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白話版
卷四十九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王充、王符、仲長統）
◆王充傳，王充，字仲任，是會稽上虞人，他的祖先從魏郡元城搬遷到這裡。
王充少時死了父親，同鄉稱讚他很孝順。
後來他到京城，在太學裡學習，拜扶風人班彪做老師。
他博覽群書而不拘泥於章句。
他家裡貧窮沒有書籍，常常到洛陽書店裡翻閱那些出賣的書，看過一遍就能記誦下來。
於是他就通曉了諸子百家的學說。
後來，他回到家鄉，隱居下來教書。
在州郡擔任過功曹，因為多次勸諫長官，意見不合離去。
王充喜歡發表議論，乍聽起來好像很怪異，仔細想想卻有道理，有根據。
他以為那些見識淺薄的儒生死守住書本上的章句，失掉了書中的一精一髓和真諦。
於是閉門深思，謝絕那些賀喜弔喪的應酬。
家中的門上、窗戶上、牆壁上都放著刀和筆，撰寫了《論衡》八十五篇，共二十多萬字，解釋了物類的異同，匡正了當時人對某些事物的疑惑。
刺史董勤徵召為從事，後又調任治中。
他自己辭去職務回家。
他的朋友同郡人謝夷吾上書朝廷，推薦王充的才學，肅宗特意下詔公車府徵召他，他因病沒有成行。
他將近七十歲的時候，記憶衰退。
一精一力耗損，寫了《養一性一書》十六篇，論述節制嗜欲，保養一精一神，自守心志的道理。
永元年間，他病死於家中。
◆王符傳，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
年少時好學，有志氣一操一守，和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是好朋友。
安定的風習是瞧不起小老婆生的孩子，而王符沒有外家，所以鄉里瞧不起他。
自從和帝、安帝之後，當時盛行流動做官，有權勢的人互相推薦，可是王符卻耿直不和世俗相同，因此不能做官。
而內心很不舒坦，於是隱居在家著書三十餘篇，來諷刺當時政治的得失，不讓自己的名姓被人家知道，所以書名叫《潛夫論》。
書中指責當時的一毛一病，議論風俗人情，從中足可看出當時的政治風尚。
這裡選出其中五篇於後：一、《貴忠篇》帝王最尊敬的是上天，上天最慈一愛一的是人。
現在人臣受君王的重托，治理上天所一愛一的百姓，怎麼能不讓他們平安而順利地得到養育和救濟呢？因此君子在職位時就應想到如何利人，在上面的就應想到如何引進賢人，所以居上一位而下面不怨恨，位在前列而後面的不會違迕。
《書經》上講的「天工可用人力來代替」，就是這個意思。
君王取法天上星宿的排列而建立大大小小的官制，所以明主不敢因偏私而隨便授官，忠臣也不敢虛心假意地接受官職。
偷人家的錢財還叫作強盜，何況偷天官來謀一己的私利呢！犯了罪，一定受懲罰，何況犯了天條，能夠不承認罪過嗎？唐、虞、夏、商、週五代之臣，用正道侍奉國君，恩澤達到草木，仁慈遍及全國土地，所以他們的福祚流傳很廣，本支百代歷久不衰。
末代的臣子，用諂媚的態度討好國君，不想到如何順從天意，專靠殺伐來壓迫百姓。
像白起、蒙恬，秦朝認為他們功勞很大，上天卻認為他們是殺人的魔鬼；息夫、董賢，君主認為是忠臣，上天卻認為是盜賊。
《易經》上說過：「道德很差而居高位，智力很小而想幹大事，這就少有成功的了。」
因此，品德不相稱，災禍必嚴酷；能力不相稱，災殃必擴大。
那些竊官位的人，老天爺早就奪去了他照自己的鏡子。
即使有敏銳的觀察力，行仁義的志向，一旦有錢有勢了，就背離親屬拋棄故舊，失掉了本心，疏遠骨肉之親而接近一寵一幸的小人，對親友很淡薄，對犬馬卻很優厚，寧可讓千萬貫錢串子發霉而不肯借一文錢給別人，明明知道糧食在倉庫霉爛而不肯借貸給別人一鬥，因此骨肉之親在家中埋怨，老百姓在路上咒罵。
前人已經失敗，後面的人仍照老路走，真可叫人歎息呀！看看前朝那些貴人治國之用心，與對待嬰兒有什麼區別？嬰兒有常見病，貴臣有常見錯誤，父母有常見過失，人君有常見過錯。
嬰兒的常見病，是吃得過多，消化不一良；貴臣常見的錯誤，是一寵一信不當的人，嬰兒哺一乳一過多容易發生疾病，富貴過盛容易產生驕傲。
一愛一兒子變為害兒子，驕一寵一臣子而讓他們走向滅亡的，不止一兩人。
懲罰的極刑，竟有僕死在深牢之內，有的殺了頭掛在都市示眾，這難道不是對上天沒有功，對百姓卻有害嗎？那些鳥把山當作矮牆而在上面作窩，，魚兒認為泉淺而把它作為自己的窩一穴一，最後得到的卻是釣鉤。
貴戚希望住宅吉利而取一個美名，想讓其門堅固而用鐵作樞紐，最後失敗的原因，並不是禁忌太少而門樞朽了，而是由於財貨太多產生驕傲僭越的緣故。
如果不上順天心，下養百姓，而想使點小聰明，假借君王的威信，得罪天地，欺騙神明。
這等於伏一在累一卵一之上，而想得到泰山般的安穩；走在朝露附桐葉般的人生路上，而想立功百世，難道不糊塗吧！難道不糊塗嗎！二、《浮侈篇》國王把四海當作自己的家，億萬人民當作自己的兒子。
如果每個農民不種田，天下人一定挨餓；每個婦女不織布，天下人一定受凍。
現在的風俗是丟失農業這個根本，都去做生意買賣，牛馬車輛，塞滿道路，游手好閒和投機取巧的，都邑到處都是，從事農桑的人少了，吃閒飯的多了。
《詩經》上說「：商的都城非常整齊，居於四方的中心。」
現在看到洛陽，做買賣的十倍於農夫，弄虛作假、游手好閒的十倍於做買賣的人。
這就是一個農民種田，供百人吃飯，一個婦女織布，供百人穿衣，一個人的勞動供百個人的享受，誰能供養得起！天下百郡千縣，萬數市邑，都像這樣。
本來不能相供一應，那麼百姓怎得不忍饑挨凍？飢寒交迫，老百姓怎能不干越軌的事？犯罪的人增多，官吏怎能不用嚴酷的刑罰？嚴刑峻罰加身，老百姓怎能不怨天恨地？愁怨的人多了，那麼過錯懲罰都來了。
老百姓生活無著落，加上老天爺降災，那麼國家就危險了。
貧困是由於富足時不節約，懦弱是由於強大時不謙虛，禍亂是由於太平時不修德，危險是由於平安時不謹慎。
所以賢明之君對待百姓，常常擔心他們的疾苦，慰勞他們的艱辛，並且加強教育，小心謹慎，防患未然，斷絕邪惡的根源。
因此，《易經》讚美以制度規定節約，不耗費人民的財產，不侵害人民的利益。
《詩經》的《七月》篇，大至耕田種桑，小至冬天絞麻繩，一一進行教育，自春到冬，終而復始。
由此看來，人本來就不可放恣哩。
現在人們穿衣講求奢華，飲食講求高貴，為了滿足口舌的享受而講究烹飪。
有人合謀幹壞事；有的從事遊戲與賭一博；壯年人不扶犁耕田，而挾著彈丸打鳥，攜手上山遊玩；有的取土作丸賣假藥，這些人對外不能抵禦敵寇，對內不能停止鼠竊雀偷。
有的人作泥車瓦狗等玩具，欺騙小孩，這都是毫無益處的事。
《詩經》曾經諷刺有些女人「不績麻，到市上去歌舞玩耍」，現在有些婦女連飯也不做，不養蠶織布，而去學巫婆，裝神弄鬼，欺騙老百姓，使無知婦女上當受騙。
老弱病殘的人家，有人生病，心裡著急，特別害怕。
可巫婆們卻要他們離家外出，躲在崎嶇的山路，染受風寒，被壞人利用，被盜賊鑽了空子。
有的病情加重，直至死去。
卻不知這是被巫婆所騙，反而後悔敬神太晚了，這就是妖妄特別厲害的情況。
有的人把好綢子剪破，寫上一些祝辭；有的用花言巧語，求神降福；有的耗費金采，裁成方寸小塊；有的截斷長線，纏在手腕之上；有的裁剪錦綢，縫成長幡。
都是無故一浪一費材料，花去不少功夫，變牢固為虛假，把容易變繁難，吃了好的糧食，虛度大好時光。
山林不能被野火燒光，江海不能把漏杯塞滿，都是應該禁止的。
從前孝文皇帝親自穿著黑色的繒布，用皮革做鞋和帶，生活十分儉樸。
可是現在京師的貴戚，衣服飲食，車馬住房，奢侈超過侯王，本來太過分了。
就是他們的車伕、馬伕，奴僕姬妾，都是穿花綢子，高級衣料，葛布貢布，應有盡有。
用具服飾有犀角象牙，珍珠、寶石，琥珀玳瑁，文采石山，金銀首飾，極盡華麗，互相炫耀。
他們嫁女娶媳，車輛綿延數里，紅色車衣遮滿道路，奴僕們騎馬駕車，並排行進。
有錢的總想賽過別人，無錢的總覺不如人家，一餐酒席的費用，破費終身的家業。
古時必有王命誥封才能穿綢緞、乘車馬，現在雖然不能完全恢復古制，也應使老百姓大略按孝文帝時的制度行一事才好。
古之葬禮，鋪上厚厚的柴草，埋在野外，不封土，不種樹，喪期也無定數。
後代聖人改用棺材，用桐木作棺，用葛采封口，下面不沾黃泉，上面不一洩露臭氣。
中世以後，改用楸梓槐柏木屯樗這類的木材，因各地土質，選用不同的膠漆，使它堅固可靠，耐用罷了。
現在京師貴戚，必用江南出產的木需梓豫樟等木材，邊遠地方，爭相倣傚。
至於木需梓豫樟，產地很遠，從高山上砍下，從深谷中運出，經過海河，轉向黃河洛水，工匠加工，連年累月，必須許多勞動力才能搬動，許多牛拉才能運走，重所千斤，需萬夫，而東到樂一浪一西達敦煌，費力傷農，經過萬里之遠。
古時只修豐墓，不築墳堆，中世雖築墳堆但不壘得很高。
孔子的母親死了，塚高四尺，碰上大雨就垮了，孔子的學生請求把它修復一下，孔子哭著說：「古時候是不修墓的。」
後來孔子的兒子伯鯉死了，只有內棺，沒有外木郭。
漢文帝葬在芷陰，明帝葬在洛南，都不用珠寶殉葬，不堆起山陵，墓雖低下而德行最高。
現在京師貴戚，郡豪富之家，父母在世時不怎麼孝敬，死後卻大辦喪事。
有的用金縷玉匣殉葬，棺木必用木需梓木便相，埋葬許多珍珠寶貝、偶人車馬，造起大墳，廣種松柏，還蓋有廬舍祠堂，父葬在南城，也不能說曾子不孝。
他們認為尊君一愛一父，不在於花錢越多越好，揚名顯親，也不在乎多用車馬作排場。
從前晉靈公多徵賦稅來修飾圍牆，《春秋》評他不是好君主，宋華元、樂舉厚葬宋文公，君子認為他們不算好臣子。
何況一般官吏和士群眾，竟敢僭越主上，超過國家規定嗎？三、《實貢篇》國有賢臣就興旺，用了諂諛之臣就衰敗；君主有了忠臣就安定，用了佞臣就危險。
這是古今的定論，也是大家所公認的道理。
然而哀國危君，接連不斷，難道當時沒有忠信正直的人嗎？的確是苦於正道行不通的緣故啊。
十步的範圍，一定有茂草；十戶人家，一定有忠信的人。
商朝那麼亂還有三位賢人(箕子、微子和比干)，衛國那麼小，還有許多君子(蘧瑗、史狗、吏魚酋、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等)。
現在大漢廣大的土地上，士民多而富足，朝廷政治清明，上下又能諧和一致，但官中沒有好的官，在位的良臣不多。
這難道是這時沒有賢人？想必是使用不當吧。
那些願行正道的人用得很少，同流合污的卻用得很多，因此，朋一黨一成群，互相營私，背離樸實，趨向華麗。
選拔人才時，不重視其實幹的本領，衡量其才行，只是虛張聲勢，亂加溢美之詞。
粗略估計，每年將近兩百人得到提拔。
看看他們的履歷，個個品德像顏回、冉有，詳細考察其才能，很少達到中等人才的標準，都是只務陞官、互相推舉。
選士本應重在才幹，不必求全責備。
所以孔門四友(顏回、子貢、子師、子由)雖各有長處，但不是每人都很完美。
商朝三仁(箕子、微子、比干)同在一朝，但治國的大事並不十分理想。
輔助漢高祖得天下的臣子來自亡秦；光武帝用了很多人才，不少是從王莽那裡來的。
何況太平之時，能說沒有人才嗎？明君的號令好比聲音，忠臣的響應就像回聲。
聲波的長短，聲音的大小，輕重快慢，一定要互相呼應。
何況治玉要用石頭，洗金要用鹽水，洗綢子要用魚，漂白布要用灰。
一般事物本來就有用賤的治理貴的，用醜的變為美的。
聰明的人能夠棄短取長，收到功效。
現在選拔人才，一定要嚴加考核其實績，有小一毛一病的，不必勉強掩蓋其過失，他們一進一退，一默一語，各有自己的方式，那麼蕭何、曹參、周勃、韓信這類文臣武將，哪能不會到來；吳、鄧、梁、竇等類人才，踮起腳跟就可看到。
孔子說過「：沒有好好思量，如果思量了，有什麼遙遠呢？」
四、《一愛一日篇》國之能成為國，因為有老百姓。
民之能成為民，因為能生產穀物。
穀物能夠豐收，因為有人民在勞動。
農業能夠建成，因為有時間和勞力。
太平國家的日子過得舒適而漫長，所以百姓悠閒而勞力有剩餘；混亂國家的日子過得急促而短暫，所以百姓睏倦而勞力不足。
日子過得舒而長，並不是說太陽走得慢些，而是由於君主英明、百姓安靜而勞力有多哩。
日子過得短促，不是說歷書上的分度減少了，而是上面昏聵、下面紊亂而疲於奔命，總覺勞動不足哩。
孔子說過：「人口多了就應使他們富足，已經富足了就應加強教育。」
因此，禮義來源於富足，盜賊來自於貧窮；富足來源於時日寬暇，貧窮來源於謀生無日。
聖人深深懂得勞力是人民謀生的根本，國家的基礎。
所以務必減少百姓的差役，使他們一愛一惜時日，不違農時。
因此堯帝命令太陽之神羲和，敬重上天，給百姓充足的時間。
漢明帝時，國家曾一度規定用月朔為正的「反支月」不受理百姓的投訴，皇帝聽了很感奇怪，便說：「百姓放棄勞動時間，不遠萬里來朝廷，如果再加限制不許接見，難道是治理國家的本意嗎！」於是廢除這種不合理的制度。
現在含冤的百姓仰望申訴可是官吏們卻難見如神，百姓耽擱勞動時間而到官府告狀的，路上絡繹不絕，不到太陽偏西不得通報，不是高興的時候不接見。
有的連續幾天，甚至十天半月，才能見到官吏；有的請求鄰里，送糧食才能答話。
農時耽誤過多，天下難道不受飢餓嗎？孔子說「：聽官司我和別人差不多。」
從他這話看，有中等才能以上的人，就能夠評議誰是誰非，鄉里亭部小吏，也有會斷案的，可是多半出現判斷不公，使人受冤枉，這是有緣故的。
凡自以為道理充足的一方總是認為得理走天下，決不隨便屈服，而道理欠缺的一方就採取巴結行一賄的辦法。
不屈服的一方對官吏不給好處，行一賄的一方所以得到官吏徇情枉法。
如果事情有反覆，官吏應該有罪責，官吏因為有罪責，不能不在上弄權枉法。
老百姓是弱而小的一方，而控告豪強的官吏，勢力懸殊能不敗訴嗎？縣官相信定吏的話，所以判案只能維持原判。
如果事有反覆，縣長應有罪責，縣長因為有罪，而推到上級郡那裡。
一方是老百姓，而對方是縣吏，這種官司打下去，老百姓能夠勝訴嗎？事有反覆，郡也有罪，郡因為有罪，而上訴到了州。
老百姓和郡打官司，還有獲勝的希望嗎？州官不肯受理，所以百姓只得遠到公府裡來。
公府不能詳細審理，於是拖延時間。
貧弱的百姓拖不到十天，強富的可以拖到千日。
這樣打官司，有什麼冤案能夠清理呢？正義之士懷著滿腔怒火而得不到伸冤，狡猾的官吏搞歪門邪道而逃避罪罰，這就是老百姓之所以受壓迫，而天下越來越困窮的緣故。
除了上天感痛降災之外，只要看看人為的災難就可知道。
從三府州郡，到郡縣司法的官吏，以及打官司的百姓，受官司的牽連，另相檢舉、找證人對簿公堂的，每天大約有十萬人。
一個人有事，兩個人參謀，這就等於每天有三十萬人耽擱農業勞動時間了。
用中等農民作標準算一下，就每年有三百萬人要挨餓了。
這樣一來，盜賊怎麼會消滅，太平日子從哪裡來呢？《詩經》上說：「不要回顧混亂，哪個沒有父母？」
老百姓生活的條件不足，君王怎能得到富足？能不值得深思嗎？能不引起深思嗎？五、《述赦篇》醫生替一人治病，必須知道病人脈搏的虛實，氣結在何處，然後才能處方，所以病可治好，還能長壽。
治理國家的人，必須先知道百姓的疾苦，禍亂的根源在何處，然後採取措施，所以壞人壞事才可制止，國家才能安定。
現在害百姓最苦的沒有比連續用錢贖罪而獲得赦免的了。
赦免贖罪的次數多，那麼惡人得勢，好人遭殃。
怎麼證明呢？謹慎小心的人，不會犯錯誤，又有正派的官吏，不怕強一暴的人，可是成群的一奸一猾之徒竟敢亂加誣蔑，就因為他們知道反正不久即可獲得赦免的緣故。
好心正直的人，被人侵怨而能到朝廷申冤的，一萬人中沒有幾個；幾個人中間得到官吏過問的，一百人中不過一人；經過尚書審問而遣他空手回去的，又有十分之六七。
那些為非作歹的人，已經觸犯法律，被害的人家希望按罪重判，解除心頭之恨，可反而一概得到赦免釋放，讓惡人趾高氣揚；有些慣盜竟穿著好衣服從門前揚長而過，孝順的人看見仇人不敢聲討，被盜者看見贓物而不敢取回，痛苦哪有比這更厲害的呢！培養雜草的使莊稼受損失，包庇壞人的使百姓受害。
《書經》上說「：周文王嚴格執法對壞人從不赦免。」
先王制定刑法，不是喜歡讓人受皮肉之苦，使人短命；而是在於懲罰壞人，為民除害。
所以經書上說：「上天命令有德之人，獲得五服五章的獎勵；上天討伐有罪之人，採用五種不同的刑罰。」
《詩經》諷刺執法不公的人道「：這個應該判罪，你反而替他開脫。」
古時只有開始受天命為君的人，在天下大亂之後，違法亂紀者太多，一時難得一一追究，所以不得不採取一次大赦，給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使廣大百姓得到安居，來促成天下大治。
絕不是對壞人姑息養一奸一，更不是放縱壞人。
那些一性一惡之人，是一班豺狼，即使得到寬宥赦免，始終沒有改悔之心。
有些人早上解除鐐銬，晚上又被抓回來，雖有嚴明的官吏，也不能使他們洗手不幹。
為什麼呢？凡是敢做大壞事的人，一定有過人的能耐，而能討好上級。
例如多塞一些不義之財，多說一些討好人家的話，來使對方軟化，如果沒有第五倫那樣廉潔正直，誰不顧及錢財呢？有些人常議論說「：長久不赦罪就會使壞人猖獗而官吏制止不住，應該多方開導來瓦解他們。」
這是不懂得政亂的根本來源，不明白禍福的起因呢。
後來度遼將軍皇甫規解除官職回到安定，同鄉人有用貨財買到雁門太守的人，也離職回家，用名片去進見皇甫規。
皇甫規躺著睡覺不出來迎接，那人已經進門後，便問道：「你以前在郡守任裡吃雁肉，味道不錯吧！」不久，又有人報告王符在門口求見。
皇甫規素來聽到王符的聲名，於是連忙起一床一，衣服的帶子尚未繫好，趿著鞋子出來迎接，握著王符的手進屋，和他坐在一起，極為歡快。
當時人便這樣說道：「二千石的府尹，抵不上一介布衣之士。」
就是說書生道德品質之高貴。
王符終於沒有做官，老死在家裡。
◆仲長統，傳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
少年時好學，廣泛涉獵書籍，長於文辭。
年二十餘，遊學於青州、徐州、并州、冀州之間，與交友的多數認為他異於常人。
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的外侄，素來貴而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人多歸附他。
仲長統經過高幹那裡，高幹很好地招待他，問以當時的大事。
長統對高幹說「：君有雄志而沒有雄才，好結交士子但不能選擇人才，所以替君擔憂，請深以為戒。」
高幹常覺自己不錯，不採納他的話，長統就離開了。
不多時，高幹以并州背叛，卒至失敗。
并州冀州之士都因此而異其有知人之明。
仲長統一性一倜儻，敢於直言，不計較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有的稱他為狂生。
每逢州郡命召，常稱病不去。
常認為凡遊說帝王的人，想立身揚名罷了，可是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想建房子住在清曠之地，以悅其志。
他的論調是「：假使居住有良田廣宅，背山面水，溝池環繞，竹木四布，場圃在前，果園在後。
舟車可以代步涉之勞，足以息四體之役。
養親有兼珍之膳食，妻子沒有苦身之勞累。
好朋友到來，有酒餚招待，節日盛會，殺豬宰羊以奉之。
在畦苑散步，在平林遊玩，在清水之濱濯足，乘涼風習習，釣釣魚，射射鳥。
在舞雩之下諷詠，在高堂之上吟哦。
在閨房養神，想老子之玄虛，呼吸新鮮空氣，求至人之彷彿。
與少數知己，論道講書，俯仰天地之間，評點人物之是非。
彈《南風》之琴，發清商之妙曲。
逍遙一世，睥睨天地之間。
不受當時之責難，永保一性一命之期。
這樣，就可以升在霄漢之上，出乎宇宙之外了。
難道還羨慕入帝王之門麼！」又作詩二篇，以表現其志向。
詩說：「飛鳥留遺跡，鳴蟬蛻軀殼。
騰蛇棄鱗甲，神龍喪頭角。
至人能變化，達士貴脫俗。
乘雲無鞍轡，騁風不知足。
垂露成帳帷，張霄成巾幄。
沆瀣當晚餐，九陽代蠟燭。
恆星艷如珠，朝霞潤如玉。
六一合任我游，恣心之所欲。
人事均可遺，何必為侷促。」
「大道雖平坦，見幾者實寡。
任意無是非，適物無不可。
古來繞繞彎，委曲實繁瑣。
百慮又何為，至要還在我。
寄愁於上天，埋憂在地下。
叛散在《五經》，天棄《風》與《雅》。
百家太雜碎，請用一把火。
抗志在山棲，游心於海左。
元氣變為舟，微風可為舵。
敖翔在太清，縱意在容冶。」
尚書令荀..聽到仲長統的大名，很覺奇怪，舉他作尚書郎。
後來參與丞相曹一操一軍事。
每論說古今及當時風俗行一事，常發憤歎息。
因著論名叫《昌言》，共三十四篇，十多萬字。
獻帝遜位那年，仲長統死去，時年四十一歲。
分類：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