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三十六·經部三十六○四書類二
△《四書集義精要》·二十八卷(兩淮鹽政采進本)
元劉因撰。
因字夢吉,號靜修,容城人。
世祖至元十九年徵授承德郎、右贊善大夫。
未幾辭歸,再以集賢學士徵,不起。
事跡具《元史》本傳。
朱子為《四書集注》,凡諸人問答與《集注》有異同者,不及訂歸於一。
而卒後盧孝孫取《語類》、《文集》所說,輯為《四書集義》,凡一百卷,讀者頗病其繁冗。
因乃擇其指要,刪其複雜,勒成是書。
張萱《內閣書目》作三十五卷,《一齋書目》則作三十卷。
考蘇天爵作因《墓誌》,亦稱是書三十卷,則萱所記誤矣。
此本僅存二十八卷,至《孟子·滕文公上篇》而止。
其後並已闕佚,亦非完帙。
然朱彝尊《經義考》注云「未見」,則流傳頗罕,亦元人遺笈之僅存者,不以殘闕病也。
其書芟削浮詞,標舉要領,使朱子之說不惑於多岐。
蘇天爵以「簡嚴粹精」稱之,良非虛美。
蓋因潛心義理,所得頗深,故去取分明,如別白黑。
較徒博尊朱之名,不問已定未定之說,片言隻字無不奉若球圖者,固不同矣。
△《四書辨疑》·十五卷(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
書中稱「自宋氏播遷江表,南北分隔才百五六十年,經書文字已有不同」,則元初人所撰矣。
蘇天爵《安熙行狀》云:「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注》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負,為說非之。
趙郡陳氏獨喜其說,增多至若干言。」
是書多引王若虛說,殆寧晉陳天祥書也。
朱彝尊《經義考》曰:「《四書辨疑》,元人凡有四家:峰胡氏、偃師陳氏、黃巖陳成甫氏、孟長文氏。
成甫、長文並浙人,峰一宗朱子,其為偃師陳氏之書無疑。」
所說當矣。
其曰偃師者,《元史》稱天祥因兄仕河南,自寧晉家洛陽,嘗居偃師南山故也。
天爵又謂安熙為書以辨之,其後天祥深悔而焚其書。
今此本具存,或天爵欲張大其師學,所言未足深據也。
凡《大學》十五條,《論語》一百七十三條,《孟子》一百七十四條,《中庸》十三條。
其中如駁湯盤非沐浴之盤,謂盤乃淺器,難容沐浴,是未考《禮·喪大記》鄭《注》有「盤長二丈,深三尺」之文,頗為疏舛。
又多移易經文以就己說,亦未見必然。
然亦多平心剖析,各明一義,非苟為門戶之爭。
說《春秋》者三《傳》並存,說《詩》者四家互異,古來訓詁,原不專主一人。
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固不妨存此一家之書,以資參考也。
△《讀四書叢說》·四卷(兩江總督采進本)
元許謙撰。
謙有《詩集傳名物鈔》,已著錄。
案《元史》本傳:「謙讀《四書章句集注》,有《叢說》二十卷。
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為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
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
顧辭約意廣,讀者安可易心求之乎?』」黃晉作謙《墓誌》,亦稱是書敦繹義理,惟務平實。
所載卷數與本傳相同。
明錢溥《秘閣書目》尚有《四書叢說》四冊。
至朱彝尊《經義考》則但據《一齋書目》編入其名,而注云「未見」。
蓋久在若存若亡間矣。
此本凡《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
《中庸》闕其半,《論語》則已全闕,亦非完書。
然約計所存,猶有十之五六。
即益以所闕之帙,亦不能足原目二十卷之數,殆後來已有所合併歟?書中發揮義理,皆言簡義該。
或有難曉,則為圖以明之,務使無所凝滯而後已。
其於訓詁名物,亦頗考證,有足補《章句》所未備。
於朱子一家之學,可謂有所發明矣。
△《四書通》·二十六卷(兩江總督采進本)
元胡炳文撰。
炳文有《周易本義通釋》,已著錄。
是編以趙順孫《四書纂疏》、吳真子《四書集成》皆闡朱子之緒論,而尚有與朱子相戾者。
因重為刊削,附以己說,以成此書。
凡朱子以前之說,嫌於補朱子之遺,皆斥不錄,故所取於《纂疏》、《集成》者僅十四家。
二書之外,又增入四十五家,則皆恪守考亭之學者也。
大抵合於經義與否非其所論,惟以合於注意與否定其是非。
雖堅持門戶,未免偏主一家,然觀其《凡例》,於「顏淵好學」章,哀樂、哀懼一字之筆誤,亦必辨明;於「為政以德」章,初本作「行道而有得於身」,祝洙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改本又作「得於心而不失」,刊本先後之差,亦悉加考正:其於一家之學,用心亦勤且密矣。
《章句集注》所引凡五十四家,今多不甚可考。
蔡模《集疏》間有所注,亦不甚詳。
是書尚一一載其名字,頗足以資訂證。
然如《集注》以「有婦人焉」為邑姜,所引「劉侍讀曰」者即劉敞《七經小傳》之說也,炳文獨遺漏不載。
蓋敞在北宋,閉戶窮經,不入伊洛之派。
講學之家,惡其不相攀附,遂無復道其姓名者。
故朱子雖引之,而炳文不知為誰也。
是亦各尊所聞之一驗矣。
△《四書通證》·六卷(兩江總督采進本)
元張存中撰。
存中字德庸,新安人。
初,胡炳文作《四書通》,詳義理而略名物。
存中因排纂舊說,成此書以附其後,故名曰《四書通證》。
炳文為之序,稱北方杜緱山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壽之有《四書引證》(案杜緱山名瑛,金人。
薛壽之名引年,元初人),皆失之太繁。
存中能刪冗從簡,去非取是。
又曰:「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深。
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
推之甚至。
今核其書,引經數典,字字必著所出。
而《論語》「夏曰瑚,商曰璉」一條承包氏之誤者,乃不引《禮記》以證之。
又「時見曰會,眾曰同」,與《周禮》本文小異。
蓋宋代諱「殷」,故改「殷」為「眾」。
乃但引《周禮》於下,而不辨其何以不同。
皆不免有所回護。
不知朱子之學在明聖道之正傳,區區訓詁之間,固不必為之諱也。
《孟子》「與楚將昭陽戰,亡其七邑」一條,存中謂「《史記》作八邑,未詳孰是」,不知司馬貞《史記索隱》明注《史記》古本作七邑。
是朱子稱七邑乃據古本,原非謬誤。
存中持疑不決,亦失於考核。
又如「三讓」引《吳越春秋》,泛及雜說。
而於歷代史事每多置正史而引《通鑒》,亦非根本之學。
然大概徵引詳明,於人人習讀不察者,一一具標出處,可省檢閱之煩,於學者亦不為無補矣。
△《四書疑節》·十二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袁俊翁撰。
俊翁字敏齋,袁州人。
前有黎立武、李應星《序》,又有彭元龍《序》二篇。
應星、元龍《序》,皆稱「俊翁」,獨立武《序》作「雋翁」,蓋傳寫字異也。
其仕履無可考。
立武《序》稱以「重吾榜」,應星《序》亦稱「奕奕魁文」,知嘗首舉於鄉矣。
立武、應星《序》及元龍前一《序》,並側注「經史疑義」字。
元龍後一《序》,又側注「四書經疑」字。
而卷首標題,則作「待問集四書疑節」,互相參錯。
考俊翁題詞,稱科目以《四書》設疑,以經史發策,因取《四書》經史門分而類析之。
蓋《待問集》者其總名,《經史疑義》、《四書經疑》其中之子部。
今《經史疑義》已佚,故《序》與書兩不相應也。
惟「疑節」之名不甚可解。
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字,或重刻時有所刪節,故改題曰「節」歟?朱彝尊《經義考》中載之,注曰「未見」。
此本猶從元版傳鈔,其例以《四書》之文互相參對為題,或似異而實同,或似同而實異,或闡義理,或用考證,皆標問於前,列答於後。
蓋當時之體如是。
雖亦科舉之學,然非融貫經義,昭晰無疑,則格閡不能下一語,非猶夫明人科舉之學也。
△《四書經疑貫通》·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王充耘撰。
充耘有《讀書管見》,已著錄。
是編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謂其已佚。
此本為明範欽天一閣舊鈔,尚首尾完具。
惟第二卷中脫一頁,第八卷中脫一頁,無從校補,則亦僅存之笈矣。
其書以《四書》同異參互比較,各設問答以明之。
蓋延科舉,經義之外有經疑,此與袁俊翁書皆程試之式也。
其間辨別疑似頗有發明,非經義之循題衍說可以影響揣摩者比。
故有元一代,士猶篤志於研經。
明洪武三年初行科舉,其《四書》疑問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為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案此題見《日知錄》),蓋猶沿元制。
至十七年改定格式,而經疑之法遂廢。
錄此二書,猶可以見宋元以來明經取士之舊制也。
△《四書纂箋》·二十八卷(內府藏本)
元詹道傳撰。
道傳,臨川人。
其始末未詳。
是書略仿古經箋疏之體,取朱子《四書章句集注》、《或問》,正其音讀,考其名物度數,各注於本句之下,亦間釋朱子所引之成語。
如「真積力久」出《荀子·勸學篇》,「孝子愛日」出《揚子·孝至篇》,皆為證其出處。
其所援引,亦間有牾。
如《論語》「夏瑚、商璉」,朱子本引包鹹舊《注》(案鹹《注》久佚,此據何晏《集解》所引)。
道傳既引《明堂位》「夏後氏之四璉、殷之六瑚」,辨其異同,而復謂「夏曰瑚,商曰璉」本於《爾雅·釋器》。
今檢校《爾雅》,實無此文,則道傳杜撰附會也。
又此書於朱子所引諸儒,皆詳其名字、裡居。
而《孟子·盡心章》引陳氏厭於嫡母之說,實陳耆卿《孟子記蒙》中語。
耆卿字壽老,臨海人,見葉適《水心集》。
此獨失載,亦未免有所疏漏。
然大致皆有根柢,猶元儒之務實學者。
與張存中《四書通證》相較,固猶在其上矣。
△《四書通旨》·六卷(內府藏本)
元朱公遷撰。
公遷有《詩傳疏義》,已著錄。
是編取《四書》之文,條分縷析,以類相從,凡為九十八門。
每門之中,又以語意相近者聯綴列之,而一一辨別異同,各以「右明某義」云云標立言之宗旨。
蓋昔程子嘗以此法教學者,而公遷推廣其意以成是書。
其間門目既多,間涉冗碎。
故朱彝尊《經義考》謂讀者微嫌其繁。
又如「樊遲請學稼」,不過局於末業,乃列之於「異端門」,與許行同譏。
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本周室班爵之制,乃列之於「士門」,與處士一例,亦頗傷春駁。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門弟子、子思、孟子諸門,以人隸事,體近類書,尤為無所發明。
然於天人性命之微,道德學問之要,多能剖其疑似,詳其次序,使讀者因此證彼,渙然冰釋。
要非融會貫通,不能言之成理如是也。
所引諸家之說,獨稱饒魯為饒子,其淵源蓋有自矣。
明正統中何英作《詩傳疏義序》,稱永樂乙酉,因閱《四書通旨》而語及《疏義》,則是書行世,在《疏義》之前。
顧明以來說《四書》者罕見徵引,近《通志堂經解》始刊行之,蓋久微而復出也。
句下間列異同,如「喜怒哀樂」一條,謂「右以體言」,而注「亦曰以性言」字;「允執其中」一條,謂「右以用言」,而注「亦曰以事理言」字;如是者不一,疑刊是書者參校諸本所附,非公遷之舊。
其出自誰手,則不可考矣。
△《四書管窺》·八卷(兩江總督采進本)
元史伯撰。
伯字文璣,溫州平陽人。
據所作《管窺外篇》成於至元丁未,即元亡之年,計其人當已入明。
然始末不可考矣。
是編見於《秘閣書目》者五冊。
楊士奇《東裡集》則稱有四冊,刻版在永嘉郡學。
永嘉葉琮知黃州府,又刊置府學。
是明初所行,已有二本。
然刊本皆散佚不傳,故朱彝尊《經義考》注云「未見」。
此本乃毛晉汲古閣舊鈔,《大學》、《中庸》、《孟子》尚全,惟《論語》闕《先進篇》以下,蓋傳寫有所佚脫。
然量其篇頁,厘而析之,已成八卷。
《經義考》乃作五卷,或誤以五冊為五卷歟?其書引趙順孫《四書纂疏》、吳真子《四書集成》、胡炳文《四書通》、許謙《四書叢說》、陳櫟《四書發明》及饒氏、張氏諸說,取其與《集注》異同者,各加論辨於下。
諸說之自相矛盾者,亦為條列而釐訂之。
凡三十年而後成。
於朱子之學,頗有所闡發。
考朱子著述最多,辨說亦最夥。
其間有偶然問答未及審核者,有後來考正未及追改者,亦有門人各自記錄,潤色增減,或失其本真者。
故《文集》、《語錄》之內,異同矛盾,不一而足。
即《四書章句集注》與《或問》亦時有牾。
原書具在,可一一覆按也。
當時門人編次,既不敢有所別擇,後來讀朱子書者,遂一字一句奉為經典,不復究其傳述之真偽與年月之先後。
但執所見一條,即據以詆排眾論,紛紜四出,而朱子之本旨轉為尊信者所淆矣。
夫載寶而朝,論南宮者有故;越境乃免,惜趙盾者原誣。
述孔子之言者,尚不免於舛異,況於朱門弟子斷不及七十二賢,又安能據其所傳,漫無釐正?伯此書,大旨與劉因《四書集義精要》同。
而因但為之刊除,伯更加以別白。
昔朱子嘗憾孔門諸子留《家語》作病痛,如伯者,可不謂深得朱子之心歟?
△《大學中庸集說啟蒙》·二卷(內府藏本)
元景星撰。
星號訥,餘姚人。
據卷末宣德九年錢時《跋》,稱得禮部侍郎蔣驥寫本。
驥《跋》題「庚辰歲」,當為建文元年。
驥為景之門人,則星元末人也。
前有星《自序》,標題為「學庸集說啟蒙」,而《序》中實曰「四書集說啟蒙」。
《凡例》中如「孟子章指」云云,亦兼言《四書》。
驥《跋》稱訥先師用功於《四書》十年,去取諸說而為此書。
《大學》已有刊本,而《語》、《孟》、《中庸》則未刊。
時《跋》稱得驥《中庸》寫本。
謄校刊梓。
然則星本全注《四書》,驥先刊其《大學》,時續刊其《中庸》,而《語》、《孟》則已佚。
通志堂刻《經解》,病其不完,並序文、標題改之耳。
其書發揮頗簡切,《大學聖經章句》「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句註:「一於善,祝本改作必自慊。」
於字句亦復不苟。
又《傳》之二章注「盤,邵氏謂恐是盥之盤」,《傳》之四章注備引程子、饒魯、吳澄之說,《中庸》三十二章注引鄱陽李氏之說,皆與《章句》異同,亦非胡炳文等堅持門戶者比。
蓋猶能自抒心得者也。
書上闌附載細字,如《大學傳》之五章載矩堂董氏之說,《中庸》第一章載饒魯之說,亦與《章句》有出入。
據錢時《跋》,稱增魯齋批點,勿軒標題,以便幼習。
則時益以許衡、熊禾二人之語,非星本書也。
其孰為衡語,孰為禾語,刊板一同,今則不可辨別矣。
△《四書大全》·三十六卷(通行本)
明永樂十三年翰林學士胡廣等奉敕撰。
成祖御制序文,頒行天下,二百餘年尊為取士之制者也。
其書因元倪士毅《四書輯釋》稍加點竄。
顧炎武《日知錄》曰「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後,黃氏有《論語通釋》。
其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於真氏。
祝氏仿之,為《附錄》。
後有蔡氏《四書集疏》、趙氏《四書纂疏》、吳氏《四書集成》,論者病其氾濫。
於是陳氏作《四書發明》,胡氏作《四書通》,而定宇之門人倪氏(案定宇,陳櫟之別號)合二書為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
永樂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
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
《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誤」云云,於是書本末言之悉矣。
考士毅撰有《作義要訣》一卷,附刻陳悅道《書義斷法》之末,今尚有傳本。
蓋頗講科舉之學者。
其作《輯釋》,殆亦為經義而設,故廣等以夙所誦習,剽成編歟?初與《五經大全》並頒,然當時程式,以《四書》義為重,故《五經》率皆庋閣,所研究者惟《四書》,所辨訂者亦惟《四書》。
後來《四書》講章,浩如煙海,皆是編為之濫觴。
蓋由漢至宋之經術,於是始盡變矣。
特錄存之,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學問根柢具在於斯,亦足以資考鏡焉。
△《四書蒙引》·十五卷、《別附》·一卷(江蘇巡撫采進本)
明蔡清撰。
清有《易經蒙引》,已著錄。
其作此書,初已有稿本而遺失,乃追憶舊文,更加綴錄。
久而復得原稿,以兩本相校,重複過半,又有前後異同未歸畫一者。
欲刪正而未暇,乃題為「蒙引初稿」,以明其非定說。
《虛齋集》有是書《序》,述其始末頗詳。
嘉靖中武進莊煦參校二稿,刊削冗復,十去三四,輯成一書而刊之。
書末又別附一冊,則煦與學錄王升商榷訂定之語也。
清人品端粹,學術亦醇。
此書雖為科舉而作,特以明代崇尚時文,不得不爾。
至其體認真切,闡發深至,猶有宋人講經講學之遺,未可以體近講章,遂視為揣摩弋獲之書也。
△《四書因問》·六卷(浙江巡撫采進本)
明呂冉撰。
冉有《周易說翼》,已著錄。
是編皆記其門人質問《四書》之語。
《大學》、《中庸》各一卷,《論語》、《孟子》各二卷。
然其中稱冉為「先生」,又「先生」字或跳行,似乎非冉自作。
卷首有「門人魏廷萱等校刊」字,當即廷萱等所記也。
其書《大學》從古本次序,《中庸》亦從古本分章。
所說多因《四書》之義推而證諸躬行,見諸實事。
如講「八佾舞於庭」章,因指在座門人衣服華靡者曰「此便是僭」之類,皆開示親切,不徒為訓詁空談。
冉文集佶屈聱牙,純為偽體。
而其解《四書》,平正篤實乃如此。
蓋其文章染李夢陽之派,而學問則宗法薛。
二事淵源各別,故一人而如出兩手也。
△《問辨錄》·十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高拱撰。
拱有《春秋正旨》,已著錄。
此編取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疑義》,逐條辨駁。
其論《大學》,謂新民即明德中事,不應分之為三綱領。
不知經文三「在」字顯然並列,安能不區別為三?又論「賢賢易色」一章,謂人能如是,必其務學之至覺,「生質之美」四字,朱子可不必加。
亦未深體抑揚語意。
如斯之類,皆不免有意推求。
至如伊川謂「敬事而信」一章皆言所存而不及於事,拱則謂節用使民,非事而何?又謂孔子之責臧文仲,正以其賢而責之備。
如斯之類,則皆確有所見,足以備參考而廣見聞。
鄭汝諧《論語意原》,頗與朱子異同,而朱子於汝諧之說反有所取。
朱子作《周易本義》,與程《傳》亦有異同,世未嘗以是病朱子。
拱之是編,亦可作如是觀矣。
△《論語類考》·二十卷(浙江巡撫采進本)
明陳士元撰。
士元有《易象鉤解》,已著錄。
是編皆考證《論語》名物典故,分十八門,又分子目四百九十有四。
朱子以後解《四書》者,如真德秀、蔡節諸家,主於發明義理而已,金履祥始作《論語孟子集注考證》。
後有杜瑛《論語孟子旁通》、薛引年《四書引證》、張存中《四書通證》、詹道傳《四書纂箋》,始考究典故,以發明經義。
今杜、薛之書不傳,惟金氏、張氏、詹氏書尚傳於世。
三人皆篤信朱子,然金氏於《集注》之承用舊文偶失駁正者必一一辨析,張氏、詹氏皆於舛誤之處諱而不言,其用意則小異。
士元此書大致遵履祥之例,於《集注》不為苟同。
每條必先列舊說,而討諸書,互相參訂,皆以「元案」二字列之。
凡一切杜撰浮談,如薛應《四書人物考》稱「有若字子有」之類,悉為糾正。
較明代諸家之書,殊有根柢。
特以專考《論語》,不備《四書》,故不及應書之盛傳,實則有過之無不及也。
△《孟子雜記》·四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陳士元撰。
自宋熙寧以前,《孟子》僅列於儒家。
《史記》以孟子、荀卿合傳,寥寥十數語,於所歷鄒、滕、任、薛、魯、宋之事,略不一書。
至朱子《綱目》,始於適魏之齊大書特書,明聖賢之去就,而編年之體亦不能詳述一人之始末。
明薛應撰《四書人物考》,始采摭他書,以為《補傳》。
而應不長於考證,舛漏頗多。
士元嗣輯此書,第一卷敘孟子事跡,後三卷發明孟子之言。
名以「雜記」,實則經解居多。
其所援引亦皆謹嚴有體,不為氾濫之卮言。
若趙岐《注》義以尾生抱柱不去證不虞之譽、以陳不瞻失氣而死證求全之毀,概為刪。
與所作《論語類考》均為有裨於經義,故今特附於《四書類》焉。
△《學庸正說》·三卷(直隸總督采進本)
明趙南星撰。
南星字夢白,號儕鶴,高邑人。
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以忤魏忠賢削籍謫戍。
崇禎初追諡忠毅。
事跡具《明史》本傳。
是編凡《大學》一卷、《中庸》二卷。
每節衍為口義,逐句闡發,而又以不盡之意附載於後。
雖體例近乎講章,然詞旨醇正,詮釋詳明。
其說《大學》,不從姚江之「知本」,而仍從朱子之「格物」,並《補傳》一章亦為訓解。
其說《中庸》,不以無聲無臭虛論性天,而始終歸本於慎獨,皆確然守先儒之舊。
蓋南星為一代名臣,端方勁直,其立朝不以人情恩怨為趨避,故其說經亦不以流俗好尚為是非。
雖平生不以講學名,而所見篤實,過於講學者多矣,未可以其平近而忽之也。
△《論語商》·二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周宗建撰。
宗建字季侯,吳江人。
萬曆辛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巡按湖廣,為魏忠賢所害。
崇禎初追贈太僕寺卿,謚忠毅。
事跡具《明史》本傳。
此書乃其授徒湖州之時與諸生所講論也。
宗建剛方正直,屹然獨立。
而其學則沿姚江之末派,乃頗近於禪。
如云:「人心之樂,井情非趣,非思非為,虛中之影,水中之相。」
如斯之類,殆似宗門語錄。
然講「素絢」章謂後人求深反淺,在當時夫子、子夏不過隨境觸悟,非子夏欲抹煞禮,亦非夫子不重禮。
講「顏淵問為邦」雲夫子略指大意,非只執定數件。
其言皆簡要明通,足釋訓詁之葛。
且其人與日月爭光,則其書亦自足不朽。
小小疵瑕,不足累之。
此固不與講學之家爭一句一字之出入也。
△《論語學案》·十卷(浙江巡撫采進本)
明劉宗周撰。
宗周有《周易古文鈔》,已著錄。
宗周講學,以慎獨為宗,故其解「為政以德」及「朝聞道」章首揭此旨。
其傳雖出姚江,然能救正其失。
其解「多聞擇善,多見而識」章有云:「世謂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有二,予謂聰明睿知非性乎?睿知之體不能不窮於聰明,而聞見啟焉。
今必以聞見為外,而欲隳明黜聰求睿知,並其睿知而槁矣。
是隳性於空而禪學之談柄也。」
其針砭良知之末流,最為深切。
其解「性相近」章謂:「氣質還他氣質,如何扯著性?性是就氣質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即為性也。」
雖與朱子之說稍異,然亦頗分明不苟。
蓋宗周此書,直抒己見,其論不無純駁,然要皆抒所實得,非剽竊釋氏以說儒書,自矜為無上義諦者也。
其解「見危致命」章曰:「人未有錯過義理關而能判然於生死之分者。」
卒之明社既屋,甘蹈首陽之一餓,可謂大節爵然,不負其言矣。
與其為孫承澤,又何如為劉宗周乎?
△《四書留書》·六卷(江蘇巡撫采進本)
明章世純撰。
世純字大力,臨川人。
天啟辛酉舉人,官至柳州府知府。
聞流寇陷京師,悲憤而卒。
《明史·文苑傳》附見《艾南英傳》中。
所著總名曰《留書》。
此其說《四書》者六卷。
又別有《內集》一卷,乃所著子書;《散集》一卷,乃所作筆記。
《明史·藝文志》總題曰《留書》,入之《儒家類》中。
然說《四書》六卷之前,有天啟丁卯世純《自序》,後有世純自作《四書留書跋》,皆言詮釋《四書》之意,不及其他。
其書分章抒論,體例類劉敞《春秋意林》。
但敞不標經文,此標某章某章耳。
解經家本有此體,入之子書,殊非其類。
今割其《內集》、《散集》別著錄,而說《四書》者入《經部》,存其實也。
世純與艾南英、羅萬藻、陳際泰號「臨川四家」,悉以制義名一時,而世純運思尤銳。
其詁釋《四書》,往往於文字之外標舉精義,發前人所未發。
不規規於訓詁,而亦未嘗如講良知者至於漾以自恣。
揚雄所謂「好深湛之思」者,世純有焉。
△《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康熙十六年聖祖仁皇帝御定。
自朱子定著《四書》,由元、明以至國朝,懸為程試之令甲,家弦戶誦,幾以為習見無奇。
實則內聖外王之道備於孔子,孔子之心法寓於《六經》,《六經》之精要括於《論語》,而曾子、子思、孟子遞衍其緒。
故《論語》始於言學,終於堯舜湯武之政、尊美屏惡之訓;《大學》始於格物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中庸》始於中和、位育,終於篤恭而天下平;《孟子》始於義利之辨,終於堯舜以來之道統。
聖賢立言之大旨,灼然可見。
蓋千古帝王之樞要,不僅經生章句之業也。
我聖祖仁皇帝初年訪落,即以經筵講義親定是編。
所推演者,皆作聖之基、為治之本,詞近而旨遠,語約而道宏。
聖德神功所為契洙泗之傳而繼唐虞之軌者,蓋胥肇於此矣。
△《四書近指》·二十卷(直隸總督采進本)
國朝孫奇逢撰。
奇逢有《周易大旨》,已著錄。
是編於四子之書挈其要領,統論大指,間引先儒之說以證異同,然旨意不無偶偏,如云「聖人之訓,無非是學」,此論最確。
乃兩論逐章皆牽合學字,至謂「道千乘之國」章敬信、節愛、時使皆時習事;《大學》「聖經」章所論本末先後,以明德須在民上明,修身須在天下、國家上修;又云「格物無傳,是《大學》最精微處。
以物不可得而名,無往非物,即無往非格。
朱子所謂窮至事物之理,乃通《大學》數章而言」云云:皆不免高明之病。
蓋奇逢之學,兼采朱、陸,而大本主於窮則勵行,出則經世,故其說如此。
雖不一一皆合於經義,而讀其書者知反身以求實行實用,於學者亦不為無益也。
△《孟子師說》·二卷(浙江巡撫采進本)
國朝黃宗羲撰。
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
是篇以其師劉宗周於《論語》有《學案》,於《大學》有《統義》,於《中庸》有《慎獨義》,獨於《孟子》無成書,乃述其平日所聞,著為是書,以補所未備。
其曰「師說」者,仿趙方述黃澤《春秋》之學題曰《春秋師說》例也。
宗周之學,雖標慎獨為宗,而大旨淵源,究以姚江為本,故宗羲所述,仍多闡發良知之旨。
然於「滕文公為世子」章力辟沈作語,辨無善無惡之非;於「居下位」章力辟王畿語,辨性亦空寂隨物善惡之說:則亦不盡主姚江矣。
其他議論,大都按諸實際,推究事理,不為空疏無用之談。
略其偏駁而取其明切,於學者不為無益,固不必執一格而廢眾論,因一眚而廢全書也。
△《大學翼真》·七卷(浙江巡撫采進本)
國朝胡渭撰。
渭有《禹貢錐指》,已著錄。
是書卷一分四目:曰《大學二字音義》,曰《先王學校之制》,曰《子弟入學之年》,曰《鄉學之教》。
卷二分三目:曰《小學之教》,曰《大學之教》,曰《學校選舉之法》。
卷三分三目:曰《大學經傳撰人》,曰《古本大學》,曰《改本大學》。
皆引據精核,考證詳明,非空疏游談者可比。
卷四以下為渭所考定之本。
大旨仍以朱子為主,力辟王學改本之誤。
以《經》為一章,《傳》為八章。
其「誠意」章以下與諸本並同,惟以「《康誥》曰」至「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為第一章,統釋三綱領;以「《詩》云:邦畿千里」至「此以沒世不忘也」為第二章,謂前三節釋《經》「知止能得」之序,後兩節釋「知止」之由與「能得」之序;以「聽訟吾猶人也」一節為第三章,謂釋本末之意,而移「此謂知本」二句於前章「止於信」之下,與諸本為異。
其說與朱子雖小異,然僅謂「格致」一章不必補《傳》耳。
其論格物,固仍然朱子之旨也。
其卷末一條謂「古之《大學》所以教人者,其文則《詩》、《書》、《禮》、《樂》,其道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法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故《孟子》謂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云云,所見切實。
視泛為性命理氣之談,似五常百行之外別有一物謂之道,別有一事謂之學者,勝之遠矣。
△《四書講義困勉錄》·三十七卷(浙江巡撫采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
隴其有《古文尚書》,已著錄,是書因彥陵張氏《講義》原本,刪精要,益以明季諸家之說,而參配以已意。
凡《大學》一卷、《中庸》二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
創始於順治戊戌,草稿尚未全定而隴其歿,後其族人公始為繕寫編次,其門人席永恂等為之刊板。
其曰《困勉錄》者,則隴其所自署也。
明自萬曆以後,異學爭鳴,攻《集注》者固人自為說,即名為闡發《集注》者亦多陽儒陰釋,似是而非。
隴其篤信朱子,所得於《四書》者尤深。
是編薈卒群言,一一別擇,凡一切支離影響之談,刊除略盡。
其羽翼朱子之功,較胡炳文諸人有過之無不及矣。
△《松陽講義》·十二卷(浙江巡撫采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
是書乃其官靈壽知縣時與諸生講論而作,故所說止一百十八章。
於《四書》不能遍及,蓋隨時舉示,非節節而為之解也。
隴其之學,期於潛修自得,不甚以爭辨為事。
惟於姚江一派,則異同如分白黑,不肯假借一詞。
時黃宗羲之學盛於南,孫奇逢之學盛於北,李之學盛於西,隴其皆不以為然。
故此編於學術醇疵,再三致意。
其間融貫舊說,亦多深切著明,剖析精密。
蓋朱子一生之精力盡於《四書》,隴其一生之精力盡於《章句集注》。
故此編雖得諸簿書之餘,而抒所心得以啟導後生,剴切詳明,有古循吏之遺意。
較聚生徒、刻語錄、以博講學之名者,其識趣固殊焉。
△《大學古本說》·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餘論》·一卷、《讀論語記》·二卷、《讀孟子記》·二卷(福建巡撫采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
光地有《周易觀彖》,已著錄。
是編《大學》用古本。
後有《自記》,稱「讀朱子之書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詩》之雅鄭,周子無極之旨、邵子先天之傳,皆能灼然不惑,老而逾堅。
獨於此書亦牽勉應和焉,而非所謂心通默契者。
間考鄭氏舊本,尋逐經意,竊疑舊貫之仍,文從理得。
況知本、誠身二義,尤為《大學》樞要所存,似不應溷於眾目中,致陸、王之徒得攘袂扼臂,自托於據經詰傳」云云,蓋意所未合,不欲附和以自欺,非故與朱子為難也。
其《中庸》不用朱子本,亦不用鄭注古本,自分為一十二章。
然特聯屬其文,使節次分明,大旨則固無異。
《餘論》一卷,闡發精義尤多。
《論語》、《孟子》則隨有所見即記之,但舉經文首句,標曰某章,其無所詮解者則並其章目不存焉。
大旨皆主於尋求義理,宛轉發明,不似近代講章,惟以描摹語氣為時文敷衍地也。
△《論語稽求篇》·四卷(浙江巡撫采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
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
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研究文義,期於愜理而止,原不以考證為長。
奇齡學博而好辨,遂旁采古義以相詰難。
此其攻駁《論語集注》者也。
其中有強生支節者。
如古人有所師法皆謂之學,即至專諸學炙、秦青學謳,亦無異訓。
朱子注學為效,原無疵病。
奇齡必謂學者業道之名,泛訓作效,與工師授受何別?不知學道與學藝,所學之事異,而學字不能別釋,亦猶喻義喻利,所喻之事異,而喻字不能兩解。
以此發難,未見其然。
有半是半非者。
如「非其鬼而祭之」,《注》引季氏旅泰山,固為非類。
奇齡謂鬼是人鬼,專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禮·大宗伯》文為證,謂泰山之神不可稱泰山之鬼,其說亦辨。
然鬼實通指淫祀,不專言人鬼。
果如奇齡之說,宋襄公用曾子於次雎之社,《傳》稱「淫昏之鬼」者,其鬼誰之祖考耶?有全然無理者。
如「無所取材」,鄭康成注「材」為「桴材」,殊非事理。
即牛刀之戲,何至於斯?朱子訓「材」為「裁」,蓋本諸韋昭《國語注》,未為無據。
奇齡必申康成假設之說以攻《集注》,不幾於侮聖言乎?然其中如謂甯俞不仕文公及祿去公室三世、政逮大夫四世之類,考據特詳;解「為政以德」之類,持論亦正:較陳天祥《四書辨疑》徒推尋於文句之間以難朱子者,固自勝之。
漢代學官,《齊論》、《魯論》、《古論》三家並立。
兼采異說以備參考,是亦古人諸家並存之義也。
△《四書言》·四卷、《補》·二卷(浙江巡撫采進本)
國朝毛奇齡雜論《四書》之語。
前二卷為其門人盛唐、王錫所編,後二卷為其子宗遠所編,《補》二卷則其門人章大來所編也。
其書本語錄之流,隨時雜記,不以經文次序為先後,亦不以《四書》分編,惟每卷目錄各稱《論語》若干條、《大學》若干條、《中庸》若干條、《孟子》若干條耳。
奇齡說經,善考證而喜辨論,故詮釋義理,往往反覆推衍,以典籍助其駁詰,支離曼衍,不顧其安。
至於考核事實,徵引訓詁,則偏僻者固多,而精核者亦復不少。
如以姚方興所補《舜典》二十八字為偽,其論本確。
而考以所著《古文尚書冤詞》,則力以此二十八字為真,引證諸史,亦言之鑿鑿。
豈非辯之所至,輒負氣求勝,遂不暇顧其矛盾耶?至於以「畏匡」為鄭地,以公山弗擾之畔不在定公十二年諸條,則證據確然,實有出於《集注》之外者。
棄短取長,未嘗不可與閻若璩《四書釋地》並傳也。
《補》二卷中多載其門人子侄之說,疑唐、錫等亦有所刪潤,非盡奇齡之舊觀。
大來《序》稱「補綴所聞,各有記憶,且亦陸續成此書,不能一轍」,則雜出於眾手明矣。
△《大學證文》·四卷(浙江巡撫采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
是書備述諸家《大學》改本之異同。
首列註疏本,《大學》之真古本也。
次列漢熹平石經本,有錄無書,以原本不傳,且考驗舊文,知即今註疏之本,故不復列。
次為魏正始石經本,即豐坊所依托者,仍列於前,從其所偽之時代也。
次為明道程子改本,次為伊川程子改本,次為朱子改本,皆錄全文。
次為王柏改本,次為季本改本,次為高攀龍改本,即崔銑改本,次為葛寅亮改本,皆僅列其異同之處,而不錄全文。
漢以來專門之學,各承師說,但有字句訓詁之異,無人敢竄亂古經。
鄭玄稱好改字,特注某當作某耳,不敢遽變其字也。
費直始移《周易》,杜預始移《左傳》,但析傳附經耳,亦未敢顛倒經文也。
自劉敞考定《武成》,列之《七經小傳》,儒者視為故事,遂寢以成風。
《大學》一篇,移掇尤甚。
譬如增減古方,以治今病,不可謂無裨於醫療,而亦不可謂即扁鵲、倉公之舊劑也。
奇齡備列諸本,使沿革秩然,亦足以資考證。
蓋一則欲綱目分明,使學者易於致力。
一則欲章句不易,使古經不至失真。
各明一義,固可以並行不悖耳。
△《四書釋地》·一卷、《四書釋地續》·一卷(以上二種,江蘇巡撫采進本)釋《地又續》·二卷、《四書釋地三續》·二卷(以上二種,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閻若璩撰。
若璩有《古文尚書疏證》,已著錄。
是編因解《四書》者昧於地理,往往致乖經義,遂撰《釋地》一卷,凡五十七條;復摭所未盡為《釋地續》一卷,因牽連而及人名凡八十條;復因地理、人名而及物類、訓詁、典制得一百六十三條,謂之《又續》;其他解釋經義者又得一百二十六條,謂之《三續》。
總以《釋地》為名,從其朔也。
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
雖其中過執己意,如以鄒君假館謂曹國為復封,以南蠻舌指許行為永州人者,亦間有之。
然四百二十一條之中,可據者十之七八。
蓋若璩博極群書,又精於考證,百年以來,自顧炎武以外,罕能與之抗衡者。
觀是書與《尚書古文疏證》,可以見其大概矣。
△《四書札記》·四卷(兩江總督采進本)
國朝楊名時撰。
名時有《周易札記》,已著錄。
是編乃其讀《四書》所記也。
《大學》不標古本之名,亦不顯言古本、改本之是非,而皆用李光地古本之說。
故其首條曰:「文貞公以知止屬志學,以靜安屬主敬,能慮能得屬致知力行,知所先後為知本知至,此解確不可易。」
其以格物為明善,不取王守仁「格庭前一竹」之說,亦不主朱子《補傳》之說。
《論語》如「謂之吳孟子」句及「非禮勿視」四句,雖以時文為說,而大致主於闡明義理,多所心得。
《中庸》立論切實,如云:「『鬼神之為德』章,以前說子臣弟友、妻子父母,忽然說到鬼神,似乎隱怪,不知如何接逗。
曰宗廟社稷即人倫之極致處,不說到此,如何得完人倫份量?」
又云:「無聲臭即以無極言之亦無弊,然卻落空,不如以天無心而成化言之。」
又云:「無聲無臭謂天命本然,莫說入於玄妙。」
其宗旨可見。
《孟子》一卷最簡略,疑其未成之書,然總非近時講章所有也。
△《此木軒四書說》·九卷(江蘇巡撫采進本)
國朝焦袁熹撰。
袁熹有《春秋闕如編》,已著錄。
是書據其子以敬、以恕所作《凡例》,袁熹手定者十之六,以敬等掇拾殘稿、補綴成編者十之四,故與所作《經說》偶有重複,然較《經說》多可取。
其中強傅古義者,如《大學章句》中「常目在之」,自為所在之在,乃從《尚書》訓為察。
《中庸》「如鼓瑟琴」,即本詩亦但言聲和耳,乃以為琴屬陽,瑟屬陰,喻陰陽之和。
《論語》「女弗能救」,自是匡救,乃引《周禮·司救注》,解為防禁。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自取覺世之義,乃引《明堂位》「天子振木鐸」,謂夫子當有天下。
「達巷黨人」本無名氏,乃因《史記》有「童子」二字,指為項橐。
雖不免賢智之過,然其他皆疏理簡明,引據典確。
間與《章句集注》小有出入,要能厘然有當於人心。
自明以來講《四書》者,多為時文而設。
袁熹是書,獨能深求於學問。
原《序》稱其心師陸隴其,終身不名不字,而不走其門。
蓋志不近名,宜其言之篤實矣。
△《鄉黨圖考》·十卷(安徽巡撫采進本)
國朝江永撰。
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
是書取經傳中制度名物有涉於鄉黨者,分為九類:曰《圖譜》,曰《聖跡》,曰《朝聘》,曰《宮室》,曰《衣服》,曰《飲食》,曰《器用》,曰《容貌》,曰《雜典》。
考核最為精密。
其中若深衣、車制及宮室制度尤為專門,非諸家之所及。
間有研究未盡者。
若謂「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群臣相揖而已。
既畢朝,若有所議,則入內朝。」
引《左傳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韓獻子將新中軍,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為內朝議政之證。
謂「鄭注《太僕》燕朝王圖宗人嘉事者,特舉其一隅,非謂宗人得入,異姓之臣不得入。
後儒誤會《太僕注》,以異姓之臣不得入路門,遂謂攝齊升堂為升路門外之堂,其實路門之外無堂」云云。
今考永謂異姓之臣得入內朝,永說為是。
若謂路門之外無所議,欲有所議必入內朝,則永未詳考。
《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
註:「言與百官合考民事於外朝也。」
又曰:「合神事於內朝。」
註:「內朝在路門內。」
是則路門以外之朝,天子諸侯於以合考民事,豈謂無所議耶?永又謂「《禮緯》『天子外屏』乃樹屏於應門之外,『諸侯內屏』,乃樹屏於應門之內,以內屏為在路門內者誤」云云。
今考《曲禮、爾雅疏》俱雲諸侯內屏為在路門內,且《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寧。」
此門既據路門,則屏之內外亦自據路門內外可知。
《晉語》曰:「驪姬之讒,爾射予於屏內。」
韋昭《注》「樹謂之屏。
禮,諸侯內屏。」
亦謂路門內也。
《吳語》:「王乃入命夫人。
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
又曰:「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
韋昭《注》:「屏,寢門內屏也。
婦人禮,送迎不出門。」
據此,則諸侯之屏明在寢門內矣。
《淮南子·主術篇》:「天子外屏所以自障。」
高誘註:「諸侯在內,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
若諸侯亦設屏於朝門外,其何以別天子之自障乎?但考《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
王下堂,南面而立。」
雲下堂,則路寢也。
奉書而入,則入路門也。
其內有屏,則似天子亦內屏。
不知《釋名》曰:「罘在門外。
罘,復也。
,思也。
臣將請事,於此復重思之。」
又曰:「蕭牆在門內,蕭,肅也。
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
《論語》孔安國《注》:「蕭牆,屏也。」
則門內蕭牆亦通名屏。
崔豹《古今注》:「罘,屏之遺像。
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
則門內之牆,《古今注》又名曰罘,天子外屏,乃《釋名》所云門外罘也。
《大戴禮》所云「負屏」,則又《古今注》所云門內罘也。
《古今注》又謂西京門闕殿捨前皆有罘,蓋天子非若諸侯內屏,門內堂前,亦宜有隱蔽之處,故路門內外俱有屏。
證諸《大戴禮》、《釋名》等書,最確鑿。
今永謂天子屏在應門外,則未知所據。
考《三輔黃圖》,漢未央宮擬於路寢。
《五行志》未央宮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則擬於路門。
罘在東闕外,則天子外屏在路門外,漢時猶存遺制。
《覲禮》:「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
則廟門外有屏也。
《管子》:「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
則廟門外之朝寧與路門外之朝寧同。
天子廟門外之朝寧有屏,則路門外之朝寧亦當有屏,故可以廟門例路門也。
鄭氏於《覲禮》引「天子外屏」為證,實有精義。
而永必易之,仍不若依鄭之為得也。
然全書數十百條,其偶爾疏漏者不過此類,亦可謂邃於三《禮》者矣。
△《四書逸箋》·六卷(湖南巡撫采進本)
國朝程大中撰。
大中字拳時,號是庵,應城人。
乾隆丁丑進士。
是編采輯諸書之文與《四書》相發明者,或《集注》所已引而語有舛誤,或《集注》所未發而義可參訂,皆為之箋其出處。
其與《集注》小異者,則為《附錄》。
其他書中所載四子書文與今本異者,則為《附記》。
第六卷中則專考《四書》人物遺事。
又雜事數十條,別為《雜記》。
援據頗極詳明。
中如「束帶」一條,不引《玉藻》「肄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之文;「朋友死,無所歸」一條,引《白虎通》而不引《檀弓》「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之文;「廛無夫裡之布」一條,《集注》止引《載師職》,而此不引《閭師職》「凡無職者出夫布」之文以補之:未免疏漏。
至《雜記》內因《論語》有「夢周公」一語,遍引堯、舜、禹、文諸夢事,如《夢書》、《六帖》皆為引入,亦稍涉氾濫。
然詞皆有據,雖不能與閻若璩《四書釋地》並駕齊驅,較張存中之《通證》、詹道傳之《纂箋》,要無所讓也。
──右「四書類」六十三部,七百二十九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四書》定於朱子《章句集注》,積平生之力為之,至垂沒之日,猶改定《大學》「誠意」章《注》,凡以明聖學也。
至元延中用以取士,而闡明理道之書遂漸為弋取功名之路。
然其時經義、經疑並用,故學者猶有研究古義之功。
今所傳袁俊翁《四書疑節》、王充耘《四書經疑貫通》、詹道傳《四書纂箋》之類,猶可見其梗概。
至明永樂中,《大全》出而捷徑開,八比盛而俗學熾。
科舉之文,名為發揮經義,實則發揮注意,不問經義何如也。
且所謂注意者,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測其虛字語氣以備臨文之摹擬,並不問注意何如也。
蓋自高頭講章一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並朱子之《四書》亦亡矣。
今所採錄,惟取先儒發明經義之言,其為揣摩舉業而作者則概從刪汰。
惟胡廣《大全》既為前代之功令,又為經義明晦、學術升降之大關,亦特存之,以著明二百餘年士習文風之所以弊。
蓋示戒,非示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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