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之謎
甘薯是海外傳來的嗎？
甘薯，古作「甘藷」，最早記載於我國東漢楊孚《異物誌》及稍晚的晉代秘含《南方草木狀》，其後在《齊民要術》、《群芳譜》、《本草綱目》等古籍中均有所記載。
清代陳世元《金薯傳習錄》載，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福建商人陳振龍在菲律賓群島的呂宋島，購得薯「籐數尺，並得刈植、藏種法歸，私治畦於紗帽池捨傍隙地。
依法栽植，滋息善衍，其傳遂廣」。
長期以來，農史界均認為中國甘薯原產美洲，傳人福建，以此為最明確最具體的記載。
古籍中的「甘薯」是「薯蕷之類」，還是今日之旋花科的甘薯，農史界乃至學術界意見不一，聚訟未決。
據說，植物地理學家德堪多，為此還同一個在帝俄駐華使館工作的醫師打過一場筆墨官司。
近代的一位泉州人吳增，在他近200首以七絕形式寫成的《蕃薯雜詠》中，也曾對蕃薯的原產地進行過考證。
他認為。
蕃薯原產我國，是由我國的薯蕷傳到海外變種，再傳回國內的，「頭銜仍署大中華」。
吳增的這種大膽懷疑一精一神和反對盲目崇洋的一愛一國思想難能可貴，但其考證不乏自相矛盾之處，未可為據。
50年代未至60年代初，農史界曾對甘薯的起源問題有過一場論爭。
1958年第1期《植物學報》發表吳德鄰的《詮釋我國最早的植物誌一一＜南方草木狀＞》。
吳氏認為，舊大一陸不可能有甘薯，《南方草木狀》中的甘藷顯然是薯蕷屬，並將本種定為薯蕷科植物，這是把古籍中甘藷定為薯蕷的代表一性一文獻，並為不少論著引以為據。
石聲漢也把《齊民要術》所載之甘薯解釋為薯蕷，他在《齊民要術今釋》（農業出版社1958年版）中指出：「旋花科的甘薯（Pomoea）原產美洲……在南北朝時，中國不會有人知道有蕃薯。」
胡錫文在博引古籍的基礎上，對此作了比較研究，他認為，《異物誌》、《南方草木狀》所記載的「甘薯」，實為「山藥」；《閩書》、《甘薯傳習錄》所記載的是蕃薯；二者的來源和植物一性一狀也大有差異，乃系相隔最少在1300年以上的不同物種。
後人把甘薯混同蕃薯是「張冠李戴」的錯誤，（《甘薯來源和我們勞動祖先的栽培技術入載《農業遺產研究集刊》第2冊，農業出版社1958年版）
但王家琦的《略談甘薯和＜甘薯錄＞》（《文物》1961年第3期）對古籍所載甘薯提出了與傳統觀點相左的意見，他引用了海南島和雲南等地在三國、西晉時就有的甘薯史料，論斷它和山藥及芋都不是同類，古時「甘薯」
即今日的甘薯。
王氏的觀點一經提出，夏鼐、吳德鋒在1961年第8期《文物》上撰文表示異議。
夏鼐認為，《南方草木狀》中的甘薯只能解釋薯蕷中的「甜薯」，而不能理解為蕃薯中的一個品種，因為「整個舊大一陸在發現美洲以前還沒有蕃薯這一種植物，所以可以肯定我國古代沒有蕃薯」。
（《略談蕃薯和薯蕷》）吳德鋒則論斷，「稽含所說的甘薯是薯蕷之類或曰芋之類，根葉如亦芋。
他所說的甘薯很可能都不是今天我們所說的甘薯而是薯蕷」。
（《關於甘薯和＜金薯傳習錄＞》）其後，經現代農學家丁穎等人考訂，我國古籍中的甘薯應為薯蕷科的甜薯（DioscoreaEsculenta），《辭海》（修訂本）
在「甘薯」、「蕃薯」條中也以此為據。
隨著生物史研究的深入和學科滲透，及至80年代，甘薯的起源問題重又引起學術界注意。
1980年，戚經文的《甘薯名實考》（《農史研究》第1期）對歷代古籍所載之甘薯又重作詳細考訂，他認為《異物誌》等書所載皆屬薯蕷科的甘薯，非傳自外國旋花科的蕃薯的別名。
楊寶霖的《我國引進蕃薯的最早之人和最早之地川（《農業考古》1982年第二期）發表了與此相同的看法，近年來，歷史地理學家在研究清代人口時發現，明清時代的人口激增是甘薯普及、傳播的社會條件，井推動完成甘薯廣佈的技術準備。
周源和撰寫的《甘薯的歷史地理一一甘薯的土生、傳人、傳播與人口》（《中國農史》1983年第3期），對50年代以來展開的甘薯起源問題討論作了一番考察。
他在詳細考證了占籍史料後論定，《南方草木狀》所載的甘薯即今日的甘薯（蕃薯）而不是薯蕷（山藥），指出，歷代《本草》、農書和志乘不論在蕃薯傳人之前、之後都有甘薯記載，吳德鄰否定甘薯在我國古已有之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井從甘薯野生到馴化過程的自然條件、社會歷史因素和在北方落戶的技術準備等方面觀察，得出了甘薯土生、傳人、傳播與人口的關係這一命題，否定了農史界的固有觀點。
就蕃薯傳人觀點而言，對蕃薯傳入我國的時間，學術界比較一致的意見認為是16世紀或明萬曆年間，然在具體年限上，也有人認為在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商人陳振龍從呂宋島運回薯籐之前，甘薯已傳入我國，陳文華《從蕃薯引進中得到的啟示》（《光明日報》1979年2月27日）指出：「早在萬曆二十一年以前，紅薯已傳入東莞、電白、泉州、漳州等地。」
陳樹平在《玉米和蕃薯在中國傳播情況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3期）中則進而指出，萬曆八年（1580年）廣東東莞人陳益從安南已引進蕃薯，他又根據《雲南通志》推斷，雲南引進蕃薯，比福建早一二十年，比廣東也早七八年，並認為雲南蕃薯由緬甸傳入。
陳氏的觀點頗有影響，以致不少論著皆從此說，如1983年出版的《古代經濟專題史話》（中華書局版），即是其例。
但對陳氏的觀點也有持異議者，如楊寶霖在《我國引進蕃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種蕃薯的最早之地》一文中對其結論作了勘正，他指出，陳氏所據的《鳳岡陳氏族譜》實為《東莞縣志》刪節所誤，據同治八年（186一9年）刻本《鳳岡陳氏族譜》可知，陳益從安南引進蕃薯是在萬曆十年（1582年），並否定了陳樹平所云，萬曆四年《雲南通志》所載臨安等四府種植的紅薯為蕃薯說，強調有準確年代可考的，我國引進蕃薯，當推陳益為第一人。
此外，蔣星煜根據蘇東坡的《酬劉柴桑》中的「紅薯與紫芋」詩句，認為其所指者，即是蕃薯，也就是山芋。
因此得出結論認為：原產地在美洲的蕃薯之傳人中國，不是在16世紀，而是在11世紀以前，也就是在哥倫布到達美洲之前的幾百年（《蘇東坡吃山芋》，《散文》1980年第2期）。
此論一出，引起眾多學者關注，賈祖璋引用了大量的史料，說明蕃薯傳人中國是在十六世紀末，指出蔣文將「紅薯與紫芋」，曲解為蕃薯，望文生義，指鹿為馬。
他認為蘇東坡吃的不是「蕃薯的山芋」，而是「山藥的山芋」。
（《蘇東坡吃的「山芋」》，《農業考古》1982年第2期）也有人認為蘇東坡吃的是芋頭，因而也就否定了蕃薯在蘇東坡以前傳入我國的觀點。
目前，甘薯己成為我國僅次於稻米、麥子、玉米而居於第四位的糧食作物，其產量佔全世界甘薯的83％。
不少中外學者均指出，甘薯對於中國歷史上明清時代的人口激增有著十分重要的關係，因此，考證甘薯在我國出現的歷史，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這也是為什麼迄今學術界對此仍在探索研究的原因所在。
（王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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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