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外文言文
曾鞏《唐論》原文及翻譯
【原文】
成、康１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
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
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
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效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
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
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效於三代。
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
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
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
太宗之為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
以租庸２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眾。
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一習一 於善行，離於末作。
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
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
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
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辟。
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
行之幾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
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
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
太宗之為政於天下，得失如此。
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
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
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遏極治之時也。
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
士之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
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
是亦士之生於時者之不幸也。
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跡，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選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曾鞏散文選集》，有刪改）
【注】１成、康：指周成王和周康王。
其統治之時被後人認為周之盛世。
２租庸：即租庸調，唐代賦役制度。
【譯文】
周成王、周康王死後，百姓見不到土古聖王那樣的太平盛世了，天下一天天地陷入混亂，一直到秦代，完全廢除了前代聖王沿用了數千年的法度。
天下群起攻秦，使它滅亡了，政權歸於漢室。
漢朝建立以來，更換了二十四位君主，西漢、東漢兩度擁有天下，相傳四百年。
但漢代大都沿用秦法，即使改變一些秦的成例，也多數是根據自己的意圖，而不是倣傚上古聖王的法度，有治理天下的志向。
有治理天下志向的君主只有文帝一天而已。
但文帝治理天下的才能不足，所以，儘管有仁愛的美名，而他在位時的法度，也不能與夏、商、週三代相仿。
東漢亡後，幾個強大的勢力集一團一 就把天下瓜分了。
晉朝與隋朝雖然統一了天下，但是統一不久就滅亡了，它們的政治措施就不值得評價了。
取代隋朝的是唐，前後更換了十八位君主，相傳三百年，它的國勢沒有比太宗時代更興盛的了。
太宗作為君主，能夠屈己意傾聽勸諫，用仁心愛護百姓，可以說是有治理天下的志向。
他定租庸征民賦役，置府兵保養軍隊，因政務設立官職，視才能委任官吏，用禮儀改良風俗，重農業勸導百姓。
賦役有規定的制度，兵農有安定的職業，官吏不掛空名，職事不會廢弛，人民習慣於行善，離棄了末作賤業。
使在上掌權的，政務切要而不繁難；向百姓徵取的，數量不多而易供一應。
百姓能切實務農，國家也不廢軍備；既保持了軍隊編制，又得到了農田利益。
大小政務都有專人負責，俸祿支出都實而不虛；人才都能得到錄用，治國的體制可以一派相承。
人們的廉恥觀念一夭比一天加深，國家的耕地面積一天比一天擴大。
用他的這套法令制度治理天下，天下就安寧太平；廢弛了，天下就危險混亂，可以說他有治理的才能。
實行這套法令制度幾年以後，糧食的價格賤到一斗米只要幾個錢，居家的人都有積蓄，出門的人也有餘財，人人都懂得自尊自愛，幾乎連刑法都廢置不用了，可以說他有治理天下的成效。
太宗雖然有治理天下的志向，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又有治理天下的成效，卻還不能與前代聖王相提並論，這是因為他的法度的施行，與前代聖王相比還有不完備的地方；禮樂的設施，田畝的制度，學校的教育，與前代聖王相比還有不完備的地方。
他親臨作戰陣地，戰必勝，攻必克，天下沒有人不認為他是勇武的，但這並不是前代聖王所崇尚的行為；四方萬里之外的異族，古代未及推行政教的地方，沒有不順服的，天下沒有人不認為他是強盛的，但這並不是前代聖王所追求的。
太宗治理天下，得失就是這樣。
從唐堯、唐舜的治世，經歷五百餘年才有商湯的治世；從商湯的治世，經歷五百餘年才有周文王、周武王的治世；從周文王、周武王的治世，又經歷了一千多年才遇到太宗做國君。
太宗有治理天下的志向，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又有治理天下的成效，但又因為他不夠完善，不能與前代聖王並論而稱為極治之時。
這樣看來，生活在周文王、周武王之前的人，大致相隔五百年遇到一次太平盛世；生活在周文王、周武王之後的人，經歷一千多年也沒有遇到極盛之世。
不只是生在這個時代的平民百姓是不幸的。
生在周文王、周武王之後的士人，一千多年來，即使像孔子這樣的聖人、孟軻這樣的賢人，也遇不著君主的賞識。
即使太宗做他們的國君，他們也不一定可以得志於那個時代。
這也是生在那個時代的士人的不幸。
所以論述唐太宗是非得失的原委，不僅做國君的人可以參考，士人中有志於先王之道，而又想為朝廷服務的人，也可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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