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衡
正說篇
【題解】
本篇是為糾正漢儒對儒家經書篇題的荒誕解釋而作的，批判了他們對經書的神化。
文中談到的經書有《詩》、《書》、《易》、《禮》、《春秋》和《論語》。
漢代自武帝設立五經博士以後，今文經學成了官學。
這種經學對儒家經書進行牽強附會的解釋，加以神化，成了一種進身做官的敲門磚。
王充站在比較講究訓詁和史實的古文經學的立場，對這種官學進行了批判。
王充指出，「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
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
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
他們稍有一點名氣，就「趨為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竟進」，根本不專心研究經書，使得「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真」。
王充認為，造成這種風氣的原因，一方面是「欲明經」當官，一方面是「校古隨舊」已成習慣，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所以就連「經傳篇數」也被說得神乎其神，如說《春秋》紀魯十二公，是取法於一年十二個月，而《春秋》則為年名。
他的結論是：「經之傳不可從，五經皆多失實之說」。
本篇所談的五經原委，是研究兩漢經學源流的可靠資料。
【原文】
81·1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
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
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一習一 辭語。
苟名一師之學，趨為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一精一用心，考實根核。
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
《尚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粗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註釋】
五經：參見25·17注。
蚤：通「早」。
汲汲：形容心情迫切的樣子。
正：糾正，考訂。
粗粗：淺陋。
【譯文】
儒者解釋五經，大多不符合五經的真實情況。
先前的儒者不見它的來龍去脈，憑空編造許多虛妄之說。
後來的儒者迷信前輩老師的說法，遵循舊有的解釋，把那些辭語背得滾瓜爛熟。
如果追隨某一學派有了點名氣，就急於當老師教人，及早做官，迫切地爭著往上爬，沒有時間集中一精一力用心鑽研，以考訂核實五經的本來面目。
所以虛妄之說流傳不絕，真實面目被埋沒而不被發現，五經全都失去了它真實的面目。
《尚書》、《春秋》中所記載的史事比較容易弄清，只要對有關五經題目方面的各種淺陋說法略加糾正，便可以弄清有關經書內容方面的微妙解說。
【原文】
81·2說《尚書》者，或以為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
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
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
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
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
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
伏生老死，《書》殘不竟。
晁錯傳於倪寬。
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
宣帝下示博士（11），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至孝景帝時（12），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13），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14）。
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15），外不得見。
至孝成皇帝時（16），征為古文《尚書》學（17）。
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18），空造百兩之篇（19），獻之成帝。
帝出秘百篇以校之（20），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
吏白霸罪當至死（21），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
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註釋】
二十九篇：指今文《尚書》二十九篇。
李斯：參見21·12注。
濟南：郡名，在今山東西北部。
伏生：即伏勝。
參見61·8注。
孝景皇帝：漢景帝。
參見9·12注。
「景帝」當為「文帝」之誤。
《史記》、《漢書》皆雲派晁錯向伏生學《尚書》的是漢文帝。
下同。
始存《尚書》：指開始設立博士官，教授《尚書》。
據《後漢書·翟酺傳》，立《尚書》博士是在漢文帝時。
晁錯：參見39·8注。
倪寬：參見10·10注。
孝宣皇帝：漢宣帝。
參見11·5注。
河內：郡名。
參見36·7注。
各一篇：據《隋書·經籍志》，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
王充說「一篇」，實際上《說卦》原本合《序卦》、《雜卦》為一篇，是同一回事。
逸《書》一篇自來認為是《泰誓》，唯逸《禮》一篇不知為某本某章。
（11）博士：指漢武帝時開始設立的五經博士。
（12）孝景帝：本書《案書篇》作「孝武帝」。
有關的史書記載亦互有出入。
（13）共：通「恭」。
魯共王：參見61·1注。
（14）得百篇《尚書》：據《漢書·藝文志》，魯共王拆毀孔子住宅所得的用古文字寫的《尚書》，於當時通行的二十九篇之外，多出十六篇，計四十五篇。
（15）中：指宮中藏書之處。
（16）孝成皇帝：漢成帝。
參見11·5注。
（17）古文《尚書》：漢代《尚書》的傳本有兩個，一個是今文本，一個是古文本。
今文本由伏生傳授，是用漢代通行的隸書寫成，所以叫今文《尚書》，也稱為「伏生本」。
古文本就是魯恭王從孔子舊宅中發現的《尚書》。
這部《尚書》是用不同於隸書的古文字寫的，因此叫古文《尚書》。
又稱「孔壁本」或「壁中本」。
（18）東海：郡名。
參見34·14注。
張霸：參見55·9注。
百篇之序：指一百篇《尚書》殘存下來的各篇的序言。
（19）空造百兩之篇：參見36·8注。
（20）秘百篇：指宮中秘藏的一百篇古文《尚書》。
（21）白：上報。
當：古代判罪叫「噹」。
【譯文】
解說《尚書》的人，有人認為它有一百零二篇，後來遇到秦朝焚燒《詩》、《書》，遺存下來的只有二十九篇。
說秦朝焚燒《詩》、《書》是對的，說《尚書》本來就有一百零兩篇就錯了。
《尚書》本來有一百篇，是孔子用來傳授學生的。
遇上秦朝採納李斯的建議，焚燒五經，濟南郡的伏生抱著一百篇的《尚書》隱藏在山中。
漢文帝時，開始設立博士官傳授《尚書》。
伏生從山中出來以後，漢文帝派晁錯去跟伏生學習 《尚書》二十餘篇。
伏生年老死去，《尚書》因此殘缺不全。
晁錯將《尚書》傳授於倪寬。
到漢宣帝時，河內郡的女子拆舊房子，得到失傳的《易》、《禮》、《尚書》各一篇，把它們呈奏給朝廷。
漢宣帝一交一 給博士們傳閱，這以後《易》、《禮》、《尚書》又各增加了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才確定下來了。
到漢景帝的時候，魯共王拆毀孔子的教授堂來修建宮殿，在牆壁中得到了百篇《尚書》。
漢武帝派使臣去取來看，沒有誰能讀懂，於是就把它秘藏在宮中，外間不能得見它。
到漢成帝時，徵求能治古文《尚書》的學者。
東海郡的張霸根據百篇《尚書》的序言，憑空編造出一百零兩篇本的《尚書》，把它獻給漢成帝。
漢成帝就拿出秘藏的百篇本《尚書》來校對百兩篇本全都不相符合，於是把張霸一交一 給司法官吏去審問治罪。
司法官吏上報張霸的罪當判死刑，漢成帝看重他的文才而沒殺他，又愛惜他的著述而沒銷毀它。
所以一百零兩篇本的《尚書》流傳在世間，傳閱見到它的人就說《尚書》本來有一百零兩篇了。
【原文】
81·3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
夫《詩經》獨燔其詩。
書，五經之總名也。
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五經總名為「書」。
傳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
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
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
齊人淳於越進諫，以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為諛。
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為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書百家語者刑（11），唯博士官乃得有之。
五經皆燔，非獨諸家之書也（12）。
傳者信之，見言「詩書」，則獨謂經謂之書矣（13）。
【註釋】
博：通「■（bo柏）」。
古代的一種棋戲。
博戲：這裡指游手好閒，不務正業。
引文不知出自何書。
子路：參見8·3注（15）。
子羔：參見26.19注。
費（bi閉）：春秋魯地，在今山東費縣東北。
宰：地方小官。
以上事參見《論語·先進》。
二：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及本書《語增篇》當為「三」。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
咸陽宮：秦都咸陽城內的皇宮。
博士：參見3·3注（13）。
僕射（yie夜）：官名。
這裡指博士僕射，是博士的長官。
周青臣：參見25.18注。
淳於越：參見25.18注。
卒：同「猝」。
田常：參見29·8注。
六卿：指春秋後期晉國的范氏、中行（hanq杭）氏、知氏、韓、趙、魏六家世卿。
他們掌握晉國大權，後因相互兼併，范、中行、知三家先後被消滅，韓、趙、魏三家瓜分了晉國。
黔首：老百姓。
戰國及秦代對國民的稱謂。
（11）諸：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及本書《語增篇》「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當為「詩」字，形近而誤。
（12）諸家：尋文義，當為「詩家」之誤。
（13）本句下「謂」字為「詩」字之誤，而又與「經」字互倒。
經謂當作「詩經」。
【譯文】
有人說秦朝焚燒詩書，燒的是解釋《詩經》的著作，《詩經》本文並沒有被燒燬。
《詩經》被燒掉的正是它的詩本身。
「書」，是五經的總名稱。
傳上說：「男子不讀經書，就會產生游手好閒不務正業的思想。」
子路讓子羔去費地做縣宰，孔子說：「這簡直是害人子弟。」
子路說：「費地有老百姓，有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社稷，為什麼只有讀書才叫學習 呢？」
這些都證明五經的總名叫「書」。
傳授的人不知道秦朝焚燒詩書的起因，所以不瞭解燒書的實際情況。
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陽宮設酒宴，七十個博士上前為秦始皇敬酒祝壽。
僕射周青臣進前稱頌秦始皇。
齊人淳於越進諫，認為秦始皇不封賜子弟，終有一天會出現像田常、六卿爭權那樣的禍亂，就無法挽救，譏諷周青臣的稱頌，稱之為阿諛奉承。
秦始皇把淳於越的議論一交一 給丞相府去評議，丞相李斯認為淳於越的建議不能採用，因此說諸生的議論在老百姓中造成了迷惑與混亂，就命令史官將五經全部燒掉，有敢於私藏詩書及百家著述的就判刑，只有博士官才能收藏五經。
可見五經都燒了，不光是燒掉了解釋《詩經》的書籍。
傳聞的人相信了只燒「詩家之書」的說法，看到焚書令中的「詩書」二字，就認為燒的只是解釋《詩經》的書籍了。
【原文】
81·4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
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
七十一篇為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晁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
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矣。
【譯文】
傳授的人也許知道《尚書》被秦朝所焚燒，而認為二十九篇是其中在當時已經亡失沒有被燒掉的部分。
真像這種說法的話，《尚書》二十九篇，就是秦焚書後的剩餘了。
七十一篇被燒成了炭灰，為什麼二十九篇唯獨會遺留下來呢？伏生年紀大了，晁錯跟他學習 《尚書》時，恰好學得二十多篇，伏生死了，所以唯獨二十九篇出現在世間，而七十一篇亡失了。
本來亡失的是七十一篇，反而說成是二十九篇亡失了。
【原文】
81·5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
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
夫《尚書》滅絕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
蓋俗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明也。
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
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有章句也，猶有文字也。
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
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
《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
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
【註釋】
曰斗：上「曰」字當為「四」字之誤，而又與「斗」字互倒。
文句應為「法斗四七宿也」。
斗：北斗星。
四七宿：即二十八宿。
參見31·13注。
安得法乎：意思是二十九篇的篇數只不過是碰巧遺留下來的，怎麼談得上是「法斗四七宿」呢？
闕：通「缺」。
殘缺。
立法：指編造傚法星宿的說法。
章句：章節句讀。
三百篇：《詩經》共三百零五篇，這裡取整數而言。
【譯文】
有人說《尚書》的二十九篇，是傚法天上的北斗星和二十八宿。
四七二十八篇，另外那一篇說成是傚法北斗星，所以有二十九篇。
《尚書》在秦朝滅絕，其中存在能見到的有二十九篇，怎麼談得上是傚法星宿之數呢？漢宣帝時，得到散失了的《尚書》和《易》、《禮》各一篇，《禮》、《易》的篇數也才補足，又哪會有所傚法呢？根據百篇《尚書》的序言，缺遺的有七十一篇，單單為二十九篇編造傚法星宿的說法，怎麼行呢？有人解釋說：「孔子另外選了二十九篇，唯獨二十九篇有所傚法。」
這大概是一般讀書人的解釋，不一定是傳記上的明文。
二十九篇殘缺不全，就有傳授它的人，根據這個不完整的篇數，編造出傚法星宿的說法，既失去了聖人的本意，又違背了古今的事實。
經書有篇數，就像有章節句讀一樣；有章節句讀，就像有文字一樣。
文字具有一定的意義以構成句子，句子具有一定的數目以構成章節，章節具有一定的體例以綴結成篇。
篇就是章節句讀的結合。
說篇數有所傚法，這就是說章節句讀也有所傚法了。
《詩經》古時候也有幾千篇，孔子刪去重複的篇數，訂正而保存下三百篇，如同《尚書》只有二十九篇一樣。
說《尚書》二十九篇有所傚法，這就是說《詩經》三百零五篇也有所傚法了。
【原文】
81·6或說《春秋》，十二月也。
《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
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
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
孔子作《春秋》，記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眾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
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
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法。
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
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為篇矣。
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
殊種異類，論說不同，更別為篇。
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安得法象之義乎？
【註釋】
十二月：意思是《春秋》記載了魯國十二個君王的歷史，是傚法於每年十二個月的。
十二公：指春秋時期魯國的十二個君王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公。
人道：指儒家所主張的道德規範。
浹（jiā加）：徹，周全。
王道：儒家稱以「仁義」治天下叫「王道」，與「霸道」相對。
善善：表彰好的。
惡（wǖ務）惡：譴責壞的。
近：接近。
這裡是比得上之意。
引文參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
三軍：參見8·8注。
六師：這裡指國家軍隊下面按六個師進行編製。
《周禮·夏官序》：「二千有五百人為師。」
二千人：指六師有一萬二千人。
古代有一種說法，一精一良的軍隊只要一萬二千人就足以戰勝敵人，橫行天下。
詩：據下文「賢者作書」例，當刪。
科條：這裡指文章的章節。
【譯文】
有人解釋《春秋》，說是傚法每年十二個月的。
《春秋》按魯國十二公編年紀事，如同《尚書》有一百篇一樣，一百篇無所傚法，十二公怎麼會有所傚法呢？解釋《春秋》的人說：「二百四十二年歷史中，『人道』周全，『王道』完備，表彰好的，譴責壞的，整頓亂世，使它返回正道，沒有比得上《春秋》的。」
如此說來，通過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為人之道和治國之道正好全部講透了。
一國的軍隊有六師一萬二千人，就完全可以攻伐敵寇，橫行天下了，有令即行動有禁即停止，不一定是傚法了什麼東西。
孔子編寫《春秋》，只記載了魯國十二公，正像一國的軍隊有六師一樣；將士有一萬二千人，正像《春秋》紀年有二百四十二年一樣。
六師一萬二千人，就完全可以組成一國的軍隊，那麼孔子通過《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紀事，也完全可以闡明自己的道理了。
論說此事的人喜歡把道理說得神乎其神，把意義誇大得毫無邊際，認為不這樣做就會遭受禍殃，所以經傳的篇數，都被說成是有所傚法的了。
考訂核實根本，評論那些文章的含義，孔子編寫《春秋》和那些賢人寫書，並沒有什麼不同。
所以聖人寫經，賢人寫書，意義和道理講盡了，文辭完備了，就構成了篇。
他們編寫一篇，就把同一個種類的內容歸在一起，把章節互相連接起來。
如果種類不同，論說不一樣，就另外寫成一篇。
意義不同文章就不同，事情改變了篇目也就更換了，根據事情的意義來寫作，有什麼傚法模仿的意思呢？
【原文】
81·7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
又說為赤制之中數。
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
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為是，則據三世之論誤。
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
《洪範》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
紀十二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矣。
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為十二公事足以見王義邪。
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
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為三世見也。
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
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
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為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為始，是竟以備足為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
說隱公享國五十年，將盡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記載，同一實也。
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
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
章以首義，年以紀事。
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註釋】
赤制：指漢朝。
按陰陽五行說，漢朝是火德，而五色之中與火相應的是赤色。
中數：半數。
為赤制之中數：按讖緯說法，孔子作《春秋》是為漢朝製法，而斷十二公，是表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已盡，一姓不得再受命。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是孔子為漢朝預先制定的享國年數的一半。
五紀：指歲、月、日、星辰、歷數。
邪：表肯定，同「也」。
三世：「三世」二字不當重，或即下「三世」二字當作「三八」。
說：據文意當為「設」。
五十年：實際上魯隱公享國十一年。
【譯文】
有人解釋《春秋》記載的二百四十二年，認為上壽九十年，中壽八十年，下壽七十年，孔子是根據中壽年數的三代而作《春秋》的，三八二十四，所以是二百四十年。
又解釋說這是漢朝享國年數的一半。
又解釋說這二百四十二年，為人之道周全，君王治國之道完備。
如果根據中壽三世而確定年數的這個說法正確，那麼所謂把「人道」、「王道」講透的說法就不對了；如果說所謂把「人道」、「王道」講透的說法正確，那麼根據中壽三世而確定年數的說法就錯了。
二者互相衝突而想確定它的含義，聖人的本意又怎麼來確定呢？凡是記載事情而標明年月日的，是為了記得詳盡以表示對事情的重視。
《洪範》用五紀、歲、月、日、星，是記錄事情的文字，不是傚法模仿的說法。
《春秋》記載魯十二公享有君位的年數，總共有二百四十二年，這些就成了確立中壽三世說的根據了。
實際上，孔子記載魯國十二公的歷史，是認為十二公的事情正好足以闡明「王道」。
根據中壽三世的說法，而中壽三世的年數正好是由十二公的享國年數才湊足的。
如果根據記載十二公的事情足以闡明「王道」，那麼二百四十二年就不是為了湊足中壽三世的年數才出現的。
如果根據中壽三世的年數，取三八二十四之數，二百四十年就行了，為什麼一定要多取二年呢？解釋的人又說：「這是想要配合魯隱公紀元的開始。
不多取二年，那麼隱公元年的事就不能記載在經書裡了。」
如果《春秋》本來是根據中壽三世的年數而作的，那麼何必一定要用隱公元年的事情作為開端呢？必須要用隱公元年的事情作為開始，這是以年代完整道理完備為根據，根據中壽三世年數的說法不再適用了。
假如隱公享國五十年，是把隱公元年以來的事情都記載下來呢？還是從中間斷開以符合中壽三世二百四十年的年數呢？如果把隱公元年以來的事情全記載下來，那麼中壽三世二百四十年的年數就從中間被割斷了。
如果從中斷開以符合中壽三世的年數，那麼隱公紀元的開始又不符合了，怎麼能行呢？況且年和月日只不過是時間長短不一樣罷了，它們所記載的，是同一回事。
如果二百四十二年說它是根據中壽三世的年數確定的，那麼二百四十二年中的日月也就必定有什麼數字作為根據了。
年數是根據中壽三世，月日的多少又是根據什麼呢？《春秋》有年數，就同《尚書》有章一樣。
用章揭示要旨，用年來記載事情。
說《春秋》的年數有根據，這就是說《尚書》的章也是有所根據的了。
【原文】
81·8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
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
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
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
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
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後因之曰《連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曰《周易》（11）。
其經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大爻（12）。
世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真作八卦也。
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
演作之言，生於俗傳。
苟信一文（13），使夫真是幾滅不存。
既不知《易》之為《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
案禮夏、殷、週三家相損益之制，較著不同。
如以周家在後，論今為《周易》，則《禮》亦宜為《周禮》（14）。
六典不與今《禮》相應（15），今《禮》未必為周，則亦疑今《易》未必為周也。
案左丘明之《傳》（16），引周家以卦，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
【註釋】
伏羲八卦：參見36·7注。
周文王：參見2·5注（13）。
演為六十四卦：參見36·7注。
河：黃河。
河出圖：參見16·16注。
洛：洛水。
洛出書：參見19·12注。
王（wang忘）：稱王。
《洪範》九章：即《洪範》九疇，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和六極。
是古代的九類治國大法。
烈山氏：一作厲山氏，神農氏的別稱。
一說即炎帝。
夏後：夏後氏，指夏王朝。
參見36·7注。
烈山氏：夏殷二《易》不宜同出烈山，下烈山氏當作歸藏氏。
歸藏氏：傳說中的上古帝王。
歸藏：參見36·7注。
（11）據文意，「曰」字前疑脫「因之」二字。
《周易》：亦稱《易經》，簡稱《易》。
參見36·7注。
（12）彖：參見36·7注。
十八章：指《易經·彖辭》十八章。
爻（yao搖）：組成卦象的基本符號，分陽爻（—）和陰爻（－－）。
六爻：八卦本卦每卦為三爻，推演為六十四卦後，每卦成為六爻。
究六爻：指研究卦象，寫出卦辭。
（13）一：據文意，疑為「其」。
（14）《禮》：當時專指《禮經》，即今存《儀禮》。
參見7·6注。
（15）六典：參見36·9注。
（16）左丘明：參見16·20注（17）。
《傳》：指《左傳》，參見18·6注。
【譯文】
解釋《易》的人都認為是伏羲製作了八卦，周文王把它推演為六十四卦。
聖王興起，黃河中出圖，洛水中出書。
伏羲稱王，《河圖》從黃河水中出現，這就是《易》的八卦。
夏禹時得到《洛書》，書從洛水中出現，這就是《尚書·洪範》中的九疇。
所以伏羲氏用八卦治理天下，夏禹依據《洪範》來治理洪水。
上古烈山氏之王得到《河圖》，夏後氏繼承了它而稱之為《連山》；歸藏氏之王得到《河圖》，殷朝繼承了它而稱之為《歸藏》；伏羲氏之王得到《河圖》，周代人繼承了它而稱之為《周易》。
這種經上的卦都是六十四個，周文王和周公研究卦中的六爻因而寫出彖辭十八章。
世間傳授解釋《易》的人，說是伏羲製作八卦，如果不切實地考究《易》的本源，那就會認為八卦真是伏羲製作的了。
伏羲是得到八卦，並不是製作了八卦；周文王得到的已經是現成的六十四卦，並不是他推演成六十四卦。
推演製作的說法，產生於俗傳之中。
如果相信了他們的說法，就會使那些真實情況幾乎全部被抹殺而不存在了。
既不知道《易》就是《河圖》，又不知道存在於世間的是哪一家的《易》，也許是《連山》、《歸藏》，也許是《周易》。
依據夏、殷、週三代刪減增加的禮制，有顯著的區別。
如果因為周代處在三代的最後，就說今天的《易》是《周易》，那麼今天的《禮經》也就應該是周代的禮了。
然而《周禮》的六典和現存的《禮經》卻並不相符合，今天的《禮經》不一定就是周禮，那麼也應該懷疑今天的《易》不一定就是《周易》了。
但是，考察左丘明在《左傳》中引用的周代的卦辭和今天的《易》又很相符合，據此，今天的《易》大概就是《周易》了。
【原文】
81·9說《禮》者皆知禮也，為《禮》何家禮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
方今周禮邪？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六典。
或時殷禮未絕，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為周禮也。
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是也。
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興矣。
【註釋】
為禮何家禮也：依句意，當作「禮為何家禮也」。
引文參見《論語·為政》。
《周官》：即《周禮》。
《春秋左氏》：即《左傳》，本書《案書篇》認為它在西漢初失傳，漢武帝時才又和古文《尚書》一同被發現。
【譯文】
解釋《禮》的人都知道《禮》，今天的《禮經》是哪個朝代的禮制呢？
孔子說：「殷代承襲的是夏代的禮制，其中增刪了什麼是可以知道的。
周代承襲的是殷代的禮制，其中增刪了什麼也是可以知道的。」
由此說來，夏、殷、週三代各自有自己的禮制。
現在流傳的《禮經》是周代的禮制呢？還是夏、殷時代的禮制呢？如果認為它是周代的禮制，那麼周禮有六典，而考察今天的《禮經》，卻並不見六典。
也許由於殷禮並沒有全部絕跡，而記載六典的禮書卻沒有流傳下來，世人根據周代處在三代的最後因此就把《禮經》說成是周禮了。
考察《周禮》記載的禮儀制度，與今天的《禮經》不相符合，那麼《周禮》應該是記載六典的了。
《周禮》一度失傳，就像古文《尚書》和《春秋左氏傳》一度不流傳一樣。
【原文】
81·10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為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
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敕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為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
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
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
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11）。
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
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12），官至荊州刺史（13），始曰《論語》。
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
本三十篇，分佈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贊或是或誤（14）。
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問（15），以纖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
一溫一 故知新，可以為師（16），今不知古（17），稱師如何？
【註釋】
《論》：指《論語》。
據文意，「但」字後疑當有「知」字。
八寸為尺：《禮記·王制》鄭註：「周尺之數，未詳聞也。
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
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
敕：告誡，教導。
以但：據文意，疑當作「但以」，此蓋誤倒。
二尺四寸：參見11·3注。
發：發掘，指魯恭王拆毀孔子舊宅。
取：指漢武帝派人取視。
古文：指古文《尚書》和《論語》。
二十一篇：指古文《論語》二十一篇。
《隋書·經籍志》：「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
二：涉上下諸「二」而衍。
河間：西漢諸侯王國，在今河北獻縣一帶。
三十篇：合齊、魯、河間《論語》九篇，加古文《論語》二十一篇，正好三十篇。
昭帝：漢昭帝劉弗陵（公元前94～前74年），西漢皇帝，公元前86～74年在位。
武帝少子，年幼即位。
在位期間，執行武帝政策，移民屯田，曾多次派兵擊敗匈一奴一、烏桓。
始元六年（前81年），征郡國賢良文學，召開鹽鐵會議，問民之疾苦。
謚昭帝。
女：據《漢書·昭帝紀》當刪。
（11）宣帝：漢宣帝。
參見11·5注。
太常：漢代官名，掌管宗廟禮義。
漢武帝所設五經博士，隸屬於太常。
（12）孔安國：西漢經學家，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漢武帝時官至諫議大夫，曾用漢代通行的文字，傳授孔壁古文《尚書》、《論語》。
扶卿：漢武帝時人。
（13）荊州：漢武帝時劃分的全國十三個監察區之一，轄境主要在今湖北、湖南兩剩刺史：參見2·6注（15）。
（14）讚：據文意，疑為「辭」。
（15）剝解：割裂分解，這裡形容瑣碎。
（16）以上兩句參見《論語·為政》。
（17）今不知古：本書《謝短篇》亦有此文，作「古今不知」。
【譯文】
解釋《論語》的人都只是知道解釋字義和文意，不知道《論語》原本有多少篇；僅僅知道周代以八寸為一尺，卻不知道《論語》只用一尺長的竹簡來書寫的意思。
所謂《論語》，是孔子的弟子共同記錄的孔子的言行，他們接受教誨需要記錄的時候很多，達到幾十幾百篇，以八寸為一尺的竹簡記錄，是為了記錄簡要，懷藏攜帶方便。
因為《論語》不是作為經書遺存下來的，而是怕忘記而作為傳文記錄下來的，所以只用八寸為一尺的竹簡來記錄，而不用寫經書用的二尺四寸長的竹簡。
漢朝興起時《論語》失傳了，到漢武帝時拆毀孔子舊宅，武帝派人取視孔子壁中的古文，得到古文《論語》二十一篇，加上齊、魯、河間的九篇，正好三十篇。
到漢昭帝時讀到古文《論語》二十一篇，到漢宣帝時把古文《論語》一交一 給太常博士。
當時還說它的文字難懂，給它取名叫傳，後來改用隸書抄寫以便於傳授和誦讀。
當初，孔子的十二世孫孔安國用它傳授給魯人扶卿，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才開始稱這部書為《論語》。
現在稱為《論語》的只有二十篇，又散失了齊、魯、河間的九篇。
原本有三十篇，分散遺失，有的只剩二十一篇，篇目有多有少，文字辭句有對有錯。
解釋《論語》的人，僅僅知道用些瑣碎的問題來提問，用些細微的問題來責難，卻不知道追究最早的篇數章目。
一溫一 一習一 舊有的知識就能有新的體會和收穫，這就可以當老師了。
現在不瞭解古代的情況，怎麼能稱作老師呢？
【原文】
81·11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乘》、《檮杌》同。
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奇說異意，深美之據也。
今俗儒說之：「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
《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為《春秋》。」
《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尚書》者，以為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為名，不依違作意以見奇。
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聖之意矣。
《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11），日有食之。
不書日，官失之也。」
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
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12），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
蓋紀以善惡為實，不以日月為意。
若夫公羊、穀梁之傳（13），日月不具，輒為意使。
失平常之事（14），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意，非孔子之心。
夫《春秋》實及言夏（15），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
【註釋】
王者：指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這些聖王。
《乘》（sheng聖）：春秋時晉國史書的名稱。
《檮杌》（taowu桃誤）：春秋時楚國史書的名稱。
《春秋》：這裡指未經孔子刪改過的魯國原來的史書。
引文參見《孟子·高婁下》。
歲：指一年的農事收成。
奉始養終：有始有終，概括始終。
據文意，「《尚書》」前疑當有「說」字。
授事相實：根據事實，從實際情況出發。
依違：模稜兩可，沒有事實根據。
作意：故意，隨心所欲。
（11）桓公：魯桓公，公元前711～前694年在位。
有：通「又」。
十有七年：即十七年。
朔：陰曆每月初一。
桓公十七年：公元前695年。
（12）縣官：參見34·10注。
這裡指漢朝皇帝。
（13）公羊、穀梁：公羊高、穀梁赤。
參見16·20注（17）。
（14）失：據文意，疑當為「夫」。
（15）據文意「夏」字上脫「冬」字。
《釋名·釋典藝》曰：「《春秋》，言春秋冬夏終而成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也。」
【譯文】
孟子說：「聖王采詩的盛事廢除了，《詩》也就不作了，《詩》不作了才會寫作《春秋》。
晉國的《乘》，楚國的《檮杌》，魯國的《春秋》都是同一類的史書。」
《春秋》是魯國史書的別稱，跟《乘》和《檮杌》是同樣的。
孔子沿襲舊有的名稱，用來稱呼《春秋》這部經書，不一定有什麼與眾不同的解釋和深奧美妙的道理。
現在的俗儒解釋《春秋》說：「春天莊稼開始生長，秋天莊稼成熟。
《春秋》這部經書，可以概括一年的始終，所以稱為《春秋》。」
《春秋》這部經書和《尚書》有什麼不同呢？解釋《尚書》的人，認為它是上古帝王的書，有人又認為是帝王所做的事，而由臣子們記錄成書的，是根據事實而給它取的名稱，不是沒有事實根據隨心所欲而表現它的奇異。
解釋《尚書》的人掌握了這部經書的真實情況，解釋《春秋》的人卻違背了孔子的本意。
《春秋左氏傳》記載：「桓公十七年冬十月初一，出現了日食。
不寫明紀日的干支，這是史官失職。」
說「史官失職」這句話，大概是符合實際的。
史官記錄事件，如同現在記錄皇帝言行的書，年月因為還比較大而不容易遺漏，日子則因為較小而容易遺忘。
因為寫歷史以記載善惡為主要內容，而不在意事情發生的具體時間。
就像《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一樣，日月並不具體，往往是故意這樣做的。
本來是極平常的事情，卻故作怪異的解釋；本來是直截了當的記載，卻增添了許多曲折複雜的道理，這並不是孔子的心意。
《春秋》實際上也講到了冬夏的事情，書上所以不寫冬夏二字，也和不寫具體的日月一樣，同屬一回事情。
【原文】
81·12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
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為號，若人之有姓矣。
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
故唐之為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
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
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
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為秦，漢之為漢。
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
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為秦、漢作道德之說矣。
【註釋】
唐：古地名，傳說是堯的封地。
其地在何處，說法不一。
虞：古地名，傳說是舜的祖先的封地。
夏：古地名，傳說是禹最早的封地。
殷：指成湯的都城亳（bo伯），在今河南偃師縣西。
周：指周文王祖先的居地，在今陝西岐山縣東北。
達：顯達，指成為帝王。
以上下文例，「殷」下當有「湯」字。
以上解釋《尚書》的說法，參見《白虎通·號篇》。
後「秦」字：古地名，在今甘肅清永縣東北。
漢中：郡名。
戰國楚懷王始置，因在漢水中游得名，秦漢沿置。
轄境相當今陝西秦嶺以南地區。
猶：疑當為衍文。
王莽：參見9·15注（15）。
新都：王莽奪取西漢政權前的封地，在今河南新野縣東。
新都侯：《漢書·王莽傳》：「成帝永始元年，封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
新：王莽的國號。
亡新：滅亡了的新朝。
「亡新」不是王莽初起時的稱號，是後漢人沿用的稱呼，王充語焉不察。
【譯文】
唐、虞、夏、殷、周，都是土地的名稱。
堯以唐地的諸侯繼承帝位，舜從虞地得以顯達，禹由夏地興起，成湯由殷地而興盛，周武王憑借周地而建功立業，這都是原本他們得以興盛發達的地方，尊重根本不忘初始，所以用來作為國號，就像人有姓一樣。
解釋《尚書》的人，都認為這些統治天下的朝代稱號唐、虞、夏、殷、周，是表示功德的名稱，包含著興盛昌隆的意義。
因此說「唐」這個字的意思，是浩大無邊；「虞」這個字的意思是安樂；「夏」這個字的意思是正大；「殷」這個字的意思是適中；「周」這個字的意思是周至。
堯就是功德浩大無比老百姓簡直不知道怎樣來稱讚他；舜就是天下安定歡樂；禹繼承堯舜的帝業，使道德崇高浩大，老百姓不知怎樣來稱讚他；殷就是使道德適中；周武王就是使功德周密無所不至。
它的立義極美，對唐堯、虞舜、夏、殷、週五代的讚頌也是夠高的了，然而卻違背了它們真正的實情，背離了它們最初的含意。
以唐、虞、夏、殷、周為國號，如同秦朝以秦為國號，漢朝以漢為國號一樣。
秦朝興起於秦地，漢代興起於漢中，所以國號就稱為秦、漢，如同王莽從新都侯興起，因此國號稱為新一樣。
如果秦、漢兩代記載在經傳上，這些解釋經傳的人又會把秦、漢名稱的由來從道德上去作一番解釋了。
【原文】
81·13堯老求禪，四岳舉舜。
堯曰：「我其試哉１說《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為天子也。」
文為天子也。
文又曰：「『女於時，觀厥刑於二女。
』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
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為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一精一耀相炤，曠然相信。
又曰：「『四門穆穆，入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眾多並吉，若疾風大雨。」
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
聖成事（11），舜難知佞，使皋陶陳知人之法（12）。
佞難知，聖亦難別。
堯之才，猶舜之知也。
舜知佞，堯知聖。
堯聞舜賢，四岳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我（13）１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
復令人庶之野（14），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
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
夫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
說家以為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誠而不存（15）；曲折失意，使偽說傳而不絕。
造說之傳，失之久矣。
後生一精一者，苟欲明經（16），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以為說證。
經之傳不可從，五經皆多失實之說。
《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故頗獨論。
【註釋】
禪：禪讓，指古代君王讓位給別人。
其：相當於「姑且」。
以上事參見《尚書·堯典》。
據文例「說《尚書》」下疑脫「者」字。
女：把女兒嫁給人。
時：通「是」。
此，指舜。
厥：其，他的。
刑：通「型」。
示範，法則。
二女：堯的兩個女兒娥皇、女英。
引文參見《尚書·堯典》。
爾：段玉裁說，「觀爾」乃「觀示」之誤。
炤：同「照」。
穆穆：形容恭敬的樣子。
引文參見《尚書·舜典》。
三公：參見8·6注。
這裡泛指輔佐天子的最高官吏。
（11）聖：據文意，疑為衍文。
「成事」二字總領下文，本書常用語。
（12）皋陶：參見1·3注。
（13）據上文例，後「我」字當作「哉」。
（14）人庶：據本書《吉驗篇》「堯使舜入大麓之野」，當為「入大麓」。
（15）誠：疑為「滅（■），」字形誤。
（16）明經：會解釋儒家經書。
在漢代，「明經」是當官的一條捷徑。
【譯文】
堯年老了，尋求能夠繼承帝位的人，四岳推舉舜來繼位。
堯說：「我姑且試一試看１解釋《尚書》的人卻說：「試，就是用的意思；我姑且用他當天子。」
《尚書》的文字記載是堯要舜試做天子。
《尚書》的記載又說：「『我要把女兒嫁給舜，從我的兩個女兒那裡觀察他治家的情況。
』所謂觀察，是把虞舜放在天下人的面前讓大家來觀察，不是說堯自己觀察他。」
這樣說的目的，是為了使堯、舜的形象更加高大，認為聖人互相認識已經很清楚了，不須觀察試用，就像很明亮的光互相照耀一樣，很坦然地相互信任。
《尚書》上又說：「『四方來朝的賓客都肅然恭敬，又讓舜擔任守山林的官，即使在烈風雷雨中他也不會迷誤。
』解釋經書的人說大麓，指的是三公的位置。
處在一公的位置上，卻總攬另外二公的事務，事務雖多，都處理得很好，就像在疾風大雷雨中不迷誤一樣。」
聖人的才智高，未必就互相瞭解。
已有的事例是，舜難以識別佞人，讓皋陶陳述識別人的方法。
佞人難於看清，聖人也難以識別。
堯的才能，如同舜的智慧一樣。
舜識別佞人的能力，就如同堯識別聖人的能力一個樣。
堯聽說舜是賢人，四岳推舉他，心裡知道他很傑出，而不一定瞭解他治理國家的才能，所以說：「我姑且試一試看１在職責上測試他，把女兒嫁給他，觀察他處理夫妻關係的方法，職事治理得很好而沒有荒廢，夫道正而不邪。
又讓他進入深山老林，從而觀察他聖明之處，遇上烈風疾雨，他始終不會迷惑。
堯才知道他聖明，把天下傳授給他。
《尚書》上用的字是「觀」字和「試」字，是說觀試舜的才能。
解釋《尚書》的人把它們當作比喻和渲染的字，使得事情失去了真相，滅絕而不復遺存；事實被歪曲而失去原意，使得不真實的解釋久傳而不斷絕。
那些編造的解釋的流傳，使事情的真相迷失很久了。
後輩精明的人，只是想能夠解釋經書，根本不考察史實，既使是想考察根本的人，也只是用古人的說法來對照，追隨陳舊的解釋罷了，重複這類文字，把它當作解釋的根據。
解釋經書的文字不可相信，五經中多有失實的說法。
從《尚書》、《春秋》中已有的事例和現存的文字，明顯地可以見到，因此單對它們略微作一番評論。
分類：未分類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