，因此不相信天命[是指不相信有吉凶的天命，但相信賢愚、善惡]；用孝敬來明示天下，所以崇尚行為統一。
這些都是墨家的長處。
後來的愚人實行墨家的主張，只看儉約的好處，於是否定禮制，只知推崇兼一愛一，而不分別親近與疏遠。
這是墨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墨家過於儉約，難以遵守，因此他們所提倡的無法完全實行，但是他們務實節用的宗旨，是不可以廢棄的。
墨家也崇尚堯舜，引述堯舜的德行說：「他們住在三尺高的堂室裡，土打的台階不過三級，茅草屋頂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飾。
吃飯用陶簋，飲水用瓦盆，飯用粗米做，湯用豆葉熬。
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
他們埋葬死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喪也不悲哀。
他們教育人民要以此標準舉行喪禮。
若使天下都像這樣，尊卑就沒有分別了。
世道不同，時代變化，事業自然也就不同，所以說墨家「儉而難遵」。
總之，墨家主張強本節用，則是興家富民的好辦法。
這是墨家的長處，任何學派都不能廢棄的。」
漢武帝問董仲舒：「提倡儉約的人是不會去製作玄黃色旌旗的。
到了周代，設立兩觀，乘高大的輅車，把八佾陳列於朝廷並使頌聲興起。
帝王的朝政，難道意旨各不相同嗎？」
董仲舒回答說：「制度文采、玄黃大旗，這些儀仗都是用來區別尊卑、貴賤，從而勉勵有德行之人的。
所以春秋以來受天命而稱帝的，首先需要制定的政策是：更改曆法，確定每年起始的第一個月，變易服裝的顏色，其目的是順應天道。
然而有關官室建造、旌旗製作的規定，是有一定之規的。
孔子說：「奢侈就不會謙遜，勤儉才會鞏固。」
儉約並不是聖人所推崇的最適中的政制，所以說奢侈而不使君上儉約，儉約也不強求下面的人執行，這就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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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家大多是從接待賓客、出使外交一類的官員中分離出來的。
孔子說：
「使者啊，使者啊！這是一份難做的差事啊。」
意思是說應當因事制宜，權衡處理，因為在接受使命時，不可能也無法教給你全部外交辭令。
這是縱橫家的長處。
後來心術不正的人搞外交，開始崇尚欺詐，不講信義。
這是縱橫家的流弊。
一說是遊行。
遊俠善於製造一種氣勢，作威作福，結成私一黨一，在社會上逞強逞霸；善於遊說的人講求謀略，能言善辯，陰險一奸一詐，他們馳騁天下，以便得到民眾的讚賞；一愛一搞遊行的人善於以隊伍的陣容博取民眾的信任，迎一合時尚所好，連絡同一黨一，樹立虛假的聲勢，目的是為了獲得某一方面的權利。
這三類人，都是使天下產生不穩定的禍根，他們傷害國家大政，危害道德文明，敗壞法律，蠱惑人心，古代的明君就特別警惕這三種人。
「三游」之風是在末世之際形成的，周、秦二代末年，「三游」特別盛行。
在上的君主不賢明，在下的大臣不正道；制度不建全，政策法令松一弛荒廢；以是否受到誹傍或讚譽作為榮辱的標準，而不考查其真實情況；以親一愛一和憎惡作為有利還是有害的根據，從來不管其實際內容；發表意見時首先在心中盤算一下利大利小才講話；選擇畫圈的時候，首先考慮與自己的關係親疏遠近才下筆。
然而世界上的利益是不能用仁義來求取的，危害也不是能用道德來逃避的，因此正人君子便開始觸犯禮義，小人觸犯刑法，世人普遍的追求表面的榮華而拋棄真實的內容，竟相謀取私利，骨肉之間的恩情開始淡薄。
相反，人們重視的是同事和朋友之間的情誼，修身養一性一之道被忘得一乾二淨，一心一意只想博得世人的一聲叫好。
有權勢的人家，送禮行一賄的人門庭若市，人們公開在大街上招聘、咨詢——由於上述種種社會風氣的形成，結果導致了正直高尚的政治、道德被破壞。
「遊俠源於武勇剛強的鬥士階層，他們不願意拒絕有求於他們的人苦苦的要求，對於自己講過的話銘記心中，一旦接受了人家的請求，捨上一性一命也要幫助他人排憂解難，或者接濟與之同一類型的人。
遊俠如果能行正道，就可以稱之為義俠；如果走上邪路，那就是變成黑社會的盜賊了。
遊說本來源於明辨是非，出使四方各國，陳述天下大義或國家大事，以便完成國君交給的任務。
代表國家進行國際一性一活動，可以達到安定、有利於祖國的政治目的。
遊說主要是為解決國際糾紛，以達到相互諒解，消除人民的困惑。
如果正確地行使這一職責，那麼就是一種智慧與口才的較量；一旦運用得太過分了，就會變成欺騙和訛詐。
最初，遊行的出發點是為追求仁義道德，實踐泛一愛一思想，廣交天下朋友。
以文會友，相互寬容，求同存異，以便加強自身修養，順應時代的要求，為國為民建功立業。
如果用正當的方式去做，那就是正人君子；一旦走上了邪路，就會成為損害他人的行為，甚而成為犯上作亂之徒。
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這不是很可悲的嗎？所以說，只要最清明的治國之道得以推行，「三游」就會自然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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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家大多出身於議事之官。
雜家兼容儒家和墨家思想，一揉一合名家和法家的主張。
他們明白治理國家，實現太平盛世，必須融匯貫通諸子百家的學說。
這是雜家的長處。
後來學識淺薄的人搞起雜家來，就恣意放縱，務求廣博，沒有中心，使人抓不住要害。
這是雜家的流弊。
農家大多出身於主管農業的官員。
他們種植農作物，鼓勵耕種和養蠶，以達到人民豐衣足食的目的。
孔子說：「最為重要的是：人民和糧食。」
這是農家的長處。
後來見識淺薄的人，主張讓國王和大臣也去耕種，這就違背了君臣上下的關係。
這是農家的流弊。
[班固說：「司馬遷的《史記》，評論是非，很多觀點與聖人不同。
論述最高的政治原則，首先推崇道家的黃老學說，其次才是六經；講述遊俠的事跡，則貶低隱士，抬高一奸一雄；敘述財政經濟，則尊崇財富的權勢，以貧賤為羞恥。
這些都是《史記》的不足之處。
但《史記》擅長敘述事理的原委，明辨而不華美，質樸而不俗氣，他秉筆直書，記述的歷史事件真實完備，不做虛假的讚美，不掩飾醜惡的東西，所以後世稱讚《史記》為真實的歷史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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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子說：「聖人做事，殊途同歸。
秦楚燕魏的歌曲，雖然曲調不同但都表達了歡樂之情；各少數民族的哭聲，雖然哭聲不同卻都是悲傷的表現。
因此說，歌聲是快樂的表現；哭泣是悲傷的結果。
內心和悅閒適，外表就必然要流露出來，凡有流露，就會使其他人也受到感染而一起快樂。」
范曄說：「諸子百家關於政治的學說，是很高尚的啊！其要點是從根本上鞏固政治制度，革除弊端，順應時代的變化。
然而國家命運和政治形勢不是一成不變的，因而導致各種意見偏頗龐雜，所以對任何事情的是非評論，都會議論紛紛，互相矛盾。」
對此可以再作一些評論：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遠古的赫胥氏、大庭氏的那個含哺而嬉、鼓服而游的時代了，人們的欲求也不是易於滿足的時代了。
世界上的道理千頭萬緒，人們千奇百怪的欲一望和情感也在不斷地萌生。
即便有應付一切事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窮盡這世道人心的變遷；就是高山大川的險峻幽深，也無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難測。
那麼，順應時尚和世事之推移變化，就不能用常規的辦法解決了。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假如由大聖人來治理天下，那麼所要達到的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規，以及為普天下的老百姓謀幸福的政策措施，其政治制度也不應該有什麼不同。
然而法規、制度的增補或廢除或交替使用，文明和樸素的交替施行，或者是發揚光明，或者是保守傳統，也只能在過去的範圍內轉來轉去。
興兵打仗與和平交往，也只是與上一代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
就是坐在帝王的寶座上，擺出皇帝的儀仗，穿上天子的服裝，雖然厚薄華美不同，但把國家治理好的宗旨卻是一致的。
或者有時為了政治的需要，給達官貴人平反昭雪，對亂臣賊一黨一施以刑罰，雖然寬鬆的程度有區別，但是防犯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
這就是說，不同時代的政治制度，形式雖然相異，本質卻是相同的；思維方式雖然千差萬別，但目標卻是一致的。
至於假如故意矯情用事，就會出現矯枉過正的弊端。
比方說吧，穿著涼鞋過冬，就犯了過分儉樸的一毛一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應當反對窮奢極侈；禁令不嚴，對下屬過於寬容，就容易出現尾大不掉、欺凌弱小的情況；權力過於集中，刑法過於嚴酷，又容易導致分崩離析的局面。
在曹魏時期，文人寫詩撰文，極盡譏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那個時期的國家風氣；周王朝末期和秦朝末年的政治衰敗，在許多細小的事情上就已經表現出來了。
所以採用或是捨棄什麼樣的制度，實在是決定一個國家的興盛還是衰敗的先決條件啊！
由此看來，政策法規繁雜還是簡約，要根據時代的要求決定，寬鬆的政策與剛猛的政策要相互補充。
刑書鑄刻在鼎上，固然詳細，然而約法三章，其可貴之處就在於簡明有效。
大叔因為使用了強硬的政治想來改變國家的衰敗局面，結果王室的皇子皇孫只有哀悼的眼淚了。
春秋時晉國的趙盾一上台就改變他父親趙衰平和的政策，而平陽侯曹參代蕭何為相後，卻一仍其舊，對蕭何當相國時的法令一字不動。
這些都是弛張寬猛之政治的極端例子，難道可以強求它們都整齊劃一嗎？
諸子百家的學說，論述的都是當世政治的功過得失，我們已經都認真詳細地加以研究過了。
然而世人對為政之道大多存在誤解，只偏好於某一種學說。
尊崇清淨無為學說的道家，視懦家學說為迂腐；拘泥名實的名家，卻認為道家學說荒誕；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風，認為現在依然可以實行；有的人徵引切時救弊的成規，認為應當流傳於後世。
其實如果認真考究，這些認識都各有各的弊病。
由此可見，有法與無法，應當根據時代的不同加以討論，時代結束了，實用於那個時代的政治方針也就失去了效用；時代向前發展了，政治制度也要隨時代而發展。
只要行動不錯過時機，前途必然光明。
不具有聰明智慧的人，誰能夠通曉權變的奧妙呢？
分類：古代兵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