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之謎
酈學史上的「戴襲趙書」疑案真相如何?
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是一部獨特的集大成的古典地理巨著,同時也是水利學、農業、考古學和文學名著。
《水經注》自宋代以來。
因歷代傳抄,已有殘缺,且經、注混淆,訛誤甚多,幾不可讀。
明代朱謀(土韋)第一個為它作注,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刊印了《水經注箋》,這在酈學研究史上「劃分了一個新時代」。
入清後,整理研究酈注者蜂起,至乾隆時達到高一峰,湧現出諸如全祖望、趙一清、戴震等治酈名家。
但從1774年戴震自稱以大典本校今本《水經注》刊出後,世人以《戴氏水經注》與大典本多不合,而多暗合於趙一清本,頗疑戴氏在四庫館得窺趙校本,其所校本,實竊趙一清《水經註釋》。
原上海合眾圖書館所藏孫灃鼎校的《〈水經注〉跋》,最早記載了這一情況。
及至後來,「戴竊趙」又引出戴、趙兩家皆抄襲全祖望校《水經注》問題,而對戴震攻擊尤甚,眾說紛壇,毀譽不一。
始成酈學史上一大疑案。
金壇段玉裁是乾嘉學派中的著名學者,素以治小學著稱,與王念孫同為「清代三絕學」之一。
段氏年歲與戴氏相仿,起初他們只是論學之友,未久,段氏即師事戴震。
戴震謝世後,段玉裁對當時議及其師的言論,每每為之辨護。
他在《與梁曜北書》、《論戴、趙二家〈水經注〉》諸篇中竭力為戴氏雪白。
至道光咸豐年間,邵一陽一魏源列證為文,申斥段說之妄,力主戴襲趙說。
同時的張穆在其《全氏〈水經注〉辨誣》中也論定戴襲趙書。
仁和譚獻在其《復堂日記》中對疑案的態度,雖持兩端,但亦頗疑戴襲趙書。
譚獻的觀點頗有影響,以致酈學集大成者楊守敬在其《水經註疏要刪》的《自序》
中亦謂戴震抄襲。
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推定戴震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負責編撰直隸《河渠書》時,確實看到趙校《水經注》。
他認為,戴震釐定經注,「似非全出因襲」,而全、趙、戴三家校語多相合的原因,是由於所據的原書相同,即令十百人校之,亦無不同,未足以為相襲的證據。
戴震出於名心所熾,對「酈書諸本及前人校正之勤一筆抹煞,而欲自成一定本,殊為錯誤,後人竊書之謗,亦有激而來也」。
(吳澤《水經注校。
前言》)此外,王先謙、梁啟超對疑案則持調和態度,撰文從中調停。
30年代中,日本著名酈學家森鹿三在當時「戴襲趙書」佔絕對優勢的潮流中,卻是一名擁戴派。
他對「戴襲全、趙」的傳統說法持懷疑態度,並以表彰戴震的功績為自己酈學研究的宗旨。
森鹿三在1933年發表的《關於〈戴校水經注〉》中,對此提出了一系列反證,力圖加以修正。
1938年,中國的鄭德坤對森氏此文,在《燕京學報》第十九期發表了《〈水經注〉趙戴公案之判決》,詳盡地陳述了看法。
鄭對有否「戴襲全、趙」的說法,列舉了對此肯定的證據十條,否定的證據五條,其中對森氏駁斥「戴襲全、趙」說法的三條結論,鄭也作了意見相近的評論。
胡適也是一名不隨此案潮流的擁戴派。
40年代後期,他對《水經注》的版本作過深入研究,陸續撰寫了《趙一清與全祖望辨別經注的通則》、《水經注疑案(壹)戴震部分及全案綱領》等文,為戴震辨誣釋疑作了詳細考證。
解放以來,對這樁歷史公案仍以袒趙派居眾,如余嘉錫的《四庫提要辨證》,張舜徽的《清人文集別錄》、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編寫的《中國水利史稿》(上冊)等書,均作如是觀。
然亦有經多種版本校勘,全面評析此案者,如鍾鳳年考證,戴校殿本雖稱為據大典本所證訂,實則戴氏所提問題4400多條中,其所改確與大典本相同的僅約720條,此外明言據他書以改正者約240條,其餘3000多條只能說別有所據。
並列舉證明,殿本乃於大典本外兼采黃省曾諸本雜湊而成,並非獨采自趙校,只是采自趙本特多而已。
後之學者未能瞭解真相,往往以為只是多暗襲趙校,乃由於未經就黃、吳以迄全、趙各本全對證之故,以此歸咎戴氏實非持平之論。
(《評我所見的各本〈水經注〉》,《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2期)張重威在以諸本互校後則認為,「魏默深、張石洲、楊惺吾諸家譏謫東原偽托《大典》之說,可以毅然論定其不誣矣。
至於謂東原盜襲誠夫,然亦確有出於東原之自行考訂及根據歸有光之校本者,不能指為潤色也。
又有校補之處確為全氏、趙氏及各家校本之所無者,王氏各校已經說明」,謂「異書特出,百數十年之癥結渙然冰釋」(《默園〈水經注〉校勘記跋稿》,《學林漫錄》第八集),對疑案作了中肯的分析。
全、趙、戴等人早已作古,歷史是公正的,千秋功過,自有評說。
(王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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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