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經
臣行
【原文】
夫人臣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
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如此者，大臣也。
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一事，以厲主意。
如此者，忠臣也。
(或問袁子曰：「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
對曰：「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
何者？夫為人臣，見主失道，指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也。
故司空陳群則不然，其談語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不知，君子謂陳群於是乎長者。
此為忠矣。
)
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君終己無憂。
如此者，智臣也。
依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食飲節儉。
如此者，貞臣也。
國家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
如此者，直臣也。
是謂六正。
(桓范《世要論》曰：「
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樸騃而辭訥，外疏而內敏，可不恕之以質乎？
臣有犯難以為上，離謗以為國，可不恕以忠乎？
臣有守正以逆眾意，執法而違私慾，可不恕之以公乎？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禍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從仄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恕之以難乎？
臣有孤特而執節，介立而見毀，可不恕之以勁乎？
此七恕者，所以進善也。」
)
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沉浮，左右觀望。
如此者，具臣也。
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
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後害。
如此者，諛臣也。
中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
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彰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
如此者，一奸一臣也。
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於朝廷。
如此者，讒臣也。
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一黨一，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
如此者，賊臣也。
諂主以佞邪，墜主於不義，朋一黨一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聞；使主惡佈於境內、聞於四鄰。
如此者，亡國之臣也。
是謂六邪。
(桓范《世要論》曰：「
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
臣有貌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
臣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
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讒乎？
臣有因賞以償恩，因罰以作威，可不慮之以一奸一乎？
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除，謀事托公而實挾私，可不慮之以欺乎？
臣有事左右以求進，托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偽乎？
臣有和同以諧取，苟合以求進，可不慮之以禍乎？
臣有悅主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
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
)
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一婬一於朝，洩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
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故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而紂悔悟。
其本情在乎仁也。
洩冶位為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一寵一不去，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一婬一昏，死而無益，可謂懷矣！《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
其洩冶之謂乎？」
或曰：「叔孫通阿二世意，可乎？」
司馬遷曰：「夫量主而進，前哲所韙。
叔孫生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
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撓，大直若詘，道同蜲蛇，蓋謂是也。」
(議曰：太公云：「吏不志諫，非吾吏也。」
朱雲延詰張禹曰：「一屍一祿保位，無能往來，可斬也。」
班固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
由此言之，存與死，其義雲何？
對曰：范曄稱：「夫專為義則傷生，專為生則騫義。
若義重於生，捨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
)
或曰：「然則竇武、陳蕃，與宦者同朝廷爭衡，終為所誅，為非乎？」
范曄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鹹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驅馳山岨峗之中，而與腐夫爭衡，終取滅亡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違埃霧也。
憫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遁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
及遭值際會，協策竇武，可謂萬代一時也。
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世心矣。」
(議曰：此所謂義重於生，捨生可也。
)
或曰：「臧洪死張超之難，可謂義乎？」
范曄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相其徒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
夫豪雄之所趣捨，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
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懸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荊則未聞。」
(昔廣陵太守張超委政臧洪，後袁紹亦與結友。
及曹一操一圍張超於雍丘，洪聞超被圍，乃徒跣號泣，勒兵救超，兼從紹請兵，紹不聽，超城陷，遂族誅超。
洪由是怨紹，與之絕，紹興兵圍之，城陷誅死。
議曰：臧洪當縱橫之時，行平居之義，非立功之士也。
)
或曰：「季布壯士，而反摧剛為柔，髡鉗匪匿，為是乎？」
司馬遷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搴(音綺連反)旗者數矣，可謂壯士。
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
賢者誠重其死。
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一殺者，非勇也，其計盡，無復之耳。」
(議曰：大史公曰：「魏豹、彭城雖故賤，然已席捲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
懷叛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
得攝尺寸之一柄一，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雲。」
此則縱橫之士，務立其功者也。
又《藺公贊》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
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不敢發。
相如一厲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廉頗，名重太山。
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此則忠貞之臣，誠知死所者也。
管子曰：「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理；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申於諸侯。」
此則自負其才，以濟世為度者也。」
此皆士之行己，死與不死之明效也。
)
或曰：「宗愨之賤也，見輕庾業。
及其貴也，請業為長史，何如？」
裴子野曰：「夫貧而無戚，賤而無悶，恬乎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
降志辱身，俯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貴騁群雄之上，韓、黥之志也。
卑身之事則同，居卑之情已異。
若宗元干無怍於草具，有韓、黥之度矣。
終棄舊惡，長者哉！」
(宋宗愨之賤也，州人庾業豐富，待客必方丈。
其為愨設，則粟飯，愨亦致飽。
及為豫州，請業為長史也。
)
世稱酈寄賣交，以其紿呂祿也，於理何如？
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忘義也。
若寄，父為功臣而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
或曰：「靳允違親守城，可謂忠乎？」
徐眾曰：「靳允於曹公，未成君臣。
母，至親也，於義應去。
昔王陵母為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一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繫，然後可得事人，盡其死節。
衛公子開方仕齊，十年不歸，管仲以其不懷其親，安能一愛一君，不可以為相。
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允宜先救至親。
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
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魏太祖征冀州，使程昱留守甄城。
張邈叛。
太祖迎呂布，布執范令靳允母。
太祖遣昱說靳允，無以母故，使固守范。
允流涕曰：「不敢有二也。」
)
魏文帝問王朗等曰：「昔子產治鄭，人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鄴，人不敢欺。
三子之才，於君德孰優？」
對曰：「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
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非，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
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鈞銖之覺也。」
或曰：「季文子、公孫弘，此二人皆折節儉素，而毀譽不同，何也？」
范曄稱：「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
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
事實未殊而毀譽別者，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校其仁者，功無以殊；核其為仁，不得不異。
安仁者，一性一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
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
(議曰：夫聖人德全，器無不備。
中庸已降，才則好偏。
故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僻，由也喭。
由此觀之，全德者鮮矣！全德既鮮，則資矯情而力善矣！然世惡矯偽，而人賢任真。
使其真貪愚而亦任之，可為賢乎？對曰：吁！何為其然？夫肖一精一天地，負陰抱陽，雖清濁賢愚，其一性一則異，而趨走嗜欲，所規則同。
故一靡一顏膩理，人所悅也；乘堅驅良，人所一愛一也；苦心貞節，人所難也；徇公滅私，人所苦也。
不以禮教節之，則蕩而不制，安得攻苦食淡，貞潔公方，臨財廉而取與義乎？故《禮》曰：「欲不可縱，志不可滿。」
古語云：「廉士非不一愛一財，取之以道。」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皆矯偽之謂也。
若肆其愚態，隨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賢之，此先王之罪人也。
故吾以為矯偽者，禮義之端；任真者，貪鄙之主。
夫強仁者，庸可誣乎？)
或曰：「長平之事，白起坑趙卒四十萬，可為奇將乎？」
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其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預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拳，猶可畏也。
況於四十萬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依山；歸秦之眾，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眾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
欲以要一期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
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眾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起，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縫，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
且長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趙矣。
夫以秦之強，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也。
又何稱奇哉？」
(議曰：黃石公稱：「柔者能制剛，弱者能制強。
柔者德也，剛者賊也。
柔者，人之所助；剛者，怨之所居。」
是故，紂之百克，而卒無後；項羽兵強，終失天下。
故隨何曰：「使楚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
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
由是觀之，若天下已定，借一戰之勝，詐之可也。
若海內紛紛，雌雄未決而失信義於天下，敗亡之道也。
當七國之時，諸侯尚強，而白起乃坑趙降卒，使諸侯畏之而合縱，諸侯合縱，非秦之利，為戰勝而反敗。
何晏之論當矣。
)
或曰：「樂毅不屠二城，遂喪洪業，為非乎？」
夏侯玄曰：「觀樂生與燕惠王書，其殆乎知機合道，以禮終始者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豈其局跡當時，止於兼併而已哉？夫兼併者，非樂生之所屑；強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
不屑苟利，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
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
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
邁令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
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人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開宏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
招之東海，屬之華裔。
我澤如春，人應如草，思戴燕王，仰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
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
不幸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變所然。
若乃一逼一之以兵，劫之以威，侈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雖二城幾於可拔，則霸王之事，逝其遠矣。
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
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速與變同也。
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或曰：「樂毅相弱燕，破強齊，合五國之兵，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鹹以為謨謀勝武侯也。
可乎？」
張輔曰：「夫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為強；大戰濟西，伏一屍一流血，不足為仁。
彼孔明包文武之德，長嘯俟時。
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一湧。
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
及玄德臨終，禪以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敘眾才，文以治內，武以折衡，然後布恩澤於國中之人。
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一毛一不犯。
勳業垂濟而隕。
觀其遺文，謨謀宏遠矣。
己有利則讓於下，下有闕則躬自咎。
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震遐邇也。
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自廉。」
余以為睹孔明之忠，一奸一臣立節。
殆將與伊、呂爭勝，豈徒以樂毅為伍哉？」
)
或曰：「商鞅起徒步，干孝公，挾三術之略，吞六國之縱，使秦業帝，可為霸者之佐乎？」
劉向曰：「夫商君，內急耕戰之業，外重戰伐之賞，不阿貴一寵一，不偏疏遠。
雖《書》云：「無偏無一黨一」，《詩》云：「周道如砥，其直知矢」，《司馬法》之厲戎士，周後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
此所以並諸侯也。
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信之。
此管仲、咎犯之謀也。
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眾，故諸侯畏其強而莫親信也。
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
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也。
衛鞅始自以為知王霸之德，原其事，不倫也。
昔周召公施美政，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嘗捨於樹下，不忍伐其樹，況害於身乎？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戶，無怨言。
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斧鉞之誅，身死車裂，其去霸者之佐，亦遠矣！然孝公殺之，亦非也。
可輔而用，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乎！」
(議曰：商鞅初因景監求見秦孝公，說以帝道，孝公意不入，時時睡，後又與鞅語，不知膝之過席。
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君之歡甚也。」
鞅曰：「始吾說公以帝道，而君曰：「久遠矣！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子孫成事乎？」
吾又說以霸道，其意欲之而未能也。
吾又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
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昔齊桓公與魯莊公會於柯而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反魯侵地。
桓公許之，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
管仲曰：「棄信於諸侯，先天下之援，不可。」
於是與曹沫三敗所亡之地。
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
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
齊桓公救燕而還，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
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
吾不可以無禮於燕。」
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君，令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諸侯聞之皆從，齊桓公於是始霸。
由此觀之，商鞅深刻棄信，非霸者之佐明矣。
然孝公欲速，不從鞅言，孝公過也。
商鞅牽於世，迫於君，不得行其志耳。
劉向以鞅無霸王之術，謬矣。
)
諸葛亮以馬謖敗於街亭，殺之。
後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
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哉？」
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者，用法明也。
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之。
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
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視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
楚成暗得臣之益己，故殺之以重敗。
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
(晉侯使荀桓子與楚戰於邲，桓子敗歸而請死，晉侯欲許之。
士貞子曰：「不可。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館谷，文公猶有憂色。
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
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
困獸猶鬥，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曰：「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
楚是以再世不競。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
君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若日月之蝕，何損於明？」
晉侯使復其位也。
)
漢代以周勃功大霍光，何如？
對曰：「勃本高帝大臣，眾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寄遊說，以譎諸呂，因眾之心，易以濟事。
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托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
遇燕王綰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
廢昌邑，立孝宣，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聲伊周，為漢賢相。
推驗事效，優劣明矣。」
(袁盎問漢文帝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
上曰：「社稷臣也。」
盎曰：「可謂功臣，非社稷臣。
社稷臣者，主在與在，主亡與亡。
方呂後時，劉氏不絕如帶，絳侯為太尉，主兵一柄一，不能正。
呂氏崩，大臣相與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也。」
)
後漢陳蕃上疏薦徐稚、袁閎、韋著三人。
帝問蕃曰：「三人誰為先後？」
蕃曰：「閎生公族，聞道漸訓。
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
至於稚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或曰：「謝安石為相，可與何人為比？」
虞南曰：「昔顧雍封侯之日，而家人不知，前代稱其質重，莫以為偶。
夫以東晉衰微，疆埸日駭，況永固(符堅字也)六夷英主，親率百萬；苻融俊才名相，執銳先驅，厲虎狼之爪牙，騁長蛇之鋒鍔，先築賓館，以待晉君。
強弱而論，鴻一毛一太山，不足為喻。
文靜深拒桓沛之援，不喜謝玄之書，則勝敗之數，固已存於胸中矣。
夫斯人也，豈以區區萬戶之封，動其方寸者歟？若論其度量，近古已來，未見其匹。」
隋煬帝在東宮，嘗謂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何如？」
對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議曰：膽氣果敢，猛將也；淵而有謀，謀將也。
)；韓擒虎是鬥將，非領將(議曰：拳捷矯悍，鬥將也；御軍齊肅，領將也。
)；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議曰：領一偏師，所向無敵，騎將也；包羅英雄，使群才各當其用，大將也。
)。」
太子曰：「善。」
故自「六正」至於「問將」，皆人臣得失之效也。
古語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
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擒於越；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
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跡不等者，所任異也。
是以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兌也。
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而襄王得國。
因斯而談，夫有國者，不能陶冶世俗，甄綜人物，論邪正之得失，撮霸王之餘議，有能立功成名者，未之前聞。
(故知量能授官，至理之術也。
)
【譯文】
當官的，如果能在天下大事還處在萌芽階段，沒有形成規模的時候，局勢的兆頭還沒有顯現的時候，就已經洞燭機先，獨具慧眼，知道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存亡、得失的關鍵都事先看得到，把握得住。
在大大燃一燒起來之前就能預先防止，使他的主子超然獨立，永遠站在光榮偉大的一面。
能夠具有這種才具、境界的大臣，堪稱第一流的官吏，王者之師。
這種大臣便是聖臣。
其次可稱作好官的是謙虛謹慎、盡心竭力為人主辦事，經常思索好的治國之道向人主建議，勉勵君王恪守禮儀、勤政一愛一民；勸說君王眼光遠大，胸懷大志，使其英明正確的地方更英明、更正確；對其不一良的作風，有害的習慣千方百計加以糾正、挽救，能做到這些的，就是大臣。
能稱得上忠臣的，必須做到為國家辦事早起晚睡，廢寢忘食，同時要終生不懈地舉賢薦能，為國家推薦、選拔人才，還要博學多識，一精一通歷史，經常引證歷史經驗啟發激勵人主。
能做到這些的才是忠臣。
[有人問魏明帝時的楚郡太守袁安：「已故的內務大臣楊阜，難道不是忠臣嗎？」
袁安回答道：「像楊阜這樣的臣子只能稱「直士」，算不得忠臣。
為什麼說他只是一「直士」呢？因為作為臣子，如果發現人主的行為有不合規矩的地方，當著眾人的面指出他的錯誤，使君王的過失傳揚天下，只不過給自己撈了個鯁直之士的名聲，但這不是忠臣的應有的做法。
已故的司空陳群就不是這樣，他的學問、人品樣樣都好，他和中央機關的高級官員們在一起的時候，從來不講人主的錯誤，只是幾十次地送奏章給皇帝，指出哪些事做錯了，哪個缺點必須改，有批評，有建議，而同僚們卻都不知道他寫過奏折。
陳群向人主提了意見而不自我標榜，所以後世的人都尊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
這才是真正的忠臣。」
]
深謀遠慮，明察秋毫，清楚成功、失敗的機樞在哪裡，並能事先預防，採取補救的辦法，堵塞某一國策實施的漏洞，把可能導致失敗、動亂的因素提前消滅了，轉禍為福，轉危為安，使人主自始至終不必憂慮。
能這樣做的是智臣。
奉公守法，以身作則，忠於職守，勇於負責，為民眾出了力、辦了事不接受賀禮，清正廉潔，勤儉樸素。
能這樣做的是貞臣。
當皇帝昏庸、國家離亂的時候，對上不拍馬屁，不阿諛逢承，而且敢冒犯昏君的龍顏，在群臣唯唯喏喏的時候，敢當面指出昏君的過錯。
能這樣做的，就叫做直臣。
這是六種類型的正面官員——「正臣」。
[南北朝的桓范在他寫的《世要論》中說：「有些官員不善言辭，說出來的話不好聽，而當領導的卻要注意，這個官吏雖然嘴笨，但他是個內秀的人，有一肚子錦囊妙計。
如果當領導的只因他禿嘴笨舌，說話刺耳，就處處看不順眼，冷落疏遠他，他的才幹就得不到發揮了。
對這樣的官吏，能不體察到他的心直口訥，而不加以寬容嗎？
「有的官員相貌憨厚土氣，說話吭吭巴巴，其貌不揚，不修邊幅，可是腦子好使得很，聰慧敏銳，能發現、想到被別人忽略的問題。
對這樣的官員，當領導的不應當為了他本質上淳樸、聰敏的優點而寬容他外表鄙陋的不足嗎？
「有的官員是臨危授命，冒險犯難，是能擔當撥亂反正大任的天才，為了國家、民族的興旺發達，可以忍受一切誹謗屈辱。
對於這樣的官員，當領導的不是應當為了他的忠心為國而信任、重用他，原諒他的小節嗎？
「有的官員公正廉明，為了長遠利益，為了國家大局與大多數人的意見、利益發生了衝突；或者為了捍衛法律的威嚴而大義滅親，犧牲個人和家族的利益。
對於這樣的官員，當領導的應當看到其公而忘私、大公無私的可貴，給予支持保護。
「有的官員個一性一倔強，道德標準很高，要想讓他委屈求全，違反他的人格標準去迎一合某一種意見，屈從某一種局勢，他死也不幹。
可是在現實中，這種人往往被當作傻子。
還有的官員富貴不能一婬一，威武不能屈，如果讓他阿諛世俗做一件事，個人可以名利雙收，但這件事將給社會帶來禍患，那他寧可不要這個名，也不做這種事，在現實生活中，這種人也往往被當作傻子。
對於這些高風亮節，品格高尚的官員，當領導的不是應當特別加以理解、重用嗎？
「有些官員在基層工作，地位不高，沒有名氣，路子也窄，但是一愛一動腦筋，有見地，能向上級領導提出很好的意見。
雖然位卑人微，但敢越級反映情況，討論國事。
對於這種官員，當領導的不是應當體察到他們忠心為國之難能可貴嗎？
「有的官員個一性一孤僻，作風特殊，但他保持著與眾不同、超然獨立的節一操一，這就很容易招來誹謗。
當領導的應當明白這種人有著特殊的品一操一、才能，並加以原諒、寬容。
「這七種善於理解、體諒、保護官吏的做法，是當領導必須具備的，否則就得不到前面所說的六種好官員。」
]
有的人當官只是為了拿薪水，對工作敷衍應付，不當回事，隨大流，跟著走，見風使航，八面滑一溜，瞻前顧後，左顧右盼，就怕得罪人，就怕負責任，這種當官的，可名之曰「具臣」——濫竽充數而已。
只要是領導講的，就說「講得好，非常正確，非常重要」；只要是領導做的，就說「做得對，帶了個好頭」。
嘴上這麼說，肚子裡卻在暗暗揣摸主子的一愛一好，凡有所一愛一就投其所好，及時上貢，來滿足主子的聲色之樂，把主子巴結得渾身通泰。
漸漸的，當領導的不把這類專事拍馬屁的官員當外人了，互相包庇縱容，一起吃喝玩樂，不計後果，不考慮影響。
這種官員就叫做「諛臣」。
內心陰險一奸一詐，外貌謙恭謹慎，能說會道，討人喜歡，實際上嫉賢妒能，想提拔誰，就在上級領導面前盡說他的好話，隱瞞他的缺點；對真正的人才，就在上峰面前誇大、突出他的過失，隱瞞他的優點，結果使上級賞罰不當，號令不行，政策、法規不能貫徹，這類官吏就是「一奸一臣」。
有才智，有學識，幹起壞事來更有能耐。
掩飾他的過錯道理講的振振有詞，叫人們聽了不由得不信服；辯論起來足以形成一家學說，小則可以挑一撥離間父子兄弟反目成仇，大則可以在中央政一府煽風點火，製造混亂。
這種官員就是「讒臣」。
篡奪權力，造成自己的勢力，顛倒黑白，無限上綱，整倒別人，排斥異己，培植私人勢力結成死一黨一，形成自己的社會勢力；假傳聖旨，到處以全權代表的身份出現，使自己顯得無比尊貴。
這類官吏就是「賊臣」。
在人主面前阿諛奉承，鼓動、促使國王往邪路上走，背後又把錯誤都推到國王一個人身上；結一黨一營私，互相包庇，欺上瞞下，不讓領一導一人瞭解真實情況，使上一上一下一下黑白不分，是非不辯；暗地裡宣揚領一導一人的過失，使全國老百姓都罵國家領一導一人，鬧得國際上都知道。
這種官吏就是「亡國之臣」。
這是六種類型的反面官員——「邪臣」。
當官的既然有六種類型的「邪臣」——不正派的官員，那麼有什麼辦法可以防止他們混入各級機關呢？這就要講究防邪之道。
[桓范說：「有的官員在小事情上忠心耿耿，工作幹得不錯，但其險惡用心在於一旦手握大權，以便實現他的大野心，達到大不忠的目的；有的在小事上，在平時很講信用，但其目的是為了沽名釣譽，在大事上搞陰謀詭計，達到反叛的目的。
對這類官員不是應該預防其欺詐嗎？
「有的官員表面上很有魄力，幹勁沖天，實際上沒有真膽識；而有的表面上非常仁義，可在實際行動上卻與仁義相違背。
這就要考慮，這些官員是不是在弄虛作假？
「有的官員專搞打擊同事、貶低同僚的小動作，以達到自己被信任、重用的目的，一旦委以重用，就使下情不能上達，上面的計劃、政令也不能向下傳達。
對這類官員，當領導的就要考慮他是不是嫉妒心理在作怪呢？
「有的官員發表似是而非的意見，雖然很中聽，但是中了他的邪說就會亂了真理；或者發表貌似合情合理的意見，一旦實行，就會傷害真正的賢能之士。
對於這類官員，當領導的就要考慮他是不是在進讒言？
「有些官員手中有一定的權力，就用不公正的賞賜鼓勵自己滿意的部下，儘管這些人沒有什麼業績；或者用獎賞的辦法收買人心，預支恩德；或者用不公正的處罰對待自己不喜歡的屬下，以此樹立權威，儘管這些人有能力、有業績。
對出於私心擅自賞罰的負責人，當領導的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一奸一佞之人？
「有的官員居心不一良，存心要陷害某人，就採用明場上抬舉他，說好話，而暗地裡卻用陰謀詭計把他搞垮的手法；或者要謀略什麼事情，總是冠冕堂皇地打著公事公辦、一心為公的旗號，實際上暗中卻塞一進了私貨，假公濟私，但手段非常高明，做得不留痕跡。
當領導的，就要警覺這類官員是不是欺世盜名、欺君罔上之輩？
「有的官員專走上層路線，結交領一導一人左右的辦事人員，從而找機會向執政者說項推薦，以達到進身的目的；或者借助領一導一人重用的、言聽計從的人，巴結他們，依靠他們，以此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
當領導的就應當考慮，這類官員是不是有作偽的動機？
「有的官員永遠隨聲附和，八面玲瓏，有時甚至違心地苟合別人，為的是不得罪任何人，一步步順利地往上爬。
對這類官員，當領導的就要考慮將來的禍患：關鍵時刻，利害關頭，他是不是也會這樣呢？
「有的官員一門心思順著上級領導的意志，專做上面喜歡搞的事，專說上面喜歡聽的話，為的是求得上級的歡心，取得上級的親信，而這些事、這些話對老百姓、對社會是好是壞，他一概不去多想。
這種官員，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佞臣？」
春秋時鄭穆公的女兒夏姬，後世稱她為「一代妖姬」，是當時的名女人，陳、鄭等好幾個國家都亡在她手裡。
據說她好幾十歲了還不顯老，許多諸侯都被她迷住了。
最初她嫁給陳國的大夫御叔，丈夫死後，她和陳靈公及朝中大夫孔寧、儀行父私通，搞得朝廷烏煙瘴氣。
陳國的大夫洩冶看不下去，就向他們提出規諫。
陳靈公自知理虧，無顏面對洩冶，就買通一個刺客，把洩冶殺了。
就這件事子貢問孔子：「陳靈公君臣與夏姬yín亂朝綱，洩冶規勸，招來殺身之禍。
洩冶的行為與紂王時代的比干相同，能不能說洩冶的做法合乎仁道呢？」
孔子說：「不能這樣說，因為比干之於紂王，從私人關係方面講，他們是皇親，比干是紂王的叔父；從公的方面講，比於是皇帝的老師。
比於是為保住殷商的宗廟社稷，所以他下決心犧牲自己，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使紂王悔悟，所以比干當時的心理狀態，是真正的仁一愛一之心。
洩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陳靈公的部屬，地位不過是個下大夫，並沒有血緣上的親密關係，在陳國這樣一個政亂君昏的國家，正人君子本應掛冠而去，可是洩冶沒有這樣做。
他以如此低微的地位，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想用區區一身，糾正國家領一導一人的yín亂昏庸，死了也是白死，一點用處都沒有。
像他這種作法，一愛一國之心還是有的，至於說到忠、仁，卻毫不相干。
《詩經》中有兩句話：「民之多僻，無自立辟。」
意思是說，尋常百姓一旦走到偏激的邪路上去的時候，是沒有辦法把他們拉回來的。
洩冶就是這種人。」
有人問：「叔孫通順著秦二世的心事拍馬屁，這是應該的嗎？」
司馬遷回答道：「叔孫通先生考較做君王的是不是英明，以便決定自己的進退，這個原則是前代哲人所認可的。
他為了繼承文化道統，期待著太平盛世，希望理想的時代一來，好做一番事業，制定富有文化一精一神的體制。
進退韜諱，他看得很清楚。
在秦始皇那個時代，他沒有辦法，只好遷就當時的時代環境。
他非常懂得適應時代的變化，以最強的應變能力達到最終目的，最後終於成了漢王朝的儒學宗師，開創了幾千年的儒家禮儀制度。
古代的君子，挺拔有如大樹，所有的樹都被彎曲折斷的時候，只有它還直立著，但是太挺拔了也很危險，容易折斷，所以雖然直立，卻很柔韌。
保全自身以後，在那樣的亂世是很難生存的，不來點隨波逐流，就顯得與眾不同，太特別了也要吃虧，只好遷就世俗。
但完全同流合污也不行，必須「曲而不撓」，心中始終堅持一貫的思想原則。
所以在亂世中行直道的人，就有種「大直若詘」的樣子，看上去好像不會說話，畏畏縮縮的，曲裡拐彎的，但最終的目的是要實現自己的理想。
這就是叔孫通的處世哲學。」
有這樣一個觀點：司馬遷在談到官員的標準時說：「在朝為官而不給領導提意見，這種官員要不的。」
比如朱雲和張禹的事吧，這兩個人都是漢成帝的老師，當時正是王莽家族用權的時候，民間怨恨到了極點，各地的奏章報到中央，都被張禹壓下來不給皇帝看。
朱雲當著皇帝的面詰問張禹：「下面那麼多奏章你不讓聖上看，像死人一樣佔著一塊地方，只想保住自己的烏紗帽，什麼都不幹，使上下的意見、消息無法勾通，該殺！」
班固對此發表意見說：「為人處世太難了，跟著時代、世俗走吧，就違背了倫理道德，違背了思想信仰；可是如果超凡脫俗，逆潮流而行，人生就馬上變的舉步維艱，危機四伏，至少這輩子沒有飯吃，會把自己給餓死。
因此古代的人給官也不做。
為什麼不願做官？為什麼要清高？因為他既然出來做官，就想對國家對社會有所貢獻。
可是如果估量一下當時的局勢，當官後不但一無所為，甚至還有危險，那又何必出來？這樣一想，就不輕易接收招聘了。」
由這個道理看起來，推論下去，一旦面臨生存還是死亡的抉擇，有時候連命也得搭上，這生與死的取捨，該怎麼講呢？
范曄對這一重大問題的回答是：「一個人一天到晚，專門講文化道德、義理之學，那麼就連飯也吃不上，連謀生的辦法都沒有了；但是如果只講求生，為掙錢，為當官，連命都不要，倫理道德的貫徹就被堵死了。
古人在生與義發生衝突時，取捨的標準是這樣：假如死了比活著更有價值，就捨生取義；假如生存下來可以扭轉局面，幹一番更大的事業，雖然是苟且偷生，但比死更有價值，那就捨義求生。
否則，只能殉難以全節了。」
如果有人問：「如此說來，後漢的竇武、陳蕃，與把持朝政的竇後及其親信宦官曹節、王甫抗衡鬥爭，最終還是死在這班外戚、宦官手裡，難道他們做錯了嗎？」
《後漢書》的作者范曄對這段歷史是這樣議論的：「漢桓帝、漢靈帝兩朝，像陳蕃這樣的人，都是能夠建樹時代風尚，對當時渾渾噩噩混日子的世俗風氣發出抗議的人。
以他的人品學問，道德情一操一，在最腐敗的社會風氣中，猶如駿馬馳騁在坎坷崎嶇的險途中一樣，敢和那些權勢薰天的宦官抗爭，乃至不惜把生命搭上。
以他的聰明才智，並不是做不到潔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於這樣做
罷了。
因為他堅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標準，悲憫當時世俗庸人，像一些知識分子那樣，看到世風日下，儘管反感極了，也只求遠離五濁惡世，自以為清高，然而這樣一來，人世間就連一些互相同情、憐惜的人情味都沒有了。
所以他反對那些退隱避世的人，認為退隱不合人生的真義，而他自己好幾次有機會退隱避禍，可就是不走，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一精一神，以仁義之心為已任，明知任重道遠，意志更加堅定、激昂。
等到政治形勢一有施展才智的機會，就協同竇武掃除宦官勢力，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助。
這樣的死，以歷史的眼光看，把時間拉長、空間放大了，是把千秋萬代的事業放在一個暫短的時空內做了。
他這生命的價值，在於一精一神的不死，千秋萬代都要受人景仰。
雖然他失敗了，然而他的一精一神、正義卻世世代代作為信念的支柱在引導、支持著世道人心。」
這就是前面所講的義重於生、捨生取義的道理。
]
[三國交戰的時候，廣陵（今江蘇揚州一帶）的太守張超把地方政務委託給臧洪去代理，後來袁紹也和臧洪成了朋友。
等到曹一操一在雍丘（今河南杞縣）
包圍了張超，臧洪聞訊後，光著腳哭著到處替張超求救兵，自己也出兵去救張超，因與袁紹是朋友，又向袁紹求援，可是袁紹沒答應。
雍丘被曹一操一攻破後，張超全家被殺。
臧洪因此恨透了袁紹，就和他絕交了。
朋友反目成仇後，袁紹舉兵圍攻臧洪，城破之後，臧洪也被袁紹殺了。
後來人們在談論起這件往事時，不但不同情臧洪，反面認為他頭腦不清，稀里糊塗。
三國交戰的那個時代，正像春秋戰國縱橫錯節的時代一樣，是個沒有道理好講的時代，說不上哪一方是仁義之師。
臧洪昏頭昏腦，對時代環境看不清，身家一性一命都保不住，還妄想像在和平安居時那樣講道義，講友情，豈不可笑！所以說，身處亂世還想像臧洪那樣去立功立業，救苦救難，只能自取滅亡。
]
也許有人會問：「臧洪雖然不明智，但他為救朋友張超而死，總還夠得上講義氣吧？」
對此范曄也有他的看法。
他說：「曹一操一兵圍雍丘，張超處境危急，臧洪為救朋友到處求救，當時就臧洪個人感情之悲憤、慷慨來說，是一種壯烈的情一操一。
看他那副光著腳奔走呼號、帶兵赴難的樣子，確實值得同情。
可是話說回來，英雄豪傑在某種特定的情勢下，對於是非善惡的取捨，與普通人的信守節義，在心態上是否不一樣呢？「大行不辭小讓」，成大功，立大業，辦大事的人，是顧不到那麼多枝節瑣事的，甚至挨罵都在所不惜。
至於像三國時期，袁紹、曹一操一、張超這一幫人，和一切亂世中擁兵割據的草頭王一樣，有時候結盟訂約，聯合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實際上都在打自己的算盤，聯合有利就聯合，開戰有利就汗戰，根本沒有什麼信義可講，唯一的出發點是形勢的需要，利害的衡量。
在這種局勢下，看不透這一點，而去和人講道義，只有送命了。
更何況三國時，在軍閥割劇的戰亂局面下，雍丘是個非常危險的偏城，臧洪出於一時憤慨，只知道自己的朋友被曹一操一包圍了，心想袁紹也是朋友，就去請袁出兵，卻不知曹、袁當時出於利害關係的考慮，剛剛講和，正是友好相處的時候。
臧洪昏昏然想借袁紹的兵打敗曹一操一，來解救朋友的危難，即便成功了也是前門驅狼後門進虎的做法，是很危險的。
再說，按兵法來講，逞一時義憤，率忿恨之師，是兵家之大忌。
臧洪「徒跣且號，束甲請兵」，和楚國的申包胥因楚國被吳國打敗，到秦國請兵，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一樣，在個人的情感上無可指責，但是對解決問題而言，一點用也沒有。
借助外力解決本國的危難，只會落個把國家拱手讓給他人的下場，從來沒有聽說這樣能復國圖存的。」
有人問：「天下聞名的遊俠季布，當年曾是項羽麾下戰將，一次追擊劉邦，差點殺了劉邦。
後來劉邦得了天下，最恨的就是季布，懸重賞全國通緝他，同時下令，誰敢藏匿他就誅滅九族。
弄得季布無處藏身，剃成了光頭，毀了容，東躲西藏，四處流竄。
一個真正的英雄壯士，窮途末路，一死了之算了。
象季布這樣的壯士，一反昔日剛勇豪邁的氣概，去做窩囊的亡命徒。
這樣對嗎？」
司馬遷在談到季布的行為時說：「在劉、項爭雄的時候，以西楚霸王項羽那樣「力拔山兮」的氣概，季布仍然能在楚軍中以武勇揚名楚國，每次戰役都身先士卒，率領部隊衝鋒陷陣，多少次衝入敵軍奪旗斬將，稱得上是真正的壯士。
可是等到項羽失敗，劉邦下令通緝他，要抓他殺他的時候，他又甘心為奴而不自一殺，又顯得多麼下賤，一點志氣都沒有。
季布為什麼要這麼做呢？他肯定是堅信自己是個了不起的人才，只是投錯了胎，走錯了路，所以受盡了屈辱但不以為恥，盼望有機會能施展自己還沒有充分發揮的潛能，所以最終還是成了漢代的名將。
由他的所作所為，可以窺測出他的志氣、抱負，他覺得為項羽而死太不值得，因此才那樣忍厚負重，委屈求全。
由此看來，一個有見識、有素養、有氣魄的賢者，固然把死看的很重，可並不像愚夫愚婦一樣，心胸狹隘，為了一點兒小事，就氣得尋死上吊，這並不是有勇氣的表現，而是計窮力竭，覺得沒有辦法挽回局面，走到絕路上了，所以才去自一殺。
而胸懷大志的人，雖然不怕死，但要看值不值得去死，只要還有一線東山再起的希望，是絕不會輕生的。」
[對生與義的衝突和取捨，司馬遷還有一種說法：「在楚漢相爭的時候，魏豹和彭越這兩個人，有自己的軍隊，能征慣戰，都是一方的霸主，他們投靠哪一方，對局勢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這兩個人雖然出身卑賤，一個是亡命徒，一個是打魚的，然而亂世英雄起四方，一旦聚眾呼嘯，攻城略地，席捲千里，就有了稱王稱霸的資本，殺人 放火，氣焰囂張，天天都是他們得意的時候。
這種土匪、流一氓出身的投機分子，心懷叛逆，唯恐天下不亂，因為在亂世他們才有機可乘，有油水可撈，一旦社會安定，就沒他們的立足之地了。
這種人失敗了是不會自一殺的，他們寧願被俘虜，受盡凌一辱而死，而且至死也不甘心，這是什麼道理呢？」
司馬遷說：「像這樣的行徑，就是中等水平以上的人，也會覺得羞恥，更何況具有帝王之才的人呢？如項羽失敗了，都因元顏面對江東父老而自一殺了。
但這些人失敗之後，寧可被俘也不願自行了斷，落到坐大獄、受刑戮的地步，這是為什麼呢？沒有別的緣故，只因為他們的智慧、謀略超人，唯一憂懼的是此身不保，只要「留得青山在」，一旦抓到哪怕是不大的一點權力，就想實現他的理想，讓天下來個天翻地覆，所以他們寧願做囚犯也不想死。」
這些縱橫之士，只想如何建功立業，為此受什麼委屈都在所不惜。
司馬遷在《藺相如列傳》之後，讚頌藺相如時說過：「一個人明知幹一件事非死不可，還要決心去做，這是需要大勇的。
死並不是一件難事，難的是如何處理。
決定死還是生，這不但要有大勇，還要有大智。
當藺相如捧著和氏壁，眼睛看著柱子，準備人玉俱毀的時候，回過頭來怒斥秦王及其左右，藺相如已經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以一文弱書生，當面折辱威加四海的秦王，多不過被砍頭而已。
可是在那種情況下，能做出這一決定是最難的，就連當時在場的文武百宮，都嚇得戰戰兢兢，大氣都不敢出，然而藺相如卻能氣勢奪人，反而鎮住了秦國上下。
後來他回到趙國，因此舉功勞太大，位比廉頗，老將軍心有不服，處處和他過不去，然而藺相如總是百般謙讓，後來廉頗負荊請罪，將相和好，名重泰山，千古流芳。
象藺相如這樣處理生與死、榮與辱的，才算是智勇雙全啊！」
這就是忠貞之士的典型，真正懂的何時、何地、何事上不伯死，但在另一些情況下又不輕言犧牲，是具有大智慧、大勇氣的英雄。
齊桓公的名相管仲說：「人們認為我被齊桓公俘虜後，關在牢裡委屈求全是可恥的，可我認為有志之士可恥的不是一時身陷囹圄，而是不能對國家、社會做貢獻；人們認為我所追隨、擁戴的公子糾死了，我也應該跟著死，不死就是可恥，可我認為可恥的是有大才而不能讓一個國家稱雄天下。」
管仲的這番話表明，有經世治國之才的人由於對自己的才能充滿信心，以改天換地作為人生之目標，所以決不會把生死看得太重。
季布也罷，管仲也罷，這些有才有識之士，對自己一生的行為，乃至死與不死，都有很明確的價值觀念和衡量標準。
]
[我們再提出一個問題來討論一下。
魏晉南北朝末，在劉裕建立的宋朝（公元420～502 年），有一個叫宗愨的落魄書生，他的同鄉庾業很瞧不起他。
庾業有錢有勢，豪闊得很，宴請客人，一上幾十道菜，酒桌都有一丈見方，可是招待宗愨的飯菜卻只有用稗子等雜糧煮的粗飯，宗愨照樣坦然地吃。
等到後來宗愨發達了，做了豫州太守，生殺之權集於一身，不但不記庾業輕辱他的舊恨，反而請庾業來做他的秘書長。
]對宗愨這種不記恨過去折辱他的人，反而以德報怨的度量該如何理解、評價呢？
斐子野在談到幾個類似的歷史人物時說：「一個人在窮困時不悲不愁，在微賤時不氣餒不苦悶，淡泊於天命和平凡，窮就窮，很坦然，可是絕不放棄偉大的理想。
這樣的素養、器度和品德只有象曾子、原憲這兩位孔子的學生才具有；還有一種人，倒霉的時候，降低自己的理想標準，低頭認命，甚至人格被辱也能忍得下，低眉順目，鞠躬屈膝，屈居庸庸碌碌、無賴潑皮之下，忍受胯一下之辱也不反抗，一旦得勢了，就在英雄頭上跑馬。
韓信、黥布就是這種人。
「這兩種人，卑賤的時候被人輕蔑、侮辱的情況是相同的，可是其心態卻截然不同。
一種是英雄情一操一，得志就氣象非凡，不得志就忍辱負重；另一種是道德、人格的榜樣，認為人生本來平淡，從不侈求榮華富貴，淡泊中養其清泰天和。
「至於象宗愨這樣的人，卻兼有這兩種情一操一、氣度的長處。
當年庾業在高朋滿座的情況下冷落他，小瞧他，他不覺得慚愧，因為他有理想，有大志，這一點和韓信、黥布相像；在他得志以後，還請庾業做部下，不把過去的舊惡放在心上，這種崇高的寬厚的長者之風又和曾子、原憲一樣。
確實是了不起啊！」
後世的人在談到西漢時的酈寄把朋友呂祿騙到效外遊玩，給了周勃他們推翻呂後政權的機會這件事時，認為從個人道義上講，酈寄出賣了朋友，是不光彩的。
這個道理該怎麼講呢？
班固的看法是：「所謂出賣朋友，是指那種為了富貴榮華而忘了朋友的情義，把朋友作為換取個人利益的犧牲品，才是賣友行為。
至於酈寄，其父酈食其幫漢高祖打了天下，是開國元勳，而呂氏家族陰謀篡奪了政權，他在這場劫難中，雖然用欺騙手段把呂祿騙出去，摧毀他的衛戌部隊，推毀呂氏家族，目的是安定國家，為了天下蒼生。
這不是出賣朋友，是為了拯救國難、捍衛父輩君臣開創的大業而不得己採取的一種手段。」
[曹一操一帶兵征討冀州的時候，命令大夫程昱留守後方重鎮甄城。
就在這期間，曹一操一手下的將領張邈叛變。
這時曹一操一隻好親自迎戰呂布。
當時的戰爭局勢是如果呂布把范城拿下來，就可以消滅曹一操一，所以呂布使計把范城的守將靳允的母親捉去，想脅迫靳允為救母親歸順。
曹一操一聞訊，趕緊派留守甄城的程昱去遊說靳允，要靳允不必考慮母親的安危，固守范城。
結果靳允被說服，感激流涕地表示：「一定守城，決無二心。」
]
於是有人問：「靳允這樣做，於母不孝，於曹一操一算不算是忠？」
徐眾的觀點是：「當程昱去遊說的時候，靳允與曹一操一之間，還沒有形成君臣關係，而母親是至親骨肉。
所以於情於理，靳允都應該為母親的安危而去，不該為曹一操一守城。
「昔日劉邦的大將王陵的母親被項羽抓了起來，以此威迫王陵歸順他。
王陵的母親看出劉邦肯定會得天下，項羽必定要失敗。
自己被軟禁後，知道王陵有孝心，怕兒子為救自己而玷辱一世英名，因此自一殺，把遺書教人偷偷送給王陵，教他好好幫助漢高祖打天下。
她用這種絕決的辦法讓王陵心無牽掛，一心一意去盡忠盡節，至死無悔。
「另一樁歷史故事卻大異其趣。
戰國時衛國的公子叫開方的在齊國做官，十年沒有請假回國看望父母。
有人說開方這樣忠於職守，忠於齊國，可以提拔他為相，可是齊國的宰相管仲卻把他開除了。
理由是說象開方這種人，連父母都不一愛一，怎麼會一愛一君王，怎能為相。
「從以上兩個事例再來看靳允，就應當明白對父母孝敬一愛一戴的人，才會對社會、對國家有感情，才有可能做忠臣，所以靳允應該先去救母親。
「徐庶的母親被曹一操一抓起來後，徐庶進退兩難。
劉備得知這一情況後，就對徐庶說，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幫忙，可是我不能做違背情理的事。
你若留在我身邊，曹一操一肯定會殺你母親，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譴責。
你還是去吧。」
魏文帝曹丕問他的大臣王朗等一班人：「根據史籍記載，春秋戰國的時候，鄭國的大臣子產，部下和老百姓不能騙他；孔子的學生子賤治理單父的時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人們不忍心騙他；西門豹治理鄴都的時候，人們不敢騙他。
這三個人能做到不能騙、不忍騙、不敢騙，你認為哪一種更好？與你的才能相比又如何？」
王朗回答說：「上面的領一導一人，本身德高望重，能夠真一愛一人、真幹事，老百姓和部下都感念他的恩義，就不忍心騙他了，就像單父的老百姓對待子賤那樣；如果上面的領一導一人什麼事都看得很清楚，下邊的各級官員怕被覺察，就不能欺騙了，像子產那樣；如果上面用嚴刑重法治理一區一國，老百姓和部下怕犯法、怕刑罰，就不敢欺騙了。
這三種不欺的效果相同，但是其出發點卻大不相同。
要求臣民忠心，但盡忠不是單方面的事情，如果執政者多行不義，臣民就不可能忠心。
當領導的按仁義道德行一事，臣民自然感恩戴德，這就合乎孔子所說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用仁一愛一道德管理大眾，使全國人民都有文明教養，即便有人做了不體面的事也好糾正），可以達到文治的最高政治目的；如果靠明察秋毫、嚴刑重法來治理，老百姓提心吊膽過日子，或者有人在法網的漏洞中為非作歹，干了壞事還能逃過法律的追究，自認為高明，還恬不知恥，就和孔子說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靠政治法令來治理因家，用刑罰來管理人民，有人干了壞事能逃過法律的制裁也不覺得羞恥）一樣了。
這兩種情況，好壞的差別很大，關鍵在於領一導一人能權衡利弊，一文一武把握平衡，而不應斤斤計較，因小失大。」
有人問：「季文子、公孫弘這兩個人，身處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尊榮顯赫，卻能放下架子，吃穿非常儉樸，然而在當時以至後世，對這兩個人的評價一毀一譽，截然不同，這是什麼道理？」
范曄說：「人對待仁的立場、動機各各不同，有的人看上去做人、做事都有利於仁，可也說不定是拿「仁」做幌子，以「仁」為手段，為在政治上達到個人目的，最終還是為了私利！有的人看上去在身一體力行地行義舉，處處講究應不應該，合不合理，可是並不一定希望做得真正合乎義的真諦。
「季文子身為宰相，他的小老婆卻從不穿綾羅綢緞，魯國人談起來，都認為是自己國家的光榮。
漢武帝的宰相公孫弘一輩子穿布衣，與他同朝的監察御史汲黯當著漢武帝的面就指責他假裝簡樸。
季文子和公孫弘的行為是一樣的，可是在歷史上季文子受到讚譽，公孫弘在當時就受到了詆毀，這是為什麼呢？是不是行義舉和弘揚仁德的目的不同呢？
「古聖人（指孔子）說過，仁義的人自己就是仁義的化身，智慧的人一言一行都有利於仁義的教化。
害怕觸犯法規的人不是出自本心，而是勉強去做合乎仁義的事。
二者比較起來，為仁為義的行為表面上看去雖然一樣，但仔細考較，就不難發現，各自的心態就截然不同了。
天生仁義的人，本一性一就很善良；言行自覺合乎仁義的人，努力用仁義的標準要求自己，並能身一體力行；勉強去行仁義的，是不得已而為之。
「安仁」、「利仁」、「強仁」這三者相比，當然是第一種人最好。」
[聖人是天生的道德全備，器識、才具、學問、見地、品一操一，沒有一樣不完美的。
聖人以下，中等稟賦的人，就不是德才兼備了，而是各有所長，各有所好，品德、才學都有長有短。
孔子批評他的學生時說：柴的缺點是愚笨，參的缺點是魯莽，師不誠實，由太粗俗。
由此看來，德才兼備有如聖者那樣的人，實在太少了！既然全德全才的人是少數，一個人要想達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只能靠後天的努力，克服糾正自己的缺點、錯誤和壞習慣，由好的行為習慣慢慢影響心理素質。
但是世人又討厭做作，喜歡坦率。
不過一個貪愚的人就很坦率，貪得直爽，愚得可一愛一，可是能因此而聽之任之嗎？能因此而信任他，把責任交給他，認為他是好的嗎？
啊，道理可不能這麼講。
人是依照天地的法則、形象生出來的，本身就具備陰陽之一性一。
雖然生下來後有清秀、混濁、賢惠、愚蠢的不同，個一性一也各各不同，但是追求嗜欲，要吃好的，穿好的，希望榮華富貴，美貌動人..
這種種欲一望原則上是相同的。
所以男男一女女都一愛一修飾打扮自己，美容化妝，護膚駐顏；大人小孩都想坐高級車，乘駿馬，覺得這樣才風光氣派。
與此相反，苦其心志，甘願清貧，在滾滾紅塵中潔身自好，堅守節一操一，在世道人情上都覺得十分困難。
處處為公，大公無私，真要人人做到這一點，是很痛苦的。
在理論上是不錯，但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個人要做到歷史上所標榜的忠臣孝子，必須按學問道德的標準刻苦修練自己。
大多數人並非生來就德才兼備，本一性一仁慈，假如不在後天用仁、義、禮、智、信教育節制，克服自己的不足，任由人的天一性一自一由發展，就會像流水一樣飄蕩、放一浪一，怎麼可能吃苦耐勞，安於淡泊，做到忠貞高潔，一心為公，見財不起意，動靜合規矩呢？所以《禮記》上說：「欲不可縱，志不可滿。」
古人說得好，清正廉潔的官員、名人不是不一愛一財，而是「君子一愛一財，取之以道」。
經》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叫人用後天努力的慢功，像玉匠琢磨寶石那樣，雕鑿自己，打磨自己，把自己不完善的偽劣的地方去掉，這樣才能成為珍寶。
假如任其癡愚之態放肆，隨其鄙劣之情氾濫，還美其名曰「順其自然」而自視其高，認為不用理一性一加以規範才是不矯情，不虛偽，那麼，古代明君先哲就成了文化罪人了。
因此，我認為用後天的教育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雖然一開始不習慣，不自然，但是通過漸進的矯正改變人一性一的弱點，這就是禮義的開始，而放任自流，順其天一性一的結果，人就會被貪婪卑劣所主宰。
即使用強制手段讓國民行仁義之道，又怎麼可以稀里糊塗地否定呢？]
有人問：「長平一戰，白起活埋了趙國的降兵四十萬，算得上是歷史上的奇將了吧？」
何晏說：「白起活埋趙國的四十萬大軍是個大騙局。
他當初答應投降了沒事，結果人家投降了，他又全部活埋，這不單是個殘暴的問題！從此以後，白起再也難以得意了，也增加了秦國統一六國的困難。
假如趙軍在投降之前就知道被活埋，這四十萬人就是沒有武器，赤手空拳抵抗到底，也是很可怕的，更何況這四十萬大軍都是全副武裝呢？普天之下都看見投降秦國的將領被砍下的頭顱堆成山，歸順秦國的士兵一屍一骨積為丘，從此以後，如果再與秦國交戰，要死就死，反正投降是死，戰死也是死，誰還肯再投降，哪座城還肯歸順！所以白起雖然能一一夜之間坑殺四十萬生靈，但是這等於告訴天下人，你們必須決一死戰，絕不可投降。
白起為爭一時之功，結果更加堅定了六國保家衛國的決心。
從戰略上講，這種做法是在進攻的時候削弱自己的優勢，在軍事上表面勝利了，在政治上、國際上卻破壞了自己的整體計劃。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趙國雖然戰敗了，但並沒有亡國，假如趙國萬眾一心動員起來再戰，趙國的大元帥再出來一個馬服君趙奢那樣的將領，那麼下一次的大戰一起，秦國就不是前一次的對手了。
況且從今以後，白起使各國都對秦國同仇敵汽了。
後來秦國之所以始終不敢再出兵攻打趙國的邯鄲，並不是因為趙國經此一敗而由平原君趙勝出來當統帥，而是因為秦國害怕各國諸侯聯合起來救趙。
秦國知道這個道理，只是因忌諱不說罷了。
「再說長平之戰在開戰之前，秦國的兵源不足，重新變更法令，規定凡年滿十五歲的青少年都要服兵役，都要拿起武器上前線和趙作戰。
以秦國那樣強大的國家，一仗打下來，十五歲以上的軍士死傷過半，因此從長遠來看，長平之戰打敗趙國的功小，秦國大傷元氣損失更大。
象白起這種不懂戰略、不懂政治、不懂國家長遠利益的將領，怎麼能稱得上是奇將呢？」
[我認為，黃石公所言「柔能制剛、弱能制強」的道理很對。
這裡的所謂柔，是指道德上的感化；所謂剛，是指竊賊似的強硬。
柔一弱的人一般總會得到別人的扶助，而太霸道的人怨恨就會集中到他身上。
正是由於這樣的道理，紂王當年百戰百勝，最後還是被周武王徹底消滅了；項羽每次都打勝仗，和劉邦大大小小打了七十二仗，七十一次都勝利了，最後一次卻全軍覆沒，落了個烏江自刎的下場。
所以漢代的學者隨何說：「全國各路諸侯，都不希望項羽打勝仗。
項羽打了勝仗，所有的諸侯都有危機、恐懼感，就彼此結盟，互相援救，所以楚國越強，對劉邦越有利。
楚國項羽強大了，只會把全國的軍事力量吸引過來與自己作對。」
從這個道理看來，假若天下已定，前面只有一個敵人，只要一戰就能解決問題，那麼使用詐術一舉獲勝是可以的；倘若亂世英雄起四方，鹿死誰手還未定論，就不能目光短淺，急功近利。
這個時候，要想獲得徹底的成功，就必須取信於人，真誠相待，否則最後一定要失敗、滅亡。
根據這個原則，回過頭來再看長平之戰，當時正是七雄爭霸之際，秦國統一天下的實力還不夠，六國諸侯的力量還相當強大，白起一下坑了趙國四十萬降卒，嚇壞了各路諸侯，趕緊按照張儀的合縱之計組織聯合戰線同心協力抗秦。
這樣一來，對秦國非常不利。
白起貪求奇功，自以為得計，實為秦國的一次大失敗。
因此何晏的觀點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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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85 年，燕國上將軍樂毅聯合趙、楚、韓、魏，合五國之兵攻打齊國。
齊軍全線崩潰，最後只剩下莒城（今山東莒縣）、即墨（今山東平度東南）未克。
樂毅如果乘勝近擊，攻克這二座城池完全是可能的，但他沒有這樣做，於是有人問：「樂毅不破莒城、即墨，結果喪失了開創大業的最後機會。
這是不是他的過錯？」
夏侯玄說：「閱讀樂毅的《與惠王書》，就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差不多已經參透了符合大道之玄機、能按禮義善始善終處理大事的人。
大凡一個人如果立志要最大限度地貫徹道德原則，把兼濟天下作為理想的時候，怎麼會迷惑於眼前的形勢，僅僅把兼併敵國、稱霸諸侯當做目標呢？樂毅一方面沒有把兼併其它國家看在眼裡，另一方面，他也不想為使燕國強大而不講道義。
蔑視眼前的利益，不貪求渺小的成就，這表明他的志向是要統一天下。
一連攻克齊國七十餘城，是為了運用他的機謀，使四海為之震動；圍攻二座殘城而不傷害百
分類：古代兵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