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白話版
卷五十二 崔駰列傳第四十二
（崔駰、崔瑗、崔萛傳）
◆崔駰傳，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
高祖父崔朝，昭帝時為幽州從事，諫刺史不要與燕刺王來往。
後來刺王失敗，被升為侍御史。
生了兒子叫崔舒，歷任四郡太守，所在之處均有能幹之名。
崔舒的小兒子名崔駰，王莽時做郡文學，以明經召到公車。
太保甄豐舉他做步兵校尉。
崔駰辭道「：我聽說伐國不問仁人，戰陣不訪儒士。
這一舉動怎麼找我呢？」
於是自陳有過，回家去了。
王莽討厭那些不附和自己的人，多用法中傷他們。
當時崔駰之兄崔發因佞巧被王莽一寵一幸，官位做到大司空。
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王莽一寵一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莽一代。
後來用崔駰為建新大尹，崔駰不得已，便歎氣道：「我生在無妄之世，碰上澆、羿這樣的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怎能獨自法身而使所生危險呢？」
是單車到官所，稱病不管事，三年不到縣去勸農桑。
門下掾吏倪敞勸他，崔駰才勉強起身頒布春令。
所到之縣，大小牢獄關滿了人。
崔駰流著淚道：「唉呀！刑罰不中，於是陷人於阱。
這些人有什麼罪，而關在這裡！」於是公平審理，放出二千多人。
掾吏叩頭勸道：「朝廷初政，州牧嚴峻。
寬恕犯人，確是仁者之心；然而獨有你這樣做，將有後悔的麼！」崔駰說：「邾文公不因一個人易其身，君子稱他知命。
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是我所願意的。」
於是稱疾而去。
建武初年，朝廷多薦言的，幽州刺史又舉崔駰賢良。
崔駰自以宗門受王莽偽一寵一，慚愧對漢朝，於是辭歸不做官。
客居在滎陽，閉門反省，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來決斷吉凶，多所佔驗。
臨終作賦以自悼，名叫《慰志》。
崔駰生了崔毅，因病隱身不仕。
崔毅生了崔駰，十三歲能通曉《詩經》、《易經》、《春秋》，博學有大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會寫文章。
年輕時遊歷到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
常以鑽研典籍為業，不遑做官之事。
當時人有的譏笑他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
崔駰模仿楊雄的《解嘲》，寫了《達旨》來答覆他們。
元和年間，肅宗才修古禮，巡狩方岳。
崔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文辭很典美，文字太多所以不記在這裡。
皇上常好文章，自從看了崔駰的頌以後，常嗟歎起來。
對侍中竇憲說：「你知道崔駰嗎？」
答道「：班固多次對我說起他，我沒有看見。」
皇上說「：你喜歡班固而忽略了崔駰，這是葉公好龍哩。
試請見他。」
崔駰由此問候竇憲。
竇憲急忙穿鞋在門口迎接，笑著對馬因說道：「亭伯，我奉皇上的命令和你交朋友，你不會薄待我吧？」
於是揖為座上客。
住不多久，皇帝來到竇憲家。
當時崔駰正在憲家，皇帝聽說而想召見他。
竇憲勸阻，認為不應與白衣之士相見。
皇帝懂了，便說：「我能使崔駰朝夕在我身旁，何必在此！」正想請他做官，碰到皇帝駕崩。
竇太后臨朝，竇憲以貴戚出納詔命。
崔駰獻書告誡道：「馬因聽說交誼淺而言語深，是愚蠢；在賤位而望貴顯，是糊塗；不相信而納忠言，是譭謗。
三項都不相宜，而想試試看，是想效區區之心，憤懣而不能自止哩。
我私下看見足下一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的風度。
馬因幸而得充下館，排在後列，因此竭盡拳拳之心，敢進一言。
「古人說：『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
』生在富貴而能不驕傲的，是沒有的。
現在一寵一祿初隆，百僚觀行，正當堯舜的盛世，處在光華的顯時，豈可不庶幾早晚，使眾人之譽能久，弘揚申伯之美名，成就周公、召公的事業麼？古語說：『不患無位，患所以立。
』(譯：不擔心沒有地位，只擔心立身不處於仁義。
)從前馮野王以外戚居高位，稱為賢臣；近來陰衛尉克己復禮，最終得到多福。
郯氏的祖先，不是不尊貴，陽平的宗族，不是不隆盛。
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一柄一，(指王氏九侯五大司馬，掌握國家的大權。
)其所以被譏笑於當時，垂愆尤於後世，為什麼呢？就因為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義不足哩。
漢興以後，到哀帝、平帝之時，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只有四人罷了。
《書經》說：『鑒於有殷。
』(註：以殷商做鏡子)可不謹慎嗎？「竇氏的興起，從孝文帝開始。
長君、少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在前日；安豐侯竇融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
內以忠誠自固，外用法度自守，終於享了國祚，垂福至今。
謙德之光，《周易》所讚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
所以君子福大而更加恐慎，爵隆而愈恭敬。
看遠近，俯仰都有法則可循，銘刻在幾杖之上，刻記在盤盂之間。
兢兢業業，無敢怠荒。
這樣，就百福到來，慶流無窮了。」
等到竇憲做了車騎將軍，召崔駰做掾吏。
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都是故刺史、二千石，只有崔駰以處士年少，提升在其間。
竇憲擅權驕傲放恣，崔駰多次勸阻。
等到出擊匈奴，道路上更多違法之事，崔駰做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次，指切長短之處。
竇憲不能容忍，稍為疏遠了他，因為崔駰是高第出身，讓他出為長嶺縣長。
崔駰自認為遠去，不得意，於是不到官位而回家。
永元四年(92)，死在家中。
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共二十一篇。
中子崔瑗。
◆崔瑗傳，崔瑗字子玉，早年喪父，銳志好學，盡能繼承父業。
十八歲，到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賈逵待他很好，崔瑗於是有機會遊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
諸儒以他為宗。
他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別友好。
起初，崔瑗之兄崔章被州人所殺，崔瑗手持白刃報仇，於是逃命出去。
碰上大赦，回了家。
家中貧困，兄弟同住數十年，鄉邑被他們感化。
崔瑗四十多歲，才做郡吏。
因事被關在東郡發乾縣的牢獄。
獄掾會《禮記》，崔瑗在考訊之餘，常閱《禮》。
他的專心好學，即使在顛沛倒霉之時，也是如此。
後來事情弄清被釋回家，被度遼將軍鄧遵所召。
不久，鄧遵被殺，崔瑗免職而歸。
後來又被召進車騎將軍閻顯之府裡。
當時閻太后稱制攝政，代行天子之事，閻顯入朝參與政事。
先是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為嗣。
崔瑗認為以侯立不以正，知道閻顯將失敗，想說令廢立，而閻顯日沈醉，不能見到。
於是對長史陳禪道「：中常侍江京、陳達等，得因嬖一寵一蠱惑先帝，於是使廢黜正統，扶立疏孽。
少帝即位，發病於廟中，周勃的專權，在此又出現。
今想與長史君共同求見，勸將軍向太后請求，逮捕江京等人，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會上合天心，下合人望。
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那麼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
如拒違天意，久空帝位，那麼將因無罪成了大惡。
這就是禍福之機，分功之時。」
陳禪猶豫不敢聽從。
遇上北鄉侯死掉，孫程立濟陰王，這就是順帝。
閻顯兄弟都被殺，崔瑗也被排斥。
門生蘇氏全部知道崔瑗的意圖，想上書把情況說清，崔瑗聽到立刻制止了。
當時陳禪作了司隸校尉，召崔瑗。
對瑗說：「但聽蘇氏上書，我請替你作證。」
崔瑗說：「這好比兒子、小妻在說私房話罷了，希望你不要說出口來。」
於是辭歸，不再應州郡之命。
過了許久，大將軍梁商初開幕府，又召崔瑗。
自認為再作貴戚的官吏，搞不好又被斥，於是以病碧辭。
年中舉為茂才，授職汲縣令。
在職時數次談及時事，替百姓開墾稻田數百頃。
在職七年，百姓歌頌他。
漢安初年，大司農胡廣、少府竇章共薦崔瑗為宿德大儒，從政有功跡，不應久在下位，由此升為濟北相。
這時李固做太山太守，讚美崔瑗文雅，奉書禮表示慇勤之意。
一年多，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徇行郡國，用貪贓罪奏崔瑗，召到廷尉那裡。
崔瑗上書自訟，弄清案情放了出來。
不久病死了，享年六十六歲。
臨終時，顧命兒子崔萛道：「人是秉天地之氣以生，到了死時，歸一精一於天，還骨於地。
哪裡不可埋葬形骸，不要歸回鄉里。
那些贈送的物品，祭奠羊豬的，一概不得接受。」
崔萛奉了遺命，於是留葬在洛陽。
崔瑗文辭水平很高，尤其善於為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悔祈》、《草書藝》、七言共五十七篇。
他的《南陽文學官志》被稱於後世，那些能為文的人都自認為趕不上。
崔瑗一愛一士子，喜賓客，盛修菜餚膳食，盡用美味，不問還剩多少。
平日常食蔬食菜羹罷了。
家中無甚積蓄，當世認為很清廉。
◆崔萛傳，崔萛，宇子真，又名台，字元始。
少年時很沉靜，喜歡讀書。
父親死後，住在墓旁守喪。
守喪期滿，三公請他出去做官，他都不去。
桓帝初年，皇帝下詔給公卿郡國推舉極孝順和品德好的人。
崔萛因病不能參加面試，拜為郎。
崔萛對政體很一精一明，做官的能力很強，寫了評論當代政事的意見數十條，題目叫《政論》。
針對當時要害，議論很正確，博得當代人的稱讚。
仲長統說「：所有國君，應抄一遍，作為座右銘。」
文章說：「自從堯帝、舜帝、湯王、武王開始，都依靠明哲的臣子去輔佐，博學之士當參謀。
所以皋陶寫了一篇《謨》而唐虞得以興旺，伊尹、箕子作了《訓》而商周也很興隆。
到了後代的君主，想中興起來建功立業，何嘗不依賴賢哲的臣子去參謀呢？凡天下治理不好，常常由於君主處在太平的日子太久，風俗漸漸衰敗而不覺悟，政治漸漸腐化而不悔改，在危亂的環境之中，視而不見。
有的人沉醉在私慾中，不管國家大事；有的人好話聽不進去，顛倒了是非黑白；有的人在三岔路口徘徊，不知該往哪裡走；有的人身邊有可信的輔佐，但不讓他們開口；有的人看到疏遠之臣，因為身份不高而聽不進耳，因此王綱弛廢在上面，智士憂鬱在下面，真可悲歎呀！「從漢朝興起以來，三百五十多年了。
政令蒙受塵土，上下懶惰，風俗凋敝，人多巧偽，百姓議論紛紛，都希望中興起來就有救了。
再說拯救時世的方法，難道一定按堯舜的辦法才能治理嗎？只要能彌補缺陷，加根頂樑柱把大廈撐持，根據實情對症下藥，相體裁衣，總之要把國家放在安寧的境域罷了。
所以聖人執掌權衡，針對實際制定對策，步驟有所差別，各有巧妙安排。
不強迫人辦做不到的事，違背當時急切的需要而追求聽來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從前孔子回答國君的問題，都是因人因事而異，他回答葉公的問政，就是要求近者悅而遠者來；回答魯哀公就是「政在選賢」；回答齊景公就是」政在節財」，不是為政之道不同，而是當務之急不同。
因此，剛接受天命為君的人，每每有些獨到的規定，中興的國王，也要糾正當時的失誤。
古時盤庚想中興商朝，把國都從耿遷到亳；周穆王有過失，讓甫侯修正刑法。
可是有些俗人拘泥於古文字記載，不懂得通權達變，聽信奇特的新聞，忽略眼前的實際，怎麼能和他們議論國家的大事呢！所以談政事的，雖然聽起來好像符合聖德，但實際上行不通。
為什麼呢？那班頑固的人對於當時情況完全不瞭解，習慣走老路。
不知怎樣安享其成，怎能考慮開創新局面，只是照老章程辦事而已。
那些通達的人有的誇耀自己，嫉妒別人，不願與政見不同的人合作，寫起文章來洋洋灑灑，表達其含義，可是少數派畢竟寡不敵眾，最終還是被拋棄。
即使稷、契那樣的賢相還在，仍將感到困難。
這就是賈誼被絳、灌排斥原因，屈原寫離騷發洩幽憤的原故。
漢文帝那樣英明，賈生那樣的才能，絳、灌那樣的忠心，尚有這種結果，何況其餘的人呢？「量力度德，這是《春秋》上提到的。
現在既不能完全按三皇五帝的辦法，應該參入一些霸政，應該重賞深罰來治理國家，明文制定法律來檢查一切工作。
自己不具備上等的品德，嚴格就能治理，寬鬆必然紊亂。
怎麼知道會這樣呢？近代孝宣皇帝懂得為君之道，研究了為政之理，所以採用嚴刑峻法，使壞人嚇破了膽，海內政紀嚴肅，天下安靜。
功勳上告祖廟，享有中宗的謚號。
他的計劃與效果，超過了孝文皇帝。
後來元帝即位，多用寬鬆的政治，結果徹底失敗，威權被人篡奪，成為漢朝衰微的禍亂之源。
政治的好壞，在此可以看得清楚。
古時孔子寫《春秋》，稱讚齊桓公、晉文公的霸業，表彰管仲的功勞。
難道不知道讚美周文王、武王的正道嗎？的確是為了通權達變挽救衰敗的道理。
所以聖人能夠隨著形勢變遷，而俗士卻不懂得變化，認為上古結繩的辦法，可用來治理秦代的亂政，《干戚》之舞，能夠解除漢高祖平城的圍困，這不是相距十萬八千里嗎？「模仿熊的運動、鳥的伸頸吸氣，雖然是延年益壽的方法，但是治不好傷寒病；呼吸吐納，雖然能使壽命增加，但是接不好已折的骨。
治國的辦法，有些像治病，平時注意養身之道，生病就要對症下藥。
刑罰，等於治亂世的藥方；德教，好比平時養身的粱肉。
用德教去除殘暴，等於用粱肉治疾病。
以刑罰去治理太平之世，等於用一藥石作營養。
現在正是繼承百王衰敝的時期，正在走厄運的時候。
幾代以來，政多恩寬貸，好像駕馬車的丟失了馬龍頭，馬沒有銜嚼口，讓四匹牡馬亂跑，大路上險些兒傾倒。
正應該加上龍頭嚼口來挽救，難道有功夫聽它們響著鈴鐺，有節奏地按轡徐行嗎？從前漢高祖叫蕭何作九章的法律，其中有殺三族的規定，在面部刻字、割鼻子、斬腳趾、割舌頭，砍頭，所以叫做五刑具備。
漢文帝雖然廢除肉刑，應割鼻子的改為打三百板子，應斬左趾的改為打五百板子，應斬右趾的殺頭示眾。
可是斬右趾的已經喪了命，挨板子的每每被打死，即使有減輕刑罰之名，其實還是殺了不少。
這個時候，百姓都希望恢復肉刑。
到景帝元年(前156)，於是下詔書道：『增加打板子與重罪沒有區別，即使僥倖不死，也成了殘廢。
』於是修訂法律，減少笞刑。
從此以後，被笞者得以保全一性一命。
這樣說來，漢文帝仍是重刑，不是輕刑。
是以嚴刑達到太平，不是用寬宥達到太平。
一定想行動和言語一致，應當從根本做起，使人主向五帝三王學習。
破除亡秦的敗俗，遵守先王的遺風，拋棄只圖暫時苟安的措施，重蹈古代的舊跡，恢復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確立一分公田、八分私田的井田制。
然後選出稷、契那樣的賢臣作輔佐，選拔伊尹、呂尚作宰相，奏樂時鳳凰率百鳥來朝，擊石磬而百獸來跳舞。
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再多也是累贅罷了。」
後來朝廷叫崔萛到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裡去當官，崔萛都不去。
太司農羊傅、少府何豹上書推薦崔萛，說崔的才幹很好，能力很強，應在朝廷做官。
於是皇帝封崔為議郎，提升大將軍梁冀作司馬，與邊韶、延篤等人在東觀著書立說。
後來崔萛出任五原太守。
五原的土質宜於種麻，而當地人不知道織布，老百姓冬天沒有衣服穿，堆些細草睡在草裡面，見官吏就披著草出來。
崔萛到任後，叫百姓賣掉儲藏的糧食，替他們添制紡績、織壬、束..等工具並教他們如何使用，百姓才免受凍餒之苦。
這時匈奴連續入侵雲中、朔方，殺掠官吏百姓，一年之內九次逃命。
崔萛就厲兵秣馬，嚴飭烽火台偵察，敵人不敢進犯，成為邊塞最安靜的地方。
崔萛在病中，被拜為議郎，又與當時的名儒博士一同審定《五經》。
恰逢梁冀被殺，崔萛是梁冀的故吏，受牽連，罷了官，關在牢裡數年。
當時鮮卑多次進犯邊境，皇帝下詔書給三公推薦威武謀略之士，司空黃瓊推薦崔萛，崔被拜為遼東太守。
走到半路上，母親劉氏病死了，崔萛上疏請求回家料理喪事。
母親劉氏生前品德很好，讀了不少書。
起初，崔萛在五原任太守，母親經常教導如何治理政事，崔萛的好功績，母親很有幫助。
服喪已完，皇上又拜他為尚書。
崔萛以時局很亂，生病不能工作為理由，幾個月後免職回家。
當初，崔萛的父親死了，崔萛賣掉田產，做了墳墓，立了墓碑。
埋葬完畢，家產賣盡，因為窮困，便以賣酒販粥為生。
當時人多用這事譏笑他，他始終不改。
他做生意只求夠本就行，不多賺錢。
後了做了官，多是邊境地區，所以更加貧薄。
建寧年間死去。
家裡很窮困，沒有錢裝殮，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赹等替他準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替他樹碑，稱頌他的功德。
他所著的碑文、論文、箴、銘、答、七言、祠、文、表、記、書共十五篇。
分類：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