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之謎
劉松年《耕織圖》是否傳世?
《耕織圖》是將我國古代人民的食和衣兩大生產系統,即耕和織按照其生產過程而繪製的一種特定形式,其主要目的是讓統治者「知稼穡之艱難及蠶桑之始末」。
這一形式首創於南宋紹興年間於潛縣令樓(王壽),據樓(王壽)的侄子樓鑰在《攻媿集》中記載: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為之圖,系以五言詩一章,章八句,農桑之務,曲盡情狀」,後呈於宋高宗,「即蒙玉音嘉獎,宣示後宮,
書姓名屏間「。
由於統治者的倡導,《耕織圖》便成為一種比較固定的繪畫形式傳了下來,且歷代摹本、刻本不下幾十種,其中令人注目的是南宋劉松年的本子。
劉松年是南宋畫壇四大家之一(另三位為李唐、馬遠、夏圭),據《畫史會要》載:「劉松年,錢塘人,居清波門外,俗呼暗門劉,淳熙畫院學生,紹熙年間待詔。
山水、人物師張敦禮而神氣過之。
寧宗朝進《耕織圖》,稱旨賜金帶」。
劉松年的同類作品還有《絲綸圖》、《宮蠶圖》、《春社圖卷》等,都以農村生活為題材。
因此,他畫《耕織圖》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自劉松年將此圖獻於寧宗之後,在公開場合就未能再見到劉本《耕織圖》了,歷宋、元、明數代,一直鮮有人知其下落,直到清乾隆年間,這個問題才被畫家蔣廷錫之子蔣溥提了出來。
當時,蔣溥向清高宗獻上一卷《蠶織圖》,圖上共繪24事,每事之空處又用小篆題24首樓(王壽)之詩,圖尾落款為「松年筆」三字。
後有元明諸家題跋,最重要的恐怕是元代趙子俊的跋語:「《耕織圖》二卷乃程氏舊藏,每節小篆皆隨齋手題」,這明確地指出了程氏家中原來藏有《耕織圖》,後由隨齋(即程棨)用小篆題詩於上。
蔣溥據此及落款推測這就是劉松年的真跡:「伏考松年紹熙時在畫苑進《耕織圖》,或者此其一歟?」
蔣溥將《蠶織圖》呈於清高宗後,高宗深信不疑,將其收藏於御書房,並著入《石渠寶笈》。
但到乾隆三十四年(176一9年),清高宗新得一圖,是與前述《蠶織圖》「紙幅長短畫篆體格悉無弗合」的《耕圖》,圖後有元代姚式題跋:「《耕織圖》二卷,文簡程公曾孫棨儀甫繪而篆之」。
文簡程公即南宋著名學者程大昌,由此跋來看,則此圖應由程棨所繪。
清高宗據此又重新考證,認為這《耕織圖》是元代程棨按樓(王壽)本的臨摹,「松年筆」三字「腕力既弱,腹無記印」,是後人偽題,而劉本已佚。
於是,劉松年《耕織圖》傳世與否被清高宗一錘定音,海內外學者一直沿用這一觀點。
清高宗後在《耕圖》上題詩,並將此圖二卷藏於貴織山堂,又摹刻於石上,陳列於多稼軒。
1860年,《耕圖》原作被英法聯軍劫走,現存美國華盛頓的Freer美術館。
然而,今天的人們畢竟不會被200年前清高宗的一句話擋了路。
由宋人《蠶織圖》在黑龍江的重新發現為楔子,有人開始重新懷疑清高宗的論斷,並考慮劉松年《耕織圖》存在的可能一性一。
人們發現,歷代主張劉本傳世的不乏其人,在畫史著作中也記載了不少劉本的線索,特別是在清初徽州吳其貞《書畫記》中記載了他曾看到三種傳為劉松年所畫的《耕織圖》版本。
第一次是在屯溪(當時屬休寧縣)程隱之肆中,此本「氣色尚佳,多殘缺處,畫法一精一工,然非劉筆,乃畫院中臨本」;第二次是在其堂兄仲堅處,也被吳其貞認作是臨本;第三次是在休寧縣榆村程怡之家中,此次唯見《耕圖》一卷:「色新法健,不工不簡,草草而成,多有筆趣,……識四字曰劉松年筆」。
由此看來,吳其貞曾看到三個與劉松年有關的《耕織圖》版本,其中一個被認為是真跡。
另外,《東圖玄覽》一書也載餘杭方相卿家藏有劉本《耕織圖》。
鑒於吳其貞是在休寧縣東南境與歙縣間看到上述三個版本,而程棨亦為休寧縣會裡人,與上述屯溪、榆村相去甚近,又同姓程,因此,在這三個版本與所謂的程棨本之後,我們隱約看到了這樣一條暗線,劉松年的《耕織圖》似乎一直在影響著這一帶所有的《耕織圖》版本。
進一步考慮,我們會提出這樣一些問題:為何有如此多的傳為劉松年本或摹本《耕織圖》流傳在皖浙一帶?它們與劉本的關係究竟是偽本還是一般摹本?如純係偽本,為何不偽制
更有影響、更有價值的樓(王壽)原本?若為摹本,那它們的原本又在哪裡?南宋期間顯赫一時的程氏家族是否可能得到劉本?現藏美國的究竟是劉本還是程本?歸根結蒂,就是劉松年《耕織圖》究竟是否傳世?傳在何處?是哪一本?能否重見天日?
這一個謎,或許要等熟悉皖浙藏畫的人、或是瞭解程氏家族的人、或是能見到美國藏本的人來研究解答了。
(趙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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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