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解讀
士的標準
【原文】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上矣。」
曰：「敢問其次。」
曰：「宗族稱孝焉，鄉一黨一稱弟焉。」
曰：「敢問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１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
子曰：「噫！斗筲之人２，何足算也？」
【註釋】
１硜硜（keng）：淺薄固執的樣子。
２斗筲（shao）之人：」指器量狹小的人。
鬥，古代量名；筲，竹筐，容量不大；斗、筲喻度量的狹小。
【譯文】
子貢問道：「怎樣才可以稱得上是士？」
孔子說：「做事有羞恥之心，出使外國能很好地完成國君的使命。
這樣的人可以稱得上是士了。」
子貢說：「敢問次一等的。」
孔子說：「宗族稱讚他孝順父母，鄉親們稱讚他尊敬兄長。」
子貢說：「敢問再次一等的。」
孔子說：「說話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有結果，這是淺薄固執的小人啊！或許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吧。」
子貢又說：「現在執政的那些人怎麼樣？」
孔子說：「唉！這些器量狹小的人怎麼能算得上呢？」
【讀解】
「士」是中國古代社會中的一個特殊階層，與近代文化中的知識分子相近。
在商周時代，士屬於貴族中的下層，到春秋時代，則成了介於貴族與平民之間的一個特殊階層。
孔子生活在這個時代，他本人也是這個階層中的一頁。
所以，他和他的學生們對士有過各種論述。
比較著名的如《裡仁》篇孔子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又如《泰伯》篇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這些論述，都近似於我們今天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一樣，對「士」給予了較高的評價，賦予了社會歷史的重任。
在本篇中，孔子又與子貢討論了不同層次的。
子貢與孔子討論的第一個層次的士是參與國家大事的「入仕」的士，或者說是「用之則行」，「達則兼善天下」的士。
子貢與孔子討論的第二個層次的士是在鄉賦閒，沒有在朝廷做官的士，或者說是「捨之則藏」，「窮則獨善其身」的士。
子貢與孔子討論的第三個層次的士是拘泥固執，不知通權達變的「任任然小人哉」的士，這種士是勉強可以稱得上的，實際上不太夠格的士。
這裡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品質。
不少格言、座右銘一類的書籍都把「言必信，行必果」作為孔子的格言而加以傳播推廣，可孔子卻明明說這種「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是「硜硜然小人哉！」孟子說得更為清楚：「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離婁下》）孔孟的論述一反一正而現點卻一脈相承，都是反對一味地「言必信，行必果」，要求「惟義所在」，一切用「義」來衡量。
只要合乎「義」，也就『唁不必信，行不必果」了。
這種通權達變的思想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一方面，孔子說過：「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為政》）孟子也說這：「君子不亮（通「諒」，即信）。
惡乎執？」
（《孟子·告子下》）君子不講信用，怎麼能有一操一守？孔子、孟子對「信」的論述都是很多的。
但另一方面，又的確不能拘泥固執於「信」上而不知變通。
這正如孔子與葉公談論關於「直」的問題一樣。
葉公認為父親偷羊兒子告發是「直」，孔子卻認為應該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這才是「直」。
這是用孝、慈的禮數來變通。
同樣的，在「信」的問題上也一樣，應不應該「言必信，行必果」，要用「義」來變通。
比如說你對你的敵人也講信用，那豈不是太書獃子氣了嗎？
所以，我們既要講信用，又要根據實際情況，用「義」的原則來進行變通。
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超脫出來，不做「硜硜然小人哉」的讀書人，而做一個通權達變的人。
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實際上也蘊含一著這樣的道理在內。
分類：諸子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