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廣記
卷第三百九十一 銘記一
李斯 夏侯嬰 張恩 高流之 高顯洛 謝靈運 王果 豐都塚 樊欽賁 姜師度 鄔載 鄭欽悅
李斯
週末，有發塚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當時莫識，遂藏書府。
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
至漢時，叔孫通識二字。
（出《述異記》）
周明末年，有人在挖掘古墓時得到一塊玉石，上面刻著一篇文章共計八十個字。
當時都不認識這些字，便把它藏在書館中。
到了秦朝時，李斯認出八個字，為「上天作命，皇辟迭王。」
到漢朝時，叔孫通又認出兩個字。
夏侯嬰
漢夏侯嬰以功封滕公，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馬踣地不前。
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
（出《獨異志》）
漢朝的夏侯嬰因功勞而被封為滕公，等到他去世將要安葬的時候，靈車尚未到墓地，拉車的馬便仆倒在地再也不往前走。
派人在這裡往下挖掘，竟然挖到一個石屋。
石屋中刻有銘文寫道：「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於是將滕公改葬在這裡。
張 恩
後魏天賜中，河東人張恩盜發湯塚，得志云：「我死後二千年，困於恩。」
恩得古鐘磬，皆投於河。
此又別見《聖賢城塚記》。
（出《史系》）
後魏天賜年間，河東人張恩盜掘商湯古墓，挖到一銘志，寫道：「我死後二千年，受難於恩。」
張恩將得到的古鐘磬，全投進河裡。
此事又見於《聖賢城塚記》。
高流之
後魏高流之，為徐州刺史。
決滹沱河水繞城，破一古墓。
得銘曰：「吾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
流之為造棺槨衣物，取其柩而改葬焉。
（出《朝野僉載》）
後魏時的高流之，任徐州刺史，他要開掘滹沱河而引水繞城作為防護。
施工中挖開一座古墓，得到一篇銘文，上寫道：「吾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
賴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
高流之重新給他造了棺槨制備了衣物，取出他的靈柩而改葬於別處。
高顯洛
洛一陽一大統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洛宅。
洛每於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
向光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斤。
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為吾造功德。」
洛遂造招福寺。
世又謂此地蘇秦舊時宅，當時元義秉政，聞其得金，就洛索之，以二十斤與之。
案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起寺，或是碑銘之類，頌聲績也。
（出《洛一陽一伽藍記》）
在洛一陽一大統寺南面，有三公令史高顯洛的宅第。
每當夜晚，高顯洛便發現有赤光在堂前移動，這樣的事已非一次。
他向發光的地點挖下去一丈多深後，得到了黃金一百斤。
黃金上刻寫道：「蘇秦家金，得者為我造功德。」
高顯洛於是為他修建了招福寺。
世人又稱此處便是蘇秦的宅第。
當時是元義執政，聽說高顯洛得到這些金子，就向他索要，洛給他二十斤。
查考蘇秦那個時代（戰國）還沒有佛教，做功德，不必建造寺廟，或者是用碑銘之類來頌揚他的名聲業績。
謝靈運
宋浦一陽一江一 有琵琶圻，圻有古塚，墮水。
甓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一江一 中。」
謝靈運取甓詣京，鹹傳視焉。
乃驗龜繇，古塚已八百矣。
（出《水經》）
南朝宋代浦一陽一江一 有一處叫琵琶圻，圻上有一座古墓，被一江一 水沖毀，磚上有隱約的文字是：「筮吉龜凶，八百年，落一江一 中。」
謝靈運取下那塊磚帶到京城，都傳著看。
於是查驗龜卜，可證古墓已有八百年了。
王 果
唐左衛將軍王果被責，出為雅州刺史。
於一江一 中泊船，仰見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
乃緣崖而觀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逢王果。
五百年中重收我。」
果喟然歎曰：「吾今葬此人。
被責雅州，固其命也。」
乃收窆而去。
唐朝左衛將軍王果被處分，出任雅州刺史。
在乘船赴任的途中，有一天他把船停泊在一江一 上，一抬頭發現在岸邊懸崖的半腰有一口棺材，那棺材有一半懸空在外。
於是他沿著懸崖爬上去觀看，結果發現一行銘文，那銘文寫道：「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
王果喟然長歎道：「我現在就重新埋藏此人吧。
我被貶雅州，原來是命中注定的啊！」於是將他埋藏而去。
豐都塚
東都豐都市，在長壽寺之東北。
初築市垣，掘得古塚，土藏，無磚甓。
棺木陳朽，觸之便散。
一屍一上著平上幘，朱衣。
得銘云：「筮道居朝，龜言近市。
五百年間，於斯見矣。」
當時達者參驗，是魏黃初二年所葬也。
（出《朝野僉載》、《兩京記》）
東都豐都市，在長壽寺的東北面。
在最初剛建城牆時，挖出一座古墓。
是土藏，四周沒砌磚，棺木已經腐朽，一碰就散架了。
一屍一體的頭上戴一塊平上巾，穿紅衣裳。
並得到一行銘文，寫道：「筮道居朝，龜言近市。
五百年間，於斯見矣。」
當時經通曉這方面知識的人對照查驗，認為是魏黃初二年所葬。
樊欽賁
寇天師謙之，後魏時得道者也，常刻石為記，藏於嵩山。
上元初，有洛川郜城縣民，因採藥於山，得之，以獻縣令樊文。
言於州，州以上聞，高宗皇帝詔藏於內府。
其銘記文甚多，奧不可解。
略曰，木子當天下。
又曰，止戈龍。
又曰，李代代不可移宗。
又曰，中鼎顯真容。
又曰，基千萬歲。
所謂「木子當天下」者，蓋言唐氏受命也。
「止戈龍」者，言天後臨朝也。
「止戈」為「武」，武天後氏也。
「李代代不移宗」者，謂中宗中興，再新天地。
「中鼎顯真容」者，實真宗之廟諱。
「真」為睿聖之徽謚，得不信乎。
「基千萬歲」者，「基」玄宗名也，「千萬歲」蓋歷數久長也。
後中宗御歷，樊文男欽賁，以石記本上獻，上命編於國史。
（出《宣室志》）
寇天師字謙之，後魏時得道。
他經常在石頭上刻字記事，然後將刻字的石頭藏於嵩山中。
唐朝上元初年，洛川郜城縣有一百姓，因到山中採藥，得到一塊石頭。
他把這塊石頭獻給縣令樊文，縣令將此事稟報州官，州官又上奏給皇帝，高宗皇帝下詔將石頭藏於內府。
這塊石上刻字記述的事很多，而且深奧難解。
簡要地說，有「木子當天下」，又說「止戈龍」、「李代代不可移宗」、「中鼎顯真容」、「基千萬歲」等等。
所謂「木子當天下」，是說唐朝李氏受天命該當皇帝。
所謂「止戈龍」，是說則天武後要臨朝當政；「止戈」為「武」，是指武則天。
所謂「李代代不移宗」，是說中宗皇帝使唐朝重新振興起來，使天地再度煥然一新。
所謂「中鼎顯真容」，其實是指睿宗的廟諱，因為「真」是睿宗的徽號，能讓人不相信嗎？所謂「基千萬歲」，「基」是玄宗的名字，「千萬歲」是指他經歷的時間長久。
後來中宗皇帝登位，樊文的兒子欽賁把石記本獻上，皇帝下令將它編入國史。
姜師度
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
不狎俗，常閉門絕人事。
生而敏悟，周知天文歷象，窮冥索玄。
後以壽終，墓於解梁之野。
開元中大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鹽田。
剷室廬，潰丘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
既至衛先生墓前，發其地，得一石，刻字為銘，蓋先生之詞也。
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
工人得之，以狀言之於師度。
師度異其事，歎詠久之，顧謂僚吏曰：「衛先生真奇士也。」
即命工人遷其河，遠先生之墓數十步。
（出《宣室志》）
有位先生名叫衛大經，解梁人。
因有學問而遠近聞名，不媚俗，經常閉門而謝絕與他人來往。
他生來天資聰慧而有很高悟性，通曉天文歷象，對天宇間的玄奧也有很深的研究和探索。
後來壽終正寢，葬於解梁郊外。
唐開元年間發大水，姜師度奉皇帝之命開鑿無鹹河，用以灌溉鹽田。
他拆除了很多房舍，剷平了很多墳丘，解梁的百姓都很不滿。
等挖到衛先生墓前，在向地下挖土時，發現一塊石頭，刻字為銘，那是當年衛先生留下的話。
他寫道：「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
修河工得此石後，便把這一情形稟報姜師度。
姜師度對此事十分驚奇，他感歎良久，對左右的僚屬們說：「衛先生真是奇才啊！」就立即命令修河工們改變河道走向，離開衛先生的墓地幾十步遠。
鄔 載
開元中，一江一 南大水，溺而死者數千。
郡以狀聞，玄宗詔侍御史鄔君載往巡之。
載至一江一 南，忽見道旁有古墓，水潰其穴。
公念之，命遷其骸於高原上。
既發墓，得一石，鑿而成文，蓋志其墓也。
志後有銘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詞。
詞曰：「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為泉。
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
載覽而異之，因校其年，果千歲矣。
（出《宣室志》）
唐朝開元年間，一江一 南發大水，淹死好幾千人。
郡守把這種情況上報給皇帝，玄宗下令讓侍御史鄔載前往巡察。
鄔載來到一江一 南，忽然發現道旁有座古墓，被水沖壞而注入墓穴。
鄔載很憐憫，便叫人把墓中的骨骸遷到高地上。
等到挖墓的時候，發現有一塊石頭，上面刻有文字，是記載這墳墓情況的。
志後有銘文二十字，是占卜此地為自己墳墓的人說的話。
他寫道：「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為泉。
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
鄔載看了看很感奇異。
於是查驗這墓的年代，果然有一千年了。
鄭欽悅
天寶中，有商洛隱者任升之，嘗貽右補闕鄭欽悅書曰：「升之白。
頃退居商洛，久闕披陳。
山林獨往，一交一 親兩絕。
意有所問，別日垂訪。
升之五代祖仕梁為太常，初住南一陽一王帳下，於鍾山懸岸圯壙之中得古銘，不言姓氏。
小篆文云：『龜言土，蓍言水。
甸服黃鐘啟靈趾。
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
六千三百浹辰一交一 ，二九重三四百圯。」
文雖剝落。
仍且分明。
大雨之後，才墮而獲。
即梁武大同四年。
數日，遇盂蘭大會，從駕同泰寺，錄示史官姚訾並諸學官。
詳議數月。
無能知者。
筐笥之內，遺文尚在。
足下學乃天生而知，計捨運籌而會，前賢所不及，近古所未聞。
願采其旨要，會其歸趣，著之遺簡，以成先祖之志，深所望焉。
樂安任升之白。」
數日，欽悅即復書曰：「使至，忽辱簡翰，用浣襟懷，不遺舊情。
俯見推訪，又示以大同古銘，前賢未達，僕非遠識，安敢輕言，良增懷愧也。
屬在途路，無所披求。
據鞍運思，頗有所得。
發壙者未知誰氏之子，卜宅者實為絕代之賢。
藏往知來，有若指掌。
契終論始，不差錙銖。
隗炤之預識龔使，無以過也。
不說葬者之歲月，先識圮時之日辰，以圯之日，卻求初兆，事可知矣。
姚史官亦為當世達識，復與諸儒詳之，沉吟月餘，竟不知其指趣，豈止於是哉。
原卜者之意，隱其事，微甚言，當待僕為龔使耳。
不然，何忽見顧訪也。
謹稽諸歷術，測以微詞，試一探言，庶會微旨。
當梁武帝大同四年，歲次戊午。
言『甸服』者，五百也。
『黃鐘』者，十一也。
五百一十一年而圯。
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
『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
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於鍾山也。
『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圯墮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
『浹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一交一 ，故雲六千三百浹辰一交一 也。
二九為十八，重三為六，末言四百，則六為千，十八為萬可知。
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圯，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
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
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於『甸服黃鐘』；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會於『六千三百浹辰一交一 』；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會於『二九重三四百圯』。
從『三上庚』至於『七中巳』；據歷計之，無所差也。
所言年則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矣。
原卜者之意，當待僕言之。
吾子之問，契使然也。
從吏已久，藝業荒蕪。
古人之意，復難遠測。
足下更詢能者。
時報焉。
使還不代。
鄭欽悅白。」
記，貞元中，李吉甫任尚書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時宗人巽為戶部郎中。
於南宮暇日，語及近代儒術之士，謂吉甫曰：「故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鄭欽悅，於術數研一精一，思通玄奧，蓋僧一行所不逮。
以其夭閼當世，名不甚聞，子知之乎？」
吉甫對曰：「兄何以核諸？」
巽曰：「天寶中，商洛隱者任升之，自言五代祖仕梁為太常。
大同四年，於鍾山下獲古銘，其文隱秘。
博求時儒，莫曉其旨。
因緘其銘，誡諸子曰：『我代代子孫，以此銘訪於通人，倘有知者，吾無所恨。
』至升之，頗耽道博雅，聞欽悅之名，即告以先祖之意。
欽悅曰：『子當錄以示我，我試思之。
』升之書遺其銘，會欽悅適奉朝使，方授駕於長樂驛，得銘而釋之。
行及滋水，凡三十里，則釋然悟矣。
故其書曰，『據鞍運思，頗有所得。
』不亦異乎！」辛未歲，吉甫轉駕部員外郎，欽悅子克鈞，自京兆府司錄授司門員外郎，吉甫數以巽之說質焉，雖且符其言，然克鈞自雲亡其草，每想其微言至賾而不獲見，吉甫甚惜之。
壬申歲，吉甫貶明州長史。
海島之中，有隱者姓張氏，名玄一陽一，以明《易經》，為州將所重。
召置閣下，因講《周易》卜筮之事，即以欽悅之書示吉甫。
吉甫喜得其書。
逾獲寶。
即編次之，仍為著論曰：「夾一丘之土，無情也。
遇雨而圯，偶然也。
窮象數者，已懸定於十八萬六千四百日之前。
矧於理亂之運，窮達之命。
聖賢不逢，君臣偶合。
則姜牙得璜而尚父，仲尼無鳳而旅人。
傅說夢達於巖野，子房神授於圯上，亦必定之符也。
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經營如彼。
孟去齊而接淅，賈造湘而投吊，又眷戀如此，豈大聖大賢，猶惑於性命之理歟？將浼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廢歟？余不可得而知也。
欽悅尋自右補闕歷殿中侍御史，為時宰李林甫所惡，斥擯於外，不顯其身。
故余敘其所聞，繫於二篇之後。
以著蓍筮之神明，聰哲之懸解，奇偶之有數，貽諸好事，為後學之奇玩焉。
時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趙郡李吉甫記。」
（出《異聞記》）
唐朝天寶年間，有個商洛隱士任升之，曾給右補闕鄭欽悅寫信說：「升之所言是這樣的：我隱退後居住在商洛，久闕披陳，獨往山林，親情之間斷絕往來。
有事想向你求問，他日再去拜訪。
升之的上五代先宜曾在梁朝作官任太常，當初在南一陽一王帳下作官時，在鍾山懸崖一處坍塌的墳墓中得到一篇古代的銘文。
這篇銘志不講姓氏，用小篆刻的文字說：『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鐘啟靈趾。
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一交一 ，二九重三四百圯。
』文字雖有剝落，但仍很分明清晰。
是一場大雨之後，才墜一落 下來而得到的。
當時是梁武帝大同四年。
數日後，恰逢盂蘭大會，先祖隨從皇帝一起去同泰寺，便將銘文抄錄下來拿給史官姚訾及諸學官看。
他們仔細地研討了幾個月，卻沒有一個人能知曉它的意思的。
當時抄錄的文字，現在還裝在筐笥之中。
您的學問可以說是生而知之，謀略、運籌兩者兼備。
像您這樣有學識的人即使是前賢也比不上，近代也從未聽說過。
願您能選其要旨，綜合它的要義，將遺簡的內容註釋闡發出來，以了卻先祖的遺願。
這也是我深深盼望的。
樂安任升之白。」
數日後，鄭欽悅回信說：「迷信的使者已到，忽然看到您的信函，正可滌除我胸中的煩悶。
您不忘舊情，甚至要屈駕來訪。
又把大同年間的古銘抄給我看，連前輩賢才都不能通曉，我沒有那麼高學識，怎敢輕言狂語呢？這讓我更加慚愧了。
我現在正在途中，沒有什麼資料可查閱，只是在馬鞍上探求思考，但也頗有收益。
修建這座古墓的人不知是何人之子，選擇這個地方作墓地的人可稱得上是絕代的賢才。
對過去和未來的事情，他瞭如指掌。
推論事情的始終，絲毫不差，比隗炤能預測到將有姓龔的使者來訪，還要高明。
不說葬者的年月，先記載坍塌的時間。
從坍塌的時間，來求索初葬的日子，事情就可以知曉了。
姚史官也可稱得上是當世的學者，反覆多次與諸儒研討，琢磨一個多月，竟不知那裡面包含的旨意。
當然還不止是這一點。
推究占卜者的用意，是把事情說得含蓄些，話說得深奧些。
這是等待我當那個龔氏使來打開這個疑一團一 哪。
如果不是這樣，為什麼你忽然下顧求教於我呢？我稽查各種歷術學說，揣測那些微詞，試著作一次探索，庶幾乎可能揣測出此銘的深意。
當年是梁武帝大同四年，這一年正是戊午年。
那裡說的『甸服』，即是五百；『黃鐘』即是十一。
那是說到五百一十一年墳墓將坍塌。
從大同四年向上追溯五百一十一年，是漢光武帝建武四年即戊子年。
『三上庚』，說的是三月上甸的庚日，那年三月辛巳是朔日，即初一，再過十日是庚寅日，因此是三月初葬於鍾山的。
『七中巳』，說的是七月戊午朔日，也是初一，再過十日便是己巳日，這便是墳墓剛剛坍塌的日子。
這一天是己巳可以知道了。
『浹辰』是十二，從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總共為六千三百一十二個月，每月一一交一 替，所以說『六千三百浹辰一交一 』。
『二九』是十八，『重三』是六，尾字是『四百』，六就是千數，十八可知是萬數。
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安葬，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坍塌，共計為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
就是銘上說的『二九重三四百圯』。
這裡所說的只是年月日的數，按年說是五百一十一年，正合於『甸服黃鐘』；按月算則是六千三百一十二個月，合於『六千三百浹辰一交一 』；按日算則是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合於『二九重三四百圯』。
從『三上庚』到『七中巳』，根據曆法計算，沒有什麼差錯。
所說的年和月日，只要差一個數，就不能相符合了。
當初卜者之意，就是等待我來講清楚的。
你向我來詢問，是天意早就安排好了的。
從政已經很久了，學業早已荒蕪，古人的意思，又是很難推測的，您可以再問問別人。
如有收穫可及時告訴我。
派使者送還此信面謝。
鄭欽悅啟。」
據記載，貞元年間，李吉甫任尚書省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
當時宗人李巽為戶部郎中，在南宮閒暇的時候，談到近代儒學術數的著名人物，對李吉甫說：「已故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鄭欽悅，對於術數研究一精一深，尤其對玄奧的事物能夠深思通達，是僧一行所達不到的。
因他在那時受到當朝者的壓制，所以不很出名。
你知道嗎？」
李吉甫回答說：「兄長用什麼來證實呢？」
李巽說：「天寶年間，商洛的隱士任升之，自稱五代先祖曾在梁朝作官為太常，大同四年，在鍾山下得到一塊古墓銘。
那上面文字隱秘難懂，到處求教於儒學之士，卻沒有一個人能明白它的意思的。
於是封存了古銘，告誡兒子們說：『我代代子孫，要用這個古銘訪尋於通曉它的人。
如果能有知曉者，我就沒有什麼遺憾的了。
』到了任升之這一代，他很通法也很博學。
當他瞭解到鄭欽悅的名氣後，就把先祖的意願告訴了他。
鄭欽悅說：『你應當抄錄下來給我看看。
我好試著研琢它。
』任升之便將銘文抄與他。
此時正巧鄭欽悅奉朝命出使，剛剛從長樂驛騎馬出發，便得到銘文而對它進行解釋。
行至滋水，走了有三十里路，就悟出了其中的奧秘。
所以他在信中寫道，『據鞍運思，頗有所得，』這不是件奇事嗎？」
辛未年，李吉甫轉任部員外郎。
而鄭欽悅的兒子鄭克鈞，也由京兆府司錄調任司門員外郎，李吉甫多次用李巽說的話去問他，雖然符合事實，但鄭克鈞自己卻說丟失了那封信的草稿。
每每想那銘文的玄奧至深而又見不到原文，李吉甫都覺得非常婉惜。
壬申年，李吉甫被貶為明州長史。
在海島之中，有一個隱士姓張，名叫玄一陽一，因為他明白《易經》，為州將所重用，被召聘安排到閣內。
因他講解《周易》卜筮之事，便把鄭欽悅的書信給李吉甫看，李吉甫很高興得到這封信，高興得超過得到寶物。
於是立刻將它編成冊，又為它寫文章論述道：「一堆黃土，沒有情。
遇到大雨而坍塌，是偶然現象。
而深明象數的人，把這偶然發生的事判定在十八萬六千四百天之前。
何況是在理亂的時運，而又艱難困厄之時，聖與賢不能相遇，君與臣偶然相合。
就像姜子牙得到騰達而被稱作尚父。
孔子沒有鳳車卻周遊列國，傅說在巖下因夢被提拔，張良在橋上得神人傳授，這都是必定要應驗的事。
然而孔子無暇暖其席，墨子不等到達黔而受挫，為什麼要那樣做？孟子去齊而匆忙得飯都來不及做，賈誼去湘一江一 而憑弔屈原，又這樣眷戀。
難道這些大聖大賢，還迷惑於宿命的說教嗎？這是不是獻身而存教，詔示人道而不可偏廢呢？我無法知道。
鄭欽悅很快從右補闕升為殿中侍御史，被當時的宰相李林甫所嫉恨，被排斥在外，不能顯露出他的名聲，所以我才要敘述對他的所聞，放在這兩篇書信之後，用來昭著蓍筮的神明，聰哲的對玄妙疑難解釋的本事，奇偶變化的有數，以此贈送給各位好事者，成為後世學子奇妙的玩味品。
時間是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趙郡李吉甫記。」
分類：未分類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