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二十一·經部二十一○禮類三
△《禮記正義》·六十三卷（內府藏本）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
《隋書·經籍志》曰：「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
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
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
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
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
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
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云云，其說不知所本。
今考《後漢書·橋玄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
仁即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成帝時嘗官大鴻臚，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
又孔《疏》稱《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
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鄭《目錄》。
鄭《目錄》之末必雲此於劉向《別錄》屬某門。
《月令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
《明堂位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
《樂記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樂記》。」
蓋十一篇今為一篇，則三篇皆劉向《別錄》所有，安得以為馬融所增。
《疏》又引玄《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
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
玄為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玄不容不知，豈有以四十九篇屬於戴聖之理？況融所傳者乃《周禮》，若小戴之學，一授橋仁，一授楊榮。
後傳其學者有劉、高誘、鄭玄、盧植。
融絕不預其授受，又何從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隋志》誤也。
元延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玄《注》。
故元儒說《禮》，率有根據。
自明永樂中敕修《禮記大全》，始廢鄭《注》，改用陳皓《集說》，《禮》學遂荒。
然研思古義之士，好之者終不絕也。
為之疏義者，唐初尚存皇侃、熊安生二家（案明北監本以皇侃為皇甫侃，以熊安生為熊安，二人姓名並誤，足征校刊之疏。
謹附訂於此）。
貞觀中，敕孔穎達等修《正義》，乃以皇氏為本，以熊氏補所未備。
穎達《序》稱：「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
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
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
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
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
此皆二家之弊，未為得也。」
故其書務伸鄭《注》，未免有附會之處。
然采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研莫盡，譬諸依山鑄銅，煮海為鹽。
即衛之書尚不能窺其涯，陳皓之流益如莛與楹矣。
△《月令解》·十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張撰。
，慈溪人。
慶元丙辰進士，官至國子祭酒。
是編乃端平初入講幄時所纂。
未及竟，以病歸。
家居時乃續完之，表進於朝。
十二月各自為卷。
奏稱每一月改，則令以此一月進於御前，可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雖未免過膠古義，不盡可見諸施行，然辭義曉暢，於順時出政之際，皆三致意焉，其用心有足取者。
《月令》於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當即《漢書·藝文志》所云古明堂之遺事，在《明堂陰陽》三十三篇之內者。
《呂氏春秋》錄以分冠十二《紀》。
馬融、賈逵、蔡邕、王肅、孔晁、張華皆以為周公作。
鄭康成、高誘以為即不韋作。
論者據《漢百官表》言太尉為秦官，或又據《國語》晉有元尉、輿尉之文，謂尉之名不必起於秦。
然究不得因元尉、輿尉遂斷三代必有太尉也。
意不韋採集舊文，或傅益以秦制歟？今考其書，古帝王發政施令之大端，皆彰彰具存，得其意而變通之，未嘗非通經適用之一助。
至其言誤某令則致某災，殆因《洪範》庶徵而推衍之，遂為漢儒陰陽五行之濫觴，解皆未能駁正。
然列在《禮經》，相沿已久，亦不能獨為咎也。
原書因隨月進御，故凡解見孟月者，仲月、季月皆重見。
《永樂大典》所載，合為一編，多刪其復，於例為協。
間有刪之不盡者，今並汰除，以歸畫一焉。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兩江總督采進本）
宋衛撰。
字正叔，吳郡人。
其書始作於開禧、嘉定間。
《自序》言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而後成。
寶慶二年官武進令時，表上於朝，得擢直秘閣。
後終於朝散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
紹定辛卯，趙善湘為鋟版於江東漕院。
越九年，復加核訂，定為此本。
自作《前序》、《後序》，又自作《跋尾》，述其始末甚詳。
蓋首尾閱三十餘載，故采摭群言，最為賅博，去取亦最為精審。
自鄭《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
其他書之涉於《禮記》者，所採錄不在此數焉。
今自鄭《注》、孔《疏》而外，原書無一存者。
朱彝尊《經義考》采摭最為繁富，而不知其書與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賴此書以傳，亦可雲《禮》家之淵海矣。
明初定制，乃以陳皓注立於學官，而注在若隱若顯間。
今聖朝欽定《禮記義疏》，取於書者特多，豈非是非之公，久必論定乎。
又《後序》有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
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
後有達者，毋襲此編所已言，沒前人之善也。」
其後慈黃震《讀禮記日抄》、新安陳櫟《禮記集義詳解》，皆取書刪節，附以己見。
黃氏融匯諸家，猶出姓名於下方（案此見黃氏《日鈔》）。
陳氏則不復標出（案櫟書今不傳，此見定宇集中櫟所作《自敘》）。
即此一節，非惟其書可貴，其用心之厚，亦非諸家所及矣。
△《禮記纂言》·三十六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吳澄撰。
澄有《易纂言》，已著錄。
案危素作澄《年譜》，載至順三年澄年八十四，留撫州郡學，《禮記纂言》成。
而虞集《行狀》則稱成於至順四年，即澄卒之歲。
其言頗不相合。
然要為澄晚年手定之本也。
其書每一卷為一篇。
大旨以《戴記》經文龐雜，疑多錯簡，故每一篇中，其文皆以類相從，俾上下意義聯屬貫通，而識其章句於左。
其三十六篇次第，亦以類相從。
凡《通禮》九篇、《喪禮》十一篇、《祭禮》四篇、《通論》十一篇，各為標目。
如《通禮》首《曲禮》，則以《少儀》、《玉藻》等篇附之，皆非小戴之舊。
他如《大學》、《中庸》依程朱別為一書，《投壺》、《奔喪》歸於《儀禮》，《冠義》等六篇別輯為《儀禮傳》，亦並與古不同。
虞集稱其「始終先後，最為精密。
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其僅存可考得，既表而存之，各有所附。
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其推重甚至。
考《漢書·藝文志》，《禮記》本一百三十一篇，戴德刪為八十五，戴聖刪為四十九。
與《易》、《書》、《詩》、《春秋》經聖人手定者固殊。
然《舊唐書·元行沖傳》，載行衝上《類禮義疏》，張說駁奏曰「今之《禮記》，歷代傳習，著為經教，不可刊削。
魏孫炎始改舊本，先儒所非，竟不行用。
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為之注，其書竟亦不行。
今行沖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
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絕。
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云云，則古人屢經修緝，迄不能變漢儒舊本。
唐以前儒風淳實，不搖惑於新說，此亦一徵。
澄復改並舊文，儼然刪述，恐亦不免聖之議。
以其排比貫串，頗有倫次，所解亦時有發明，較諸王柏刪《詩》，尚為有間，故錄存之，而附論其失如右。
△《莊禮記集說》·十卷（通行本）
元陳皓撰。
皓字可大，都昌人。
莊其號也。
是書成於至治壬戌。
朱彝尊《經義考》作三十卷。
今本十卷，坊賈所合併也。
初，延科舉之制，《易》、《書》、《詩》、《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與古註疏相參，惟《禮記》則專用古註疏。
蓋其時老師宿儒，猶有存者，知《禮》不可以空言解也。
皓成是書，又在延之後，亦未為儒者所稱。
明初，始定《禮記》用皓注。
胡廣等修《五經大全》，《禮記》亦以皓注為主，用以取士。
遂誦習相沿。
蓋說《禮記》者，漢唐莫善於鄭、孔，而鄭《注》簡奧，孔《疏》典贍，皆不似皓注之淺顯。
宋代莫善於衛，而卷帙繁富，亦不似皓注之簡便。
又南宋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行。
而皓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為朱子之胥。
遂藉考亭之餘蔭，得獨列學官。
其注《學記》「術有序」句，引《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周禮·鄉大夫》實無此文。
注《檀弓》「五十以伯仲」句，引賈公彥《儀禮疏》，乃孔穎達《禮記疏》文，正與賈說相反。
頗為論者所譏。
然朱子注《詩》「來牝三千」引《禮記》「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禮記》無此文。
注《孟子》「神農之言」引史遷「所謂農家者流」，《史記》無此文。
蔡沈注《書》「厘降二女於媯」引《爾雅》「水北曰」，《爾雅》無此文。
又注《西伯戡黎》引《史記》「紂使膠鬲觀兵」，注「星有好雨」引《漢志》「軫星好雨」，《史記》、《漢書》亦均無此文。
是皆偶然筆誤，未足以累全書。
且何休漢代通儒，號為學海，而注《公羊傳》「舟中之指可掬」句，引「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語，尚誤記《爾雅》為《禮》文，又何有於皓？皓所短者，在不知禮制當有證據，禮意當有發明，而箋釋文句，一如注《孝經》、《論語》之法。
故用為蒙訓則有餘，求以經術則不足。
朱彝尊《經義考》以「兔園冊子」詆之，固為已甚，要其說亦必有由矣。
特《禮》文奧賾，驟讀為難。
因其疏解，得知門徑，以漸進而求於古。
於初學之士，固亦不為無益。
是以國家定制，亦姑仍舊貫，以便童蒙。
然復欽定《禮記義疏》，博采漢唐遺文，以考證先王製作之旨，並退皓說於諸家之中，與《易》、《詩》、《書》三經異例。
是則聖人御宇，經籍道昌，視明代《大全》抱殘守匱，執一鄉塾課冊以錮天下之耳目者，盛衰之相去，蓋不可以道里計矣。
△《禮記大全》·三十卷（少詹事陸費墀家藏本）
明胡廣等奉敕撰。
以陳皓《集說》為宗，所採掇諸儒之說，凡四十二家。
朱彝尊《經義考》引陸元輔之言，謂「當日諸經《大全》，皆攘竊成書以罔其上。
此亦必元人之成書，非諸臣所排纂」云云，雖頗涉鄰人竊之疑。
然空穴來風，桐乳來巢，以他經之蹈襲例之，或亦未必無因歟？諸經之作，皆以明理，非虛懸而無薄。
故《易》之理麗於象數，《書》之理麗於政事，《詩》之理麗於美刺，《春秋》之理麗於褒貶，《禮》之理麗於節文，皆不可以空言說，而《禮》為尤甚。
陳皓《集說》，略度數而推義理，疏於考證，舛誤相仍。
納喇性德至專作一書以攻之，凡所駁詰，多中其失。
廣等乃據以為主，根柢先失。
其所援引，亦不過箋釋文句，與皓說相發明。
顧炎武《日知錄》曰：「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
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
誠深見其陋也。
特欲全錄明代《五經》，以見一朝之制度，姑並存之云爾。
△《月令明義》·四卷（福建巡撫采進本）
明黃道周撰。
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
崇禎十一年，道周官少詹事，注《禮記》五篇以進，此其一也。
其說以二至、二分、四立皆歸於中央之土為取則於《洛書》之中五，而五氣於以分佈。
此歲功所由成，政事所從出，故作《月令氣候生合總圖》。
又以《月令》載昏旦中星，故有《十二月中星圖》，並細載中星距極遠近度數及寅泰、卯大壯等十二卦彖象，以為此聖人敷治之原。
每一月分為一章，其日躔星度則各列原本於前，而別列授時歷新測於後。
考《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故《大衍歷議》曰：「顓頊歷即夏歷。
湯作殷歷，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為上元，周人因之，距羲和所記昏明中星，俱差半次。
是不韋更考中星，斷取近距。」
然先儒論說，大抵推求差分，而不追改《經》文。
至唐明皇始黜《月令》舊文，更附益時事，名《御刪定月令》，改置《禮記》第一。
故《開成石經》於昏旦中星悉改從唐歷。
宋延二年，仍復舊本《月令》，而唐《月令》別行，以其變亂古經，不足垂訓故也。
道周乃別立《經》文曰「孟春之月，日在危，昏昴中，旦房中。
仲春之月，日在東壁，昏參中，旦箕中」云云，是又道周自為《月令》，蹈唐人之失，殊為未協。
特其所注雜采《易象》、《夏小正》、《逸周書》、《管子》、《國語》，參稽考證，於《經》義頗有闡發。
其臚舉史傳，亦皆意存規戒，非漫為推衍幾祥。
則改《經》雖謬，而其因事納誨之忱，則固無悖於《經》義也。
△《表記集傳》·二卷（福建巡撫采進本）
明黃道周撰。
是書為所進《禮記解》五篇之二。
《自序》以為古者窺測天地日月，皆先立表，為《表記》之所由名。
考《說文解字》，表裡字皆從衣。
此篇名《表記》者，蓋謂人之言行，猶衣之章身，故鄭康成云「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也」。
先儒舊義，本無可疑，道周乃謂取於八尺之表，殊為附會。
又是篇古注分九節，《正義》曰「稱子言之，凡有八所。
皇氏云：皆是發端起義，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
若於子言之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
今檢上下體例，或如皇氏之言，今依用之」云云，故《疏》文於諸節脈絡相承處，必詳記之。
如云「此經又廣明恭敬之事」，又云「此一節總明仁義之事」，又云「自此以下至某句更廣明仁義之道」。
前儒說經，於章段離合之間，其慎如此。
陳皓《集說》，不用註疏次第，強分四十餘章，已乖違古義。
道周乃約為三十六章，並強立篇名，隨心標目，尤為自我作古，無所師承。
其說則全引《春秋》解之，謂《坊》、《表》二記不專為《春秋》，而以《春秋》發其條理，則百世而下，有所稽測，得其晷影。
夫《坊記》一篇，如曰「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又云「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又云「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其通於《春秋》，初無事強合。
至《表記篇》則多言君子恭敬仁義之德，而必以《春秋》證之，於《經》旨亦為牽合。
然其借《春秋》之義，互證旁通，頗有發明。
猶之胡安國《春秋傳》，雖未必盡得《經》意，而議論正大，發揮深切，往往有關於世教，遂亦不可廢焉。
△《坊記集傳》·二卷、附《春秋問業》·一卷（福建巡撫采進本）
明黃道周撰。
是書為所進《禮記解》五篇之三。
《自序》以為聖人之坊亂，莫大於《春秋》。
故是書之體，以《坊記》為經，而每章之下皆臚舉《春秋》事跡以證。
但《國語》所載，若內史過之論虢亡，近於語怪，而以為借神怪以防欲，義涉荒忽。
《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鄢」，而以為為三桓而發。
夫三桓之事，《春秋》著之詳矣，乃謂寓其意於鄭伯之克段，是捨形而論其影也。
又《戴記》本為一篇，而分為三十章，章各創為之目，其臆斷亦與《表記集傳》等。
第其意存鑒戒，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原其亂之所自生，究其禍之所終極，頗為剴切。
且《坊記》之文，如曰「治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
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是隱為《春秋》書大夫之強起例。
又云「《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亦明著《春秋》之法。
則道周此書，固非漫無根據，盡出附會矣。
△《緇衣集傳》·四卷（福建巡撫采進本）
明黃道周撰。
是書為所進《禮記解》五篇之四。
分二十三章，亦各創立名目。
案鄭康成云：「《緇衣篇》善其好賢者之原，故述其所稱之詩以為其名。」
是本有辨別善惡之義。
故道周因而推衍其說，證以史事。
於愛憎之公私，人才之邪正，莫不詳明剴切，再三致意。
《自序》云：「是《傳》略采經史關於好惡、刑賞、治道之大者，凡二百餘條，以繫於篇。
其於經濟庶務條目之間，雖有未悉，而於君心好惡綱領之原，以至三代而下治亂盛衰之故，亦略雲備。」
蓋莊烈帝銳於求治，而暗於知人，輕信輕疑，漫無鑒別。
十七年內，易閣臣者五十，賢奸淆雜，卒至於亡。
賀逢聖致仕之時，斷以「振作無緒」一語，可雲先見。
道周此書，意主於格正君心，以權衡進退。
所重在君子小人消長之間，不必盡以章句訓詁繩也。
△《儒行集傳》·二卷（福建巡撫采進本）
明黃道周撰。
是書為所進《禮記解》五篇之五。
雖亦有強分篇目之失，然《記》文稱「其自立有如此者」、「其剛毅有如此者」云云，則章旨本《經》中所有。
道周分一十七章，較《表記》、《坊記》、《緇衣》之目尚近於自然。
其所集之《傳》，亦雜引歷代史傳，以某某為能自立，某某為剛毅，意在上之取士，執此為則，以定取捨之衡。
故其《自序》云：「仲尼恐後世不學，不知先王之道存於儒者，故並舉以明之。
使後之天子循名考實，知人善任，為天下得人。」
蓋《經》為儒者言，道周之《傳》則為用儒者言也。
大抵道周於諸經，其用力最深者莫如《易》學。
觀其與及門朱朝瑛、何瑞圖、劉履丁輩往復商榷，至再至三，所謂一生精力盡在此書者也。
其《孝經集傳》，亦歷六年而成，故推衍亦為深至。
若《禮記》五篇，則藉以納諫，意原不主於解《經》，且一年之中，輯書五種，亦成之太速，故考證或不免有疏。
然賦詩斷章，義各有取；郢書燕說，國以大治。
苟其切於實用，則亦不失聖人垂教之心。
故雖非解經之正軌，而不能不列之《經部》焉。
△《日講禮記解義》·六十四卷謹案是書為聖祖仁皇帝經筵所講，皆經御定，而未及編次成帙。
皇上御極之初，乃命取番書房舊稿，校刊頒行。
禮為治世之大經。
《周禮》具其政典，《儀禮》陳其節文。
《禮記》一書，朱子以為《儀禮》之傳，然特《冠義》等六篇及《喪服》諸篇與《儀禮》相發明耳，至於他篇，則多整躬范俗之道，別嫌明微之防，不盡與《儀禮》相比附。
蓋《儀禮》皆古經，《禮記》則多志其變；《儀禮》皆大綱，《禮記》則多謹於細；《儀禮》皆度數，《禮記》則多明其義。
故聖賢之微言精意，雜見其中，斂之可以正心修身，推之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
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於是取裁焉。
是編推繹《經》文，發揮暢遠，而大旨歸於謹小慎微，皇自敬德以納民於軌物。
衛所集一百四十四家之說，鑄翦裁，一一薈其精要，信乎聖人製作之意，惟聖人能知之矣。
△《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卷乾隆十三年御定《三禮義疏》之第三部也。
《經》文四十九篇，為七十七卷，附載圖五卷。
其詮釋七例，亦與《周官義疏》同。
三《禮》以鄭氏為專門，王肅亦一代通儒，博觀典籍，百計難之，弗勝也。
後儒所見，曾不逮肅之棄餘，乃以一知半解，華然詆鄭氏不聞道。
韓愈所謂不自量者，其是類歟？然《周官》、《儀禮》皆言禮制，《禮記》則兼言禮意。
禮制非考證不明，禮意則可推求以義理，故宋儒之所闡發，亦往往得別嫌明微之旨。
此編廣摭群言，於郊社、樂舞、裘冕、車旗、尊彝、圭鬯、燕飲、饗食以及《月令》、《內則》諸名物，皆一一辨訂。
即諸子軼聞、百家雜說可以參考古制者，亦詳徵博引，曲證旁通。
而辯說則頗采宋儒，以補鄭《注》所未備。
其《中庸》、《大學》二篇，陳皓《集說》以朱子編入《四書》，遂刪除不載，殊為妄削古經。
今仍錄前文，以存舊本。
惟章句改從朱子，不立異同，以消門戶之爭。
蓋言各有當，義各有取，不拘守於一端，而後見衡鑒之至精也。
至於御纂諸經，《易》不全用程《傳》、《本義》，而仍以程《傳》、《本義》居先。
《書》不全用蔡《傳》，而仍以蔡《傳》居先；《詩》不全用朱《傳》，而仍以朱《傳》居先；《春秋》於胡《傳》尤多所駁正刊除，而尚以胡《傳》標題，列三《傳》之次。
惟《禮記》一經，於陳皓《集說》僅棄瑕錄瑜，雜列諸儒之中，不以冠首。
仰見睿裁精審，務協是非之公。
尤足正胡廣等《禮記大全》依附門牆，隨聲標榜之謬矣。
△《深衣考》·一卷（浙江巡撫采進本）
國朝黃宗羲撰。
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
是書前列己說，後附《深衣》經文，並列朱子、吳澄、朱右、黃潤玉、王廷相五家圖說，而各辟其謬。
其說大抵排斥前人，務生新義。
如謂衣二幅，各二尺二寸。
屈之為前後四幅，自掖而下殺之，各留一尺二寸。
加衽二幅，內衽連於前右之衣，外衽連於前左之衣，亦各一尺二寸。
其要縫與裳同七尺二寸。
蓋衣每一幅屬裳狹頭二幅也。
今以其說推之，前後四幅下屬裳八幅外，右衽及內左衽亦各下屬裳一幅，則裳之屬乎外右衽者勢必掩前右裳，裳之屬乎內左衽者勢必受掩於前左裳。
故其圖止畫裳四幅。
蓋其後四幅統於前圖，其內掩之四幅，則不能畫也。
考深衣之裳十二幅，前後各六，自漢唐諸儒沿為定說。
宗羲忽改創四幅之圖，殊為臆撰。
其釋「衽，當旁也」，謂「衽，衣襟也。
以其在左右，故曰當旁」。
考鄭《注》：「衽，裳幅所交裂也。」
郭璞《方言注》及《玉篇注》俱云：「衽，裳際也。」
云「裳際」，則為裳旁明矣，故《釋名》曰：「衽，也，在旁然也。」
蓋裳十二幅，前名襟，後名裾，惟在旁者始名衽。
今宗羲誤襲孔《疏》以裳十二幅皆名衽，不明《經》文「當旁」二字之義，遂別以衣左右衽當之。
是不特不知衽之為裳旁，而並不以衽為裳幅。
二字全迕，益踵孔《疏》而加誤矣。
其釋「續衽」也，謂「裳與衣相屬，衣通袂長八尺。
裳下齊一丈四尺。
衣裳相屬處乃七尺二寸。
則上下俱闊而中狹，像小要之形，故名續衽」，其說尤為穿鑿。
其釋「袂圓以應規」也，謂：「衣長二尺二寸，袂屬之亦如其長。
掖下裁入一尺，留其一尺二寸，可以運肘，以漸還之至於袂末，仍得二尺二寸。
《玉藻》言尺二寸，乃袂口之不縫者，非謂袂止一尺二寸。」
今考《說文》：「，袂也。」
《禮·玉藻》鄭《注》謂：「，袂口也。」
蓋袂末統名曰。
今謂袂口半不縫者乃名，則袂口之半縫者豈遂不得名乎？且袂口半縫之制，《經》無明文，又不知宗羲何所據也。
宗羲經學淹貫，著述多有可傳。
而此書則變亂舊詁，多所乖謬。
以其名頗重，恐或貽誤後來，故摘其誤而存錄之，庶讀者知所抉擇焉。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三十八卷（內府藏本）
國朝納喇性德撰。
性德有《刪補合訂大易集義粹言》，已著錄。
是編因陳皓《禮記集說》疏舛太甚，乃為條析而辨之。
凡皓所遺者謂之「補」，皓所誤者謂之「正」。
皆先列《經》文，次列皓說，而援引考證以著其失。
其無所補正者，則《經》文與皓說並不載焉。
頗采宋元明人之論，於鄭《注》、孔《疏》亦時立異同。
大抵考訓詁名物者十之三四，辨義理是非者十之六七。
以皓注多主義理，故隨文駁詰者亦多也。
凡皓之說皆一一溯其本自何人，頗為詳核，而愛博嗜奇，亦往往泛采異說。
如《曲禮》「席間函丈」，皓以兩席並中間為一丈。
性德引《文王世子》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駁之，是也。
而又引王肅本文作「杖」，謂可容執杖以指揮，則更謬於《集說》矣。
《月令》「群鳥養羞」，性德既雲《集說》未為不是，而又引《夏小正》「丹鳥羞白鳥」及項安世「人以鳥為羞」之說，雲足廣異聞。
則明知《集說》之不誤，而強綴此二條矣。
《曾子問》魯昭公慈母一條，既用鄭《注》、孔《疏》以補皓注，又引陸佃之謬解，蔓延於《集說》之外。
是正陸氏，非正《集說》矣。
凡斯之類，皆徵引繁富，愛不能割之故。
然綜核眾論，原委分明，凡所指摘，切中者十之八九。
即其據理推求者，如《曲禮》「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皓注稱「況求勝者未必能勝，求多者未必能多」，性德則謂「此乃不忮不求，懲忿窒慾之事。
陳氏所云，不免計較得失。
若是則可以必勝，可以必多，將不難於為之矣」。
是雖立皓於旁，恐亦無以復應也。
然則讀皓注者，又何可廢是編與？
△《禮記述注》·二十八卷（福建巡撫采進本）
國朝李光坡撰。
光坡有《周禮述注》，已著錄。
是編成於康熙戊子。
前有《自序》云：「始讀陳氏《集說》，疑其未盡。
及讀《注》、《疏》，又疑其未誠。
如《序》內稱鄭氏祖讖，孔氏惟鄭之從，不載他說，以為可恨。
鄭氏祖讖，莫過於《郊特牲》之郊祀、《祭法》之祖宗。
而孔氏《正義》皆取王、鄭二說，各為臚列。
其他自五禮大者至零文單字，備載眾詁。
在諸經註疏中最為詳核，何妄詆歟？又《禮器篇》斥後代封禪為鄭祖緯啟之。
秦皇漢武，前鄭數百年，亦鄭《注》啟之乎？又多約註疏而成，鮮有新意，而指《注》、《疏》為舊說。
凡此之類，抵冒前人，即欺負後人，何以示誠乎？抑譏漢唐儒者說理如夢，此程朱進人以知本，吾儕非其分也。
今於《禮運》則輕其出於老氏，《樂記》則少其言理而不及數。
其他多指為漢儒之附會，逐節不往復其文義，通章不鉤貫其脈絡。
而訓《禮運》之本仁以聚，亦曰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仲尼燕居》之仁鬼神、仁昭穆，亦曰克去己私，以全心德。
欲以方軼前人，恐未能使退捨也。」
其論可謂持是非之公心，掃門戶之私見。
雖義取簡明，不及鄭、孔之賅博。
至其精要，則亦略備矣。
△《禮記析疑》·四十六卷（江蘇巡撫采進本）
國朝方苞撰。
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
是書亦融會舊說，斷以己意。
如《文王世子》以大司成即大司樂，辨《注》、《疏》以《周官》大樂正為大司樂、師氏為大司成之非。
於《郊特牲》郊血、大饗腥序薦璧用樂、薦血實柴之次一條，謂凡經傳中言郊禮而有獻薦者，皆為祭稷之事。
其論至為明晰。
於饗有樂而食嘗無樂一條，取荊南馮氏之言，引《楚茨》之詩，以為嘗當有樂。
於《內則》天子之閣一條，謂《疏》以閣為庖廚非是，蓋閣所以置果蔬飴餌也。
又付豚一條，《注》、《疏》解為豚全而羊析，不知是豚共鼎，羊以羔耳。
於《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一條，謂庶子之子立禰廟，則可以祭父之生母。
於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一條，謂大夫以公事出，而家人攝祭，則義當使親子弟，雖無爵者可攝，無攝以宗子之義也。
於《祭統》祭之日一獻一條，謂祭禮獻酬交錯，所以和通神人，不宜獻飲未終而爵命群臣以間之。
惟特假於廟，故簡其禮而用一獻。
今《注》謂一獻一屍，《疏》謂其節當在後，編者誤列於前。
皆具有所見，足備禮家一解。
他如謂執雁、奠雁皆為舒雁，而非雁鴻之雁。
不知禮用雁贄，取其不失時，能守節也。
若舒雁，則何守節之有？又謂《深衣》「純袂，緣，純邊」，純即緣也，緣字疑衍。
其意蓋謂當作純袂純邊。
按鄭《注》曰：「緣，易也。」
孔《疏》云：「《既夕禮》鄭《注》：在幅曰卑，在下曰易。」
方氏愨曰：「α口謂之袂，裳下謂之緣，衣側謂之邊，其純皆半寸。」
緣字自有典，則非衍字也。
凡斯之類，未免武斷，然無傷於宏旨。
其最不可訓者，莫如別為《考定文王世子》一篇，刪「文王有疾」至「武王九十三而終」一段，又刪「不能位阼，踐阼而治」八字及「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一段、「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一段、「成王幼」至「不可不慎也」一段、末「世子之記」一段。
夫《禮記》糅雜，先儒言之者不一。
然刪定《六經》，維聖人能之。
《孟子》疑《武成》不可信，然未聞奮筆刪削也。
朱子改《大學》、刊《孝經》，後儒且有異同。
王柏、吳澄竄亂古經，則至今為世詬厲矣。
苞在近時，號為學者，此書亦頗有可采。
惟此一節，則不效宋儒之所長，而效其所短，殊病乖方。
今錄存其書，而附辨其謬於此，為後來之炯戒焉。
△《檀弓疑問》·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邵泰衢撰。
泰衢字鶴亭，錢塘人。
明於算術，雍正初以薦授欽天監左監副。
其書以《禮記》出自漢儒，而《檀弓》一篇尤多附會，乃摘其可疑者，條列而論辨之。
如以脫驂舊館人為失禮之正；以夫子夢奠之事為杳冥渺茫，皆非聖人所宜出；又親喪哭無常聲，不應以孺子泣為難繼；居讎者不反兵而斗為啟亂端；曾點之狂乃志大而有所不為，非狂肆之狂；倚門而歌，斷無此事；以王姬為齊襄公妻，非魯莊公之外祖母：大都皆明白正大，深中理解，非劉知幾之橫生臆解，惑古疑經者可比。
惟「師及齊師戰於郎」一條，泰衢以郎字為郊字之誤，蓋據《春秋》「戰於郊」之文。
不知魯有二郎，《隱公元年》費伯所城之郎，在今廢魚台縣地。
《哀公十一年》與齊戰之郎，則為魯近郊地（案說詳江永《春秋地理考實》）。
謂郎即郊則可，謂郎為誤則不可。
又「乘丘之戰」一條，泰衢疑魯莊公敗績之誤。
不知古人軍潰曰敗績，車覆亦曰敗績，《左傳》所云敗績覆壓者是也。
概以戰衄為疑，亦疏於考據。
然偶然疏舛，固亦不害其大旨也。
△《禮記訓義擇言》·八卷（兩江總督采進本）
國朝江永撰。
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
是書自《檀弓》至《雜記》，於注家異同之說，擇其一是，為之折衷。
與陳皓注頗有出入，然持論多為精核。
如《檀弓》「殷練而，周卒哭而」，呂氏謂祭即以其主藏於祖廟，既除喪而後遷於新廟。
永據《左氏傳》特祀於主，嘗於廟，謂後主反殯宮，至喪畢乃遷新廟。
引《大戴禮·諸侯遷廟禮》奉衣服由廟而遷於新廟，此廟實為殯宮。
今考《顧命》：「諸侯出廟門俟。」
孔《傳》曰：「殯之所處曰廟。」
又《儀禮·士喪禮》曰：「巫止於廟門外。」
《注》曰：「凡宮中有鬼神曰廟。」
賈《疏》曰：「廟門者，士死於室，以鬼神所在，則曰廟，故名寢曰廟。」
然則《大戴禮》所云由廟者，實由殯宮，非由祖廟。
永說有據，可以解程、張諸儒之異同。
又如《玉藻》曰：「襲裘不入公門。」
《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
據《曲禮疏》，襲衣即所謂中衣。
永謂裼衣上即謂正服，不得更有中衣。
今考《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
《注》曰：「錦衣復有上衣。
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
皮弁即為錦衣之上服，而裼衣之上不復有中衣可知。
雖孔《疏》所說據《玉藻》有長中繼掩尺之文，然繼掩尺之中衣，不襲裼衣。
《後漢·輿服志》：「宗廟諸祀，冠長冠，服勻玄，絳緣領袖為中衣，絳褲末」《漢書·萬石君傳注》：「中{君巾}若今中衣。」
《釋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
小衣即褻衣也。
然則中衣但得襲褻衣，不得襲裼衣也。
孔《疏》顯誤，亦以永說為確。
又《雜記》曰：「如三年之喪，則既Ａ７，其練祥皆行。」
《注》曰：「言今之喪既服Ａ７，乃為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
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
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
永謂：「玩《注》既字、乃字之意，本謂未Ａ７以前，值練祥不得行。
正如《纂言》附論後喪變麻可補行之說，非謂既Ａ７而值前喪一期再期也。」
今考上節曰：「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疏》曰：「謂母死既葬，後值父應大祥，除服以行祥事。」
然則母未葬而值父大祥，亦不可行，必待既葬然後補行明矣。
永於下節既字、乃字之義，疏解明確，即上下二節之義，亦俱可貫通。
其他若辨程大昌袒為免冠及皇氏衰為露之誤，尤為精鑿不磨。
至《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己則否」，王肅謂計己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
永特宗其說，而於《經》文之弟字，雖不敢如劉知、蔡謨直以為衍文，乃謂言弟者因昆連及之。
則其說臆度，終不如鄭《注》為得。
然全書持義多允，非深於古義者不能也。
△《深衣考誤》·一卷（安徽巡撫采進本）
國朝江永撰。
深衣之制，眾說糾紛。
永據《玉藻》「深衣三，縫齊倍要，衽當旁」云：「如裳前後當中者，為襟為裾，皆不名衽。
惟當旁而斜殺者乃名衽。」
今以永說求之訓詁諸書，雖有合有不合，而衷諸《經》文，其義最當。
考《說文》曰：「衽，衣金也。」
金即襟，永以裳之前為襟，而旁為衽。
《說文》乃以衣襟為衽，則不獨裳為衽矣。
又《爾雅》曰：「執衽謂之吉，及衽謂之頡。」
李巡曰：「衽者，裳之下也。」
雲下則裳之下皆名衽，不獨旁矣。
然《方言》曰：「褸謂之衽。」
郭璞《注》曰：「衣襟也。」
與《說文》前襟名衽義正同。
而郭《注》又云：「或曰衽，裳際也。」
雲裳際則據兩旁矣。
永之所考，蓋據璞《注》後說也。
又劉熙《釋名》云：「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御風寒也。
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後當見倨也。
衽，也，在旁然也。」
證以永說，謂裳前襟後裾，皆直幅不交裂，則即《釋名》所云「倨倨然直」也。
謂在旁者乃名衽，則即《釋名》「在旁」之義也。
其釋《經》文「衽，在旁」三字實非孔《疏》所能及。
其後辨續衽鉤邊一條，謂續衽在左，前後相屬，鉤邊在右，前後不相屬。
鉤邊在漢時謂之曲裾，乃別以裳之一幅斜裁之，綴於右後衽之上，使鉤而前。
孔《疏》誤合續衽、鉤邊為一。
其說亦考證精核，勝前人多矣。
○附錄
△《大戴禮記》·十三卷（江西巡撫采進本）
漢戴德撰。
《隋書·經籍志》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崇文總目》云：「《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
《中興書目》云：「今所存止四十篇。」
晁公武《讀書志》云：「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
而韓元吉、熊朋來、黃佐、吳澄並雲兩七十三，陳振孫雲兩七十二。
蓋後人於《盛德》第六十六別出《明堂》一篇為六十七。
其餘篇第，或至《文王官人》第七十一改為七十二。
或至《諸侯遷廟》第七十二改為七十三。
或至《諸侯釁廟》第七十三改為七十四。
故諸家所見不同。
蓋有新析一篇，則與舊有之一篇篇數重出也。
漢許慎《五經異義》論明堂稱《禮》戴說、《禮·盛德記》，即《明堂篇》語。
《魏書·李謐傳》、《隋書·牛宏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
知析《盛德篇》為《明堂篇》者，出於隋唐之後。
又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
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
蓋《夏小正》一篇多別行。
隋唐間錄《大戴禮》者，或闕其篇，是以司馬貞云然。
原書不別出《夏小正篇》，實闕四十六篇，存者宜為三十九篇。
《中興書目》乃言存四十篇，則竄入《明堂》篇題，自宋人始矣。
書中《夏小正篇》最古。
其《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公冠》皆《禮》古經遺文。
又《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
是書猶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圓篇》，題上悉冠以「曾子」者是也。
書有《注》者八卷，餘五卷無《注》，疑闕逸，非完本。
朱子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
殆以《注》歸之康成。
考《注》內徵引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寧、郭象諸人，下逮魏晉之儒。
王應麟《困學紀聞》指為盧辯注。
據《周書》，辯字景宣，官尚書右僕射。
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
其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纘前修矣。」
王氏之言，信而有徵。
是書正文並《注》，訛舛幾不可讀，而《永樂大典》內散見僅十六篇。
今以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禮記》之文，參互校訂，附案語於下方。
史繩祖《學齋占畢》言《大戴記》列之十四經中，其說今不可考。
然先王舊制，時有徵焉，固亦《禮經》之羽翼爾。
△《夏小正戴氏傳》·四卷（兩江總督采進本）
宋傅崧卿撰。
崧卿字子駿，山陰人。
官至給事中。
《夏小正》本《大戴禮記》之一篇。
《隋書·經籍志》始於《大戴禮記》外，別出《夏小正》一卷，注云：「戴德撰。」
崧卿《序》謂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遂多以邀賞帛，故離析篇目而為此。
有司受此，又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復考。
是於理亦或然。
然考吳陸璣《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曰：「《大戴禮·夏小正傳》云：蘩，由胡。
由胡，旁勃也。」
則三國時已有《傳》名。
疑《大戴禮記》舊本但有《夏小正》之文，而無其《傳》。
戴德為之作《傳》別行，遂自為一卷，故《隋志》分著於錄。
後盧辯作《大戴禮記注》，始采其《傳》編入書中，故《唐志》遂不著錄耳。
又《隋志》根據《七錄》，最為精核，不容不知《夏小正》為三代之書，漫題德撰。
疑《夏小正》下當有「傳」字，或「戴德撰」字當作「戴德傳」字。
今本訛脫一字，亦未可定。
觀《小爾雅》亦《孔叢》之一篇，因有李軌之《注》，遂別著錄。
是亦旁證矣。
崧卿以為隋代誤分，似不然也。
惟是篇屢經傳寫，《傳》與本文混淆為一。
崧卿始仿杜預編次《左氏春秋》之例，列正文於前，而列《傳》於下。
每月各為一篇，而附以註釋。
又以關澮藏本與集賢所藏《大戴禮記》本參校異同，注於下方。
其關本註釋二十三處，亦並附錄，題曰「舊注」以別之。
蓋是書之分經傳，自崧卿始。
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夏小正》分析經傳，實沿其例。
其詮釋之詳，亦自崧卿始。
金履祥《通鑒前編》所注，實無以勝之。
於是書可謂有功。
儒者盛稱朱子考定之本，與履祥續作之注，而不以創始稱崧卿。
蓋講學家各尊所聞，非公論也。
其中如正月之「斗柄縣在下」、五月之「菽糜將閒諸則」、九月之「辰繫於日」、十一月之「於時月也，萬物不通」，皆宜為《經》文，而誤列於《傳》。
其正月之「始用暢」，乃以解初歲祭耒，明用暢以祭自此始。
宜為《傳》文，而誤列於《經》。
皆為未允。
然大戴之學，治之者稀。
《小正》文句簡奧，尤不易讀。
崧卿獨稽核舊文，得其端緒，俾讀者有徑之可循，固考古者之所必資矣。
──右「禮類」《禮記》之屬二十部，五百九十四卷；《附錄》二部，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訓釋《大學》、《中庸》者，《千頃堂書目》仍入禮類，今並移入《四書》。
以所解者《四書》之《大學》、《中庸》，非《禮記》之《大學》、《中庸》。
學問各有淵源，不必強合也。
《大戴禮記》舊附於經，史繩祖《學齋占畢》亦有《大戴禮記》宋列為十四經之說。
然繩祖所云，別無佐證。
且其書古不立博士，今不列學官，未可臆加以經號。
今以二戴同源，附錄於《禮記》之末，從其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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