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衡
案書篇
【題解】
案書，就是評書。
本篇列舉了從先秦到東漢的一些著作，粗略地分析了它們的優劣之處。
評論涉及的是劉向的《七略》顧及不到的地方。
從評論中可以看出，王充主張著書立說必須「得實」，而不應該「華虛夸誕，無審察之實」；必須有益於「富國豐民，強主弱敵」，而不應該「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必須揭露和解決矛盾，因為「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對「言非是偽」的東西，要「剖破渾沌，解決絲亂」，使「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而不應自相矛盾，兩說並傳，文意難曉。
對古今作者和著作的評論，王充反對「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
他認為，「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
「才有深淺，無有古今；文有偽真，無有故新。」
凡是真知灼見，無論古今，都應肯定。
「人期賢知，不必孔墨。」
今人同樣能進入聖賢之列。
本篇所論的某些具體問題不一定正確，但他提出的如實評價作者和作品的主張，至今仍有可取之處。
【原文】
83·1儒家之宗，孔子也。
墨家之祖，墨翟也。
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為，而墨之法議難從也。
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
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一精一也，右之未可知。
今墨家謂鬼審人之一精一也，厚其一精一而薄其一屍一，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
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
人情慾厚惡薄，神心猶然。
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
以一況百，而墨家為法，皆若此類也。
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註釋】
右：尊崇，信奉。
古代以右為尊。
此文疑有誤。
《日鈔》引作「自相乖反」。
本書《薄葬篇》云：「墨家之議，自違其術。」
關於這個問題，王充在本書《薄葬篇》中有詳細的評論。
「審」字下疑脫「死」字。
上文有「使鬼非死人之一精一」，正與此相應。
有：疑當作「右」，形聲相近而誤。
《薄葬篇》云：「雖右鬼，其何益哉？」
語意正與此同。
【譯文】
儒家的創始人是孔子。
墨家的開山祖是墨翟。
考察一下儒家之道流傳下來而墨家之法廢棄不用的原因，是因為儒家的道理可行，而墨家的主張難從。
用什麼來證明這一點呢？墨家主張薄葬而又信奉鬼神，道理互相矛盾違背了實際情況，當然難以順從。
矛盾到何種程度呢？假如鬼不是死人的精神變的，即使尊崇它，它也不會知道。
現在墨家認為鬼確實是死人的精神變的，優厚死人的精神而薄待死人的一屍一體，這是對死人的精神優厚而對死人的一屍一體薄待埃薄厚不相稱，表裡不一致，那麼鬼就會生氣而降下災禍，即使尊崇精神變的鬼，鬼最終也會因為薄待了一屍一體而懷恨。
人之常情是想往優厚而憎惡薄待，鬼神的心也同樣如此。
採用墨子的主張，侍奉鬼而祈求福，恐怕福極少來而禍反而常來了。
以一種情況來推論其它各種情況，墨家的主張，大都屬於此類自相矛盾的情況。
所以墨家的主張廢棄而不流傳，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原文】
83·2《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
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
公羊高、穀梁寘、一胡一 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為近得實。
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一胡一 毋氏不相合。
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
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
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11），條事是非（12），《左氏》遂立。
范叔尋因罪罷。
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
陳元言訥（13），范叔章詘（14），《左氏》得實，明矣。
言多怪（15），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16）。
《呂氏春秋》亦如此焉。
《國語》（17），《左氏》之外傳也（18）。
《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
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19）。
【註釋】
《春秋左氏傳》出於孔壁，本書《佚文篇》說同，恐非事實。
孝武皇帝：漢武帝。
本書《正說篇》作「景帝時」。
有關史書記載亦互有出入。
穀梁寘（hi志）：即穀梁赤。
一胡一 毋氏：一胡一 毋是複姓，這裡指一胡一 毋子都，漢景帝時，因精通《春秋公羊傳》，當過博士。
《漢書·儒林傳》：「一胡一 毋生，字子卿都，齊人也。
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
《禮記》：是漢儒解釋《禮經》（即流傳至今的《儀禮》）的一部著作，因為是「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所以王充說它「造於孔子之堂」，有掌握孔子的思想已達到登堂入室地步的含意。
二書：指《禮記》和《史記》。
不相合：指與《禮記》、《史記》不相符合。
諸家：指《左傳》之外的其他解釋《春秋》的各家。
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左傳》杜預疏引《嚴氏春秋》引《觀周篇》：「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裡。」
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太平御覽》卷六一六引桓譚《新論》：「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誦讀。」
光武皇帝：漢光武帝劉秀。
（11）陳元：漢光武帝時曾任郎官。
范叔：應為「范升」，下並同。
范升：漢光武帝時曾任議郎，博士。
陳元與范升議立《左氏》博士事，並見《後漢書》本傳。
（12）事：這裡指立《左傳》博士一事。
《左傳》只在西漢末和新莽時立過博士。
新莽滅亡後，《左傳》博士也被廢除。
漢光武帝，又議立《左傳》博士，陳元很贊成，而范升則極力反對，兩人接連上書朝廷，辯論是非。
（13）訥：疑當作「納」，形近而誤。
陳元言納：《後漢書·陳元傳》：「建武初，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
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
元詣闕上疏爭之。
書奏，下其議。
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
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
帝以元新忿事，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
（14）詘：同「黜」。
排斥，摒棄。
（15）言多怪：指《左傳》中記有許多關於占卜、占夢的事。
（16）返：疑當力「反」。
涉違字而誤。
不語怪力：見《論語·述而》，全文是「子不語怪、力、亂、神」。
（17）《國語》：相傳為左丘明著的一部國別史，內容以記西週末年和春秋時期各國貴族官吏、政客的言論為主。
（18）《左氏》之外傳：相傳《左傳》和《國語》都是左丘明所著，前者被認為是解釋儒家經書《春秋》的，所以又稱《春秋內傳》，後者被認為是補《左傳》之不足的，所以又稱《春秋外傳》。
（19）實書：疑當作「寶書」，古稱良史為寶書。
【譯文】
《春秋左氏傳》，大約是出現於孔子住宅的牆壁中。
漢武帝時，魯共王拆除孔子的教授堂用來修建宮室，得到失傳的《春秋》三十篇，這就是《左氏傳》。
公羊高、谷梁置、一胡一 毋氏都講解《春秋》，各立門戶，自成一家，只有《左氏傳》比較接近《春秋》的本意。
用什麼來證明這一點呢？《禮記》出於孔子後學者之手，太史公是漢代通曉古今的人，左氏的說法與《禮記》和《史記》是相合的，而公羊高、谷梁置、一胡一 毋氏的說法則與這兩部書不符合。
再說其他各家距孔子的時代較遠，時代相距遠的不如近的，傳聞的不如親眼所見到的。
劉子政欣賞《左氏》，他的童僕妻子都能誦讀《左傳》。
漢光武帝的時候，陳元、范升接連不斷地上書，陳述立《左傳》博士一事的是非，於是《左傳》博士就設立了。
不久范升由於犯罪而罷了官。
陳元、范升是天下最上等的人才，辯論是非，力量綽綽有餘。
陳元的建議被採納，范升的奏章被否定，《左氏傳》符合《春秋》的本意，這就很清楚了。
《左傳》記了許多怪事，稍為與孔子「不談論怪異暴力」相違背。
《呂氏春秋》也是這種情況。
《國語》是《左氏傳》的外傳。
《左氏傳》解釋《春秋》經，辭語還比較簡略，所以又選榷國語》的辭語去充實。
這樣說來，《左傳》和《國語》是世間儒生的兩本寶貴的書籍。
【原文】
83·3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
齊有三鄒衍之書，瀇洋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
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華虛夸誕，無審察之實。
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
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
富民豐國，強主弱敵，公賞罰，與鄒衍之書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從。
案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
儀知各審，宜從儀言，以定其實，而說不明，兩傳其文。
東海張商亦作列傳（11），豈《蘇秦》商之所為邪（12）？何文相違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孫（13），自黃帝轉相生（14），不更稟氣於天（15）。
作《殷本紀》（16），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墜卵，吞之，遂生契焉。
及《周本紀》言後稷之母姜嫄野出（17），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後稷焉，夫觀《世表》，則契與後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一精一氣也。
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記不別。
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
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
【註釋】
公孫龍（約前320～前240年）：戰國後期名辯思想家（邏輯學家），字子秉，趙國人，比惠施稍後。
曾說燕昭王、趙宣惠王偃兵，被平原君奉為上客，鼓吹「名辯」。
在思維邏輯上，其基本命題為「別同異」，著眼於「別」而不在於「合」。
從嚴格區別事物共性和個性出發，把「同」與「異」的矛盾絕對化。
認為思維中的一切屬性可以脫離本質而存在，從而提出了「離堅白」、「白馬非馬」等命題。
著有《公孫龍子》、《漢書·藝文志》著錄十四篇，宋代時已亡七八篇，今存六篇凡一千九百餘字。
《堅白》：《公孫龍子》中的一篇。
較：通「校」。
考校，研討。
三鄒衍：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當作「三鄒子」。
三鄒子：指鄒忌，鄒衍、鄒奭，都是齊國人。
鄒忌曾任齊威王的相，與鄒衍、鄒奭都是陰陽五行家。
瀇（wǎng往）洋：汪洋。
《耕戰》：指《商君書》中的《耕戰篇》，今傳本作《農戰》。
《輕重》：指《管子》中的《輕重》甲乙等篇。
鄒衍之書：據《漢書·藝文志》著錄，鄒衍的著作有《鄒子》、《鄒子終始》，今皆佚失。
據文意，此文疑當作「與公孫龍、鄒衍之書不可並言，而太史公兩紀」。
「公賞罰」為「公孫龍」之誤，又誤奪在「與」字上，脫「不可」二字。
張儀：參見11·3注。
蘇秦參見11·3注。
各：疑當為「秦」之誤字。
兩傳其文：指司馬遷在《史記》中保存了有關蘇秦之死的兩種說法。
《蘇秦列傳》說蘇秦在齊當客卿，齊國大夫同他爭一寵一 ，派人把他刺死。
《張儀列傳》說，蘇秦在齊做官，與燕國通謀破齊，事情敗露後，被齊王車裂而死。
（11）東海：郡名，在今山東南部、一江一 蘇北部。
張商：漢無張商補《史記》者，「張商」當作「馮商」。
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續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
又據《漢書·藝文志·春秋家》記載，漢成帝時，有長安人馮商曾奉命續《史記》。
據此，則當作「馮商」無疑。
（12）《蘇秦》：指《史記》中的《蘇秦列傳》。
（13）《三代世表》：《史記》中的一篇，記載從黃帝到西周厲王時代的世系。
（14）轉相生：輾轉相生，一代生一代。
（15）不更稟氣於天：意思是並非另外從天承受某種神怪之物的一精一氣而出生的。
（16）《殷本紀》：《史記》中的一篇，記述商王朝的世系和大事。
（17）《周本紀》：《史記》中的一篇，記述周王朝的世系和大事。
【譯文】
公孫龍寫《堅白》之論，剖析言辭，致力於語句的曲折，沒有在道理上進行探討，對於治國毫無益處。
齊國有三鄒子的著作，內容似汪洋而無邊際，書中言辭少有證據，卻多有驚人耳目的言論。
考察具有大才的人，大都誇張狂妄，沒有真實正確的驗證；浮華虛妄誇大荒誕，沒有詳細明察的內容。
商鞅輔佐秦國，寫了《耕戰篇》；管仲輔佐齊國，寫了《輕重篇》。
他們的著作有益於使老百姓富足使國家強盛，使君王自強敵人削弱，公孫龍與鄒衍的書不能與它們並稱，而太史公把它們一起記載下來，讓世人感到疑惑，不知道依從什麼。
考察張儀和蘇秦處在同一時代，關於蘇秦的死，張儀本來是知道的。
張儀瞭解蘇秦的情況很清楚，應該依照張儀的說法，來確定他死亡的真實情況，而《史記》的說法卻不明確，記載了有關蘇秦之死的兩種說法。
東海郡的馮商也曾續寫《史記》，《蘇秦列傳》大概是馮商寫的吧？否則，為什麼兩種說法矛盾得那麼厲害呢？《三代世表》稱五帝、三王都是黃帝的子孫，從黃帝開始輾轉相生，並非是另外從天承受了某種一精一氣而出生的。
寫《殷本紀》，說契的母親在河中洗澡，遇上燕子的產卵，契母吞下燕卵，於是生下了契。
寫到《周本紀》說後稷的母親姜嫄到野外去，看到巨人的腳印，踩了巨人的腳印就懷孕，生下了後稷。
看《三代世表》，那麼與後稷，確是黃帝的子孫；讀殷、周《本紀》，那麼契與後稷卻是燕子和巨人的一精一氣所生的。
二者不能有兩種說法，而太史公卻一併記載不加以區別。
考察帝王的妃子，不應該到野外去，在河水中洗澡，而今說在河中洗澡，吞下了燕子的卵；到野外去，踩了巨人的腳印，這是違反了尊貴者應遵守的禮節，混淆了是非的說法。
【原文】
83·4《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採行，事美足觀。
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
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
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豈晉侯之過邪？以政失道，陰陽不和也？晉廢夏郊之祀，晉侯寢疾，用鄭子產之言，祀夏郊而疾愈。
如審雩不修，龍不治，與晉同禍，為之再也。
以政致旱，宜復以政。
政虧，而復修雩治龍，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說：「亢陽之節，足以復政。」
陰陽相渾，旱湛相報，天道然也，何乃修雩設龍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陽不改，旱禍不除，變復之義（11），安所施哉？且夫寒一溫一 與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12）。
獨為亢旱求福，不為寒一溫一 求祐，未曉其故。
如當復報寒一溫一 ，宜為雩、龍之事。
鴻材巨識，第兩疑焉。
【註釋】
《新語》：參見39·8注。
相被服：形容受影響之深，如被子、衣服貼在身上一樣。
《資治通鑒》卷十八一胡一 註：「被服者，言以儒術衣被其身也。」
參貳：同「三二」。
指可與經傳合成為三，或與其中之一合成為二，意思是可以與之並列。
闕：通「缺」。
參見本書《明雩篇》、《亂龍篇》。
不夏效之祀：當作「夏效不祀」。
夏郊：傳說夏代在祭天時以夏禹的父親鯀配祭，這種祭祀稱為「夏郊」。
晉侯：指春秋時期晉國國君晉平公。
據說有一次晉平公生病，子產認為是由於沒有祭祀鯀的緣故。
後來按子產的主張祭祀了鯀，於是晉平公的病就好了。
對此王充曾在本書《死偽篇》中進行過批駁。
再：疑為「可」字之誤。
亢陽：陽氣過盛，這裡指君王驕橫。
復改：據本書《順鼓篇》「人君亢陽致旱」，當作「致旱」。
（11）變復：災害消除，回得原狀。
（12）王充在這裡的觀點，與《寒一溫一 篇》、《譴告篇》、《治期篇》截然相反。
【譯文】
《新語》這部書是陸賈寫的，是使董仲舒深受影響的著作，說的都是君臣政治得失的道理，書中的言論可以採用施行，敘事流暢足以供人觀賞。
鴻材大智之人的言論，可以與經傳並列，即使是古代聖人的言論，也不能對它有什麼超過和增加。
陸賈的著作，不見遺散殘缺，而董仲舒說通過舉行雩祭可以感動上天，堆制土龍可以招致降雨，讓人很難理解。
旱災到來就舉行雩祭，而郊祭時不以鯀配祭，難道這是晉侯的過失嗎？這是由於政治偏離了正道，導致陰陽之氣不調和。
晉國廢除了郊祭時對鯀的祭祀，晉侯因此病重臥床 不起，採用了鄭子產的主張，祭祀了鯀，晉侯的病就好了。
如果確實沒有舉行雩祭，沒有堆制土龍，讓晉侯遭禍，這樣說是可以的。
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招致了旱災，就應該用改善政治的辦法來使旱災消除。
政治上失誤，又去舉行雩祭，堆制土龍，有什麼益處呢？《春秋》公羊氏的說法是：「君王行為驕橫，就足以招致旱災。」
陰陽之氣相混雜，旱澇災禍一交一 替發生，天道本來就是如此的，為什麼要去舉行雩祭、設制土龍呢？是因為舉行雩祭神高興嗎？有時候雖然下了雨，然而酷熱的天氣並沒有改變，旱災沒有消除，舉行雩祭能消除旱災回復原狀的道理，又如何運用呢？況且天氣的寒一溫一 與旱澇災害相同，都是由於政治所引起的，其罪過在於人。
唯獨為大旱祈求福佑，而不為寒一溫一 求神保祐，不明白是什麼緣故。
如果應當報答寒一溫一 的恩德而又去舉行祭祀，那麼也應該用舉行雩祭、設制土龍的辦法來改變天氣的寒一溫一 了。
高才博學的人，對雩祭可以感天，土龍可以致雨這兩種觀點請姑且存疑吧。
【原文】
83·5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
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
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
讖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
讀之者或為「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為「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
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
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
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
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無此言焉。
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
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
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
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１亂者，於孔子言也（11）。
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盡也。
皮續《太史公書》（12），蓋其義也。
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13），蓋其類也。
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龍（14），必將有義，未可怪也（15）。
【註釋】
諸子：《法言·君子篇》：「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
河漢：黃河、漢水。
這裡用以形容司馬遷和揚雄的學問博大淵深。
涇渭：涇河、渭河。
這裡用以比喻其他人不如司馬遷和揚雄。
北：當作「比」，形近而誤。
三：據文意當作「二」。
以董仲舒比方子長、子雲二人，不當言三家。
董仲舒亂我書：據說這是孔子臨死時留下的遺言，其實完全是後人的捏造。
參見《實知篇》，王充在該篇中力斥此語之妄。
二語：指「煩亂」和「整理」兩種說法。
及：據文意，當作「僅」，形近而誤。
師摯：春秋時魯國的樂師，名摯。
始：樂曲的開端，序曲，一般由樂師演奏。
《關雎（jū居）》：《詩經》中的第一首詩。
亂：樂曲的結尾一段，一般是合奏。
《論語·駢枝》：「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
洋洋：形容樂音豐富優美。
引文見《論語·泰伯》。
（11）於：於字無義，當作「終」，手書形近而誤。
（12）皮：指班叔皮，即班彪。
參見39·12注。
（13）有「亂曰」章：先秦兩漢辭賦，最後一章常用「亂曰」兩字開始。
《離騷》「亂曰」，王註：「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旨，總撮其要也。」
《魯語》亦以《商頌·那篇》之卒章為「亂」。
韋註：「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也。」
王充訓「亂」為「終」，與王逸注異。
（14）始：據章錄楊校宋本，當作「治」。
（15）王充對雩祭和設土龍的看法，參見《明雩篇》、《亂龍篇》。
【譯文】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意思大概是他自認為超過了諸子。
漢代寫書的人很多，司馬遷、揚雄如黃河漢水一樣博大淵深，其餘的人不過像涇河渭河一樣。
然而司馬遷很少有主觀臆斷的解釋，揚雄沒有庸俗的評論。
董仲舒說道論述很傑出，比起司馬遷、揚雄二人來他更為高明。
讖書上說「董仲舒整理發揮我的著述」，這大概是孔子說的。
讀讖書的人有認為「亂我書」的意思，是弄亂孔子的著述；有認為「亂」的意思，是整理，整理孔子的著述。
同是一個「亂」字，整理與異亂兩種含意，相差得太遠了。
然而讀讖書的人用心各不相同，不明瞭根本的事實，所以就解釋錯了。
說董仲舒「煩亂孔子之書」，這句話是為了表明他的才能高超；說董仲舒「理孔子之書」，這句話也是表明他的才智出奇。
出入在孔聖人門下，弄亂或整理孔子的書，司馬遷和揚雄沒有這種說法。
世俗的人用心不誠實，瞭解事物違反了實情，兩種說法游移不定，翻來覆去不安穩。
考察董仲舒所寫的書，沒有違背儒家的規範，沒有違反孔子的原意。
那些說「煩亂孔子之書」的人，是錯的；孔子的書沒有弄亂，那些說「理孔子之書」的人、也是錯的。
孔子說：「在師摯開始演奏的時候，在結尾演奏《關雎》的時候，耳裡充滿了豐富優美的音樂。」
所謂「亂」，其實是指總結孔子的言論。
孔子生在周代，開創了儒家學說；董仲舒生在漢代，總結了孔子之後的儒家學說，把道理都說盡了。
班彪續寫《太史公書》，大約就是這個含意；賦頌的篇末有「亂曰」這一章，大約就是這類情況。
孔子學說的全貌，是經過董仲舒的闡述而最後確定下來的，因此，董仲舒所說的搞雩祭設土龍，一定有它的道理，沒有什麼可奇怪的。
【原文】
83·6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騶有同也。
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
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
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
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
驥與眾馬絕跡，或蹈驥哉。
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
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
故馬效千里，不必驥騄，人期賢知，不必孔墨。
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
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
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
世人或疑，言非是偽，論者實之，故難為也。
卿決疑訟，獄定嫌罪，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
至於論，不務全疑，兩傳並記，不宜明處，孰與剖破渾沌（11），解決亂絲（12），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13）」。
可褒，則義以明其行善（14）；可貶，則明其惡以譏其操。
《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
【註釋】
引文見《孟子·滕文公上》。
步：慢走。
騶（hou宙）：通「驟」。
快跑。
世疑：指沒有定論的疑難問題。
有人於此：暗指王充本人。
騄（lu路）：騄耳，一種千里馬。
《四難》：指《韓非子》中的《難一》、《難二》、《難三》、《難四》四篇文章。
桓寬：字次公，汝南郡（今河南上蔡西）人。
自幼研究《春秋公羊傳》，漢宣帝時被推舉為郎，後任廬一江一 （郡名，今安徽廬一江一 西南）太守丞。
學識淵博，善文章，曾根據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鹽鐵會議的記錄，把雙方互相責難的問題，補充、加工、整理，再用對話體形式編撰成《鹽鐵論》六十篇。
卿：指漢代中央主管司法的高級官吏「廷尉」。
全：通「詮」。
訂正。
據本書《薄葬篇》「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宜」當作「肯」。
（11）渾沌：形容糊塗不明的事物。
（12）亂絲：比喻雜亂無章的事物。
（13）引文參見《說苑·至公》。
（14）此句有誤，以下句例之，文句當為「則明其善以義其行」。
【譯文】
顏淵說：「舜是什麼樣的人，我就做什麼樣的人。」
五帝、三王之中，顏淵唯獨仰慕舜，是因為自己的步調和舜有一致的地方。
有智有德的人所追慕的，同默記心中的人所追求的，是一回事。
董仲舒談論道德政治，值得讚美。
考訂世間之事，論說社會上的疑難，沒有比桓君山更高明的了。
所以董仲舒文章的程度是可以達到的，而桓君山的論述就很難趕得上。
驥與一般的馬足跡絕不相同，然而有些馬還是能趕上千里馬的。
這裡有一種馬，足能行千里，終究不能稱為千里馬，是因它與驥的毛色不同。
這裡有一種人，文章配得上董仲舒，論述可與桓君山並列，始終與二人不相稱，是因為姓名與他們不同。
所以一般的馬也能行千里，不一定叫做驥或騄，人們期望賢智的人，不一定非孔子、墨子不可。
用什麼來證明這一點呢？桓君山的論述很難趕得上。
兩把刀相砍，就能知道它們的利與鈍；兩種論點一交一 鋒，就能看出它們的是與非。
所以韓非的《四難》，桓寬的《鹽鐵論》，是桓君山《新論》一類的書。
社會上有人產生疑惑，說了錯話而肯定了虛假的東西，論述者給予核實訂正，所以是很難辦的。
卿判決案件，獄吏斷定疑案，是非無法決斷，曲直無法分清，世人必然會認為卿和獄吏不稱職。
至於論述，不致力於訂正疑惑，兩種說法一併記載，不肯作出明確的結論，與能夠剖析糊塗不明的事理，解決雜亂無章的事情，使言論沒有不可知的，文章沒有不可理解的人相比准更好呢？考察孔子作《春秋》，「表彰極小的善事，貶斥細微的惡行」。
可褒獎的人，就宣揚他的美德稱讚他的善行；可貶斥的人，就揭露他的罪惡譏刺他的醜行。
《新論》的道理，與《春秋》完全是一致的。
【原文】
83·7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
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
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
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文術之《鹹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攻、楊子雲不能過也。
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偽真，無有故新。
廣陵陳子迥、顏方，今尚書郎班固（11），蘭台令楊終、傅毅之徒（12），雖無篇章（13），賦頌記奏，文辭斐炳（14），賦象屈原、賈生（15），奏象唐林、谷永（16），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
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一黨一 也。
韓非著書，李斯以言事；楊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17）。
非、私同門（18），雲、鋪共朝，睹奇見益，不為古今變心易意（19），實事貪善（20），不遠為術並肩以跡相輕（21），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
楊子雲反《離騷》之經（22），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23）。
《六略》之錄萬三千篇（24），雖不盡見，指趣可知（25），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
【註釋】
東番：地名，境域不詳。
鄒伯奇：東漢人，生卒事跡不詳。
臨淮：郡名，在今一江一 蘇北部，安徽東北角。
袁太伯：人名：生卒事跡不詳。
袁文術：《一江一 南通志》云：「《越絕書·外傳記》卷末有隱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為米，覆之以庚。
』為『袁康』二字。
書為袁康作也。
康，臨淮人，字文術，或曰字文伯。
其書有《經》，子貢作；有《內經》，吳平作；其《外傳》與《記》，乃袁康為之。」
袁文術名康，未知何據。
會稽：郡名，東漢前期在今一江一 蘇南部、浙一江一 和福建。
吳君高：參見16·9注。
周長生：參見39·9注。
囊橐（tuo馱）：兩種口袋的名稱。
大者長囊，小者稱橐。
能知之囊橐：形容才智博大一精一深。
《元思》：書名，已佚。
童：當作「章」，形近而誤。
《易章句》：書名，已佚。
《鹹銘》：書名，已佚。
《越紐錄》：即今《越絕書》，袁康與吳君高合著。
原書二十五卷，現存十五卷。
記吳越二國史地及伍子胥、子貢、范蠡、文種、計倪等人的活動。
多采傳聞異說，與《吳越春秋》所記相出入。
《洞歷》：書名，已佚。
攻：當作「政」，形近而誤。
善：當作「蓋」，形近而誤。
廣陵：郡名，在今一江一 蘇北部。
陳子迥、顏方：王充同時代人，生卒事跡不詳。
《揚州府志》：「陳子迥、顏方，皆廣陵人，與王充同時。」
（11）尚書郎：東漢皇帝秘書機構尚書台中擔任處理具體事務的官吏。
（12）蘭台：漢代宮中藏書的地方，它的長官稱「蘭台令」。
據《後漢書》楊終、傅毅本傳兩人均未當過蘭台令，疑「令」字下脫「史」字。
「蘭台令史」是蘭台令的屬員，整理圖書的官吏。
楊終：參見38·16注
（13）篇章：指大部頭著作。
按；王充與班固同時，班固著有《漢書》，王充寫本篇時可能尚未見到，所以如此說。
（14）斐炳：很有文采的樣子。
（15）屈原：參見2·3注（15）。
賈生：參見3·4注。
（16）唐林：唐子高。
參見37·4注。
谷永：谷子雲。
參見37·4注（17）侯鋪子：侯芭，字鋪子，揚雄的弟子，從揚雄一習一 《太玄》、《法言》。
（18）私：據遞修本當作「斯」。
同門：韓非、李斯俱受業荀卿。
（19）此句意為：不根據作品產生的時代早晚而改變評價的標準。
（20）貪：仰慕不已。
（21）此句有衍誤。
「遠」字、「術」字衍，當刪。
（22）《離騷》：春秋時楚國詩人屈原的代表作，後人尊它為《離騷經》。
僅《離騷》之經：揚雄寫文章吊屈原，往往喜歡採用《離騷》中的話，反其意而用之，取名《反離騷》。
參見《漢書·揚雄傳》。
（23）以上兩句文有脫誤，大意是：一篇作品往往因為被駁難，反而使它更突出。
（24）《六略》：指西漢末年劉歆根據漢代國家藏書編成的目錄《七略》。
全書包括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七個部分，其中「輯略。
是總論。
原書雖已失傳，但除「輯略」外，基本保存在《漢書·藝文志》中，共著錄書籍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劉盼遂認為有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卷。
（25）指：通「旨」。
【譯文】
社會習慣喜好珍貴古代而不重視現代，認為現代的書不如古代的書。
實際上古代現代是一樣的，著書人的才能有高有低，言論有對有錯，不分好壞而只是珍貴古代的書，這就是說古人比今人賢明。
考察東番的鄒伯奇、臨淮的袁太伯和袁文術、會稽的吳君高和周長生這些人，地位雖然達不到公卿那麼高，但確是才智博大一精一深，是一批文雅的英雄人物。
看鄒伯奇的《元思》、袁太伯的《易章句》、袁文術的《鹹銘》、吳君高的《越紐錄》、周長生的《洞歷》等書，連劉子政、揚雄也不能超過他們。
人的才智有淺有深，這是不分古今的；文章有假有真，這是不分新舊的。
廣陵的陳子迥和顏方，當今的尚書郎班固，蘭台令史楊終、傅毅這些人，雖然沒有大部頭著作，但他們寫的賦頌記奏，言辭極有文采，賦就同屈原、賈誼的一樣，奏就同唐林、谷永的一樣，把它們放在一起來比較長處，其優美程度是一樣的。
當今他們沒有出名，假如在百代以後，他們就是劉子政和揚子雲一類的人物了。
韓非寫的書，李斯引用來議論事理；揚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著就宣揚它。
韓非與李斯同在一個老師門下，揚子雲和侯鋪子共在一個朝代，親眼目睹奇異之書，不根據作品的年代而改變評價標準，實事求是，凡是好的都仰慕不已，不因為是同時代的人就認為經歷平凡而瞧不起，喜愛奇特的書沒有止境，所以奇特的書名聲久傳不絕。
揚子雲反其意而用《離騷》中的話，並不能完全相反，一篇文章往往由於被非難，反而使它更加突出。
《六略》著錄有一萬三千卷，即使不能全都見到，其宗旨還是大體可以知道的，所以借其中某些不合理的地方，進行考訂並加以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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