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戰爭史》第五節 英法聯軍第一次北犯: 英法聯軍佔領廣州後,額爾金、葛羅等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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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戰爭史》第五節 英法聯軍第一次北犯

中國近代戰爭史

第五節 英法聯軍第一次北犯

一、聯軍策劃北犯,清廷置若罔聞

英法聯軍佔領廣州後,額爾金、葛羅等又在香港密謀策劃,確定聯軍艦隊先開往上海,威一逼一清廷簽訂新約;若不能達到目的,便北犯白河口,對清廷直接施加壓力。

美、俄公使完全贊同英、法的圖謀。

1858年2月,英、法、美、俄公使分別照會清政一府,要求於3月底以前派全權代表到上海舉行談判,否則,即向白河口進發。

3月底,侵略者的要求遭到了拒絕,四國公使便決計率領由香港集中到上海的英艦十餘艘、法艦六艘、美艦三艘、俄艦一艘,分批北上。

對於侵略者貪得無厭的野心,清廷缺乏清醒的估計。

廣州淪陷後,仍認為英法只是借端要挾,不會繼續入侵,因而命令柏貴「以情理開導」,勸說侵略者退出廣州,然後「相機籌辦」。

同時,任命刑部右侍郎黃宗漢為欽差大臣和兩廣總督,由京赴粵,與英法侵略者進行談判。

另一方面,咸豐帝接受某些人的建議,要柏貴等借助廣東紳民之力,利用各地一團一練鄉勇將聯軍逐出省城和內河,「使知眾怒難犯,……不致誅求無厭」1。

不久,咸豐帝接到兩江總督何桂清關於英、法、美、俄四公使欲赴天津的奏報。

但他仍然置若罔聞,不立即採取對策,直至3月21日,才諭令直隸總督譚廷襄等「於海口各要隘,不動聲色,嚴密防範」2,以防意外。

二、聯軍進一逼一大沽,清軍倉卒佈防

1858年4月20日,英、法、美、俄四國公使在白河口外會齊,24日即分別照會清政一府,要求派全權大臣在北京或天津舉行談判。

英、法公使竟限令六日內答覆其要求,否則即採取軍事行動。

美、俄公使則打出「調停」的旗號,勸告清廷盡快會談。

與此同時,聯軍艦隊陸續駛抵大沽口,隨即進行了進攻大沽炮台的各種準備。

他們派出偵察船,探測水深,偵察海口的地形和炮台設施等;派遣偵察人員化裝登岸,偵探清軍部署;派艦艇搶劫民船商船,掠奪財物糧食;在水邊立標打靶,進行臨戰訓練,並對清軍巡洋哨船鳴槍挑釁等等。

大沽口是天津的門戶,近口三十餘里有攔江沙一道,稱為「口外之險」,大船不便航行。

海口南北兩岸建有炮台四座(北岸一座,南岸三座),僅有守兵七百人。

海口距大沽村五六里,距天津一百八九十里,中間有新城、葛沽,為商船進口後停泊之處。

譚廷襄認為,敵軍「長於水,而不長於陸,狡猾一性一成,未必肯捨長就短」,因而提出了「設防仍以水路為主,兼備炮台後陸路」的方針。

14月19日,譚廷襄與直隸提督張殿元、布政使錢炘和等率兵約八千人,並攜帶神機營大炮,倉促前往大沽口設防。

其部署是:譚廷襄率督標各營駐防海神廟(大沽東、西二村之間),張殿元率提標兵一部防守北岸炮台,天津鎮總兵達年率鎮標及提標大沽協兵防守南岸各炮台,錢炘和總辦糧台,清河道崇厚總理營務處。

雇募海船、鹽船四十餘隻,於海神廟前搭浮橋一座,便於兩岸聯絡,協同作戰。

此外,清廷還調派刑部左侍郎國瑞、護軍統領珠勒亨、副都統富勒敦泰等率京營馬步各隊及火器營、健銳營兵二千餘人,攜炮三十門(內有萬斤大炮數門),趕赴海口,統歸譚廷襄節制。

譚便令國瑞率馬隊五百人駐新城以東離海口十五里處;令珠勒亨率馬步兵千餘人、富勒敦泰率火器營五百人守海口北岸及新河,均作為南北兩岸炮台的後路接應。

三、聯軍大沽登陸,清軍抗戰失利

英、法、美、俄公使照會清廷後,咸豐帝令譚廷襄與其談判,要求英、法、美公使返回廣東,聽候黃宗漢辦理,俄使則仍到黑

龍江等處會辦。

他把希望寄托在打出「中立」旗號的美、俄公使的「調處」上,企圖以美、俄牽制英、法。

經過多次交涉,清廷的希望完全落空,侵略者決心使用武力迫使清廷屈服。

截至5月19日止,陸續駛抵大沽口外的英、法、美等國艦船共約三十艘50000061_0179_01。

當日傍晚,聯軍「斯萊尼」號、「復仇者」號等十六艘艦艇和二十餘隻舢板,載海軍陸戰隊約二千人,駛入攔江沙內,待命行動。

美艦和俄艦各一艘相繼跟進,為英法聯軍壯膽助威。

5月20日上午8時,額爾金和葛羅發出最後通牒,要求讓四國公使前往天津,並限令清軍在兩小時內交出大沽炮台,否則武力佔領。

在此以前,聯軍擬定了如下攻擊計劃:首先以六艘炮艇分成二隊,同時發炮攻擊南北兩岸炮台;然後,兩支登陸部隊分別向南北兩岸發起攻擊。

第一支由四百五十七人(英軍二百八十九、法軍一百六十八)組成,攻取北岸炮台;第二支由七百二十一人(英軍三百七十一、法軍三百五十)組成,攻打南岸炮台。

20日上午10時,聯軍兩隊炮艇開入口內,同時轟擊南北兩岸炮台。

當時,北岸炮台由游擊沙春元率部防守;南岸的主炮台由總兵達年和游擊德魁率部防守,左炮台由都司訥勒和等率部防守,右炮台由游擊陳毅等率部防守。

四座炮台的防兵已增加到三千人,大炮二百餘門。

面對敵人的進攻,各台守兵奮起還擊,擊沉敵舢板四隻,斃敵近百名。

法炮艇「霰彈」號遭到重創,艇長被打死,十一人被打傷。

與此同時,守軍從海口施放了約五十隻火船、火筏,順流而下。

聯軍艦隊立即派小艇將火船、火筏撥一開,保護兩隊炮艇繼續轟擊炮台。

接著,口外的聯軍旗艦「斯萊尼」號及其它主力艦隻的大口徑火炮也向炮台轟擊。

北炮台的三合土頂蓋被

1858年5月,英法聯軍炮擊大沽口炮台

擊毀,南炮台炮牆亦被轟塌,有的火炮被炸壞。

守台兵遭敵炮轟擊,傷亡甚眾。

11時,聯軍的兩支陸戰隊乘舢板強行登陸,向炮台接近。

守軍衝出炮台,與敵展開白刃格鬥。

他們的頑強抗戰一精一神使敵人一大為震驚。

連目擊此次戰鬥的一個美國人也承認:「中國兵械雖不甚一精一,而兵弁大都忠勇」。

1正當炮台防兵與敵艱苦鏖戰之際,譚廷襄、錢炘和等卻從大沽村乘轎逃跑,致使士氣大挫。

當敵陸戰隊進至炮台附近時,後路清軍不僅不及時增援,反而訛傳前軍失利,以致兵勇驚潰。

炮台守兵孤軍奮戰,沙春元、陳毅等中彈犧牲,各炮台遂相繼失守,所有火炮、器械,全被敵軍掠獲。

聯軍陸戰隊佔領南北兩岸炮台後,其炮艇沿白河駛向東沽,燒燬浮橋,佔領東、西大沽二村。

這次作戰,大沽清軍數倍於敵,但僅僅接戰兩個多小時,四座炮台全部落入敵手。

其所以如此,主要是清廷動搖不定,缺乏抗戰決心。

當聯軍從上海北上時,咸豐帝一面命令在天津、大沽暗地設防,一面又令譚廷襄等「平心靜氣」地與侵略者「理論」。

前線指揮官譚廷襄雖然奉旨設防,但也根本沒有打的決心,戰前既無周密的防禦計劃,戰時又不親臨前線指揮,危急時刻則帶頭逃跑。

大沽炮台的陳舊落後,也直接影響了戰鬥的進行。

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駐守虎門的關天培就採用增減木墊的辦法調整火炮的射程,可是,大沽炮台連這樣的土辦法也未採用。

固定在炮架上的火炮無法調整射程,結果,敵艦趁落潮時發起進攻,各炮台發射的炮彈便大多成為遠彈,不能命中目標。

加上仍然採用老式的木製炮架,一旦遭敵火箭攻擊,木架著火燃一燒,火炮隨之滾落地上,無法繼續射擊。

此外,炮台後路部隊畏縮不前,有的望風而逃,也加速了炮台的陷落。

四、聯軍威脅津京,迫簽《天津條約》

5月24日,譚廷襄逃回天津,張殿元等各率所部退守天津城外。

英法聯軍炮艇八九艘溯白河而上,於26日駛抵天津城下。

不久,四國公使也率主力艦隻趕到。

侵略者宣稱,如清廷不立即派全權代表前往天津談判,就先取天津,再攻北京。

譚廷襄在大沽炮台失陷後立即聲稱:「統觀事態,細察夷情,有不能戰、不易守、而不得不撫者」1。

當聯軍兵臨天津城下時,譚更加驚恐萬狀,認為「時勢危急,戰守兩難」,唯一出路是向侵略者妥協求和。

咸豐帝以天津一逼一近京城,急忙於5月28日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為欽差大臣,趕赴天津議和。

從6月4日起,桂良等與英、法、美、俄代表進行了多次交涉。

在英法代表驕橫要挾下,桂良等被迫接受了全部要求,分別於6月26日和27日簽訂了中英《天津條約》和中法《天津條約》。

條約的主要內容是:公使常駐北京;增開牛莊(後改營口)、登州(後改煙台)、台灣(台南)、淡水、潮州(後改汕頭)、瓊州、漢口、九江、南京、鎮江為通商口岸;擴大領事裁判權;對英賠款四百萬兩,對法賠款二百萬兩;修改稅則等等。

條約規定第二年在北京交換批准書。

當桂良等與英、法代表談判時,美、俄公使扮演「調停者」的角色,玩一弄一陰一謀詭計,竟搶在英、法之前,誘一逼一清廷分別於6月13日和18日簽訂了中俄《天津條約》和中美《天津條約》。

在中俄《天津條約》簽訂以前半個月,黑龍江將軍奕山在沙俄武力威脅下,與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簽訂了非法的《璦琿條約》。

通過這個條約,沙俄侵吞了中國黑龍江北岸、外興安嶺以南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

分類: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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