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
法法
【原文】
不，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
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
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
聞賢而不一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廢人而復起，殆；可而不為，殆；足而不施，殆；幾而不密，殆。
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一黨一而成群。
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一黨一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
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民毋大過，上毋赦也。
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
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惠行則過日益。
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一奸一不勝矣。
故曰：邪莫如蚤禁之。
赦過遺善，則民不勵。
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
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
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一位危。
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
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
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
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而不行，則下凌上。
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
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強以刑罰，則為人上者眾謀矣。
為人上而眾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
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
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
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
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
明君在上一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
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
故強者折，銳者挫，堅者破。
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
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
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
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
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
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
使賢者食於能，鬥士食於功。
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鬥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
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
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
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
故赦者，奔馬之委轡；毋赦者，痤雎之礦石也。
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
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
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
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
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
文有三侑，武毋一赦。
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
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
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雖有過，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台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
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墆。
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
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一操一事於妄作；愚民一操一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
令未布而罰及之，則是上妄誅也。
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曹一黨一起而亂賊作矣。
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
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
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
民不聽，則強者立；強者立，則主位危矣。
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
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
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眾也。
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為之用者寡也。
然則為之用者眾則尊，為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眾為己用也？使民眾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眾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
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
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
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一奸一邪作矣。
計上之所以一愛一民者，為用之一愛一之也。
為一愛一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一愛一民矣。
夫以一愛一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
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饑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捨所好而行所惡。
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擬，而斧鉞不上因。
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
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
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
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推而戰之，民不敢一愛一其死。
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一愛一其死，然後無敵。
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眾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
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
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
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
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
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
然後功立而名成。
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
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
傷也，必先令之失。
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弒。
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
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
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
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
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
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
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
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
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
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
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
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
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
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一愛一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威權。
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
政者，正也。
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
是故聖人一精一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
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
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
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
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法之侵也，生於不正。
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
故言必中務，不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難。
規矩者，方圜之正也。
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圜也。
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圜。
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
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圜也。
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有故。
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良人賤人，使人相臣也。
人主一操一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
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
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
六位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
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令入而不至謂之瑕。
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
此其所以然者，在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
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
令者，人主之大寶也。
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
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
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
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
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
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凡論人有要：矜物之人，無大士焉。
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
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
矜者，細之屬也。
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
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土焉。
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
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
釣名之人，無賢士焉。
釣利之君，無王主焉。
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
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忠臣直進以論其能。
明君不以祿爵私所一愛一，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
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
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
誣能之人易知也。
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李，後稷為田。
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一精一一德以事其君。
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
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
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
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
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
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
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
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
此二者傷國一也。
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
當此之時也，兵不廢。
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
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
動與靜，此所患也。
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
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
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
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
懦弱之君者重誅，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
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
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一愛一民虧其法，法一愛一於民。
【譯文】
不以法推行法度，則國事沒有常規；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則政令不能貫徹。
君主發令而不能貫徹，是因為政令沒有成為強制一性一的法律；成為強制一性一的法律而不能貫徹，是因為起草政令不慎重；慎重而不能貫徹，是因為賞罰太輕；賞罰重而不能貫徹，是因為賞罰還不信實；信實而不能貫徹，是因為君主不以身作則。
所以說：禁律能夠管柬君主自身，政令就可以行於民眾。
知道有賢才而不一舉用，要失敗；聽到有好事而不調查，要失敗；見到能幹的人而不任使，要失敗；親信於人而不堅定，要失敗；共同謀事而不一團一結，要失敗；想危害人而不能，要失敗；已廢黜人而再用，要失敗；事可為而不為，要失敗；家已富而不施，要失敗；機要而不能保密，也要失敗。
人君行一事不嚴加保密，正言直行的人就危險；正言直行的人危險，君主就孤立無親；君主孤立無親，人臣就結成朋一黨一。
使君主孤立無親，人臣結成朋一黨一的，責任不在人臣，而是君主自身的錯誤。
人民沒有重罪，是因為過失不大；人民不犯大過，是因為君主不隨意赦免。
君主赦小過，則人民多重罪，這是逐漸積累所形成的。
所以說，赦令出，人民就不加做惕；恩惠行，過失就日益增多。
把恩惠和寬赦政策加於人民，監獄雖滿，殺戮雖多，壞人也不能制止了。
所以說，邪惡的事不如早加禁止。
凡行「赦」，總是小利而大害，故久而不勝其禍；「不赦」，則是小害而大利，故久而不勝其福。
因此，「赦」，好比奔馬的丟棄韁繩；「不赦」，好比癱病的針灸治療。
對文人只有三宥，對武人一赦都不能有。
所謂「惠」，就是多赦，行起來先易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所謂「法」，則是行起來先難後易，久而不勝其福的。
所以，「惠」，是人民的仇敵；「法」，是人民的父母。
最上等的是事先用法制規範人的行止，其次是有錯誤而能制止，雖有過也不致嚴重。
赦過忘善，人民就不能勉勵；有過不赦，有善不忘，勉勵人民的政策，就發揮作用了。
所以說：英明君主，就是要掌握這善惡的裁決。
君主對人民有三項要求，三項要求不節制，君主地位就危險。
三項要求是什麼呢？一是索取，二是禁阻，三是命令。
索取總是希望得到，禁阻總是希望制止，命令總是希望推行。
但索取太多，所得到的反而少；禁阻太多，所制止的反而少；命令太多，所推行的反而少。
索取而不得，威信就日益降低；禁阻而不止，刑罰將受到輕視；命令而不行，下面就欺凌君上。
從來沒有多求而多得，多禁而多止，多令而能多行的。
所以說：上面過於苛刻，下面就不聽命；下不聽命而強加以刑罰，做君主的就將被眾人謀算。
君主而被眾人所謀算，雖想沒有危險，也辦不到了。
號令已出又改變，禮儀已行又廢止，度量已定又變換，刑法已行又動搖，這樣，賞賜雖重，人民也不勉力；殺戮雖多，人民也不害怕了。
所以說：上面意志不堅定，下面就有疑心；國家沒有常法，人民就不肯盡力，這都是規律。
英明的君主在上，人民自然不敢有私立異說而妄自尊大的，國家沒有荒誕的事情、雜亂的風俗、怪異的禮節，士人也沒有私立異說的。
對於傲慢不恭、改變法令、自己立法定制、製造異說的都加以誅罰，那麼，強硬的屈服，冒尖的受挫折，頑固的也可以攻破。
再用法度來引導，用殺戮來管制，因而，萬民之心都會服從上面，推之而往，引之而來。
如果，下面有私立異說，妄自尊大，紛爭而不負責任的，君令就再也無法實行。
所以說，私立異說一立，君主威信就低，何況還有傲慢不恭、改變法令、自行立法定制、改風俗、變服裝、奇談怪論的存在呢？那種上不行君令，下不合鄉里，隨意獨行，改變一國既成風俗的，叫作「不服治理的人」。
不服治理的人是跑到法度以外了。
法度以外的人，應該殺。
應當使賢者靠能力用事，鬥士靠戰功用事。
賢者靠能力用事，則君主尊嚴而人民順從；鬥士靠戰功用事，則士卒不怕患難而蔑視敵人。
君主尊嚴而人民服從；士卒不怕患難而蔑視敵人，兩者樹立於國內，則天下得治君主得安了。
爵位不尊，俸祿不重，就不會有人為他赴難冒險，因為他的辦法還不足以調動人們這樣做。
因此，先王規定軒冕，是用來區別貴賤，不是求美；設立爵祿，是用來定其待遇，不是求好看。
要使君子靠治國之道來生活，小人靠出力勞動生活。
君子靠治國之道生活，則君主尊嚴而人民順從；小人靠出力勞動生活，即財物豐厚而生活富裕。
君主尊嚴，人民順從，財物豐厚，生活富裕，四個條件具備，就不難待時而成王業了。
英明的君主建造宗廟，足以殯一屍一設祭就行了，不求它的美；修築宮室台榭，足以防避燥濕寒暑就行了，不求它的大；雕制花紋，刻木樓金，足以分辨貴賤等級就行了，不求它的壯觀。
這樣，農夫不耽誤農時，工匠能保證功效，商人沒有失利的，人民沒有遊蕩的，財貨也沒有積壓的。
所以說：節儉才是正道呵！
法令沒有正式公佈，人民偶然做到了，就加以行賞，那是君主的錯誤賞賜。
君主進行錯賞則功臣抱怨，功臣抱怨則愚民胡作非為，愚民胡作非為，這是大亂的根源。
法令沒有正式公佈，就給予懲罰，那是君主的錯罰。
君主進行錯罰，則人民輕生，人民輕生，暴人就要興起，幫派朋一黨一就要出現，而亂賊就要造反了。
法令已經公佈，而不能依法行賞，這就是叫人民不勉力從公，不執行軍令，不為國死節。
人民不勉力從公，不執行軍令，不為國死節，則戰不能勝而守不能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國家就不會安全了。
法令已經公佈，而不能依法行罰，這就是叫人民不服從法令。
人民不服從法令，強人就要興起；強人興起，君主地位就危險了。
所以說：法律制度一定要合於治國之道，號令一定要嚴明，賞罰一定要信實堅決，這都是規正人民的準則。
凡是大國的君主地位都高，小國的君主地位都低。
大國君主何以地位高呢？回答是：被他使用的人多。
小國的君主地位何以低呢？回答是：被他使用的人少。
既然，被他用的多就高，用的少就低，那麼，君主那有不希望更多的人民為己所用呢？要使人民多為己用，怎麼辦？回答是：法立令行，人民聽用的就多了；法不立，令不行，人民聽用的就少了。
所以，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多，而所廢者少，人民就不非議，人民不非議就聽從了。
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如果與所廢者均等，國家就沒有正常的準則，國家沒有正常的準則，人民就去胡作非為了。
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少，而所廢者多，人民就不肯服從，人民不服從法令，暴人就要興起而一奸一邪之輩就要作亂了。
考察君主之所以一愛一民，乃是為了使用他們而一愛一的。
為了一愛一民的原故，不怕毀壞法度，削減命令，那就失去一愛一民的意義了。
單用一愛一民的辦法使用人民，則人民不服使用，這是很明顯的。
善於使用人民的，他可以用殺戮、危害、勞累、飢餓、口渴等方法，用民者可以用這種極端的手段，而人民沒有考慮以為害己的，是因為明玉在上，道和法通行全國，人民都能捨棄一愛一干的私事而做不一愛一干的的公務。
所以，善於使用人民的，總是賞賜不任意折扣，刑罰不任意增加。
這樣，賢人知所勉力而暴人平息。
賢人勉力而暴人平息，功業就隨之而立了。
人們可以踏白刃，受矢石，赴湯蹈火來執行君令，君令可以盡行，禁律可以盡止，召來使用，人民不敢轉移力量；送去戰爭，人民不敢姑惜生命。
不敢轉移力量，然後可以立功；不敢姑惜生命，然後可以無敵。
進無敵，退有功，於是三軍之眾都能夠保全首領，使父母妻子完好安居於國內。
所以，對人民不必同他商量事業的創始，而可以同他歡慶事業的成功。
因此，仁者、智者、有道者，都不與人民商量事業之開始。
國家從來沒有因為小和不幸而削弱危亡的，一定是因為君主和大臣自身失德，國內的官職、法制、政教有失誤，國外對諸侯國的謀慮有失誤，因而地削而且國危。
國家也沒有因為大和僥倖而成功立名的，一定是因為君主和大臣自身有德，國內官職、法制、政教有成就，國外對諸侯國的謀慮有成就。
然後功立而且名成。
既然如此，治國怎麼可以沒有正道？用人怎麼可以不用賢人？得正道而引導之，得賢才而使用之，將是對於興利除害大有希望的。
希望興利除害，沒有比以身作則更急需的了，而國君尤為重要。
如事業受到損害，那一定首先是法令有錯誤。
人主將因法令錯誤而受蒙蔽，因蒙蔽而被劫制，因受劫制而被殺。
凡人君之所以成為人君，因為他有權勢。
所以，人君失掉權勢，臣下就控制他了。
權勢在下面，君主就被臣下所控制；權勢在上面，臣下由君主控制。
所以，君臣的地位顛倒，就因為權勢下落。
大臣得勢一整年，臣雖不忠，君主也不能奪；兒子得勢一整年，子雖不孝，父親也不能制一服。
所以《春秋》記事，臣有殺君的，子有殺父的。
所以說：堂上可以比百里還遠，堂下可以比千里還遠，門庭可以比萬里還遠。
現在，步行一天，一百里地之內的情況就知道了，堂上有事，過十天君主還不知道，這就叫作比一百里還遠了；步行十天，可以瞭解一千里地的情況，堂下有事，過一月君主還不知道，這就叫比一千里還遠了；步行百天，可以瞭解一萬里地的情況，門庭有事，過一年君主還不知道，這就叫作比一萬里還遠了。
所以，情況進而不出，叫作「滅」；情況出而不進，叫作「絕」；情況報上去而不能達到君主，叫作「侵」；情況下達而中途停止，叫作「壅」。
有了滅、絕、侵、墮問題的國君，並不是杜絕或封守了他的門戶，而是政令有所不能推進的原故。
所以說：政令重於寶物，政權先於至親，法度重於人民，威權重於爵祿。
所以，不可為重寶而看輕政令，不可為至親而把國家政權放在後面，不能為一愛一民而歪曲法律，不能為爵祿而分讓權威。
所以說：權勢是不能給予他人的。
政，就是「正」。
所謂正，是用來正確確定萬物之命的。
因此，聖人總是一精一修德一性一，確定中道以培植這個「正」字，宣揚這個「正」字來治理國家。
所以，「正」，是用來制止過頭而補不及的。
過與不及都不是正。
不正都一樣損害國家。
勇而不義損害軍隊，仁而不正損害法度。
軍隊失敗，產生於不義；法度的侵蝕，就是產生於不正。
說話有雄辯而不務正的，行為有敬懼而不善良的，所以，說話必須合於務正，不苟且強為雄辯；行為必須考慮良善，不苟且保持敬懼。
規矩，是矯正方圓的。
人雖有巧目利手，也不如粗笨的規矩能矯正方圓。
所以，巧人可以造規矩，但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
聖人能制定法度，但不能廢法度而治國家。
所以，雖有明徹的智慧、高尚的品德，違背法度而治國，就等於廢除規矩來矯正方圓一樣。
有一種說法：人君的威嚴，不是因為他的德行特別能比一切人都好，而因為他是人君，因而人們尊崇他，並不敢計較他德行的高低。
因為他有殺和生的大權，比司命之神還厲害；他還有使人貧富，並使之互相供養的大權；還有使人貴賤，並使之互相服從的大權。
君主就是掌握這六項權限來統治臣下，臣下也看此六者來事奉君主，君臣的結合，便靠這六者為媒介。
這六者掌握在大臣手裡一年，臣雖不忠，君主也不能奪；在太子手裡一年，子雖不孝，父親也不能奪。
所以《春秋》記事，有臣殺君的，有子殺父的，就因為得此六者而君父還不知道的原故。
六項權限落在臣下手裡，君主就受蒙蔽了。
君主受蒙蔽，就是失其政令。
所以說：令入而不出叫作「蔽」，令出而不入叫作「壅」，令出而不行叫作「牽」，令入而不能到達君主叫作「瑕」。
有了牽、瑕、蔽、壅問題的君主，不是誰敢杜絕和封守他的門戶，而是令不能行的原故。
這種情況之所以出現，是因為賢人不來而忠臣不用。
所以，君主對於令不可以不慎重。
令，是君主的大寶。
有一種說法：賢人不來叫作「蔽」，忠臣不用叫作「塞」，令而不行叫作「障」，禁而不止叫作「逆」。
有了蔽、塞、障、逆問題的君主，並不是因為誰敢杜絕和關閉他的門戶，而是賢人不來，令不能行的原故。
凡人民趨從君主，不是趨從他口裡說的什麼話，而是趨從他一性一情之所好。
君主好勇則人民輕死，君主好仁則人民輕財，所以說上面喜一愛一什麼，下面就一定一愛一好什麼，而且更厲害。
由此，明君知道人民一定是以君主為出發點的，所以要確立法制以自己治理自己，樹立禮儀以自己規正自己。
所以，上面不以身作則，下面就不會服從，如人們不肯服從法令，不肯死於制度，國家就一定要亂了。
所以。
有道的君主，行法令、修制度，總是先於人民躬行實踐的。
凡評定人物都有要領：驕傲的人，沒有偉大人物。
驕傲，就是自滿；自滿，就是空虛。
行一事有了自滿與空虛，事情就被限制。
驕傲，是渺小的。
凡評價人物而違背古道的，沒有高士。
既不知古道而輕易作出論斷的，沒有智士。
德行未成於自身而違背古道的，是卑人。
事業無根底，遇機會就簡棄其業的，是愚人。
獵取虛名的人，沒有賢士；獵取貨利的君主，沒有成王業的君主。
賢人立身行一事，不想到要出名；成王業的君主行道，也不計較成敗。
賢人行一事，成王業的君主行道，都是自己想停下來也不可能的。
明君以公治國統一人民來對待當世，忠臣以直道求進來表明他的才能。
明君不肯私授爵祿給所一愛一的人，忠臣不冒充有能來獵取爵祿。
君主不以私對國，大臣不冒充有能，能夠這樣做的，雖不能大治，也合於規正人民的準則。
當前，任用冒充有能的大臣，事奉以私對國的君主，這樣而能完成功業的，從古至今都不會有。
冒充有能的人是容易識破的。
我想了想先王的情況，舜有天下的時候，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治獄的官，後稷為農業的官；這四人都是天下的賢人，還僅只各一精一一事服務於君主。
現在冒充有能的人，做事當官，都是身兼四賢的職責。
由此看來，功業之不成，也就容易理解了。
所以，那些對高爵重祿無不接受，對勢利官大無不樂從的人，用這些為君主服務，就是所謂冒充有能、纂取財利的大臣。
世上沒有以公治國的君主，就沒有以直道求進的士人；沒有識別賢能的君主，就沒有成就功業的大臣。
從前三代的授受天下，哪有第二個天下可供營私的呢？
勞民與傷財，莫過於用兵；危國與傷君，也沒有比用兵更快的。
這四者之為害是很明顯的，但古往今來都不能廢除。
兵當廢而不廢，是錯誤的；兵不當廢而廢之，也是錯誤的。
這兩者之為害於國家，都是一樣。
黃帝、唐堯、虞舜的盛世，資有天下，權一操一於一人，這時，兵備都沒有廢除，現今，德行不及上述三帝，天下又不太平，而求廢除兵備，不是太難了麼？所以，英明的君主懂得應該專務什麼，防患什麼。
國治而人民注意積蓄，這就是所謂專務的事；動靜失宜，這就是所要防患的。
因此，明君總是審慎對待所專務的事，而防其所患。
猛毅的君主，不免於外患；懦弱的君主，不免於內亂。
猛毅的君主輕於殺人，輕殺的流弊，就是使行正道者不安全。
行正道者不安全，有才能之臣就要出亡國外。
這些智者知道我們的虛實，為敵國謀取我們，外患就從此到來了。
所以說：猛毅的君主不免於外患。
懦弱的君主姑借刑殺，姑惜刑殺的錯誤，就是使行邪道者不改正；行邪道者久而不改，群臣就結一黨一營私；群臣結一黨一營私，就隱君之善而揚君之惡；隱善揚惡，內亂就從此發生了。
所以說：懦弱的君主，不免於內亂。
明君不為至親危害他的國家政權，關懷國家政權甚於關懷至親；不為個人私慾改變法令，尊重法令甚於尊重人君；不為重寶分讓權力，看重權力甚於看重寶物；不為一愛一民削弱法度，一愛一法更甚於一愛一民。
分類：諸子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