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
萬斯同先生傳·原文·譯文·翻譯
〔清〕錢大昕
萬先生斯同字季野，鄞人。
高祖表，明都督同知。
父泰，明崇禎丙子舉人，鼎革後以經史分授諸子，各名一家。
先生其少子也，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
八歲在客坐中背誦揚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
年十四五取家所藏書遍讀之，皆得其大意。
余姚黃太沖寓甬上，先生與兄斯大皆師事之，得聞蕺山劉氏之學，以慎獨為主、以聖賢為必可及。
是時甬上有五經會，先生年最少，遇有疑義，輒片言析之。
束髮未嘗為時文，專意古學，博通諸史，尤熟於明代掌故，自洪武至天啟實錄皆能闇誦。
尚書徐公乾學聞其名招致之，其撰《讀禮通考》，先生予參定焉。
會詔修《明史》，大學士徐公元文為總裁，欲薦入史局，先生力辭，乃延主其家，以刊修委之。
元文罷，繼之者大學士張公玉書、陳公廷敬、尚書王公鴻緒，皆延請先生有加禮。
先生素以明史自任，又病唐以後設局分修之失，嘗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
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
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匽湢，繼而知其蓄產禮俗，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一習一 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
若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眾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一習一 ，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
吾所以辭史局而就館總裁所者，唯恐眾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奸之跡暗昧而不明耳。」
又曰：「史之難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
李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奸事跡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
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跡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
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裡，則吾以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
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讀而詳識之。
長游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志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為指歸。
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
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
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
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它書證之，它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雖不敢謂具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鮮矣。
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為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為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
建文一朝無實錄，野史因有遜國出亡之說，後人多信之，先生直斷之曰：「紫禁城無水關，無可出之理，鬼門亦無其地。
《成祖實錄》稱：『建文闔宮自一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一屍一於火中，還白上。
』所謂中使者，乃成祖之內監也，安肯以後一屍一誑其主？而清宮之日，中涓嬪御為建文所屬意者逐一毒考，苟無自一焚實據，豈肯不行大索之令耶？且建文登極二三年，削奪親藩，曾無寬假，以至燕王稱兵犯闕，逼十迫自殞。
即使出亡，亦是勢窮力盡，謂之遜國可乎？」
由是建文之書法遂定。
在都門十餘年，士大夫就問無虛日，每月兩三會，聽講者常數十人。
於前史體例貫穿一精一熟，指陳得失，皆中肯綮，劉知幾、鄭樵諸人不能及也。
馬、班史皆有表，而《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
先生則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傳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廢。
讀史而不讀表，非深於史者也。」
康熙壬午四月卒，年六十，所著《歷代史表》六十卷、《紀元匯考》四卷、《廟製圖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皆刊行。
又有《周正匯考》八卷、《歷代宰輔匯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群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予皆未見也。
乾隆初，大學士張公廷玉等奉詔刊定《明史》，以王公鴻緒史稿為本而增損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也。
——選自《四部叢刊》本《潛研堂文集》
萬斯同先生字季野，是鄞縣人。
他的高祖萬表，是明朝的都督同知；父親萬泰，是明朝崇禎九年的舉人，清朝代明以後他把經史之學分別傳授給幾個兒子，讓他們各自專攻一門。
萬斯同先生是萬泰的小兒子，生下來就異常聰敏，讀書過目不忘。
八歲時曾當客人的面背誦揚雄的《法言》，全篇不差一字。
十四五歲時把家裡的藏書全都拿來閱讀，都能領會其中的主要意思。
余姚黃宗羲先生住在寧波，萬斯同先生與哥哥萬斯大都拜他為老師，學到蕺山劉宗周先生的學說，就是以「慎獨」為主，認為聖人賢人的道德學問是能趕得上的。
當時寧波有個五經會，其中萬斯同先生年齡最小，但每遇到討論中有疑難的地方，他總是幾句話就能把疑難分析明白。
他青少年時沒有作過八股文，專心學習 經史詩賦，通曉歷代史書，對明代的制度人物尤其精通，從洪武朝到天啟朝的實錄都十分熟悉。
尚書徐乾學聽到他的名聲，把他請到自己身邊。
徐乾學撰寫《讀禮通考》，萬斯同先生協助參加定稿。
正逢詔令修撰《明史》，大學士徐元文任總裁，想推薦萬斯同先生進入明史館任職，他極力推辭，於是徐元文就聘請他住在自己家裡，把修訂編纂的事委託給他。
徐元文離職，繼任他職務的大學士張玉書、陳廷敬、尚書王鴻緒，都聘請萬斯同先生，禮節待遇也更加優厚。
萬斯同先生一向把撰寫明代的歷史視為己任，又恐怕重犯唐代以後開設史館、分頭修撰而造成的失誤，曾說：「以前司馬遷、班固才能既傑出，又繼承了父輩的學問，所以敘事翔實而語言富有文采。
此後史傢俬撰的史書，才學雖然比不上司馬遷、班固，但還不至於象官修的史書那樣雜亂。
修史好比一個人到別人的家裡去，開始周歷熟悉他家的廳堂、寢室、坑廁和浴室，繼而瞭解知道他家的積蓄、產業、禮節和習慣，時間久了他家男女老少性格氣質的剛強柔弱、地位高下和智能賢愚，沒有不瞭解和熟悉的。
這樣以後，才能裁斷他們家的事務。
象官修的史書，匆忙修成於眾人之手，對參與修史的人無暇選擇他們才能是否適宜和職事是否熟一習一 ，這就像招呼一個過路人來與他商量家中的事一樣。
我所以要辭去明史館的職務而接受邀請寓居於總裁家的原因，只是怕眾人分操其事、互相割裂，使一代的治理與變亂、賢人與奸賊的事跡昏暗而不明罷了。」
他又說：「史書的難修這種說法是由來已久了呵！不是記事翔實而且富於文采，它的流傳是不會廣泛的。
這就是李翱、曾鞏所譏笑的魏晉以後，賢人與奸賊的事跡之所以昏暗不明，是由於沒有司馬遷、班固的文采的緣故啊。
但是在今天則以記事的翔實為更難，原因在於苟且馬虎的風氣由來已久了，喜歡和討厭隨心所欲，而抨擊和稱讚也就跟著來了，一個人的事跡，由三個人來撰寫，因而他的傳記也就各不相同了，更何況長達幾百年的歷史呢！言論可以歪曲附會來編造，事跡可以憑空想像來虛構，那些傳播言論和事跡的人，不一定都是走正道的君子；那些根據傳聞而加以記載的人，未必有辨別判斷的識見。
不去議論世事的得失、鑒別人物的優劣從而完整地看到他的外表和內裡，那麼我認為是事實但別人受它歪曲的例子是很多的了。
我小時候求學於某家，他家有明代的各朝實錄，我把它熟讀而詳記了。
長大後遊歷四方，到舊時官宦人家向老人們請求借讀前朝的書籍文稿，考察和詢問往事，廣及州縣方志和各傢俬撰的記載，無不在搜羅參考之列，但總的來說還是以實錄為宗旨。
因為實錄是直接記載事實和言論而沒有什麼增刪修飾的。
根據他所處的時代來考查他的事跡、核對他的言論，公平地考察這些言行，那麼這個人的生平始末詳情十分中能得到八九分了。
但是言論的發表或者另有緣故，事情的開端也許別有起因，而在它流傳的過程中可能又有變化，那就非得依據其他書的記載不能全部搞清了。
凡是實錄中難以求其詳情的，我用別的書作佐證；別的書歪曲失實的，我用從實錄中得到的材料加以判斷，雖然不敢說結論全部可信，但是非被人歪曲的事是很少的了。
過去人們對《宋史》已經嫌它繁瑣蕪雜，但我記述的將比它還要增加一倍，這不是我不知道簡約的可貴，而是恐怕後人力求廣博而不知應該有所剪裁，所以先走極端，使他們知道我所收取的還有可以刪減之處，而我所不取的都必定不是真實的事跡與言論，從而更加不可增益。」
明代建文帝一朝沒有實錄，野史於是有建文帝遜國出亡的說法，後人一大都相信。
萬斯同先生直截了當地判斷說：「紫禁城沒有水關，所以沒有從水關逃出的道理，鬼門也沒有這個地方。
《成祖實錄》記載：『建文帝合宮自一焚，皇上望見宮中煙火四起，急忙派遣太監前往救火，到那兒已經來不及，太監從火中搬出他的一屍一體，回來報告皇上。
』所謂太監，是成祖的太監，怎麼肯把建文帝皇后的一屍一體來欺騙他們的主子？而且清宮的時候，原先被建文帝所親信的宦官嬪妃逐個遭到毒刑拷問，如果沒有自一焚的確實根據，成祖怎麼肯不下大肆搜捕的命令呢？而且建文帝登上皇位的二三年內，削奪近親藩王的勢力，一點也沒有寬恕容忍，以至於燕王起兵攻佔京城，自己被迫自盡。
即使是逃亡，也是勢窮力盡，可以稱這為遜國嗎？」
從此《明史》裡關於建文帝的記載辦法就決定了。
在北京十幾年，士大夫們沒有一天不來請教，每個月參加兩三次講解學問的聚會，聽講者經常有幾十個人。
他對於前朝史書的體例融會貫通十分熟悉，指點陳述各史的優缺點，都說中要害之處，即使是劉知幾、鄭樵等史學家都比不上他。
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都有表，可《後漢書》、《三國誌》以下的史書都沒有，劉知幾說：「有表說不上有益處，無表也說不上有損失。」
萬斯同先生則說：「史書的有表，是為了貫通本紀、列傳記述的不足，有已寫入本紀、列傳再在表中加以記載的人物，也有沒有寫入本紀、列傳而因史事牽涉在表中加以記載的人物，表編成之後，本紀、列傳的文字就可以省略了，所以表在史書中不可廢除。
讀史書而不讀表，不是深入研究歷史的人。」
萬先生康熙四十一年逝世，享年六十。
他所著述的《歷代史表》六十卷、《紀元匯考》四卷、《廟製圖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都刻印行世。
又著有《周正匯考》八卷、《歷代宰輔匯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群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我都沒有見到。
乾隆初年，大學士張廷玉等奉詔令定稿刻印《明史》，用王鴻緒的《明史稿》為基礎而加以增刪，王鴻緒的《明史稿》一大半是由萬斯同先生編撰的。
（陳稼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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