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
正世
【原文】
古之欲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
故法可立而治可行。
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
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財竭則不能毋侵奪，力罷則不能毋墮倪。
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
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托其命。
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一婬一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
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
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
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
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
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
法不繁匿。
萬民敦愨，反本而儉力。
故賞必足以使，威必足以勝，然後下從。
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
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跡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
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
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
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
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
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
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
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
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強劫弱，眾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
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
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
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
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
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則是長一婬一亂而便邪僻也，有一愛一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
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法禁不立則一奸一邪繁。
故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得齊。
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緩則縱，縱則一婬一，一婬一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
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
齊不得則治難行。
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
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
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
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
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
勝，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
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譯文】
古時想要匡正當世調治天下的人，一定要先考察國家的政情，調查國家的事務，瞭解人民的習俗，查明治亂根源與得失所在，然後著手進行。
這樣，法制才能成立，政治措施才能貫徹。
大概人民不一團一結，國家不安定，過失不在君主，就在下邊。
假如君主不講求治國原則而倒行逆施，刑殺不堅持依理行一事，重收賦稅，枯竭民財，急征徭役，疲睏民力，那麼民財枯竭就不免發生侵奪；民力疲睏就不免怠情輕慢。
人民已經到了侵奪、惰慢的地步，再用刑法來懲罰，那就是刑罰越重，禍亂越起。
人民陷入勞苦和窮困，就無視禁令和刑罪了，這就叫作過失在於君主。
過在君主而君主不改，萬民就無法依靠他安身立命了。
如果君主對人民輕刑，寬政，薄稅而緩徵徭役，人民卻放縱行私而不聽從節制，取巧行詐，以力相爭，那麼過失就在下邊了。
過在下邊，君主若不能明察而加以糾正，那麼暴亂分子就不能制止，邪亂之事就不會停息。
暴人不制一服，邪亂不停息，則統治人民的君主，其勢力將受到損害，而權威日見下降。
所以，作為君主、最重要的是一個「勝」字。
所謂勝，法度能成立，政令能貫徹，就叫做「勝」。
由於法度能成立而政令能貫徹，群臣就守法盡職，百官也有法可依。
「法度總是不利於惡人滋長的」，萬民會由此敦厚誠樸，安心農業而節儉勤勞。
這樣，賞與罰就一定能夠起到推動與克制的作用，然後下面就能服從統治了。
古時之所謂英明君主，並非僅只一人。
他們立賞有薄有厚，行禁有輕重，做法不一定相同，但並非故意使之不同，而是隨著時勢的發展而變化，依據人們風氣而行動的。
人民急躁而行為邪僻，立賞就不可不厚，行禁就不可不重。
故聖人設厚賞不能算作過分，行重禁不能算作暴皮。
賞薄則人們不以為利，禁輕則惡人無所恐懼。
設立人們不以為利的輕賞，想要役使人們做事，則不肯盡力；規定人們不以為懼的輕禁，想要禁止人們作惡，則惡人不會平息。
於是，頒布法令，人民也不會聽從了。
所以，賞不足以令人激勵，士民就不會為君主出力；刑不足以使人畏懼，壞人就輕於違法犯禁。
人民，畏於刑殺然後才能服從，得到好處然後才能聽用，被治理然後才走正路，安居樂業然後才平靜無事。
如果盜賊不能鎮壓，邪亂不能禁止，強者劫持弱者，多數欺侮少數，這是天下所最憂慮、百姓所最害怕的。
憂患不能除，人民就不得安居；人民不得安居，他們對君主就絕望了。
國家最大的利益莫過於安定，最大的危險莫過於動亂。
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正因為他們能為天下興利除害。
他們的所作所為不一定相同，但努力的目標是一致的。
人民是貪利而一性一行急躁的，如果刑罰太輕，罪過不得舉發，這就是助長一婬一亂而有利於邪僻的行為。
看起來有一愛一民之心，實際上正好是傷害人民。
這兩者是不可不認真考慮的。
盜賊不能鎮壓，良民就生活不安；法禁不能建立，惡人就大量出現。
所以行一事最要緊的是解決當前急務，治國最可貴的是掌握緩急適中。
管理過急則人民困迫，困迫則無所適從，無所適從則人民失去生活的保障；管理過緩則人民放縱，放縱則一婬一邪，一婬一邪則行私，行私則背公，背公就難以使用了。
所以，一個國家政治措施之所以立不住，就是因為沒有得到這個「適中」。
不得適中，措施就很難推行。
所以治民的「適中」政策，是不可不認真體察的。
所謂聖人，就是懂得治亂規律，深悉人事終始的人。
他治理人民，只求有利於人民就完了。
所以他確立這個「適中」政策的時候，不迷信古代，也不拘泥於今天，而是隨著時勢和國人風氣的發展而變化的。
統治人民的方法，莫貴於「勝」。
只有保持這種「勝」，君主的一套制度才能確立；君主制度確立了，然後下面才可以服從；下面服從，教化才能夠開展而有成效。
如果人民不是思想和行動都服從，就不可能用禮義的各種規則來教化他們。
這一點是統治人民的君主不可不認真體察的。
分類：諸子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