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樞言: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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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樞言

管子

樞言

【原文】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

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

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

曰:「一愛一之利之,益之安之。」

四者道之出。

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

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

先貴與驕,則失矣。

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

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

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

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

聖智,器也。

珠玉,末用也。

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

故能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立而不立者四。

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

而賢者寶之,為善者非善也故善無以為也,故先王貴善。

王主積於民,霸主積於將戰士,衰主積於貴人,亡主積於婦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積。

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

為之為之,萬物之時也。

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

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

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人眾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

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如此者,制人者也。

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於人;人不眾,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

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苟,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

一愛一人甚而不能利也,憎人甚而不能害也。

故先王貴當,貴周。

周者不出於口,不見於色,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周,故先王不以一過二,先王不獨舉,不擅功。

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結紐則絕。

故親不在約束結紐。

先王不貨交,不列地,以為天下。

天下不可改也,而可以鞭棰使也。

時也利也。

出為之也。

余目不明,余耳不聰。

是以能繼天子之容。

官職亦然。

時者得天,義者得人,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

先王不以勇一猛為邊竟,則邊竟安。

邊竟安,則鄰國親。

鄰國親,則舉當矣。

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

故為之法。

法出於禮,禮出於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

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

以卑為卑,卑不可得,以尊為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

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己,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

一日不食,比歲歉。

三日不食,比歲饑。

五日不食,比歲荒。

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

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

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

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為用。

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閒耳。

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

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

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

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

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

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愍,戒之戒之,微而異之。

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

既智且仁,是謂成一人。

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

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

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

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一獸以力使。

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

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

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

能戒乎?能敕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眾人之用其心也,一愛一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

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

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

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於梁池,善射者死於中野。

命屬於食,治屬於事。

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

眾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眾,用之終身者眾矣。

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

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

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

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

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

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

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

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

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

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

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

多忠少欲,智也,為人臣者之廣道也。

為人臣者,非有功勞於國也,家富而國貧,為人臣者之大罪也。

為人臣者,非有功勞於國也,爵尊而主卑,為人臣者之大罪也。

無功勞於國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眾人之用其心也,一愛一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

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

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

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故先王不滿也。

人主一操一逆人臣一操一順。

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為,天下無私一愛一也,無私憎也,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為,故先王重為。

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

天道大而帝王者用一愛一惡。

一愛一惡天下可秘,一愛一惡重閉必固。

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

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眾人不知也。

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

吾畏事,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譯文】

管子說:「道在天上,好比太陽;它在人一體,就好比心了。」

所以說,有氣則生,無氣則死。

生命就是依靠氣;有名分則治,無名分則亂,統治就是依靠名分的。

指出:一愛一民、利民、益民、安民,四者都是從道產生的,帝王運用它們,天下便得治了。

帝王,就是要分清什麼事情應當放在前面,什麼事應當放在後頭。

把人民和土地放在前面就對了,把高貴和驕傲放在前面就錯了。

所以,先代聖王總是慎重地處理何者為先、何者為後的問題。

人君不可不慎重地對待「貴」的問題,不可不慎重地對待「人民」的問題,不可不慎重地對待「富」的問題。

慎重對待「貴」,在於如何舉用賢人;慎重對待人民,在於如何設置官吏;慎重對待「富」,在於如何注重農業。

所以,人君的高低輕重決定在這三個方面,不可不慎。

一個國家,都有寶、有器、有用。

內城外郭、山川險地、糧食貯備,這些都是「寶」;聖明、智謀,算作「器」;珠玉,居末位,算作財用。

先代聖王看重寶與器而看輕財用,所以能治天下。

生存而不至於死滅的事物有兩種:氣與名。

亡國而不利於立國的因素則有四個:喜、怒、厭惡與嗜好,四者都可導致天下的敗亡,但賢者卻很少有這些一毛一病。

偽善,不是善。

善,是無法做假的。

所以先代聖王注重「善」。

成王業的國君積聚人民,成霸業的國君積聚武將和戰士,衰敗的國君積聚官僚貴族,亡國之君則積聚珠玉與婦女。

所以,先代聖王總是慎重地處理積聚什麼的問題。

要加快進行探索,因為萬物是眾多的;要努力進行探索,因為萬物是隨時流逝的;要加強進行探索,因為萬物是意旨一精一深的。

一個國家有三種情況的控制:有控制別人的,有被別人控制的,有不能控制別人、別人也不能加以控制的。

為什麼是這樣的呢?德盛義高,而不好把自己的名位強加於他人;人眾兵強,而不用本國的實力製造危難和禍患;天下有大的事變,而願意使本國走在後面;這樣的國家,必然是控制別人的。

德不盛,義不高,而好把自己的名位強加於他人;人不多,兵不強,而好用本國的實力製造危難和禍患;依仗同盟,偷取名利;這樣的國家,必然是被人控制的。

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逸亦逸,進退勞逸,與人相從;這樣的國家,不能控制他人,他人也是不加控制的。

一愛一人過了頭,反而不能有利於其人;恨人過了頭,反而不能加害於其人。

所以,先王總是注重分寸適當,也注重保持機密。

機密,就是不可說出口,不可形於色,就像龍、蛇一天五變而無人察覺一樣,才叫作保持機密。

所以,先王總是不肯驚人地把一說成超過二,先王也不肯獨自包辦事業或獨自居功。

先王在處理國家關係時,既不「約束」,也不「結紐」。

約結成束就必然解散,結成繩扣就必然折斷。

所以,國家親善不在於「約束」和「結紐」。

先王也不用「貨交」和「裂地」的辦法來治理天下。

因為天下各國的既成關係不可輕易改變,只可以用威力統一駕御。

合於天時,合於正義,都要去做。

此外,雖有多餘的視力也不看,多餘的耳力也不聽,這才能夠保持天子聖智的頌聲。

官吏的職責也同樣如此。

合於天時則得到自然優勢,合於正義則得到人的擁護。

既占天時,又合正義,這就能把天與人的力量一併掌握起來了。

先王不採用武力解決邊境問題,這樣,邊境就會安定;邊境安定,則鄰國親善;鄰國親善,問題就可以處理得當了。

人們本來是相互憎惡的,人心凶悍,所以要頒布法律。

法出於禮,禮出於理論。

理論與禮都是道。

萬物的關係都是根據理論和禮的出現而後才確定下來的。

萬物都是由於陰陽兩者相生而形成第三個事物,先王就是根據這三種現象而慎重掌握正反兩方面。

以卑下斷定卑下,找不到卑下;用高尚斷定高尚,得不到高尚。

這就是先王最重視相反相成道理的原因。

得之必生,失之必死的東西是什麼呢?唯有糧食。

得到它,堯、舜、禹、湯、文、武和孝己,才賴以成功;天下人也必須靠它才可以生存。

一天斷了食,等於過歉年;三天斷了食,等於過饑年;五天斷了食,等於過荒年;七天斷了食,國土就保不住;十天斷了食,同類皆無,全部都將死掉了。

先王最重視誠信,有了誠信,天下各國就結好了。

賢大夫不依靠宗室門第,士不依靠別國同盟,取得平平的小利不視為功,面對平平小富不為所用。

所以,存國家,定社程的大事就在暫短之間的謀劃當中解決了。

聖人在運用其心思,好像渾渾沌沌地博大而圓到,又隱隱地使人找不到門,紛紛然好像亂絲,又像有次序地可以梳理。

就是說,人們想要求知的就讓他求知,想要求利的就讓他求利,想要求勇的就讓他求勇,想要求地位的就讓他求地位。

他想求地位,我就許他求地位,人家會說我有禮;他想求勇,我就許他求勇,人家會說我恭;他想求利,我就許他求利,人家會說我仁;他想求知,我就許他求知,人家會說我聰敏。

但是要注意戒備,隱微而庇翼自己,動作一定要深思,不要被人識透;對於突然到來的事件,必須有防備。

對人有信叫作仁,不被欺瞞叫作智,既智且仁,就可以說是成熟的人了。

卑賤者固然應當事奉高貴者,不肖者固然應當事奉賢者。

但高貴者之所以能成為高貴,正因為他能夠做到以貴事賤;賢者之所以能成為賢,正因為他能夠做到以賢事不肖。

粗惡是一精一美的根本,卑下是尊高的根本,低賤是高貴的根本。

所以先王很重視它們。

天,通過時令發揮作用,地,通過物材發揮作用;人,通過行德發揮作用;鬼神,通過賜福發揮作用;禽一獸,通過力氣發揮作用。

所謂德,就是率先行德的意思。

所以,行德最好是走在前頭,它不像應敵打仗那樣以後發制人為好。

先王舉事,佔有一個不利條件兩個有利條件的,可成霸業;完全是有利條件的,可成王業;佔有一個有利條件兩個不利條件的,必然削弱;完全是不利條件的,必然敗亡。

計量以後,不講求多少;稱量以後,不講求輕重;度量以後,不講求短長,不講求這三者,不可以舉大事。

能夠保持戒懼麼?能夠保持謹慎麼?能夠保持隱伏而不鋒芒外露麼?能作到種穀得谷麼?能作到種麥得麥麼?能設想春日不生長,夏日也無所得麼?先王用服務來聚合友誼,用行德來聚合國人。

兩者都無所聚合,那就沒有成就,也沒有親近的人了。

凡國家的敗亡,找原因往往在它的長處;人的自我失誤,也往往因其所長。

所以,善於游泳者死於梁地,善於射獵者常死在荒野之中。

生命從屬於糧食,言辭從屬於實事。

無好事而有好的言辭表達的,自古及今,不曾存在。

眾勝寡,快勝慢,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

凡此七個勝利條件貴在有其多數,而終身運用就將具備其多數了。

人君好放一蕩縱一欲,忘其身而失其國者,必然失敗;其德望不足以感懷其民眾者,必然失敗;盛其刑罰而殘害其士人者,必然失敗;諸侯給與權威,但時間長而不知急起直追者,必然失敗;自身很老而不知尊重太子者,必然失敗;貯蓄積藏的物資,陳列腐朽的糧食,而不肯施與他人者,也必然失敗。

人的名分有三:有治理的,有督促的,有服務的。

事的名分有二;有糾正於事前的,有察明於事後的。

五者完善,天下就得治了。

名分正則天下治,名分不正則天下亂,沒有名分則死滅。

所以先王很注重名分。

先王謀取天下,對遠的國家用「禮」,對近的國家用「親」。

所謂親和禮,是用來謀取天下的手段;所謂遠和近,是就區分天下各國邊際而言的。

每天都有增長而唯恐太少的,是忠心;每天都有減少而唯恐太多的,是欲一望。

多忠少欲,是明智的表現,是作人臣的寬廣道路。

作為人臣,無功於國,而造成家富國貧的局面,就是人臣的大罪;作為人臣,無功於國,而造成爵尊主卑的局面,也是人臣的大罪。

對國家沒有功勞尚可以贏得富貴,誰還去推祟賢人呢?

普通人的心理活動,一愛一往往是憎的開始,恩德往往成為怨恨的出發點。

他們事奉雙親,有了妻子孝行就衰退了;他們事奉國君,有了產業,家室富足,德行就衰退了;爵祿滿足忠心就衰退了。

只有少數賢人不這樣而已。

所以先王總是不使人們爵祿太滿了。

釜鼓之類的量器裝滿了,人們就要用「概」來平;人滿了,天就要來平。

所以先王不使人們爵祿太滿。

人君執行「逆」的政策,人臣反而會順著行一事。

先王重視榮辱,榮辱決定於實際行動。

天地沒有私一愛一和私恨,實際行善者有福,實際行不善者有禍,禍福都在實際行動。

故先王重視實際行動。

公開行賞,節約費用;公開處刑,減少刑殺。

賞罰公開是德政的最高體現,所以先王重視公開。

天道偉大而帝王應當運用,一愛一天下之所一愛一,惡天下之所惡,天下就可以全面控制,全面控制則必然鞏固。

先王的書,我內心是敬一愛一的,不過一般人並不瞭解它。

所以,有事的時候,要敬讀它;無事的時候,也要敬讀它。

我是怕事的,所以不喜歡作事;我也是怕講話的,所以不喜歡發言。

原因是行年六十而且年老口吃的原故。

分類:諸子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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